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耀成: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聊知青 作者:林子搜集


 

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聊知青

作者:曹耀成

来源:草根网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剧)中,有相当多的情节是关于知青的。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有的甚至只受过小学教育。

1955年报载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60年,知识青年下乡处于试验阶段,规模很小。那时候的知青基本是指原为农村户口毕业后又回到农村青年,故称之为“返乡知识青年”或“回乡知青"。又因为年代早,数量小,是后来知青大规模下放(回乡)的前驱和预演,也叫“早期知青”。

“早期知青”也有城市批量有组织的支边知青。比如八千湘女上千山。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曾在百度贴吧注册过“湘女赴疆”的马甲。

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这就是大规模的知青下放。

知青下放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插队,如《邓》剧中的夏建红,单个下到生产队,借住到农民家。一种是若干人集体下到同一大队或公社的林场、农场,大队或公社修建有简易集体宿舍和食堂,如《邓》剧中的夏建国。还有一种是下放到部办、省办、市办、县办几级的林场、农场,类同正式职工,如《邓》剧中的田源。剧中的刘金锁则是回乡知青。

下放知青的处境一般要比回乡知青好。直接下放到各级林场、农场集体食宿的知青不用说了。插队知青的相当部分也通过各种门路安排到队办、社办林场或宣传队。除国家按月发给每个下放知青一定的生活费外,插队知青出工和农民同样计工分,宣传队的还有一定的补助。下放知青用不着和当地农民一样几乎天天出集体工干农活,到了赶集的日子,往往赶集凑热闹会同学,领到生活费后则往往聚到一起吃喝一顿。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下放知青回到城里,参加工作的下放期间也计算工龄。只是下放知青原本和父母一起过着城里人的生活,突然间远离父母离开城市厂矿到农村或林场、农场生活,反差明显。一有机会便设法回到城里。成规模的,就如《邓》剧中云南知青那样请愿罢工,闹得农村和农林场都是地狱似的。回乡知年除了升学无望外,则心理平衡得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农村吃苦长大的,回到农村和父母一起继续劳作似乎天经地义。与父老乡亲比甚至还有些许优越感,因为大部分农民子女穷得读不了几年书,能作为回乡知青应该是家境还比较好的。象刘金锁那样的有名的讨饭村里的困难户(刘有娘无爹了,能不困难?)子女,能读不少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邓》剧细节失真处)

城镇厂矿知青下放农村,国家给予补助。城镇厂矿知青后来绝大部分返城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吃皇粮的,吃皇粮的下放期间也计算工龄。有些倒霉蛋从集体、国有企业下岗了,再苦也没有谁愿意回到农村去。农村的青年呢?少量的通过招工、招干、高考进城了,回乡当农民期间不能计工龄。大部分留在农村当农民,直到90年代以来,农民工兴起,农村青年,不管是不是有知识的,才有了进城打工的选择。国家不给农民工补助一分钱,企业老板们还想尽办法盘剥克扣,在有些同情弱势群体的左派眼里农民工简直是当牛作马。可是,农村的青年们还是宁愿进城镇当农民工而不愿意守在农村的家里。可见,农村和城镇之间,农民和城镇居民、国家工作人员、厂矿工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和不平等。但这些差别、不平等又是客观存在的发展中的问题,因而是合理的,只能承认差别,通过发展来逐步缩小和消灭差别和不平等。

为什么说这些差别、不平等是合理的呢?这是因为贫富好差是比较而言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穷入富易,由富入穷难;由卑入尊易,由尊入卑难。农民世世代代过惯了苦日子,有一点改善就高兴。城镇厂矿的国家工作人员、居民、工人过惯了较好的生活,有一点恶化便叫苦不迭。正如韩愈去潮州虽是为官,但对于韩愈来说是遭贬,故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叹。要是潮州当地贫民,能有几亩薄田耕种便心满意足了。如果是潮州的某胥吏能攀到韩愈的官儿,更会烧高香感谢佛祖保估了。

人生际遇,可遇而难求。“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埋怨环境,不如改变心境。韩愈改变心境后,在潮州为民办了不少实事、好事。贾谊被贬长沙,心结难解,忧郁而死,享年才三十三岁。知青下乡,林立果比作变相劳改。但不少下放知青既来之则安之,与农民打成一片,有的还成为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农民建设农村。习近平、李克强、刘源等正是从农村最基层干起,直至成长为各级干部。有习近平、李克强这样的受过基层历炼知民间疾苦的人当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我们比较放心。

                                                                     20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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