杨恒均:能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的法治才是真法治/今天,你改革了吗?
作者:李勉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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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的法治才是真法治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国内读者要求我写一篇短文解读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我觉得这个博文不好写,轻描淡写的话讲不清楚,你还是不懂;说重了,可能会被“法治”掉,你根本看不到。我想这样吧,请大家回头顺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往回走一次:为什么要搞“法治”?很简单,贪污腐败很流行,以权谋私很普遍,违法乱纪很猖狂,社会不公很严重,而根据世界各国现有的经验来看,只有建立法治体系,限制权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避免充斥这种现象的国家滑向不归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说的那些乱象?因为过去十几年的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改革,“无形的手”我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权力之手却无处不在,资本被权贵垄断,最后经济是发展了,可权力、人格尊严和道德都成了商品…… 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市场经济、鼓励私营企业呢?答案也很简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批判了“两个凡是”,打开国门做生意,解放思想,但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贪污腐败尤其是“官倒”,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最终出现1989年的政治风波。如果小平之后不“南巡”,当局不改弦易辙,不搞市场经济,中国就更无出路。 接下来我们快要回到原点了,可以继续问:那为啥要批判“两个凡是”,要搞改革开放呢?嗯,如果不搞,只有两种可能,要就是你生活在北朝鲜那样的地方,要就是中国已经像苏联东欧一样早解体了。执政的中共不愿意后者发生,前者是老百姓不想看到的。 现在站在我们回去的原点望向“未来”,不难发现,中共一直在“摸石头过河”,被问题倒逼着一步一步“深化改革”。每一次改革发生之前,都伴随严重的争论,如八十年代围绕“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斗争,九十年代“姓资姓社”以及“私营经济”的争论,还有几年前发生的改革是否走对了的大辩论。那么,贯穿每一次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到什么程度。每次改革措施几乎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从土地承包、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等等,而是“照搬”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已经运行多年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而每一次改革中都保持不变的就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成了所有中国特色中真正具有实质内容的最大中国特色。 邓小平时代,无论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是“姓资姓社”的争论,最后都会被老人家“一锤定音”:只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都是社会主义。但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再无此“魄力”,例如九十年代末期出现的对私营经济成分的争论,就让当局有些不知所措。 而“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第一次试图对自身做一些调整,是要以改革共产党自身来适应新的形势,而不是要求整个国家与社会随着党的意志起舞。“三个代表”发挥了多大作用,见仁见智,今天不讨论。单从之后十几年的情况看,情况也是复杂的:经济大发展,中国崛起了,但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道德滑坡、社会不稳也越来越严重…… 问题出在哪里?左派说,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等等都削弱了党的绝对领导,搞错了;右派说,思想解放、对外开放肯定没错,因为世界上只剩下北朝鲜等一两个国家还拒绝这样做;市场经济更没有问题,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而少数坚持计划经济的,几乎都是穷得揭不开锅的;至于私营经济吧,如果说错,只能说少了而不是多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私营经济成分相对较少的一个大国……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共产党领导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允许私营企业,这没有错,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果我们看看每一次改革都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中途不得不半途而废或者被利益集团劫持的现实,就不难明白:从始至终没有解决权力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年的改革,照搬了人家的诸多先进经验,唯一没有吸取的就是没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早在这届政府上台之前,我就断言,要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首先得解决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贪污腐败不是市场经济与思想解放的结果,而是官员们剥夺民众自由,不受群众监督所致;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不是因为资本家太贪婪,而是利益集团依仗公权力肆无忌惮造成的;社会不稳不是民众不遵纪守法,而是一些党员与领导干部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拥有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处理好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任何改革都不会走得太远。不解决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任何改革,无论多么好听,最终都无一例外地会制造出更大、更多的问题。 历史上从来没有共产党带领国家搞市场经济,发展私营经济,搞法治、自由和民主的,但中国共产党正在做。据说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政治学教授还找不到理论来说明中国,但这都不是问题,只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就可以了。实事求是地说,中共领导的经济建设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限制权力,在遏制自身腐败上,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就拿刚刚公布的四中全会来说,“法治”提出毕竟进了一步,大快人心,但不能掩盖外界包括中国民众对这种“法治”挥之不去的疑虑:四中全会的“法治”是否能处理好“法大”还是“党大”的问题?我们受到各级官员的欺负后真能到他们领导的法院里讨回公道?是否多年后,如今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法治”也像当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带来不少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多长的生命,多少的耐心在探索新的道路上蹉跎岁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公平,依法保护自己的各项权利,这无疑是中国人百年所追求的“法治梦”。中国不是没有宪法,也不是没有法律,甚至从“法制”到“法治”也讲了几十年,但普通民众几乎都清楚,各地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都可能影响甚至决定法院的判决;普通村民同一个村官打官司都胜算不大,因为你讲法他却代表了“党”;我们还知道,辛辛苦苦写了一篇文章转眼之间不知道哪去了,某位身处高位的腐败官员轻轻一个招呼就可以让你维系了多年的博客一夜之间消失…… 相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来说,“法治”建设是几乎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都不应该置身事外。能够限制官员权力,保护民众权利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对于四种全会提出的“法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检验它是否能够维护公正、公平,能够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能够保护每个人的各项权利不再被侵犯的标准。 2014年10月30日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现在有一个现象令人忧虑。我简单写出来同网友探讨,也希望北京看到后能重视。过去多年的改革,尤其是新一届执政团队上来后,反腐抓贪力度不可谓不大;深化改革的各种方案不可谓不多;从媒体与互联网上看,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与期望值不可谓不高,可当我深入普通人之中时却发现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反腐、改革甚至刚刚提出的“法治”都“事不关己”,或者说,他们不认为这些措施同自己的生活、工作有多大关系。改革很火,但人民群众更多地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隔岸观火,而不是“参与者”。 这种现象令人不解,也让人担忧。习近平上来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改革与民众关系上,他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果实。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改革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参与支持,改革如同无水之舟、无土之木。 拿反腐来说吧,我一个朋友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习总上台后,他每天都看手机上的“网易新闻客户端”,他说,看到有贪官落马的消息,他就开心,但也有忧愁:怎么这么多贪官啊?可一旦某一天看不到有贪官落马的新闻,他就更忧愁了:难道他们不抓了?他说这样搞下去,他迟早会得忧郁症的。他担心如果中央突然停止反腐,他肯定会得忧郁症。我说,一直这样抓,抓没有了,你不就看不到了,怎么会得忧郁症呢?他说,别逗了,你真相信能抓完贪官?别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拿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说,贪官什么时候是越抓越少的?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典型,支持中央反腐,但却在骨子里并不相信这种反腐会有根本的改变。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无力感。九月份我到湖南考察后,在《卖鹅蛋的婆婆哪去了》博文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家对习总这届领导人反腐都抱着期待,但他们内心深处却几乎都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反腐,在现阶段都很难触动到干部队伍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广大的基层。因此中央和省级的反腐虽然轰轰烈烈,但同底层民众的生活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还有距离!反腐如此,改革何尝不是这样!回头想一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伊始,实践检验真理了,于是农民立马可以养鸡养鸭;思想解放了,“傻子”马上可以去摆摊卖瓜子,成“万元户”了;否定“两个凡是”了,土地忽然就可以承包了,剩余的粮食可以卖钱了;“科学的春天”一宣布,高考恢复了,我们这些乡镇地区的孩子也可以靠勤学而不是后门跳农门,堂而皇之地进国务院和国企了;改革渗透到百姓的柴米油盐之中,政府每天在改革,民众每天也在改革……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改革步伐并没那么大,但每一步几乎都能让普通民众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改革的共识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如今这些年里,改革的调门还是那样高,出笼的改革措施也越来越深,甚至连“民主、自由和法治”都弄出来了,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啊,但为什么却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改革有了“距离感”,感到无力呢?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我只简单提几点供大家谈论: 第一,没有解决权力来源与权力结构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没有能够实现习总提出来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结果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本身是改革的产物,也从改革得益良多,而且也支持改革,只不过权力没有被限制,各种利益集团几乎都能把改革的成果劫持走。一方面,改革的好处越来越集中体现在少数人身上,而广大民众,却不得不“平摊”改革的风险。这个已经讨论过多次,我今天不说了。 第二,改革措施都不错,口号也很美,但很多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或者出了中南海,到了下面就变样,被搁置被阉割了。例如,最近出台的中国特色的法治改革,给人带来很大的期望,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特色的法治”真能限制住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欺负、侵犯民众,因为执行法治的是他们,监督执行法治的也是他们啊。于是,一边是法治建设宣传轰轰烈烈,一边是被冤杀的青年含冤十八年竟然无法立案重审,这种事并不少见。对利益集团与官员有利的改革,他们就起劲推动,对民众有利的,他们就怠工。对于不是民众选举产生而是上面任命的官员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第三点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民众缺乏“参与感”。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各种在北京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敲定的,很多时候大家眼睛都只能盯着大会堂,等会议结果,看会议决议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让很多民众包括知识分子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改革是他们的事,而不是我们的。反腐也是他们的事,而和我们无关——不但无关,而且,你去反腐,可能就出大事了。 任何国家政策与改革措施,如果没有经过广泛的舆论讨论,就这样被与会者或者高参突然推出,民众怎么会有“参与感”呢?没有参与,又怎么能够成为改革的动力?更不用说会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了。 中国的改革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是被民愿与民怨“倒逼”着向前的走的,互联网时代就更加明显了,但我们一些人恰恰要刻意去掉民众“倒逼”的成分。明明是民众希望废除“劳教”,最终也以网络为主真推动废除了,可那些推动的人反而差一点被送去劳教。被民众举报的贪官污吏被抓了,但他们造成的冤假错案却迟迟得不到纠正,甚至举报贪官的人还身陷囹圄。中国网民关心、呼吁、支持改革的为多,不少网民的意见也被中央采纳了,可一些人却总觉得网民不顺眼,三天两头对付他们,要整治中国民众目前最大的参与改革与反腐的平台…… 对改革缺乏监督,对反贪缺乏监督,是造成民众对改革与反贪有“距离感”的最重要原因。当民众看到新闻报道贪官家里搜出上亿现金的时候,当局绝对不能满足于“打老虎”的成果,而应该向民众交代:这些钱没收后干什么去了?能不能直接用来扶贫,资助无钱上学的孩子?那个贪官污吏怎么可以弄到这么一大笔现金?难道没有监督,没有制衡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如果这些解释不清楚或者根本不去解释,你让民众如何不同你保持距离?谁又能让他们相信,你的家里不也藏了两个亿,甚至更多的赃款?! 要落实“让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这句话,必须让民众切实参与到各项改革之中。而最好的参与就是能够监督反腐,监督改革,监督法治,监督政府与执政党。这样,政府和执政党的改革,也成了民众自己的改革。而权力不能在阳光下运行,缺乏了民众的监督,任何改革都“如同无水之舟、无土之木”,都注定会失败。 201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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