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刻意回避真实的史实——读《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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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刻意回避真实的史实——读《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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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刻意回避真实的史实 ——读《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以后，各种反响都有，不足为奇。我在上篇《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知青大返城——与朋友的通信》一文中特意指出，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里，如此大规模地讲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实事是第一次。应该说是一个突破。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短短两天里有上万人阅读。 2014年8月29日我的北京好友特意发来短消息，告知在《共识网》历史·现代栏目上有一篇《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的文章，（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29112210.html）（因为文章较长，这里就不专门转载了） 《共识网》在介绍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转折,仍然在边疆、农村的近千万名知识青年们,不安地躁动着,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知青返城风,当年生产建设兵团的数十万名知青首当其冲。云南国营农场,更是在这场牵动城乡亿万老百姓的返城风潮中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作者刘益飞自我介绍—— 看昨晚《邓小平》中关于当年云南兵团知青作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源头的两集，作为当年的云南知青、兵团主管知青工作的青年处干事，感慨万千!1991年，我在《青春无悔》中第一次以纪实文学方式披露大返城史实，引起轰动效应，被国内外媒体转载。也算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的事! 没有看过刘益飞1991年出版的《青春无悔》一书。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是1989年《海南纪实》刊出张力甫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这时距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发生已经有十年了。文章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真相。 全书记载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过程的：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中国国际实业家出版社）、刘晓航《我要回家》（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全书有专门的章节记载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过程的：赵凡《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建中《回眸、思考、述评》（国际文化出版社）、丁晓禾《尘劫----知青畅想曲》（中共党史出版社）、王增如、李向东《中国1968上山下乡》（解放军出版社）、杜鸿林《魂断梦醒----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实》（宁波出版社）、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和法国人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等。 媒体上发表的主要作品：皮皮鲁：《红土热血：难以醒来的梦境》（刊于重庆《时代信报》）、《热血冷眼向北方----专访云南知识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刊于《重庆晚报》）、陈与：《1979年2万重庆支边知青胜利大逃亡》（刊于《男人周刊》）、卓人政：《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刊于云南《生活新报》）、张卫：《“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刊于《南方周末》）等。 电视媒体上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报道有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见证历史》----《回城》（2006年12月26日）；香港凤凰卫视的《红尘滚滚》；上海电视台《纪实》栏目上播放了《我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等。 还有在知青主办的刊物、网站和博客上大量的回忆文章。 看了刘益飞的《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这篇文章，我感到作者“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的事”需要打一点折扣了。 为什么？ 作者可以回避了一段真实的史实。 研究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的时候，究竟是女知青之死是事件爆发的起因还是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信是事件的起因？ 在刘益飞的文章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女知青死亡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起因。只字不谈及当时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给邓小平的信。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不知作者的是何意图？ 为此，我特意向大家介绍一个博客《橄榄坝老波涛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506436173）署名“老波涛”的朋友时当年的亲历者。他的博客里有一篇《她因爱情长眠在边陲》的文章，共计9篇。详细讲述了上海女知青瞿林仙死于医疗事故的过程。亲历者明确记载瞿林仙死亡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2日。 作者指出：“该事件的发生是与云南农垦系统广大知青压制在心头多年的积怨也是事实，爆发了西双版纳知青汇集景洪县游行、写大字报、罢工、绝食、卧轨、去北京上访，早已在酝酿中，本案发生实属巧合，不是诱因，但是，在广大知青中启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们版纳知青返城运动中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震憾力。” 在刘晓航教授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记载的是1978年11月11日。（有的书上说女知青叫徐玲先，有的是叫瞿林仙）刘晓航在书中写道：（第216页）“早在橄榄坝事件未发生以前，10月初在景洪农场的十分场知青中已经在酝酿一场谋划已久的知青返城运动。……11月下旬，当州委与农垦分局焦头烂额地处理橄榄坝事件时，来自版纳垦区八大农场的知青代表就在州委眼皮底下秘密召开了第一次知青代表联席会议，确定了返城运动的大政方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一场即将席卷版纳垦区进而影响全国的大风暴正在形成，而这场返城请愿运动的领头人，是一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也讲到了知青写信给他的事实。那么，丁惠民给邓小平写的公开信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丁惠民在回城以后写了一篇《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中回忆是1978年10月16日。 很清楚，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信是在女知青死亡事件之前。刘晓航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描述的（见第226页）：丁惠民在1978年的9月就开始萌发给邓小平写信的念头，并且与同在一个学校的几位知青朋友商量（包括北京知青钟阿城）。在信起草以后，他与上海知青胡建国一起商量，反复推敲后完成了这封信。信，肯定是丁惠民写的。 无论是女知青之死，还是丁惠民写信，它发生在难忘的1978年，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到了总爆发的时刻，也是导致知青大返城的重要“导火线”。一位知青死了，一位知青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告状。在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当时的各级领导的麻木、无知，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采取措施的迟钝、无能等等，加速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脚步，局面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整个事件的起因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一个累积的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 应当看到，在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以后，将近十年，在我们的一些公开的媒体上是没有记载的。以后陆续有了一些记载，也算是一种突破。可能各位专家学者在记录和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或者在有关的资料的查阅上存在一些差错，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这个时间上的差异，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起因研究和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起因，避而不谈，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最初的事态，竟是从一位女知识青年的死亡开始的。”这样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为此，刘益飞在文章里把女知青的死提前了三个月，说是发生在1978年8月。这样的错误目的何在呢？是不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情的发生才是引起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原因呢？在当事人还都活着的时候，这样“玩弄”历史事实是很不应该的。 在“昆明——重庆——北京”一节里，作者讲述了云南知青北上请愿是“终于，在死去的女知青的追悼会开过不久，以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为主体的百余人的队伍，打着‘云南农场知青赴京汇报团’的旗帜，沿昆洛公路北上了。” 最终闹到知青决定北上请愿的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云南知青北上是请愿，不是“汇报”。 谈起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上海知青丁惠民起草的三封信在各种关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出版物里都能够看见。按照信的作者丁惠民的回忆中说：“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只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锋芒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我的用意主要是想促使知青群体中那部分思想认识比较先进的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是我预期中的最终能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是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部份。”那么第三封的请愿书是云南知青北上请愿时递交给中央领导的基本上是反映知青民意和要求的集成。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在《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一文中说：“正当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之时，发生了云南农场知青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信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引起了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切。” 在丁惠民的第一封信发出后，立即得到西双版纳各个农场的知青的签名响应。当时的东风农场知青第一个将这封信抄写成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在农场场部门口。一时间，关于这封信的议论成为整个农场的中心话题。当时，丁惠民的住处很快成了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的一个中心。丁惠民后来回忆说：“各地各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也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这说明知青也同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局限于自身利益。我这里成了知青的民主论坛和会议中心。时时刻刻都聚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我亦从中受益非浅。学校的知青老师自动组织起来，帮着烧水煮饭，接待前来的知青，下面连队的知青则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蔬菜等。真有点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 从现在能够看到的材料分析，当时知青的罢工已经开始，但对于是否要北上请愿的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消息公布以后，无疑是火上浇油。丁惠民在若干年以后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一文中坦诚：“十二月十五日，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结束的消息，如火上泼油，知青感到回城无望，愤慨之极。刚刚组建成团，待命出发的‘请愿团’发生了意见分歧，部分知青代表强烈要求，立即北上……” 第三封信就是那份“请愿书”，是作为云南知青到北京请愿时，向中央的领导递交的一份材料。请愿书明确提出了知青的要求：“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我们可以干最脏的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但只要回到父母身边，再苦也是甜的。恳求中央早日决策！”一句话，知青要回家。 这三封信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请愿、罢工以及北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三封信凝聚起了云南知青，以至于事态的发展会越演越烈。 在《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一文里根本没有提及这些重要史实。连云南知青第二批北上请愿是如何登上列车？是由谁带队的？王震接见了那些知青的代表？都没有！至于赵凡为何星夜赶赴勐定农场，也没有讲清楚孟定农场的知青绝食、下跪的史实。 是不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忌讳写到丁惠民这个人，不得而知。对于丁惠民写了三封信，并且组织领导了云南知青罢工和北上请愿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存有争议，今日有被劳教（后来解除劳教决定书里，对他有“处理不当”一说）的事情，就此抹杀他曾经对于知青大返城所做的努力。我感到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 历史就是历史。这与电视剧的虚构和在创作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对待历史人物往往采取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不是这个原因，只有作者自己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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