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忆子明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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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忆子明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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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忆子明 子明走了。 与子明相处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988年，子明的团队带资进驻了当时社科院系统的唯一报纸《经济学周报》，将报纸办得风生水起，形成了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的局面。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中国存在出现动乱的危险，需要通过推进改革来避免动乱。历史的教训是，改革失败导致革命，我们应努力避免革命。今天，报纸可以在图书馆中查到。重读这些白纸黑字的历史，使人不能不佩服子明及其朋友们的眼光和洞察力。 1989年初，我曾在讨论民族文化建设问题时将自己一篇题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的文稿给子明看，文中主张在将共产主义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化的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信仰与古代传统文化一道，作为重建民族文化的基础。他读后对我说，理论上同意我的看法，但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逆反心理太重，运作上难度太大。在当时，“逆反心理太重”确实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尤其是知识界的氛围。在当时，能够“理论上同意”我的人，子明之外，能有几人？ 那年初，子明多次在会议上和与朋友交谈中谈到：今年有可能出现学潮。他对历史上的学潮进行过研究，结论是学潮持续时间一般为20天。学潮是情绪化的，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努力应是理性的，长期的。因此，如果出现学潮，我们的方针是“不交叉”，平行推进。 那年3月，子明完成了作为内部工作文件的《时局与任务》一文。文中谈到：无论是新生的民主力量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还是现存的政治权威被群众运动席卷而去，对于中国人民都是悲剧。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争取“奇迹”的出现，争取避免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剧。 那年4月23日，一些知识分子在位于双泉堡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会议室开会，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任务。子明在发言中说：“能不能加速完成上层文化的重建，能不能加速完成你这个知识界的这种组织化过程，能不能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磨合，能不能加速你从一般百姓的不满、牢骚中超逸，超脱出来，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而不是跟着感觉走，跟着老百姓一起的感觉走，我认为这是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先进分子所面临的时代性任务。”这次会议的录音后来落入安全当局的手中。这段话1991年曾在法庭上播放，被断章取义地作为子明的“罪证”。 会后吃饭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远志明（后来在美国完成神学院的学习，成为美国西海岸著名的牧师）拿着一份“倡议书”征求签名。当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子明对他说：“专家就算了，专家就算了。”于是，他就转向下一个人。以我的性格，如果不是陈出面阻拦，我是不会拒绝的。陈进行阻拦，是不希望因我卷入政治旋涡而使我们在为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毁于一旦。这些进展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为此，我们曾经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当时未曾预料到的是，事态的发展最终走向了最坏的局面，我们在专业化服务方面的努力，最终还是毁于一旦。 那年5月1日，子明在香山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写作提纲，落实写作任务。子明在会上说：“学生已经撑起了房顶，我们需要抓紧时间砌墙，争取当房顶重新落下的时候，可以巩固住一些成果”。会上决定，组织8篇文章，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主题，写8篇文章。4篇是研究背景回顾与综述，4篇是对策和建议。利用一期《经济学周报》的8个版面，一版一篇，同时推出。当时已经估计到《经济学周报》可能被查封，工作的目标是争取在报纸被查封前将8篇文章推出。 大约在5月15日或16日，在研究所的所务会议上，就是否介入学潮发生激烈争论。一些人反对介入，而子明是主张介入的。“介入后会怎样？”对此，我是一头雾水。之后，子明在蓟门饭店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我忽然发现，蓟门饭店一下子成为对学潮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地方。那时，我由衷地被子明的组织才能所折服。 在5月21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刊登了题为《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第5天是5月17日）的评论员文章。文中写道：“必须理解，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但目前学者站出来讲理的很少，专家还拿不出方案来，这样很难使社会得到实际推进。……近几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引起民众情绪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愤者。激愤情绪的发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为。这就给一些没落社会势力以可乘之机，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掷，从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这是大学生和知识界必须警惕的。因此，大学生应坚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灵活的态度，迅速结束绝食，打开僵持局面。形势危机！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文中提到“学者”要“讲道理”，“专家”要“拿方案”。这确实是当时的基本想法。 这篇文章是17日发排的。当时，报纸是铅字排版，有几天的印刷出版周期。虽然21日刊出，却是17日定稿。 5月25日，子明为《经济学周报》撰写了题为《妥协是解决当代政治冲突的途径》的社论。按计划，这篇社论应在6月初的报纸刊出。由于局势变化，这篇主张妥协的社论未能正式见报。 大约5月26日，在雅园宾馆的一次会上，子明说：“要给政府出路，不能把别人往墙角逼。把别人往墙角逼的做法是愚蠢的。”他谈到，知识界虽然在消化人类现代思想方面有优势，在青年中有影响，但他们缺乏实际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政治运作的经验。相反，以留苏同学为主体的技术官僚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知识界应争取与技术官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当时，他的兴奋点仍然是“写文章”，仍然是希望在《经济学周报》被查封之前，把“文章”写好刊出。 为了劝说学生在绝食期间与政府达成妥协，为了劝学生在戒严之后离开广场，子明进行了许多努力，使包括王丹、刘刚在内的许多学生接受了妥协的想法。从5月27日开始，按照子明的意见，王丹、刘刚、杨涛、张伦、刘卫国（老木）陆续被安排到我位于远郊区昌平的家中暂住。因此，3日晚他们都不在广场上。 6月5日晚上，我与王军涛，子明、小毕、费远5人在位于中央财经大学内的费远家中碰面。在这次碰面中，明确了“宁可坐牢，也不流亡”的基本方针。子明说：“我们分头读一段书”。当时约定一个月之内不再联络，一个月后再开始联络。 1990年春，子明于在秦城监狱中完成了20多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对1978到1989的十年改革历程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1991年初，我有幸成为朋友圈中此书的第一位读者。当时，子明的辩护律师高晓峰将这篇著作的手稿从秦城监狱中带出。他没有时间阅读这样长的材料，也无法判断是否应将这份手稿作为辩护材料的附件提交法院。于是，他让我来阅读和把握。我连夜读后，告诉晓峰：要提交，此文对本案的审理有利。 今天，由于权、钱对学术的侵蚀，学术垃圾被夜以继日地高效生产着。如果你发现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中全部是废话，如果你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你感到眼睛为之一亮的亮点，完全不必感到惊奇。这不是中国学术界的偶然现象，而是常态。我多次与朋友们谈到自己读《十年改革反思》时的感受：思想的火花接二连三，让人目不暇接。 90年代初期，中国环保事业的先驱之一廖晓义女士曾经对我谈起：她注意到，子明是中国最早关注环境问题的学者之一。 1991年年2月14日是那年的除夕日，是子明一审被判13年之后的第2天，子明的父母和妻子王之虹到秦城监狱看望子明。他对父母讲，你们可以将我的服刑视为出国读书深造。倘若出国，多年都难得见面，在监狱中，数月还可以见一面。如果出国，若干年后自然会带回一笔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你们可以相信，当有一天我从监狱中出来时，也会带著我的丰硕的学习和研究的成果。23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成果。 1994年，子明有机会去美国。但是，他坚决拒绝出国。他的家人希望他出国，当局也希望他出国。同时受托于陈的家人和当局，我曾经与子明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一道给他写信，劝他出国。但是，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劝说。最终，他将13年牢坐满。出狱后，又渡过了4年剥权期。 2007年1月28日，朋友们聚会庆祝子明夫妇银婚。那天，郑也夫教授非常感慨地讲：“子明受了那么多罪，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你在子明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怨气，看不到一点儿仇恨，简直是不可思议。”也夫的感受是准确的，也是我的感受，也是许多人的感受。 2013年6月21日，在天则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上，子明在谈到“毛派”时说：关于“后毛”，我举我的朋友谢小庆为例。他在1988年以前，80年代中期，经常与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将毛泽东的学说改造成一种宗教——毛教。他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几十年了。毛泽东在文革中讲过五七道路，亦工亦农，这都是后现代的。所以毛泽东完全有资格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我在自己的博客转帖了他的这次谈话，并评论说：“子明给小庆贴了一个‘后毛’的标签。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禅宗说，开口即错；哈耶克说，毒化的语言，维特根施坦说，离开应用，语言没有意义。对小庆的主要思想倾向，很难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子明看到我的评论后，发信问我，是否可以转载我的评论，我答复说当然可以。于是，他在自己的博客转载了。 2013年8月20日，子明整理了其6月21日的谈话，以《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谱》为题正式发表。文章的结语中说：“正如左派从整体上说不是宪政民主派的敌人，毛派从整体上说也不是宪政民主派的敌人。只要支持宪政民主，喜欢不喜欢毛，纯属个人爱好；对于毛应当几几开，历史学家们可以永远争论下去。不论是前毛、后毛、中毛、左毛、右毛……都还不是一个固化的人群、派别、政党。严格地说，它们都是一些思想因子。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几种毛派思想因子。非毛、反毛派阵营有些人的头脑中，同样可能潜伏着毛派思想因子。”在子明赠送我的12卷本文集的扉页上的写着：“念兹在兹的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从四分之一世纪走向半个世纪的兄弟情谊。谢小庆兄惠存。”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审辩式思维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强大资源。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审辩式思维不仅是持续钻研的动力，更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几乎所有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学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审辩式思维。这是我近来的主要的关注点。我看到，由于过人的天赋，由于特殊的生活境遇，子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审辩式思维的楷模。 迄今，子明公开发表的文字在500万字以上。浏览子明的文字不难发现，在他的文字中，没有私怨，没有仇恨，不论是对庙堂诸公，对长年打交道的公安、国保人员，还是对与自己具有不同价值偏好的人，他都是与人为善，从不像鲁迅那样“不惮以最恶的恶意去揣测他人的动机”。他的言说，与今天网上网下那些开口脑残闭口沙比的左右派好汉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毒害我们的心灵”。1989年夏，这句口号曾在广场上广泛流传，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子明，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数百万文字，诠释了这个口号。的确，他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201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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