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圣经》，还记得有个“摩西十戒”，那是上帝给摩西的戒律，其中一戒便是不可跪拜偶像。大抵是因为基督教盛行的缘故吧，我们从欧洲各式各样的传记和故事里，看不见中国式的“长跪不起”，却看得见那些贵族和其他有身份的人物，拒绝下跪，宁可决斗。即使晋见最高权威的国王，也只是单膝跪见而已。而且这个单膝跪礼也不是国王老子独享的，许多淑女在绅士向她求婚时同样得以享用。在我的记忆里，俄国大诗人普希金、马克思持异议的弟子拉萨尔都是死于决斗的。如是，欧洲就有了一句中国人也很熟悉的豪言：“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不知从何时起，跪拜就成了最高的礼节。王公大臣们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员。即使离开官场，在家里也免不了跪拜：家长们必须跪族长；晚辈得跪拜长辈；子孙们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总而言之，“天、地、君、亲、师”，无一可免跪拜。最严酷的下跪是，处以极刑的囚犯，是一定要跪着受刑的。即使最残忍的“凌迟”，跪着无法受刑也得跪到行刑之时。于是令人怀疑：中国人不跪着，根本不知如何活下去。不过也别生气，比咱们跪拜更拿手的还有：那年俺到麦加，观赏过更威武雄壮的跪拜，真有气势。

还在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国王派来中国的七百余人大使团抵达北京，携带了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车辆、武器、图册、航模等礼品，虔诚程度可想而知。朝廷虽然已经经历过外使不愿下跪导致访问失败的先例，但泱泱大国的威严是绝不可以冒犯的。英夷仍属蛮夷之邦，使团亦不得因礼品丰盛且来自万里之外便得以免除“行三跪九叩首之礼”。

争执直到进入承德避暑山庄仍未解决，大清朝廷和使团首领马戛尔尼之顽固可见一斑。最后总算达成协议，马戛尔尼以晋见英王之单膝礼朝见乾隆皇帝。于是皇帝不悦，下旨令：“全减其供给”以出口鸟气。鉴于适逢乾隆八十三大寿，也还回赠了礼品，并允其游览避暑山庄以示宽宏。庆典既毕，使团也可打道回府了。却不料马戛尔尼并非专为拜寿而来，他还肩负英王开通英中贸易与文化交流之重大使命。

英国关心的是发展贸易、开拓市场；乾隆关心的是安定团结，稳定至上，严防“奸民勾引”。到了北京，马戛尔尼开列事项清单，计有六大项之多：1,在舟山、广州各开一处荒岛，由英人出资建为商埠，以便英国货船停泊卸货；2,请按俄国先例，允许英商在北京开商号一间；3,允英人到宁波、舟山、天津登陆经商；4,请准英国商货经澳门运抵广州，只按中国所定税率纳税，不受地方官府任意加征。并请将税率张榜公布；5,允英人传教；6,双方互派使节常驻。

皇上没那份闲心去理会商贸之类无关宏旨的杂碎事，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全都安装、设置进了圆明园。想起英夷拒绝“三跪九叩首”大礼，皇上气也不打一处来。颁旨意：“整肃威严，使外夷知所敬畏”。至于英王开展贸易的要求，乾隆修书一封予以回敬：“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此圣旨成为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品牌写照。马戛尔尼也只得空手而归。

二十多年后，贼心不死的英国政府，仍然痴迷于同中国开展全面贸易，于是于1816年再派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这时乾隆已经驾崩，嘉庆登基。新皇帝胜于老皇帝，嘉庆皇帝坚持要使团“行三跪九叩首”之大礼。于是到了允觐见之时，阿美士德“忽称急病，不能动履”。他的两位副使也离奇地“同称患病”。如此怠慢之举，导致龙颜大怒，当天就下旨“遣令回国”。只因不肯下跪，阿美士德一行落得个灰溜溜地被递解出境之境遇。

两届外交使团都栽在“跪拜”二字之上，其威仪可见到了何种地步。不愧是礼仪之邦，外交可以不要，科学可以不要，还有别的敏感词，略了，礼仪是万不可以不讲究的。孔夫子不是教导过：“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的么？了得。

中英高层和平接触既然画了个句号，但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都不是清国官员那样的迂腐之辈，视皇上如同喜怒无常的孩子，哄骗得住就算了。马戛尔尼看见的大清王朝并非如我们现在的电视剧表现的那么威武雄壮，他认定这个朝廷已经腐败透顶，如同一艘腐朽的大船，样子虽在，只要一碰就会轰然倒下。至于阿美士德就更加直白，他报告英国政府：指望和平外交手段与中国开展贸易交流是不可能的，只有三条路：1,诉诸武力；2,维持现状；3,放弃贸易。历史于是便开始随波逐流，一直漂到鸦片战争打响。中国人一直赖以为生的“跪拜”，竟然如此严重地给历史开了个玩笑，谁都始料不及。

热闹并没有到此结束，混混沌沌就到了世纪末。经历了一番坚船利炮的轰击，朝廷抵挡不住，中国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西方来的商人源源进入中国，传教士们也随即明目张胆起来。其实传教士早在此前三百年就已经来中国了，只是他们宣扬的上帝，竟敢在“天子”之上另有一重天，于是受制。尽管法国传教士曾经用“金鸡纳霜”救过康熙一命，且得了康熙圣喻：“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但如果所修之道有冒犯皇威之嫌，皇上决不会客气。

康熙殁时，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与雍正继位之敌有染，1723年雍正下旨驱除所有传教士，没收教堂，严禁百姓入教；1784年更有搜捕传教士之乾隆圣旨；及至嘉庆，更演绎成捕杀传教士、以“中国教难”闻名于世。但传教士也确实不屈不挠，仍在“地下”或边远地区坚持。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有了战胜的保障，洋教士们始得以浮出地面，公开传教。

传教士救济贫苦，助鳏寡孤独以行善，普施医术除病驱疫，传播科学以逐愚昧。不过他们所传之教，总是另立一个上帝；而且，在掩护教民之时，也确有包庇恶人之嫌。如是，与传统相悖也成常事。那句“发洋财”的民间俚语，便源自对贫穷教民生活得以改善的讥讽。最严重的居然还是“跪拜”。那些个刻板的传教士们，奉耶酥基督的“十戒”为至宝，他们竟敢奉劝中国的教民拒绝跪拜！于是乎，那些中毒甚深的教民们，不仅不跪拜官员，而且，长辈不跪拜；高堂也不跪拜；有的甚至连祖宗都竟敢不跪拜了。如此大逆不道，虽然惹怒了官府，但官府怕洋人，有洋人庇护他们根本无可奈何。既然皇上也怕洋人，官府便只能如此而已。

然而臣民们是“无官一身轻”的，谁说中国的百姓只会听话？俗话说：“皇上不急太监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总还是有意义的。铁路破坏了风水，扒了；电话线搅乱了神灵，毁掉。一切均非朝廷的布置，完全来自民间的自发。义和团的揭帖就有“砍掉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酥教”之语。借鲁迅的话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鲁迅：《热风》随感录之六十五，1919年。）这种暴民的“更暴”，义和拳就是典范。

从此中国大地上，“教案”层出不穷，远胜于其他所有中外纷争。著名的山西教案，起因就是传教士不许教民参加出资请戏班子唱戏酬谢“大神”。而更残酷的天津教案，起因竟只是一个谣言：教堂办“育婴堂”，收养弃婴，只为把婴儿挖心剜眼以作药材，教堂里腌制了一缸婴儿眼珠。攻进教堂后一缸眼珠不知何在却杀了二十多洋人烧了多处洋房。而义和团之雄起，亦源于教民与非教民分田产时拆了一座土庙。甚至天旱地涝也是洋教引起，河北义和团布告之一：“兹因天主耶酥教，欺神灭圣，不尊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义和团民谣曰：“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于是群情激愤。如果说，鸦片战争的本质是闭关自守与开放贸易之战的话，那么一个甲子轮回后的八国联军战争则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战。如果说，历朝历代都是官逼民反的话，庚子年的义和团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民逼官反。跪拜朝廷的臣民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迫使朝廷对历史的发展进步造反。跟着洋教站起来是不行的，向着朝廷跪下去才是正理。

我们回味一下义和团的“壮举”，不难发现：许多义和团的告示，都历数洋教对佛教的大不敬。其实佛教也是外来的，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就揭示了佛教的来历；还有那个回教，也是外来的穆斯林。何以外来的回教被中国社会所包容、佛教还成了义和团捍卫的偶像，而外来的洋教就该杀该剐了呢？究其根由，佛教回教都崇尚跪拜，而洋教反对跪拜。崇尚跪拜的，如鱼得水；反对跪拜的，大逆不道。

只是佛教也是劝善的，佛法否定杀生，佛家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些跪拜成性的拳民，其实并非“善民”。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要捍卫佛教却彻底逆反佛教的教义，捍卫是一个幌子，根本在于，洋教曾经被“圣祖先皇帝”限制过、驱逐过、捕杀过。于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朝廷不敢或不便行动，该急主子所急、想主子所想。

义和团发生在世纪末。每次列强打进中国之战争时刻，都没有发生义和团的“壮举”。可是在并无战事的和平时期，这伙“好汉”却跳出来向和平居民大开杀戒，仅此，把祸国殃民的义和团恭维成“爱国主义”就完全是扭曲历史真实的谎言。除了洋教的原因之外，维新派的被镇压也壮了这伙愚民的胆。维新派主张的新政，无疑也断了拳民的跪拜之路，自然会激起他们的愤怒。而所有洋人无论传教的还是外交官，都竭力支持变法，“扶清灭洋”就成为拳民的纲领。

及至太后捕杀维新派，机会也就来了，拳民的杀戮于是开始。当主仆同心之时，民族的灾难就不可避免。西太后是义和团势力的总头领，这是毫无疑义的。西太后杀了变法六君子，洋人立即发了警告，于是西太后不敢再杀；拳民们则急主子所急，主子不便杀就由奴才滥杀，连洋人一起杀。又一份义和团告示曰：“杀一男洋人，赏银 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奴才如此卖命，主子心花怒放。于是西太后立即配合，又捕杀了主张变法的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五大臣，就连已经判罪发配新疆的变法干将张荫桓也补判杀头；其余的与变法有染官员又开始抓捕、革职、贬撤。彻底扑灭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义和团的本质起因。

恭维反动的义和团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奴才树立榜样罢了。须知，列宁有过教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的原则，有两点是无须讨论的“公理”：第一，必须有一个供跪拜的主子，即“国不可一日无君”；第二，一个胜利了的新主子是必须接受的。历朝历代，跪拜着的国民也常常闹出些“造反”、“农民起义”之类的大举动，使得我们的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战祸最频繁的地方之一。那缘故，并非是要免去跪拜，而是换一个接受跪拜的主子。一但失去接受跪拜的主子，这个民族立马会六神无主。

如此，跪拜不折不扣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表现，形体语言的表现。纵观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文化，其核心就是“跪拜”二字，或曰“跪拜文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跪拜的对象不同：秦始皇开创了以杀人、焚书来强迫整个文化跪拜于秦文化，而且仅限于帝王的秦史文化；汉武帝则换了个跪拜的主，他强迫尊的是儒术，孔夫子成为“至圣先师”――世代文人跪拜的偶像。

中国的传统确实非常强大，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深刻。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隶”；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隶而不得”。一切拼死抗争都只为获得跪拜的资格，也即，获得奴隶的身份。当那个“救星”在城门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人民站起来了吗？非也，是一个新的主子站起来了，人民不过又有了跪拜的偶像而已。

罗曼.罗兰有句名言：“生活在一个太古老的民族，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代价之所以沉重，就在于有太多的人已经习惯了跪拜，谁要是想剥夺他们跪拜的权利，他们就会跟谁急！君不见，至今那些坚持跪拜“圣祖先皇帝”的臣民，是否还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尴尬之中？当国家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而“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确实感到了的跪拜的危机，于是祭奠起“圣祖先皇帝”来，以图回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