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故事】：序言·病退篇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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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故事】：序言·病退篇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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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故事】： 序言 入夜，当你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商场，耳边传来了用萨克斯吹响《回家》乐曲：要回家了。家，是多么好的一个栖息地啊。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曾几何时，为了回家，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少血与泪啊。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做着回家的梦。梦醒的时候是苦涩的惨笑。在“广阔天地”里，从一个开始，到几个，再到一批，一直到我们的整体回家。这期间我们一直在梦见回家的喜悦，期盼着到家欢乐。 “哪怕是叫我扫大街、捅厕所，只要让我回家，我都愿意干！”“老子以后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邓小平让我们回家，我出车站要向他老人家磕三个头！”“……！”都是为了回家，为了与自己亲爱的家人团聚，对天发誓、赌咒。谁也无法理解我们要回家的心情，谁又能懂得我们迫切想回家的渴望。 终于，在1978年的秋天，云南的知青率先举起了“我们要回家”的大旗，开始了回家的艰难旅程。请愿、罢工、赴京、卧轨、绝食等等，演绎了七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最为悲壮的一幕！继而是昆洛公路上浩浩荡荡知青回家的大军、是留守农场的老职工无奈和忧郁、是无法回家的知青无助和凄凉。热闹了将近十年的农村突然间化为一片的冷清：拖拉机不动了、学校没有老师了、医院没有医生了、上山的队伍里仅留下一些“残兵败将”了。仿佛是被一场猛烈的风暴刮过，留下的一片断言残壁。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知青们在感叹，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回家了；农场的领导在感叹，抱来的孩子是养不大的；老工人在感叹，这以后该怎么办？ 踏上回家的路，重新回到了已经陌生的城市，再回首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了心头。几十年过去了，回家以后的路充满了艰难曲折，没有回家的路流淌着眼泪。知青啊知青，这辈子是不会忘记这“回家”的往事。 我试图采访一些知青朋友们关于回家的故事，有的人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年为了回家的故事，也有的人已经不愿意再提起这段心酸的往事。 萨克斯吹响《回家》乐曲还在回荡着，我走向夜深人静的路上。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依旧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显现它的繁华，不时有一些习惯于夜生活的年青人依旧在享受着城市带来的魅力。我开着车和爱人一起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依旧在翻腾着关于回家的故事。 我实在搞不明白，居然有人会说，回城以后住亭子间、生煤球炉的生活比在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生活还要苦。还美其名曰：版纳情结？既然这样，你回上海干啥？脑子出问题啊！其实这似乎是“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之争的延续。说这样话的人已经把当年为了回家的事情忘记了。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于是我更想讲讲我们回家的故事。 我曾经写过《后知青时代生活》一文，讲述了一些知青朋友的故事。还是这些朋友，我请他们再讲讲关于“回家”的故事。于是，我记下了这些断断续续的往事。为了讲述的需要，我分别把这些事情划分为病退篇、顶替篇、困退篇。而那些直到退休才回到上海的故事作为退休篇。最难划分的是那些没有回来的知青朋友，我就起了一个“无言篇”。唉，为了回家，我们的故事真难讲啊！ 写完这些，还应当讲讲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这是后话了。
（1）说起回家，唉，心痛啊！ 那天，在知青的一次聚会上，我问老林，能不能说说回家事情。“回家？”老林注视了我许久说：“还提这些事情干啥？心痛啊！”老林，男，今年57岁。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现供职于一家私营企业当仓库管理员。其实是仓库的搬运工。每天卡车来了，他的任务是根据进货单或出货单，点好数搬上车或者搬下车。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去云南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送我到火车站。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妈妈昏倒在站台上。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我知道做父母的心就像被刀绞似的。没有办法，谁叫我们生在那个年代呢。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都不读书了。我们又是69届的初中生，那时的政策是“一片红”。不管你是谁，统统上山下乡。 记得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假装睡着了。其实我在偷偷看爸爸妈妈帮着我最后一次整理随身携带的行李。那天，爸爸一直在抽烟，一根接着一根。要是在平时，妈妈一定不允许他这样抽烟，因为爸爸已经染上了肺结核病。妈妈眼里的眼泪一直没有停过，嘴里一直在说，这么远的路，这小囡去了怎么办啊！整整一夜啊，一个不眠之夜至今我都不会忘记。 说回家？到了农场，我是天天想回家。怎么办呢，我们是没有一点办法回家的。最难受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是回家探亲，想想还要回农场，所有的高兴劲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也没有了。第二是看见人家回家了，再也不来了，心里的难受啊像刀绞一般。我们何时能够回家？我一直在问自己。 要说我回家，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到了1978年底的时候，我们云南知青开始“造反”了，大家都可以回家了。苍天有眼啊，终于为我们打开了一条生路。那时，大家是各显神通了。有搞顶替的、病退的、困退的。我最羡慕那些可以顶替的，有了一个好爸爸妈妈，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一个好位子。我呢，父亲等不到我回家就去世了。母亲是没有工作的。我只好是搞病退回上海。 什么病？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很混乱，没有其他办法回家的人，都可以采取病退的办法回家。再说，我们在农场十年了，谁没有一个病呢？那时的心情就是管它什么病，只要能够回家就行。具体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一个连队一半的知青都是搞病退回家的。 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农场回家的时候，我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南昌。对了这个站叫“向塘西”站，离南昌不远，离上海只有一天的路程了。大家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买了酒和菜在列车上狂吃起来。庆祝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吃着吃着，我们都哭了。想想这些年的苦，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说不来大道理，什么三中全会、什么真理讨论，我们就知道能够回家了。那天，我已经能够想象到妈妈在上海的北站来接我的情景了。几年过去了，爸爸的去世、我到云南、姐姐妹妹到也上山下乡，家里只留下一个小妹妹，说是进了上海的“工矿”，其实是分到一家食品厂里当工人。一家人真的是妻离子散的样子。现在我可以回家了，姐姐早就在农村结婚了，孩子都要上小学了。妹妹也可以回来了。唉，这些年我们家可是多难啊。 不说了，一说起这些事情，我就会掉眼泪。 老林说不下去了。 回到上海以后的老林，被街道安排到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9毛钱。老林告诉我：那个时候苦啊。回到上海以后，一把年纪了，快28、9岁了。要成个家实在是很奢望的。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人家一听我们从农场回来的，家里又这样困难，上海的姑娘那个会嫁给我？ 老林一直到34岁的时候，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谈了半年结婚了。先是挤在家里，晚上睡觉就拉块布。后来，总算分到了一间12平方亭子间。老林的老婆生女儿后，得了产后糖尿病。一直到今天就是靠药维持着。老林只有拼命地工作，总想多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后来街道生产组倒闭了。老林成了“下岗工人”。他曾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因为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刑事案件，一下子就把他们这一批保安全部辞退了。每月1000元的收入对老林来说是多么重要啊。他只好陆陆续续在不少的企业打工，每个月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费。最主要是老婆的药费，必须要保证的。 老林说：没办法，我们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靠山，有的就是在农场锻炼的力气。现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的位置了。还是太太平平过日子吧。生活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再次见到阿球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不轻了。多年来的酒精的作用在刺激和败坏他的肌体。苍白的脸上显露着一丝无奈，有气无力的话语中是对于生活的不满。 我请他谈谈回家的故事。他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故事，我是随大流的。没有大返城，我只好一辈子呆在云南那个鬼地方了。”阿球，男，57岁。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如今病休在家。回到上海以后，阿球进了里弄生产组工作，每天8、9毛钱的日子里，他还是不改天天喝酒的习惯。好不容易结婚了，不管妻子如何骂他、求他，酒已经是他生命的全部。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 谁不想回家？到了云南的东风农场以后，天天在想。记得那些北京人行，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当上大官就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调回去了。我是什么？一个穷工人的孩子，家里孩子多，我排行老九。家里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可我跑的最远，到云南去了。真是生不逢时啊。 记得是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大概是1974年吧，我探亲回到上海。已经在上海工作的大哥对我说，要不去浙江的农村，这样离家近一点。这好啊，我一口答应了。怎么去呢？大哥说，他们单位里有一个人，老家在浙江慈溪的农村，那里还算富裕的，过去江浙一带本身就是鱼米之乡嘛。听他讲，有不少在黑龙江、吉林那些地方的知青都跑到那里去了。女的嫁人，男的做上门女婿。这样户口就可以转到那里了。什么上门女婿，那时我真的搞不懂。反正只要可以离开云南农场，管它呢！我同意了。于是大哥就去托那个同事。几天以后，我和大哥就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浙江慈溪的一个村庄里。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上门女婿，就是我以后的孩子出生必须姓女方家里的姓。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家里根本不在乎的。说好了，就与那个女孩子见面了。天哪，这个长相实在是不敢说了，矮矮胖胖、黝黑黝黑的一个乡下姑娘。行，只要能够回家，我就豁上了。我在那里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还给了介绍人一笔钱。这一呆就是一个月。坏了，我已经超假了。于是我赶紧准备回云南农场去。当时说好了，我回去以后，他们这里马上就为我办理结婚的证明。这样我就可以理由十足地离开云南东风农场了。 唉，天算不如人算啊。我已到连队，有人就告诉我有一份从浙江寄来的信。我还一阵高兴，心想人家可真当一回事情。等我拆开信一看，我顿时傻了眼。信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件事不行。什么理由？说现在正在批林批孔，反对“走后门”，公社抓的很紧，对于外来的知青一律不批落户。紧接着，大哥也来信了，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花去的钱不说了，我的一片希望就此落空了。 我的命苦啊。从此，我将与酒结上了伴。借酒消愁啊。但是回家的念头一直在心里久久地散不去。只能随大流了，在农场混一天算一天吧。稀里糊涂地等到了1978年底，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是很感谢邓爷爷的，是他老人家让我们回家了。 唉，回家了，回家也有忧愁啊。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不说了。这些事情伤心啊。 阿球在1979年回到上海以后，到街道生产组工作，。这一路走来也是不太顺利。加上他爱喝上几口酒。久而久之弄得一身是病，最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发作起来已经住了几次医院了。 阿球有很多的牢骚。 阿球说，我不是不想做好工作。老了，讲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啊。我们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倒霉的“文革”。要工作了，来了一个上山下乡，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年的青春。回上海了，好不容易成了家，又要文凭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拿的出吗？国家又不会管你的，他要改革开放也没错，倒霉的是我们啊。下岗了，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待业”，真是胡说八道！连个保安我也干不了。怪谁呢？都是一些牢骚，没用的。我们知青中混的好的人不多。我绝对不会嫉妒他们。这是命，我认了。
只有两个名额，四个人需要依靠这两个名额来实现回家的愿望。怎么办？阿黄的一家为此伤透了脑筋。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家知青的家庭面临着这样的苦恼。都是为了回家，都是父母的骨肉，能抛弃谁呢？唉，上山下乡给老百姓出了一个大难题！ 阿黄说---- 那时，家里五个子女上山下乡，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大姐已经嫁给当地的老乡是不可能回家了。剩下四个人在天南地北，都盼望着回到上海。就算父母都退休让我们顶替也只有两个名额。 记得那年我们几个子女都想办法回来，要开“家庭会议”商量怎么办？父母很为难，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可是我们几个在“广阔天地”里的苦也是客观存在的，都想早点脱离农村回到城市里工作。那时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难道叫我们在农村里成家立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不想再提起那时“家庭会议”激烈的争吵转而相互的谅解，无奈的叹息紧接着的是讨价还价的讨论。唉，别提了。最后，我一咬牙做了决定，我不顶替了。弟弟也这样做了。让出两个名额给小哥哥和姐姐。毕竟他们比我们俩年龄大。父母为此哭了好几次，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回到云南农场以后，遇到了知青闹大返城。我连忙跑到场部去办了病退的手续。记得跑到场部的医院，我看见在医院门口的墙上写着如何填写病退表格的大字报。上面详细介绍什么毛病应当怎样写，真实老天开眼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连忙填了病退的表格，医生们看也不看就签字盖章了。一切顺利啊。没过过久我就会上海了，终于回家了。 我就是怎样回家的。我家里除了大姐姐至今还在农村，都回来了。 阿黄说，这些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有影响。我不想多说了，家丑不可外扬啊。碰到一些家里的财产什么的问题，都会“起头皮”（上海话：讲以往的事情）。特别是我的弟弟，最后也是靠搞病退回来，至今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连个老婆也找不到。说起这些，他就会翻那些陈年往事了。唉，真没劲！ 阿黄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够回到上海。苦熬了这么多年，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唉，想想真的是不堪回首。算了，不说了，还是要面对今天的生活，总是希望今后的生活好一些。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我们的知青朋友说：开始，我根本没有想回家。为什么？ 在知青聚会的时候，见到阿英时，我感觉到她很憔悴。而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她没有来。说是已经小中风了，走路也有些困难。还不到60的人，得了这个病是够麻烦的。通知她的是阿春，据他说阿英太想来和大家见见面，叙叙知青的这份情。唉，又一位知情朋友生病了。大家在感叹之余，都在相互祝愿保重啊。 阿英说起她回家的事情是这样说的---- 说我们为了回家的事情，我可能与大家不一样。我们在1970年一起来到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那时我的心里是很开心的，一点也不觉得后悔。有饭吃，有28元的工资，有什么不好。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那时刚到连队，为了欢迎我们知青的到来，连队里杀了猪。我在离开上海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猪肉了。这是真的事情。那时在上海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有肉吃的。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家里很苦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就靠母亲在里弄生产组每个月30元的收入。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30元要养6个人啊。上山下乡的时候，老师来动员，我一口答应，立马就走。每个月有28元是什么概念，我们一家一个月的总收入啊。我到农场领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一下子就往家里寄20元，用现在的话来说，对于我们家来说，我是个“大户”了。 以后，随着我家里几个兄弟姐妹陆续工作，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好起来了，家里不要我再寄钱了。也就在这时，我有点回家的想法。看见一个连队的一些人纷纷离开了农场，你说我心里不动？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一群人。只好在这里安家落户了。真的没有想到，后来大家都可以回家了。我也随着大返城的队伍回到了上海。 阿英是靠病退回到上海后，进了生产组工作。以后成了下岗工人。她站过柜台，去过饮食店洗过菜，还去干过推销员。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也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 阿英说：我们知青，现在能有口饭吃已经不错了。知青中日子过得好的人不多。但是人家有本事。我看最主要的是有文化，就是冲着这一点，我真的很恨儿子不争气。但是也不能全怪他，我们当爹妈的都是知青，没有文化知识，哪能再去向他提更高的要求呢！总之，我是很满足了，比比以前的生活，现在不知道要好多少了。
能不能说阿彦回家的故事是一个“阴差阳错”的事情呢？把自己顶替的一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哥哥，结果是“因祸得福”呢？唉，命运就是这样在难以预料。 阿彦说---- 在1978年秋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可以通过顶替离开云南回到上海。那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别提多么高兴了。我可以顶替我的父亲回家了。这时家里发生问题了：只有父亲一个名额可以顶替，但是我的哥哥在安徽插队，那里也很苦的。哥哥来信与我商量，是否把这个名额让给他。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嫂子已经可以通过顶替回到上海。如果我顶替了，哥哥再要想其他的办法。我那时是光棍一个，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我一口答应了，我想搞病退回家。我本来就有胃病，在农场这些年越来越厉害了，搞病退是没有问题的。为此哥哥和嫂嫂都很感谢我。这样我就病退回家，进了里弄的生产组工作。我们做的是书籍的装订。国营的印刷厂把印好的书籍拉到我们这里，我们用裁纸机把书裁剪好，然后在机器上装订，简单的重复劳动。 哥哥嫂嫂进了父亲的工厂，生活开始还可以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90年代，国有企业混不下去了，倒闭了。哥哥嫂嫂都下岗回家了。哥哥以后去学开出租车，很辛苦的。嫂子到一家商场里当营业员。 与哥哥嫂嫂一比，回家后我算是很幸运的。我在生产组里工作，后来街道要搞人口的普查，可能是我在工作中的表现比较好一些，领导上就把我借去了。搞了两年的人口普查，正好街道后勤科要招人，我也就报了名。你想，我在那里干了两年了，大家都熟悉了。我很快就被录用了。到了95年，区政府的机关事务局招人。由于我在街道就和他们很熟悉了，我就又跳了一级，到区政府工作了。我的机会好一些吧，就是我们知青出身的人，要比别人辛苦。我在生产组的时候就去读了电大，拿到了大专的文凭，要不然那里还会有现在的位子？要是我当时顶替了父亲，进了国有企业现在也是一名下岗再就业的人了。 阿彦说，在工作中，我感到我们知青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比别人吃苦。什么加班加点，我都无所谓了。要不是这样干，我也早就回家抱孩子了。我很珍惜现在这个公务员的岗位，我们知青一没有后台，二没有知识，就靠这样的机会和拼搏才能有这样的结果，真的不错了。我是很满足了。 阿彦寄语知青朋友：面对今天的生活，我们要好好珍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谁叫我们都生在50年代呢！命该如此吗？谁说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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