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们，还记得文革这首慰藉心灵的“情歌”吗？

作者：耶子

来源： 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12-4-5

《航标兵之歌》

作曲:高如星    作词：张加毅

这是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一部海军纪录片《航标兵之歌》的主题曲。其旋律优美动听：

“战友（原来是：朋友，后被审查时改了）们愉快地奔向远方，航标兵为舵手引路导航，我们虽然素不相识，友谊象明珠闪烁光芒。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那永不熄灭的灯光。”

歌曲的节奏与一只小舢板在静静的海面上寂寞划行的节奏相配合，隐含着词与曲中的深沉与柔情。这首曲子旋律的优美，歌词的抒情意境都与当时的语录歌、进行曲为主旋律的“革命歌曲”相比显得特别“另类”，当然啦，在那个时代，这部片子与这首歌曲都以“宣扬资产阶级情调”，“靡靡之音”，“企图麻醉革命人民的斗志”等等罪名被批判了。

尽管如此，后来还是在知青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很快就在知青当中流传开来。在那个精神荒芜的时代，小青年可以把这这首歌当成情歌，见到心爱的姑娘，就追着人家的背影，送去歌声——“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友谊像明珠闪烁光芒……”。

在文革初期这支歌是被禁唱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必定被打倒了、被揪斗了、被下放劳动了，因为他们胆大包天，竟敢让“航标兵为舵手引路导航”。舵手是谁？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毛泽东啊。航标兵算什么东西，擦擦灯塔的玻璃灯罩还行，划条小船给灯塔送淡水还行，在暴风雨中挺直腰杆握枪站岗还行，凭什么让航标兵领导咱的领袖、导师、统帅呢？这不别有用心吗……

但，不管全中国上下怎样糟蹋这首歌，我依然对其暗暗神往之……经常沉浸在影片中那晚霞映照下海面光点粼粼的、小舢板孤独渐渐远去、歌声无比深情动人的遐想的美之中……

我记得电影里歌声音域及其宽广深远，缓慢有力，抒情又不乏豪迈……

刘继斌这位男声歌喉磁性十足，（个人认为吕文科在影片中唱得不错，但与这个视频中的录音却无法与其媲美），并在处理旋律的连续性上没有任何节点痕迹，抒情中滑动着无限柔情又不失力度和豪情，特别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那简直是勾人心魂，如“灯”的最后一个音的演绎和把握，无与伦比，神了。

每次听着刘继斌的歌声，眼前就出现晚霞下一望无际波光粼粼的海面，几个水兵划着小船……不过后来的歌词已和影片上不一样了，影片歌中的“朋友们”都被改成了“战友们”，这是因为“朋友们”这个词在文革时，那绝对是“资”味太重的词，这样没有“阶级斗争觉悟”的词是绝对无法被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作曲者文革被迫害而死，词作者不知道遭遇怎么样了，而演唱者更是销声匿迹了（也许这样认为是本人孤陋寡闻）……一提到这些冤魂，我就心情沉重，欲哭无泪般的痛苦。

航标兵海上架桥铺路，当时在海军中是颇受尊敬的。军队有许多兵种，而最受人尊敬的，一是扫雷兵，二是航标兵。因为航标兵是海上的开路先锋，理应就受到海上所有舰船的尊敬！《航标兵之歌》因此不仅受到军人的喜爱，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在那个演出必定挥拳挺胸，革命相十足（其实今天也大致如此）的年代，这首歌的演唱以其毫不做作、自然深情给人留下了无法抹去而极其深刻的印象。

改革开放后许多歌都解禁了，都在舞台上重新演唱了，但就是这首歌，从来没有被搬上舞台演唱，也没有一个军旅歌唱家在舞台上演唱过这首歌，实在不明白什么原因？

这位刘继斌演唱者是我至今所听到的中国最有魅力的男声歌喉，其声音磁性十足，我百听不厌，而且还每一次听都醉得很，在过去那个红色枯燥的漫长岁月中是这首歌曾经无数次带给我茫然和哭泣的心灵以莫大的抚慰。

文革后才知道这首歌其实在其他知青点也被改了歌词传唱很广，那是知青在异乡由于惆怅、失落、忧伤、思念的种种情感在这首歌中才能获得宣泄和心灵的慰藉之故

有人曾经拿《军港之夜》和《航标兵之歌》相比，但我感觉风格是不一样的，要说有相同之处：一是军旅题材，二在意境的时间态上相同。

不同之处是虽然《军》和《航》都呈现出一种静谧幽暗的意境，但《军》意境中只具有宁静性，没有《航》在情域上的那种辽阔深远的流动性，而在旋律上和情感的抒发上，《军》过于平铺叙述，层次不多，这样的作品容易带来审美疲劳。怎么说呢，《军》也漂亮，但是个小家壁女，没有 《航》那种大家闺秀的“耐琢”的底蕴和大家神韵气质的美。

《军》是甜的，《航》是醉的。

另附上曲作者高如星简历：

高如星（1929-1971），生于山西兴县。可以说他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

每次电影歌曲大连串的时候，出现的总是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熟悉的歌声，比如《柳堡的故事》，高如星就是《九九艳阳天》的作曲者，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没接受过任何专业的音乐训练，只是会唱一首又一首的山西民歌，创作出《九九艳阳天》的时候才24岁，可惜在充满年轻朝气、又大有作为和希望的年纪里英年早逝（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有关这首歌的曲作者文革被迫害致死的情况：

 

朋友高如星

作者：白桦

（一）

“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这是在中国风靡了40余年的一首抒情歌曲前两句，它曾经是一首电影歌曲。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58年4月的一天下午。那时，我已经收拾好了我的简单行李，在北京未英胡同总政治部创作室紧靠放映室的一间小屋里，等待去火车站。那一次的离京不是一般的出差，或是调动工作，而是作为一个被军事法庭判决双开除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到上海一个军工厂接受劳动改造的。痛苦的等待差不多十个月了，等到的却是一顶反动分子的帽子。在离开前的一个小时，我反而轻松下来了。厄运似乎应该到了极限吧！之前，我的确对北京恋恋不舍，在北京我有许多朋友，几乎到处都留有我青春的脚印。现在，一点留恋也没有了，因为朋友们在一夜之间都成了迎面走来不相认的陌生人，每一座曾经非常亲切的建筑都变得让我感到十分意外的冷漠。我正在那间纵横不足七尺的小屋里踱来踱去，耳边忽然听见一支乐曲的旋律，清新流畅，让人心旷神怡，我马上意识到放映间里正在放映电影。

许多日子了，放映间里放过许许多多电影，我都没勇气、也没心思进去看哪怕一眼。这会儿，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院子，就要离开我曾经战斗生活过十几年的军队了，我竟然想进去看看。于是，我走进放映间，摸索着在后排坐下来。正在放映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送审的新片《柳堡的故事》，是一部没有合成的片。电影《柳堡的故事》是根据胡石言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导演是王苹。胡石言和王苹都是我很熟悉的同行，王苹是已故剧作家宋之的的未亡人，宋之的健在的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和平门内的家。

《柳堡的故事》这篇短篇小说是在建国初期出现的一个奇迹，在当时，它是仅有的一篇直接剖析解放军士兵心灵的小说，它让绮丽爱情和钢铁纪律、自然人性和冷酷战争的冲突在一个解放军士兵心灵里面正面展开。所以一经发表，就有许多西方国家注意到这篇小说，似乎发现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也像正常男孩一样，会爱上女孩儿，竟相翻译出版。在只承认阶级性而绝不承认人性的时代，作为一个军队政工干部的胡石言，完全由于在工作中对士兵的了解，从而产生出的困惑、有感而发才写出这篇小说的。所幸他是一个军队政工干部，还没有怀疑他是别有用心。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观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一篇《柳堡的故事》时而受到批判，时而得到肯定。在批判它的时候，我们知道气温下降了；在肯定它的时候，我们知道气温上升了。

影片是1956年底决定拍摄的，在拍摄的过程中，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右运动，作者、导演和演员一直都在惴惴不安，有意无意地把拍摄工作的步伐放缓，等到拍摄完成，已是1958年春天了。刚刚把一大批敢于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逐出了“革命”队伍，让人感受到剩下来的都是自己人了，气温又开始回暖。看来，《柳堡的故事》的后期工作加快了。片中那首插曲使我没来由地泪如泉涌，为什么呢？也许因为它的旋律出奇地温婉，也许是因为歌词惊人的纯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一落千丈的处境。幸而没有人看见，否则反映到上级那里去，说一个右派分子看了这部电影感动得流泪，准会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把这部电影封杀、入库。我在影片的字幕上看到作曲是高如星，我知道他，因为五十年代初我在西南军区工作的时候，他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工作，按道理我在重庆时应该见过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从未谋面。

电影还没看完，送我上车的人已经在拍我的肩膀了。他虽然没说什么，我可以感觉到他想说而没说出的话，那一定是：你怎么还有心思看电影？我默默地和他提了行李就走了。后来，我在工厂和农村劳动改造时，注意到这个高如星写了许多电影音乐，虽然大部分电影并不成功，其中很多插曲却都在全国广为流行。有一次，我在车间的机床工作，从高音喇叭里听到郭兰英在唱一支很动人的歌，管弦乐队浑厚的和声像满天白云，烘托着云端上的云雀优美而高亢的啭鸣。

“汾河流水哗啦啦，

阳春三月开杏花，

待到五月杏儿熟，

大麦小麦又扬花，

九月那个重阳你再来，

黄澄澄的谷穗儿好像是狼尾巴……”

收工以后，打电话询问广播电台，才知道是电影《汾水长流》的插曲，作曲是高如星。当我知道以后，非常兴奋。我在心里暗暗得出一个结论：高如星在中国音乐界将来会是高空中的一颗亮星，有些作曲家只会把民间旋律拿来生吞活剥地使用，而毫无发展和创造；高如星却不同，大概他在泥土里拾起一块石子，含在嘴里，再吐出来，就会是一块玲珑剔透的翡翠。

进入60年代，我通过报刊上的文章，断断续续地看到关于抒情歌曲的讨论。有时候把《九九艳阳天》誉为香花，有时候则贬为毒草。按我国当时的常规，在文艺范畴里，一部小说、一支歌曲，都要高层乃至伟大领袖来做定论。而这支歌在军队、音乐界和共青团范围里讨论，总也没有看到权威性、指令性的意见。所以，说它是香花的时候，有人唱；说它是毒草的时候，也有人唱，让我好生奇怪！

1961年，我从军工厂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得到郑君里等一些杰出的老导演的欣赏，要求和我合作，但不到一年，中共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柯庆施和张春桥就有了明确指示：为什么那么多共产党员艺术家对这么一个右派那么热衷！？于是，我就又被下入到绍兴农村去种水稻去了。1964年夏天，在杭州见到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提出重返军队的要求。今天的人也许不明白，一个作家为什么要穿军装？应该承认，1964年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并非国外的所谓自由撰稿人。党让你写，你才能写；党不让你写，你就不能写，写了也没处发表。至于写什么，怎么写，都要按照党的指示。而在上海，柯庆施、张春桥就是党，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作家完全封杀。重新入伍，穿上解丅放军的军装，说明自己又得到党的信任。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解放军的队伍里不可能有阶级敌人的。1964年底，我破例被调到武汉军区话剧团当编剧。武汉军区把我安排在滨江饭店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和几个原来的编剧为邻。

我一到武汉就听说几乎和我同时，从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一位作曲家高如星。

（二）

高如星！八一电影制片厂怎么舍得把他放走呢？这些年来，他不仅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了许多电影音乐，还为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写过一些非常成功的电影音乐。不久，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陆陆续续地向我讲了高如星调来武汉的前因。几乎都是在我耳边说的悄悄话，首先说他的下放武汉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仅这一点就使我十分惊讶，一个作曲家的调动怎么会心动中央军委，而且特别为他作一个决定呢？一点也不假！——和我咬耳朵的人说：我亲眼看见过罗瑞卿的指示，“此人不宜在北京居留，但也不能放他离开军队。”

了得！罗瑞卿——当时可谓党政军民一把抓的重要人物。可为什么不宜在北京居留呢？因为此人在北京行为很不检点，虽然他已经没有了军籍、党籍。到底有些什么不检点的表现呢？例如：和苏联、东欧在京的留学生交往太密切，而且学着他们的样儿，裤脚管很窄，皮鞋头很尖，喝醉了酒在王府井惊动了警察……（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六十年代初，中苏已经交恶，赫鲁晓夫已经作过关于斯大林暴政及其结果的秘密报告。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层已经广泛蔓延着自由思潮。）

高如星被调离北京还因为他与一位著名女演员的婚外恋情，如果他不离开北京，那位女演员就没办法克制自己的炽热情感。有一次，当这位女演员在台上扮演朱丽叶，正演到“露台”一场的时候，她突然昏倒在罗密欧的怀里。观众以为这里是她表演太投入的结果，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她在台下发现他的“罗密欧”高如星正在观众之中。

那么为什么又不能放他离开军队呢？当《九九艳阳天》的讨论被极左派音乐理论家否定而一边倒的时候，罗瑞卿却偏爱《九九艳阳天》，毫不含混地表态说：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一锤定音，平息了延续了很久的聒噪。

所以高如星出了事的处理报告自然而然地也就送到罗瑞卿的办公桌上了。这些向我悄悄菲薄高如星的人，表情之微妙，言语之俏皮，可以说是棉里藏针。一个贬意词都没有，却让你听出他们的弦外之音，——高如星此人很不堪。同时也让我认识到新来武汉的我，和这位曲家的地位有一些相似之处。

……

以前我在重庆西南军区和北京总政治部都没有机会和高如星认识，在武汉的见面可以说是第一次，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别人说得那样糟糕，他穿的衣服也没什么特别，最明显的是衬衣领子雪白，裤子缝烫得笔挺，裤角管并不太窄，也不是尖头皮鞋，但的确擦得锃亮，头梳得比较光溜。

后来，我们做了一年多的邻居，发现他即使是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洗衣服、烫衣服的也是他。几乎天天有衣服洗，像个乡下女人似的，坐在小板凳上，面对一只大木盆，木盆里是一个搓板，他总是很有耐心地“咕吱咕吱”地揉搓着。这一点使得我常常忘了他出身于清水贵于油的晋西北。当我九十年代访问晋西北的时候，他的乡亲们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老公公从二十里的沟里担了一担水，刚过门的新娘子接了一把，不幸跌了一跤，一担水全都泼在干渴的地上了。新娘子当晚就悬梁自尽了。他们说：咱们这儿的水就这么金贵！喝的水都没有，哪能舍得糟践清凌凌的水来洗衣裳。他们宁肯把白衣裳穿成黄衣裳，再把黄衣裳穿成黑衣裳。

开始我以为高如星不善言谈，特别是在政治学习的会议上，他基本上保持沉默，看起来，他好像是记不住那些政治术语，实际上，他先天地排斥那些东西。这也许就是他一直被认为不问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因吧。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非常健谈，尤其擅长说笑话，而且最精彩的是文人逸事，还有些稍稍放肆的荤笑话，不少人在哈哈大笑、前仰后仰以后，热情赞美他的语言天才。但，危险的时候一到，就有人就对“语言天才”群起起攻之，展开严肃的揭发猛烈地批判了。

（三）

不久，军区为了准备参加中南地区的文艺会演，文化部门的领导人考虑到应该表现武汉军区辖内地区的英雄人物和集体，决定写一部反映河南柳庄民兵营的事迹。于是我和高如星被指定参加到一个创作组里，开赴河南济源县柳庄生活。……

柳庄村民住的是窑洞，他们有些耕地还在黄河中间的滩涂上，夏天涨水的季节，早晚都要在腰里绑着一串葫芦泅水来去。早在抗战时期，他们的民兵葫芦队就名扬海内。进入和平时期，盛名之下使得他们既光荣而又沉重。男女除了下地劳动之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军事训练。队列、射击、投弹、武装泅渡。他们在毛主席“全民皆兵”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要求自己一手拿锄，一手拿枪。

我们的到来，促使他们的军训更加起劲。当他们听说许多他们爱唱的歌曲都是高如星创作出来时，高如星立即成了他们的偶象，女民兵们天天缠着他，要他唱歌，要他讲笑话。在窑洞里，我们按照当时的模式编了个枪杆子出政权、保证权的剧本——《枪之歌》。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是历史事实，后半段是为了印证行主席的阶级斗争不熄灭论而臆造出来的。

果如我们之所料，这个剧本很快就得到了军区的肯定，我和高如星心照不宣，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编，这样的剧本和现实生活以及在艺术上有什么意义？但我只好写，他只好配曲。在合作的过程中，我才对他的才能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许多所谓作曲家一生一世都没有旋律，高如星的旋律随时都可以从他的铅笔上流淌出一为，没有一支曲子是不美的。他却必须为政治宣传剧配曲，多么可惜啊！

按照他的艺术积累，他应该写交响曲，应该写真正意义上的歌剧。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哪天我们一起去新疆，那里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音乐素材非常丰富。”我也经常情不自禁地对他说：“是的，我也建议你和我一起重访西南，包括西藏。等到将来，我会给你提供一个真正的歌剧脚本。”

可哪一天是我们的将来呢？不知道。

196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国的政治车轮正在急速向左、向左、再向左！1966年到来的时候，我和高如星都被下放到鄂西北的随县参加“四清”运动。总领队是湖北省长张体学，大队领队是王群。所谓“四清”，就是听“桃园经验”的传达。

我和高如星坐在一起，他到了这个时候，还悄悄地跟我说笑话：“真好玩，当‘四清’工作人员就像密探。你可以写反特小说了！”

“可农村曾经是咱们共产党的根据地呀！社会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农民和共产党还如此离心离德呢？还要重新进行秘密扎根串联？实在是恐怖！你那个村怎么样？”

他说：“我那个村没有一个阶级敌人进行破坏的故事，偷情的故事大大地有。”

“习惯不？”

“习惯，我三个月不吃肉一点事也没有，就是怕脏，什么都脏……”

“你们晋西北不也很脏吗？”

“正因为我是从脏得可怕的环境里走出来的，我才特别怕……”

“这话可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说啊！人家会说你忘了本。”

每一次在公社集中开会，领导小组总会偷偷地给我们这些从各村来的工作队员烧一大锅肥肉，关着门，让我们解解馋。……高如星在饮食方面的要求非常简单。他自己下厨，十分钟变可以完成了：切一根大葱，一匙油，在锅里一炝，加几碗水，下一斤面条，盛在一个小瓦盆里，再加一碟醋。——这就是他一生之中最喜欢吃的美食。呼呼噜噜变下肚了，只要三分钟。

经过柳庄的“深入生活”、合作歌剧《枪之歌》以及下乡“四清”，我对他的身世有了一些了解。

高如星出生在晋西北毗邻陕北的一个山村，在他出生的时候，那里除了干旱的黄土高坡和沟壑以外，只有革命，所以也是红樱枪在北方的发源地。

在他小时候，贺龙的总部就设在他的家乡。

放羊娃除了整治羊、和羊对话外，就是唱歌了。唱“信天游”，也唱“花儿。”，西北五省的民歌他们都会唱。唱歌是放羊娃互相联络的手段，也是为了在辽阔的天地间显示自己的存在。高如星这个放羊娃不仅记得无数的民歌的歌词和旋律，也按自己的喜爱和情绪加进了创造和发挥。他通过自己的感觉掌握了音律的秘诀。

抗战末期，他参加了贺龙120师的“战斗剧社”，当了一名乐手。“战斗剧社”有过一出著名的歌剧《刘胡兰》，描写的是一位十六岁的农村姑娘在国丅民党军的铡刀下引颈就戮的英雄事迹。胡兰子的妹妹也在“战斗剧社”里随军行动。常常在演出前出现在幕前和观众见面，泣不成声地讲述姐姐的故事。每一次的演出，弦乐队里都有他——一个个头儿不高的高如星。

他写的第一支歌是和别人合作的《藏民歌唱解放军》，那是一首采用藏族民歌旋律创作的独唱歌曲，这支歌很快就唱遍了全国。

（四）

五十年代初，总政治部以战斗文工团的歌舞团和歌剧团为基础，组建了总政歌舞团和歌剧团，高如星随团进了北京。

高如星这个放羊娃的自我发现是1953年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之时。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毕竟地处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黄土高原上的故乡和眼前的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开成的强烈对比，使这个放羊娃目瞪口呆之后就欣喜若狂起来。

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感受比别人要深刻一百倍！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从异国的音乐、美术、建筑、戏剧……语言和生活习惯中，得到了海洋一样辽阔的启示。一年不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可以说，他在一年里得到东西比许多留学生五年得到的还要多。他不仅学会了俄文，也多少懂得一些其它东欧国家的语言人。特别是与音乐相关的理论、知识，好像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他，后来不过遗忘了而已。现在，模糊的都清晰了，浅淡的都鲜明了。

他深深地迷醉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美塔那、鲍罗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肖邦、鲁宾斯坦、萧斯塔科维奇、德沃夏克、艾奈斯库……更何况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还可以间接地接触到西欧的经典作曲家的作品。正因为他的眼睛、耳朵和全部思维活动集中在西洋音乐的海洋里，对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知甚少。

回国后，开始广泛地和苏联、东欧留学生进行交往。他并不喝酒，也不参与无谓的纠纷。为什么他在北京会给人造成酗酒闹事的印象？而且一直反映到中央军委？这个谜团一直到1971年春天，在他濒危的时候，我才略有所知。

在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整人的年代，他宁肯装傻。在批斗别人的会上，他甚至拒不表态。文革开始之前，我们在随县大洪山参加“四清”。四月份，我们听了工作队（也是省长）张体学的一个报告，他在报告里透露了很多使我们吃惊的消息。

如：瞿秋白并非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不仅不理解列宁，政治上很成问题……我国在三十年代就有一条文艺黑线……田汉很可能是叛徒……虽然语焉不详，我和高如星私下里交换意见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些话并非一个省长敢于随便说的。于是，我们预感到中央将有很大的动作，而且又是针对意识形态而来。

果然，正当我们和农民在一起打着火把，赶着插夜秧的时候，通知来了：立即回武汉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回到武汉，话剧团的院子里90%的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我的。虽然我到武汉只有一年多，参加过一部歌剧剧本的创作，自己独立写了一部话剧剧本，而且内容都非常革命，我们写的歌剧《枪之歌》竭尽全力歌颂的是毛主席“全民皆兵”的伟大战略思想。话剧写的是越战中的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竭尽全力歌颂的是毛主席“把武装革命的火焰燃遍全世界”的伟大战略思想，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呢？我真佩服中国人的理论水平，昨天白的还是白的，今天风向一转，又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

而歌剧团90%的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高如星的。

我和高如星同住在一层楼上，回到宿舍我就十分无奈地对高如星说：“如果我们没调到武汉军区来，这两个团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吗？没有阶级斗争就得找出几个修正主义分子批斗，批判他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了。”这话悄悄地说完不久，我和他就都被隔离起来了。隔离就是私刑监禁，冠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这样对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和高如星被囚禁在相距只有一百多米的两座楼房里，互相不通音信。我的一个衣物袋里偶然夹带了一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中国还不会制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又不许进口日本货，少量日本货非常昂贵），深夜，在看守的注视下，蒙着头冒险收听美国之音（那时称之为偷听敌台，如被告发现，就有被判刑或枪毙的危险）。正好是全世界都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40周年，全都是最有名的交响乐团在演奏，我往往会泪流满面，在忘形之余，常常想起高如星，他要是每天深夜也能听到该有多好啊！

我知道他没有半导体收音机，真是太遗憾了！从看守我们的人的议论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因为他的出身很过硬，给他戴的帽子只能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隔离中态度很坏，而他那位刚刚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王云霞，态度更坏。抱着初生儿子拉着政治委员要丈夫，当着众人大喊大叫：“你也是个结了婚的人了！知道不知道？白天要丈夫，晚上也要丈夫！儿子要父亲！妻子要丈夫！没有丈夫不行！我要丈夫！”政治委员一再说这是群众专政，他也不敢管，王云霞还是天天找他，天天喊，终于喊出了成果，不久高如星在专人押解之下回家，让他与妻儿团聚半小时。

在这个珍贵的半小时里，妻子一直都在用泪眼看着丈夫，而丈夫从头到尾说笑话，用手拔弄着儿子的小鸡鸡对押解人员说：“你们看，我的嫡亲儿子，一点假都没掺，绝对是纯种，小鸡鸡也是歪的。”而且他当着押解人员的面，不断的拥吻妻子。在绝对禁欲的中国和绝对禁欲的年代，这简直是“无耻”，押解人员连忙宣布会见结束，把高如星匆匆带走了。

王云霞在当时曾经说过一句让人伤心欲绝的话：“我只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这个人还囫囵个地活着。”而命运似乎故意和她作对，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属于她的这个人”变不存在了。

（五）

文革的第二年夏天，武汉造反派转入夺权，武斗开始升级。军内的造反派外出串联，被隔离的对象有过一段相对的自由，白天可以外出。我和高如星经常结伴同行，目睹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武汉事件的前前后后。

……有些孩子象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学着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者的样了，傻乎乎地迎着“百万雄师”的铁矛，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

武斗中，两伙庞大的人群都被打得伤痕累累，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糊涂，糊涂了就不那么认真了，应该说是好事。那些渐渐清醒了的少数，顿时放弃了“斗争”的热情，变成“逍遥派”，其中有些人即使是想当“逍遥派”也已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或是被掩埋了，或是被囚禁了。

……

我和高如星的短暂的有限的自由也随之而结束。重新被禁闭起来。……

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高如星为了我和别人的问题远走北京上访。今天想起来实在是可笑之至，来自全国的上访者，竟然都以为北京有颗金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高如星在北京，和千千万万上访者一起，沿着红色宫墙竟日奔走，哪一扇门会真的为上访者开启呢？

从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着他的同行者的阴影走到他的身边，他的同行者S是一个危险的朋友。

善良的人们啊！要牢记！虚伪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帮凶。北京上访回来以后，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六）

我和高如星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一面挨批斗，一面劳动。批斗好几个月以后，进入外调阶段，我们相对就空闲下来，被交给各连的事务长管辖。开始，我在伙房担水、烧火，由于我改灶的成功，每天都能节约大量煤炭，引起全轩和的炊事兵都来参观学习，事务长十分高兴，给了我一个新差使：买菜。非常巧的是，高如星也领了一份和我相同的差使，在另一个连队当采买。

第一次我和他在公路上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连那个小眼睛事务长极其尖酸刻薄，即使没有活干，也要让被审查对象在地上用辣椒、西红柿、苞谷米摆成革命标语。每天清晨五点，我就得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和他汇合，到十几公里以外援集市上买菜。买好了菜，我俩在回来的路边，找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坡，并肩躺在暖洋洋的青草地上，一面偷闲晒太阳，一面悄悄地神聊。

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到自己的感情生活。他是极其坦率的人，对我完全敞开胸怀，他谈到从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学生向他透露的东欧普遍的思想波动，和东欧发生过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时也委婉地说出自己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运动的怀疑。当他谈到发生在东欧的那些难以想象的片片段段时，嗓音压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吓得索索发抖。对于他过去那些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详细地叙说了一遍，甚至还谈到性。

在那个绝望的年代，他仍然想着和我的新疆音乐之旅。“啊，那里是一座丰富的音乐宝库。”使我感到特别沉重的是，他大声对我说：“我的头脑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丽的旋律，可就是他们因为极少数人喜欢听枯燥的口号，就让我把自己的喉管掐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968年队伍拉回武汉，我们这些还在继续审查的人员被集中在武昌洪山劳动、学习名为“集训队”，在几幢建成而尚未交付使用的简易大楼里占用了一层。

高如星除了生活浪漫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法把他打成反革命，只好宣布“解放”，等待处理，……他自己的要求是：回到自己小时候放羊唱歌、当兵出发、洒泪拜别的故乡。

在“集训队”熬了一年多，1970年的冬季，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大抓“5.16”，形势陡然又紧张起来。“5.16”是一个红卫兵组织，从照片上看，他们的领袖人物全是中学生，这个十恶不赦的反动组织的司令竟然是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女孩。

据说，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誓死揪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大的赫鲁晓夫——周恩来。我看到这张小报的时候，非常困惑。这个组织的宗旨不正是某些高屋人物设法提出，并连做梦都想达到的目的吗？按照当时的觉悟来推断，任何一个组织的成立，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不是自发的结果。而炙手可热的政治权威人氏的授意，由孩子们打出旗帜来，喊出口号来，这不过是造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假象而已。

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这个反动组织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所以被怀疑的人特别多，打击面特别宽。一天傍晚，一辆吉普车飞速开进“集训队“楼下。我在国统区地下斗争时期就养成的敏感，使我立即从上楼的脚步声里可以判断出有人被押送进来，是谁？

我的全部智能器官都运转了起来，伸出所有的神经触角。我立即想到厕所，只有在厕所可以碰到这个新的人，于是我就一次一次上厕所。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小便池的边上，突然进来一个人，高如星！我注意到他的身后没有尾巴，他一步就跨到我的身边，迫不及待地问我：“COOK，这是怎么回事呀？”（因为他一向佩服我的烹调手艺，所以用“COOK”代替了我的名字。）

我用最低的声音、最简练的语言向他说：S最近频频向管训人员进行秘密交待，所以管训人员对他明显地放松了许多，而且此公一贯不善于掩饰内心里的沾沾自喜，时时、处处都溢于言表。我前几天就猜想到，他在出卖你。高如星点点头说：“放心！他只能造谣，出卖的只能是他自己的良心，我没什么好卖。”

当晚，我们听见管训人员在一间房子里审讯高如星的声音，他们拍桌子、打板凳，暴跳如雷。高如星以牙还牙，大声争辩。我相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我甚至比高如星本人还要坚张，那场恐怖的“车轮大战”通宵达旦。一连几个昼夜的审讯，我没法见到他，他被单独关在另一层楼里。

（耶子注：春节刚过，高如星就被突击审讯。造反派疯狂逼高如星交待“苏修特务”罪行，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他们就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他忍住剧烈疼痛，愤怒反驳，说“这是诬陷”。不久，肺部感染化浓，创伤部位发生癌变，发现时已是肺癌晚期。这时允许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但是必须戴着手铐去。他忍受不了对他人格的屈辱，大声说：“我不去，我宁愿死。”在高如星临终前三天，他让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引自百度百科）

（七）

一个星期以后，激烈、凶猛的审讯突然停了下来，整个大楼都静了下来，静得让人毛骨悚然。在第四天的上午九点，一辆吉普车把高如星拉走了，听说他病了，咯血。中午，我们又看见高如星被送了回来，听说军区总医院的诊断是肺炎。又过了几天，听说前几天是误诊，不是肺炎是肺癌！不知道医学上的结论如何，我的判断是：政治迫害绝对会导致癌症的急性发作。

如果他没有突然隔离与突击审讯，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突出癌症的。对高如星的审讯不得不停下来，而且不得不允许他的妻子的要求，搬来和他同居。以便对病人进行必要的照顾。

那是买任何东西都必须票证的年代，正好我在厨房里担任采买兼厨师，假公济私，为他们代买一些有营养的肉类和蔬菜。后来，他妻子要求，通过私人关系到北京找权威的癌症专家吴桓星治疗，竟然被批准。

我注意到身患绝症的高如星非常高兴，他偷偷地对我说：“在死神和风靠近的时候，自由之神也跟着向我靠近了。”……

高如星在住院期间，我很想支看他却不敢走进军区总医院。首先，我是专政对象，有限的自由在管训队和菜场两点之间那条线上。不经批准擅自到总医院探视另一个专政对象，不可能不被发现，因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认识我。一旦被发现，对他，对我自己都不堪设想。

1971年的春天，因身患淋巴癌而侥幸不参加革命“斗、批、改”的双簧管吹奏家张问仁告诉我，和武汉的第一癌症专家张名河很熟悉，张名河愿意到军区总医院为高如星会诊，建议我化装为地方医院的医生，跟着张名河去探望高如星。

我欣然同意这个冒险行动，戴上口罩跟在张问仁和张名河的身后变混进了总医院，在一间危重病房里见到高如星，首先是护士抿着嘴一笑，接着高如星大声一叫：“COOK”！说明护士和高如星一眼都认出了我。看起来高如星的身体仍然很健壮，只是他那用不完的力气，已经被体内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战争消耗殆尽了！

在医生们讨论医疗方案的时候，高如星对我说：“谢谢你给我捎来的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我知道他说的是土豆烧牛肉。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前些时还可以走支走动，现在爬都爬不起来了。”照顾他的小侄女是新近从晋西北的家乡赶来的，她泪汪汪看着她的叔叔，在那个严峻的年月里，她曾经对她爹说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我无限崇拜的不是毛主席，是……我叔叔……”她会唱她叔叔写的所有的歌曲。

当张名河告诉他，将要在他身上度行放、化双得治疗的方案，放射和化学药物都要加倍，所以他体内的健康细胞也要受到加倍的摧残。高如星先是有些兴奋，接着暗然的说：“晚了些！要是早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的身体是扛得住的，现在……”“我们一起作努力吧！”“好的！”“你每天都要试着下床走一走，作些必要的锻炼。”“好的。”没想到，那次离开他的病房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个黎明时分，我听见高如星的妻子在窗下叫我，我探出头来，她哭着说：“他走了……我的这个人还是没有……”一个唯一的‘最低的希望都破灭了，那不就是绝望吗？面对一个绝望的女人的悲哀，我没有说出任何话来，而且我连和死者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后来听说，高如星在咽气之前三分钟休克过一次，把一直照顾着他的侄女吓得乱喊乱叫，等医生赶来，他又醒了过来，笑着对侄女说：“不怕，我不会那么快就死的！”未曾想，三分钟以后，他又休克了，侄女以为他还会说着笑话醒来，她等了好外，叔叔再也没有苏醒，即使是医生对她说：“你叔死了。”她也不相信。

（耶子注：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唱《跟着我吧》那首歌，“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听不见枪，听不见炮，开块荒地也能过生活。……”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刚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眼泪汪汪地看着叔叔，轻声说：“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她看见叔叔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他轻轻地唱起“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来到小河边……”——引自百度百科）

在高如星入殓的时候，由于高如星政治上没有结论，组织部决定脱掉他的军装。

从晋西北赶来的高如星哥哥死活不依，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说：“为甚？我弟弟本来是个农村孩子，当年为了**，共产党号召农民参军，要我弟弟穿军装。我记得那是太阳升到三竿的时候，他穿上军衣离开了家、离开了爹娘、兄弟。从那天起，我家就再也没给他往军队上捎过衣裳。今天，脱他的军衣？他犯的是甚罪？谁敢说！你们脱吧，脱了他的军衣就让他任甚不穿，光着入土。”组织部向军区首长打了报告，军区首长也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让他穿上军装入殓。我想，高如星如果在泉下有知，他才不在乎有没有结论，穿不穿军装呢！

高如星哥哥的真正胜利还不是为死去的弟弟争来一套军装，而他的女儿——高如星的侄女在送叔叔进火葬场的时候，抽泣着唱出了她叔叔为电影《汾水长流》写的插曲。

七十年代末以后，当中国大陆又可以唱抒情歌曲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高如星。如果他还健在，我相信，在中国的歌曲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人们最喜欢唱的好歌都是高如星作曲的。

                                                                             1993年3月上海

文章原载《黄河》杂志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