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作者：许纪霖

来源：当当网。选摘许纪霖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1）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高的高位。

谈到现代中国的科学家，大概要数地质学界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从丁文江到翁文灏、李四光，不仅专业上响当当，而且个个行政能力极强，都是治国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灏，官至“宰相”一级，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极致。

不过，翁文灏的弃学从政，并非其本愿，纯属阴差阳错，命运的不经意安排而已。地质界的三杰，李四光暂且不论，丁文江与翁文灏有颇多相近之处，两人年龄仅相差两岁，关系在师友之间，都有留洋欧洲的经历，一前一后出任地质调查所所长。而且，做研究、办实业、写政论、处理行政事务，样样得心应手。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丁文江常常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他的最大旨趣是做“治世之能臣”。而翁文灏要本分得多。尽管他也关心政治，也有言论的冲动，但仅止于在《独立评论》上发发议论。骨子里还是书生本色，相信科学救国，“以人的力量开发地的资源，而后国家始可发生力量”。

丁文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欲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而翁文灏呢，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向对做官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灏自然乐于前往。没想到他与蒋大概是前世有缘，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师”中间，蒋对翁文灏竟然情有独钟。蒋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又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求贤若渴，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藉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

不过，翁文灏的挂牌南京，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的开端。与翁文灏同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挂牌的，还有胡适之、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在上一面，蒋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搞专家治国了，而在下一面呢，本来向南京争人权、要法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点做官的兴趣。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翁文灏有自己的专业关怀，而这样的关怀同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运真是不可违拗，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翁文灏的整个人生。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脱险之后，无疑又加一层“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灏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报。当第二年蒋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无法再推托了。于是正式入京，与蒋廷黻等人一起，从此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尝不雄心勃勃。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熟悉20年代《努力周报》的人们都知道，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20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已。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翁文灏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起步政坛，既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满足感，同时也不乏科学家的自信。传统的“好人政治”到了现代，虽然内中的灵魂未变（仍然以“好人”为核心），但“好人”的内涵毕竟有所演变。“好人”?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灏他们这些科技专家所赖以自豪的。

（2）

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他们不喜欢讨论政治中的哲学问题，那些令人头痛的“主义”之类，以为这是空洞的形而上学，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无补。当胡适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为民主与独裁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翁文灏承认自己“对于各种深奥的主义从未用心研究，各种特别的理论也不十分明白”，“对于那种政治社会问题，或是现在所流传的各种主义都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可说”。但他的态度比信奉实验主义的胡、丁二位还要实用：“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比什么独裁双裁、民主宪政等等名词争辩更为重要。”同上，第81—85、34—40页。

于是，一旦入政，就像他解决科学问题一样，翁文灏的全部精力就用于行政中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与他同时入阁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还会去研究整个政府的体制弊端，提出了行政改革方案，而翁文灏却更相信那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整个体制始终不置一词。结果，蒋廷黻得罪了体制里面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被外放到苏联做大使。而翁文灏一直留在中枢，而且数年之间扶摇直上，从经济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直至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官运亨通，自然与蒋介石的信任有关。一个专制者最喜欢的部下，往往不是具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而是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行政官吏。因为政治家具有价值理性，容易与专制者发生政治分歧，而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

作为一个行政官吏，翁文灏可能是属于一流的。他所管辖过的部门工作都是井井有条，效率极高。他的个人私德无可挑剔，做了十几年的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清风两袖。而且，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翁文灏超脱于任何派系之上，淡泊名利，人缘甚佳。丁文江评价“他是个性极强的人而主张温和；他是极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极清廉而处世很平易”。丁甚至告诫青年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极好的反证。”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独立评论》，第97号，1934年。

（3）

那么，好人当政的结果又是如何？蒋介石主政的整个三四十年代，至少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1935年的“人才内阁”和1948年的“行宪内阁”。每当濒临危机时，蒋介石总是选择翁文灏这样的公认的才俊组阁，以期挽狂澜于未倒。在这两次实验中，翁文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十三年以后他又进一步出面组阁，连司徒雷登也为此欢欣鼓舞，以为将开出“行宪”后的“新气象”。可惜的是，翁内阁仅仅存在了六个月零两天就呜呼哀哉。从表面来看，翁文灏是被那个自以为是的王云五所误（这个商务老总以为推广金元券就像推广他的四角号码词典一样简单），实际上，国民党腐败到那个份上，即使币制改革成功，也最终难免一败。政治体制不变革，纵然有一打翁文灏这样的好人当官，又何尝能补大局于万一？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高的高位。在这种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倒毋宁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

尽管翁文灏是不懂政治又误入仕途的一介书生，但他毕竟是一个“极明察”之人。到1948年年底，当他看清了这个政权的症结所在，便决意与跟随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蒋介石的另一宠臣陈布雷服药自杀、为蒋殉葬的时候，翁文灏却不顾蒋的再三挽留，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翁文灏与陈布雷在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且都是蒋所信任的宁波人。两人皆书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辞而不得，捱到1934年，才前后到蒋的身边就职。同样的知遇之恩，同样的士为知己者死，同样的到1948年年底看清大势、顿悟人生。相比之下，陈布雷的传统文人气太重，竟然弃世而去，临死前的遗言中还对蒋战战兢兢，忠诚不贰。而翁文灏，毕竟在欧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虽然身上还残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习性，但整个人格较之陈布雷已经独立了许多。同为救国心切，陈布雷无法将国家与蒋氏王朝区别开来，翁文灏却能在最后一刻发现二者之间的疏离，并决然弃蒋而去，投入和平的阵营。在纠正错误这一点上，翁文灏倒表现出了科学家的潇洒本色。

1950年年初，翁文灏在英国拜访李约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学业鼎盛，不由得触景生情，黯然神伤。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如此结局，又如何不让人悲哀！

在现代中国，像翁文灏这样既有传统功名（早年曾经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时代印记，翁文灏的所有悲剧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识背景中找到某种解释。如果有幸遇上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开明体制，也许还不至于牺牲得如此廉价。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拙，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灏，究竟是你负时代呢，还是时代负你？

历史已经过去，一切早已纠缠不清，我们所能记住的，只是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不乏正直、才干和德性的科学家，那些错了位的故事……

 

“好人”翁文灏

作者：周昂

来源：中国周刊: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发布时间：2014-01-14

［内容简要］：有人说，翁文灏“为官一时，倒霉一世”，这并非命运使然。因为一旦为官，他就不能仅是一个私德上的好人，更得是一个政治上的“好人”。

1951年3月7日，62岁的翁文灏在中共人员的秘密护送下，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在前门车站，他的旧部、儿子一家赶来迎接。据说，老人当时曾痛哭流涕。

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政权交替，他一度避居海外。此番回国，总算结束了漂泊无依的生活。

但是，一家团聚的喜悦只维持了片刻。当天下午，翁文灏就被安排住进了王府井饭店，统战部一位邓姓官员跟他谈了半天，要他起草“反省文件”。胡适属意的“大总统”所谓“反省文件”，就是反思个人历史，痛骂“蒋介石反动集团”，并与之划清界限的一份声明。可骂人，恰恰是翁文灏最为难的事情。对他来说，蒋介石不光是曾经的最高领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由南京乘车经赴杭州进行地质调查，途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当其同僚钱昌照赶去探望时，翁文灏已经不省人事，最危急时体重一度竟只剩下60多斤。这个消息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翁的生命，还专门派人赶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在精心照看下，翁文灏昏迷了40多天后，奇迹般苏醒了过来，并慢慢恢复了健康，只是在左额骨处留下了一处塌陷。

第二年年底，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并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翁文灏一改往日对政治避而远之的态度，出任了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在世人看来，这是在报答蒋介石的救命之恩。

翁文灏初遇蒋介石，是在1932年春。翁文灏在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的推荐下，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一面之缘，蒋介石便对翁文灏的学识极为欣赏，于是，力邀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只是翁文灏坚辞不就，最后只同意挂了个副秘书长的虚衔。同一年，国民政府又在没有征得翁文灏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翁文灏又以为继母“丁忧”为名通电辞职，北上奔丧。

“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学术工作为职志。”这句写在日记中的话，代表了翁文灏曾经的志向。

1889年，翁文灏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绅商人家。6岁入塾，13岁考取秀才，1908年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考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1912年，23岁的翁文灏以优异成绩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回国后，翁文灏拒绝了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来到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当了一名教授。

1916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任矿产股长，后担任所长，任内，他赴全国各地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要么步行，要么就是骑毛驴，“爬过从没有路的路”。直到晚年，他还很得意地告诉长孙女，“我那时是骑着骆驼穿过内蒙到宁夏去进行勘探的”。

1920年，甘肃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顶着冰雪之天，坐上骡车，长途颠簸，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除此之外，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翁文灏还铸就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

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可见翁文灏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难做的文章1951年3月9日，翁文灏开始奉命写悔过书。第二天，他交了初稿。在提到蒋介石、宋子文时，他居然还使用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的称呼。

自然，检讨没能过关，被打回修改。

1951年5月17日，王昆仑突然来拜访翁文灏。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他看了翁最新修改的检讨书，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此时，翁文灏形同被囚禁于招待所，已经长达两个多月了。一周后，老部下孙越崎又传达了统战部官员最新意见：“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社会学家吴景超来探访时，给出的意见更明确——干脆重写一篇，不要多谈自身，要详述蒋政权的重大缺点。

翁文灏绝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如此难做。他告诉吴景超：“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翁文灏说的是事实。抗战爆发后，翁文灏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期间，他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企业，成绩卓著，再加上廉洁自律的作风，声誉扶摇直上。

翁文灏廉洁到什么程度？抗战期间，有一个浙江藉妇女，在翁文灏的帮助下开了家肥皂厂，销路很好。这人为了报恩，多次送钱被拒，最后打听到翁文灏的住址，专程送上一些金条。结果，翁文灏勃然大怒，拿起金条，扔到门外。对方觉得尴尬万分，痛哭流涕。最后翁夫人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收了一箱肥皂了事。

“弟的方针是宁使自己吃苦，绝不牺牲公德！”翁文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不管翁文灏如何能干、廉洁，他始终未获真正的重用。据钱昌照回忆，抗战开始以后，翁未参加过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蒋介石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被加上了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但是“实际上不看公文，无事可办”。

既然只能当边缘人，想触动他人哪怕一丁点利益，都步履维艰。例如，抗战胜利后接受敌产，全国大小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民怨沸腾。翁文灏气急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种行为“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还说“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也不了了之。

“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翁文灏的同僚，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回忆录中也难抑悲愤。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先后五次辞职，卸去各种头衔，专心经营他筹建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不料，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后，再度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

“翁虽为著名科学家，但在政治上没有根基，也无派系色彩，因此与各方矛盾也少。”立法院立法委员毛翼虎后来分析道，“翁的组阁实际上不过为蒋看守大门，无异是蒋自己掌握行政院。”他还回忆道，当时，立法院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说翁文灏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好院长。

果然，翁文灏抹不开面子，“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接下了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也不出预料，在国民党于内战中节节败退之际，他为挽救经济实施的金圆券政策失败，招致全国一片痛骂。仅仅在任六个月，翁文灏去意已决，1948年11月，他再度辞职。

一个月后，新华社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翁文灏排在第12位。

无法逃避的命运1951年7月7日，翁文灏回京后的整整四个月后，几经修改的检讨，仍然没有过审。他的心情显然糟糕到了极点，“含光殿关尚淹留，斗室沉吟作楚囚。”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颇为讽刺的是，在回到大陆之前，翁文灏最大的疑虑，就是让他做此类文章。

由于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死心，又被大陆称为“战犯”，翁只好走第三条道路。1949年12月2日，翁文灏由香港前往法国。

在此期间，翁文灏一直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中共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首先，翁文灏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正如陈毅所言，“翁文灏是书生嘛，不懂政治，他就是不走，我们也不会难为他。”可是要回国，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要求放在其他人眼中，或许不算什么，但翁文灏却觉得难以启齿，在他看来，这显然有失君子风度。他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纠结之余，翁文灏也在观察新中国走势，早在抗战时期，翁文灏就曾规划过战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一直期盼着能把自己当初的设想变为现实。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天天看报纸，做剪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钢产量多少、粮产量多少，英国、法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少，做对比。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朝气蓬勃，也有雄心壮志，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长期研究翁文灏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说。

周恩来也托人向翁文灏转达了几个意思，第一，希望先生尽快回国，第二，过去的一切，并没有不可谅解的症结。至于自白书，可以回到北京之后，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这一切促成了翁文灏最终下定决心回国。不过，回国当天即被带往饭店，一份反省数易其稿都难以过关，传达出的信息便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1951年7月11日，翁文灏将最后一遍修订的反省书交给统战部官员，“蒋集团投靠帝国主义，欺民卖国，一日存在，中国一日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从前参加他们的工作，实是走了根本错误的方向。”周恩来阅过后，终于放行通过。8月4日上午九点，他终于走出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此时距他回国，已经几乎整整五个月时间了。

江苏省南京地质博物院。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从左到右：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三人的塑像。供图/IC“桑田何不共弹冠”回到家中，做些什么？看书、读报、写作、会客——总之，翁文灏没有工作。

不久，统战部有关人员专门与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进行谈话，表示为安全计，希望翁文灏不要过多外出，认罪书关于批判方面也尚有修改余地。这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

除了先前不愿公开骂蒋，留了欠账，地质学界的糟糕环境，也是翁文灏难觅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翁文灏回国前，已经有人借用革命的名义，在地质学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指责翁文灏、丁文江等人的学术是反动的。翁文灏非但不能重操旧业，连原地质调查所的成员，也都几乎从不登门。

“韶光逝去似流水，又届生辰只自怜。”1953年8月8日，翁文灏65岁生日之际，写下这样的诗句感叹世事。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只能坐吃山空。一开始，他家住在锡拉胡同18号，月租是12袋通心粉，后来难以维持，搬到南池子飞龙桥11号，月租450斤小米。再后来还是住不起，只能迁到外城区的一个大杂院。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北京选举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翁文灏本已得到了选民证，没两天，证件又被收回去了。翁文灏不解，致函北京市选举委员会，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选举委员会答复如下：“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这次风波过后，他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了。正如他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所言，“遥忆夷齐采薇苦，桑田何不共弹冠”——甘当旧时遗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要做的并不仅是一个私德上的好人，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好人”。

1954年8月，周恩来辗转托人询问翁文灏，愿不愿意对台湾发表讲话。翁文灏不但表示乐意效劳，还表示要重新拟写认罪书，争取公开发表。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都全文刊登了翁文灏的《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行》。当晚，钱昌照特来告诉翁文灏，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协商下届人选，周总理点了你的名，已获得通过。第二天，翁文灏又在各大报上发表《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

1957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翁文灏也做了一些发言。他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

这何尝不是翁文灏在曾经的遭遇中获得的感悟。不过，“反右”运动一来。敏感的翁文灏立即闭嘴，翁文灏的“好人”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文革，起初，他也遭受了冲击。不过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没有遭受更大的折磨，但是，1970年，他的长子翁心源，在湖北潜江某干校被^造**派逼供三天之后投水自尽。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六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人们发现，其中收录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还专门提到了翁文灏一句，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句毛泽东1956年的评语，不仅翁文灏的好友们不知道，连他本人生前也不知道。

如果让翁文灏回忆与毛泽东的交往，他能想起的恐怕只是1954年发表完对台讲话后，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的一次短暂会晤。那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其实，那已经是翁文灏归来的第四个年头了。

 

不该遗忘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
 
作者：散木

来源：北京日报网

何谓“第三种人”

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这里所谓“第三种人”，即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这位凌鸿勋大概是我们早已忘却了的历史人物，早年他曾就读于清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即原邮传部的南洋公学）、民初的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后来他还是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陇海铁路工程局长、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和工务局局长等。自1929年至1945年，他先后从事筑路16年，兴建新路1000公里，测量路线4000公里，管办公路5000公里，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厥功甚伟，尤其是开发西北、西南交通，成就显著，他还著有《中国铁路志》、《十六年筑路生涯》、《詹天佑先生年谱》等。如评论所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而认知这些“历史真相”，其前提更是应首先认识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由此，笔者又联想到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不要忘记”了的诸多“中国工业之父”，如“航运之父”卢作孚。

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毛泽东和卢作孚，他们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殊途同归，即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当年恽代英、邓中夏和毛泽东选择了苏联革命式的道路，卢作孚则以为：“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里的所谓“微生物”，就是我们曾经鄙薄过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的事业，如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等。当年卢作孚似乎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所以他会以为“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难免不伤筋动骨，故为力避不必要的损失，须从小范围做起（比如他在重庆北碚开展的社会试验），取得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再进行推广和扩大。当然，“历史真相”是，革命的“炸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和悲惨的命运，尽管如此，“革命救国”也好，“实业救国”也好，都是“充满爱国热忱”的。这其中的后者，即所谓“第三种人”，后来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逐渐式微了，甚或竟被遗忘了，论其原因，可能就如经叔平为《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一书所写序言中所说的：“过去我们讲现代史，总是注意残酷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建设的一面，是有一些片面的。”

“实业救国”思潮下的实业家们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涌动过一股热烈的“实业救国”思潮。

如张謇，这位著名的历史转型之际的“状元资本家”，他认为“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此后，他目睹时艰，慨叹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于是另走了一条实业和教育的道路，创办了“大生”这家“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工厂”，并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以及南通大学、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等众多学校（包括女师、幼稚园、中小学、职业学校、盲哑学校等），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剧院、公园、医院等。

再如自奉甚俭、一生兴办教育投资达千万元之巨的陈嘉庚，以及人称“万金油大王”的报业巨子、文教医药慈善巨子胡文虎。这里说到办报纸，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进步的资本家也热心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突出的便是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共舆论的建设。显然，中国近代史上的报纸对社会的推动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于是，四川资本家康心如由早年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的刻骨记忆，以及自己壮年先后创办《公论日报》、《国民公报》、《雅言》、《民信日报》、《中华新报》但因言论不自由身陷囹圄，最终悟出“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的辛酸体会，遂“下海”经商，一俟马到成功，却又放不下早年的夙愿，康氏兄弟（康心如、康心之）“复活”了《国民公报》，使之成为一家四川工商金融界的民办报纸，继续发出它“民间”的声音。

还有，中国化工事业“北范南吴”的范旭东、吴蕴初，以及侯德榜、李烛尘等，他们开创了“久大”、“永利”、“天厨”、“天原”等著名的化工民营企业；

穆藕初，开创了“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又最早翻译出版了企业管理的经典著作——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并兴办植棉试验场，自著《植棉浅说》，发明“七七棉纱机”等；

还有，刘国钧的“大成”；周学熙的“启新”、“华新”；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茂新”、“振新”、“福新”、“申新”等纱厂、面粉厂；简氏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火柴大王”刘鸿生的“鸿生”和“大中华”、“大中国”；

此外，郭乐，由一家水果摊发展为仅次于“申新”的纺织企业以及雄踞上海滩的百货公司“永安”；

张振勋，学徒出身，却矢志“为祖国效力”，终以“张裕”扬名全球，又一生热心赈捐社会福利和举办学校无数；

排字工人出身却创办了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蓬矢四方，男儿之志”、以革命元老身份转到教育文化救国的陆费逵（创立了中华书局等），终成中国书业和出版界的巨擘；

项松茂的“五洲固本皂”；陈万运的“三友”烛芯和“三角”毛巾；都锦生的丝织风景“西湖十景”；等等。

以上都是当年竺可桢所说的“第三种人”，他们“埋头苦干”，不务虚名。在这支队伍中，还有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黄万里，教育家严修、陶行知、晏阳初、任鸿隽，以及社会活动家梁漱溟、黄炎培、章乃器等的身影。

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家，大多涌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当时他们幸逢所谓中国实业的“黄金时代”，如方液仙等的“中国国货公司”的创立等，这些“老板”们的发迹史也因此令人颇为感慨不已，尽管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从政的经历，但他们的历史定位却无一不是他们“真真”的“事业”——“实业救国”。

一位“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人

当年的老板，是怎样的人呢？这又让人想到了卢作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怎样的“资本家”？为什么有人说他“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在今天卢作孚塑像的所在地——重庆北碚公园，石碑上雕刻着他生前的友人和同志（社会改革家们）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的题词——“耐劳耐苦，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忘我忘家，绝对无私”——这，这是说“资本家”么？

当年《大公报》的名记者徐盈先生说：卢作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面对着这么为古老陈旧所腐蚀着的社会，难怪他时常肝火上升。对他的一代都失望了，而新的一代又是这么使他不能完全信任，完全满意。我想他在说话时，他为效率而忘记了一切。”他不仅仅是精明的实业家，或者说他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种人往往是不惜损己利人的，他们竟会与真正的共产党人不相上下，比如在私德方面，卢作孚的个人生活竟如此简朴，以至于外国记者怎么也看不懂：“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美亚杂志》）甚至，这位堂堂的大老板，他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股份，临终前，在他给妻子留下的遗嘱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就是卢作孚，果然是“一个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徐盈之语）

卢作孚搞实业有长远的眼光，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毕竟有限，那么，就要靠教育的作用。卢作孚说：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是人的建设，社会改革的核心是人的训练。于是，他从开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始，在“建设新川南”的口号下，相继在泸州的川南师范学堂等学校推行“新教育”，并在社会上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当年带头剪发的新女性代表人物胡兰畦、秦德君等，都曾在他开办的学校任教，卢作孚还开办了传播和提倡新思潮的暑期讲习会，聘请恽代英、萧楚女、陈启修、沈雁冰等讲学，启迪新知。这些实践，正是我们后来才认识到的所谓现代化，从某种角度上看，其实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在卢作孚看来，“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这“现代化”除了必备的“硬件”建设外，也不可没有“软件”的建设和开发，它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自治能力、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健康与体能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就此而言，卢作孚绝不仅止于一个实业家，他还是社会的改革家，即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他们往往能够“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抗战胜利后，卢作孚还有一个建设四川乃至全中国的宏伟计划，要在战后建设一个“现代的强有力的国家”。至于他的方案，则是保留私有制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同时又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为手段（“如果中国整个经济建设有计划，每一经济事业又有其精密的计划，则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的速度，又当比苏联为大了”），也就是说，须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那些痼疾，以防止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垄断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应该说是有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的基础的，这是中国战后的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把社会变革的成本和代价最低化和最小化了。那时的卢作孚试图以此走出一条综合不同范畴的文明成果、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第三条道路，可惜，这种曾经予以热情想象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却被新的内战打断了。

卢作孚生前曾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在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