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杨白劳的故事
作者：永远的白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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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演杨白劳的故事
作者：永远的白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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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演杨白劳的故事 （一）任务敲定三天完成 1970年12月，我被调到四师文艺演出队。本来我是调到师蓝球队的，当时的宣传科孙副科长知道我会作曲，便把我扒拉到演出队。来到演出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排舞剧《白毛女》。 当时排演样板戏可谓一时的风尚，各个团使尽浑身解数，纷纷排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来。你排《红灯记》，我演《沙家浜》，他唱《智取威虎山》，有的团还排演了《海港》、《奇袭白虎团》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互相比着干。一时间热火朝天，热闹非凡。 当时，演样板戏可是个政治任务，作为刚刚成立的师演出队来说，这也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项。演出队第一个会议就是研究演哪个样板戏。要说现代京剧，各个团都演了个臭够，唱腔是个人都能喊出两嗓子，没什么新鲜的了。想来想去，在八个样板戏中只有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无人敢问津。这两个剧难度实在太大了。跳芭蕾，用脚尖的功夫，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照量得了的。当时，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斜劲儿，有人提出竟要拍舞剧《白毛女》第一场，而且，赞同者占大多数。 宣传科领导很高兴：“好！就演《白毛女》！这才是咱们师演出队的水平嘛。你们抓紧排练，过几天师里要开政工会，争取会上演出。” 霍！好家伙！听起来就像天上掉馅饼那么容易。算起来，距召开政工会还有三天半的时间，能行吗？再说一没有剧本，二没有总谱，三没有服装。怎么排啊？想到这些具体问题，刚刚还是热情高涨的我们，顿时像霜打的茄子——蔫儿了。吴科长看到我们面带难色，就开始了政治思想工作。不外乎是：“兵团战士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哪怕是激流险滩也要......”于是乎，就是刀山这回也得上了。谁让我们是兵团战士呢！ 当晚，演出队召开了简单的誓师会。各组纷纷表态，一场“战斗”就此打响了。 宣传科从电影队调来8.75的放映机和影片，在小礼堂一遍又一遍地放映。导演记舞台调度，乐队记乐谱，演员记动作，道具组记服装等等，各个忙得是不亦乐乎。是夜，又派孙世俊等人乘火车去哈尔滨去买服装和芭蕾舞鞋。 我本来是乐队的，正在抄乐谱。负责演出的老范走了进来。（范国栋，剧作家，师创作组组长。电影《北大荒人》执笔，后任北大荒文工团团长，殁于任上） “你演杨白劳怎么样”？老范对我说。 “我？......我行吗？......”虽然，我在团里也参加过一些舞蹈节目，由于自己个儿高块儿头大，群舞混在里面还行，可让自己单独顶个角，还真没敢想。 老范看出我的犹豫，鼓励说：“杨白劳是个正面人物，需要高大的形象。你的舞蹈基础不错，再说队里也没有其他人了......"在老范的鼓励下，又看到大伙儿热情那么高，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虽说，杨白劳的戏份不多，但也是够难的。就拿刚出场的那几个连续“偏身转”，就转得我直发蒙。可一看到“喜儿”和跳群舞但几个女同胞，穿着芭蕾舞鞋跳的脚趾头都磨出了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还能说什么呢！ 师政工会如期召开，我们的《白毛女》也传奇般的上演了。这一场大家都十分认真，十分卖力气。扮演“喜儿”的李丽荣更是投入，看到到我被黄世仁打死在地上，声泪俱下地扑在我的身前。在“霎时间天昏地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惨”的悲沧凄凉的歌声中，由于她过分投入，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两只拳头重重地杵在我的肚子上，疼得我直咬牙。好在我还挺坚强，在台上没敢吭出声来。 事后，师领导表扬了我们，说我们精神面貌好，演的也好。不过也有人悄悄地议论：“杨白劳有点太高了，像一棵高大的白杨树......”
当时的演出条件是够艰苦的。一般的团部都没有大礼堂或俱乐部，更不用说连队了。有时在大食堂，有时在场院，有时在工地。什么场合都演。正值数九寒冬的季节，演员穿着薄如蝉翼的绸纱演出服装，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却没有一个人叫苦。 一天，我们来到农大的一个连队。演出地点是一个大食堂兼会议室。室内的一侧有一个约有30公分高的土台子，台底下实际是一个土法上马的小砖窑，一边烧砖一边取暖。小舞台的两侧各有一个门连着连部办公室，权当后台。食堂大厅内架起的铁皮炉子烧的通红，不时地冒着青烟。一进到这里就感到暖融融的，这对于长期在外面冰天雪地里露天演出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也许是进入温暖的环境心情放松的缘故，或许是多日连续演出产生的疲沓，这场演出出的纰漏也最多。 首先，我一出场就把红头绳给丢了。到了给喜儿扎红头绳时才发现。 其次，我在反抗黄世仁的时候用力过大，加上舞台又小，我一扁担把黄世仁拨拉到台下去了。顿时观众们一阵哄笑。黄世仁激怒了，爬上台来显得更加“疯狂”了。 更严重的失误是在“杨白劳”死后，我被“乡亲们”抬到后台。我一把拽下用棉花粘的胡子，开始卸妆。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催促声：“快上啊！快上啊！.....”我回头一看，只见扮演穆仁智的范元恒手拿着黑色的瓜皮帽在扇风，口里还喘着粗气。 “快上啊！没完呢，你咋下来了”？！ “穆仁智”这时才醒过梦来，急忙扣上瓜皮帽就往台上冲。可惜已经晚了。 原来，剧中“杨白劳”的死，激怒了众乡亲。大家奋起痛打黄世仁和穆仁智，穆仁智向前翻了两个前滚翻，不慎头撞在了舞台一侧的灶门上。帽子掉了，人也懵了，捡起帽子便仓皇逃下。 这下坏了。按剧情要求，穆仁智爬起来朝天“叭叭”开两枪，群众一愣，狗腿子乘机将喜儿抢走。舞剧的动作是受音乐限制的，在音乐中规定动作必须完成。“叭叭”两枪是起下段音乐的信号，这下穆仁智跑了，没人打那两枪。乐队无法向下进行，只好在长音上不断地延续。 台上，喜儿抓住蹲在地上的小狗腿子的手，还金鸡独立地僵持在那里。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来抢。于是，喜儿和小狗腿子使了个眼色，拉着小狗腿子一块儿“私奔”了。这下可不得了啦，喜儿怎么能和阶级敌人跑了呢？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啊，难怪老范急的眼珠子直往眼镜片外面凸。 那年月，演革命样板戏非常严肃认真，要求不能走样。就连选李玉和也要和电影原版一样，腮帮子要有两块疙瘩肉。恒山煤矿演《智取威虎山》，就因为杨子荣两枪没响，座山雕一枪就响了。观众不干了，把演“杨子荣”的演员以“丑化英雄人物”罪名给游街了。 出了这样的错误，老范来不及批评大家。匆忙中做了重演的决定，安排了几句，就急忙走上台去。 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做重新演出的准备。我在化妆时，隐约听到从台前传来的老范的声音：“革命的战友们，由于我们的思想不过硬，艺术水平不高，缺乏严格的要求，因此......”戏开始重演了，我在观众面前又重新“活”了一回。后来的演出非常成功。演出完后，不少人涌到台上来，夸我们演得好，对艺术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作风等等。 不过，事后我们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查。
（三）雪地上的白毛女 1972年3、4月份，珍宝岛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中苏的关系依然还很紧张。乌苏里江边还驻扎着不少部队，还有我们兵团的值班部队也在前沿，没有撤回来。我们接到了师部的命令，让师演出队到前沿阵地去做慰问演出。 听说要到五林洞前线去演出，大家都十分高兴和激动。一路上，望着被白雪覆盖着的茫茫荒原，路边亭亭玉立的白桦，鲜红似火的枫叶；大客车里歌声笑语不断，早已忘记了五个多小时路程里的颠簸和疲劳。 来到五林洞某部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天空开始飘落雪花。演出地点是靠近山边的一个演兵场，没有舞台，只有一个硕大的帆布立起来的一个屏风，用来遮挡幕后。 部队战士们全副武装列队在雪地上一排排盘坐在雪地上，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拉歌比赛。粗犷有力的歌声此起彼伏，震荡着整个山林，响彻在浩浩长空......雪渐渐地大了。部队首长见我们的演出服是如此的单薄，坚持让我们在演出服里面套上秋衣。为了演出效果，我们拒绝了。战士们为了保卫国家不怕流血牺牲，我们挨点冻怕什么？我们一定要让战士们看到“原版”的《白毛女》。首长的眼睛湿润了，脱下自己的皮大衣披在演员的身上。不少战士见此状也纷纷把自己的皮大衣送到了后台。 大自然好像专门为我们设置的场景，鹅毛般的雪花飘落在我的身上。我忘记了自己在演戏，仿佛我就是那个风雪中躲债归来的杨白劳。 雪越下越大，整个山林也隐藏在灰蒙蒙的雪雾之中。乐器上也积满了雪，声音也开始“呜咽”了。喜儿的红绸衣依然在风雪中旋转着；战士们一声不响、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看我们演出，就像堆起来的一墩墩排列整齐的雪人。 战士们的士气感染着演员，演员的精神鼓舞着战士。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神圣的世界里，灵魂在接受着一次洗礼。纯情的火花在迸发、在燃烧......演出结束了，旷野里长久地回荡着“向兵团战友学习”！“向解放军战友致敬”的口号声。我们和战士们互相喊着，眼里饱含着激动的热泪。 第二天，我们到前沿哨所去演出。途中经过一条小河，刚刚开化的冰水从山上流下。河面上只铺了两根原木，上面结满了冰凌。一个男演员走过滑了一下，险些落入水中。几个女演员见状有点害怕，不敢过了。这时，只见护送我们的两个战士，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把自己的军大衣铺在“桥”面上，让我们踩着过去。此时，一切语言都失去了效应，只有一股咸涩的热流涌淌下来......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五林洞演出的场景依然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永生难忘！北大荒的风雪培养了不少文艺人才。当年的“喜儿”李丽荣去了法国；当年的“狗腿子”徐林强在美国百老汇歌剧院，是著名的男高音。当年的“大春儿”在省艺校当舞蹈教师；当年的“黄世仁”成了著名的编剧；还有一些“群众”宫晓东等也成了著名导演、制片、专业演员、编辑等。 时光不会倒转，此生再也不会有当年的那种场面了。就是那时演《白毛女》的人员也很难聚齐了。感叹之余，我还是坚定地相信：无论过了多少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她）们也一定不会忘记那一桩桩、一幕幕令人回味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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