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5（一）】：

疾病总与贫困者为敌

1965年元旦刚过，我妈住进了医院。

在那之前的半个月里，我在夜里做梦醒来，总会听见我妈蒙在被子里的一声声咳嗽，抑制不住，又压得很低，像是从遥远的空洞里传出来的。果然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我妈的肺子里得了结核，还有空洞，需要转到千山结核病医院治疗。

我妈在那家医院的白色病房里，住了五个多月。那时我已经学会骑自行车，如果不遇上下雪，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千山脚下的结核医院。那辆自行车，还是我爹二十年前在满洲帝国时候买的，日本产的富士牌子，骑着特别轻快，像风一样。但是我不能每个星期都去，家里就一辆自行车，二哥和三哥和我只能轮流去探望我妈。

医院很大，种满了树，树丛里有七八座带屋脊的三层楼房，只有一座外面抹了灰浆，其余都是红砖墙面，窗户很高，装饰着五角星和植物叶子的花纹图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50年代初期苏联援助鞍钢的产物，当然要按照苏联人的图纸修建。估计在那时的中国，坐落在千山风景区的这家医院，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结核病专业医院。据说在修建之前，鞍山的领导感到奇怪，干嘛要修那么大的结核病医院？干嘛要放那么多的病床？没想到建了医院的第一年，医院的病床住满了结核病患者。原来苏联人有他们的经验。在他们看来，鞍山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城市，必然成为肺结核病人最多的城市。在矿山和车间里弥漫的工业粉尘经久不散，飞进人们的肺部容易，再飞出来就不容易了，会引起呼吸道的一些疾病，肺结核只是其中的一种。

就在1964年年底，我爹收拾好他简陋的办公桌，心情复杂地离开了橡胶厂。他创办了那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他在那里干了八年，生产了数不清的运输传送带，为国家建设尽了力。可是一旦与厂里党组织的官员闹了矛盾，所有的过错都要自己承担。好多年以后，我还能想象他走出那家工厂、到二百米外新建一家工厂时，那种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那车间里刺鼻的汽油和苯的味道也是好的，到处飘飞的炭黑的微粒也是好的。但他和全国所有工厂的厂长一样，在那个年月里，不知道什么叫环境保护，什么叫职业安全。他离开了，留下我妈和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宝贵的个人健康，是生产橡胶制品不可缺少的原料。

看起来像是一种报复，恰恰就在他调走一个月以后，我妈诊断出了严重的肺结核，躺在了医院病床上，面色苍白，胸膛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低吼。治疗这种顽症，需要半年以上。如果更早几十年患了肺结核可就糟了，那时青霉素还没有发明，对症治疗的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等有效药物还没有发明，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每年因患肺结核病死的人，大约占人类所有原因死亡数量的七分之一。中国人管这种病叫肺痨，欧洲人把这种病叫白色瘟疫。即使有了有效药物，这种病还是夺走人的生命。二哥、三哥和我轮流去那家医院探望我妈，谁都遇到了死去的病人，躺在担架车上缓缓推走，后面跟着家人们凄厉的哭号。幸好那时我妈还不到五十岁，生命力顽强，活下来了。

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我妈又回到橡胶厂上班了，照样挣她每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当时的医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都不知道，她其实患了那个行业的职业病，应该离开那个环境。好多年后，我知道的事情渐渐多起来，见到1949那以前上海的一份地方志里，把肺结核作为橡胶生产工人的职业病。我的记忆里还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位橡胶厂的女工，因为工作的原因患了肺结核，到疗养院以后发生的各种事情。电影的名字好像是《悠长的假日》，意大利与另一个国家合拍的。可见1949年以前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以后的外国，都把肺结核当做橡胶行业的职业病。

再次遇到因肺结核而死的人，已经是十四年后的1979年。

那年我考进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中文系同一个教学楼的是生物系，有时就看见溜出来的小白鼠，非常可爱地跑进我们的阶梯教室，支楞着小耳朵，认真地聆听那些我们都搞不明白的古代汉语。

冬日里的一天，我们刚走出教学楼大门，门前来了一辆小型货车，卸下一具僵硬的尸体，是一位女性，相当年轻。用担架车推进教学楼时，她的身上没有一点遮盖，丰满的身躯暴露无遗。她死了，没有人尊重她的隐私，没有人维护她的尊严。货车司机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听来的事情：这个姑娘才二十岁，老家在河北省农村。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去世，除了父亲都死于肺结核病。不幸的是她也得了肺结核，送到县医院治疗，钱用光了以后，她唯一的哥哥悄悄溜走，不再回来。她死后还欠着县医院三百多元的医疗费呢，医院就把她的尸体卖给生物系的解剖室，卖来的钱补上了那笔费用。

听了这姑娘凄惨的遭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狠狠骂医院几句，也不知道骂些什么。一连几天我的情绪低落，据我的大学同学说，我的脸上一片茫然，像一个突然失忆的人。

据更多的人告诉我，肺结核是一种嫌贫爱富的病，很少向衣食无忧的富人靠近，喜欢在贫困失意的人身上停留。

 

二人转成了治病良药

1965年的春天要过去了，我妈从结核医院回到家里。医生说她肺里的空洞钙化了，已经过了传染期，可以回家了，但是药还得继续吃，至少还需要三个月以上。

除了一瓶瓶的西药，我妈还带回来一包包的中草药，都是病友在山上采集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豆粒大小的野果子，有暗红色的亮光，看起来很舒服。放到嘴里一尝，说不清是什么味道，苦辣酸甜的味道好像都有。这种野果，在山里有人管它叫山花椒，中草药里叫五味子，就是因为它有辛、甘、酸、苦、咸五种味道或五种药性，五味俱全、五行相生，能平衡人的五脏心、肝、脾、肺、肾。比如可以保护及增强心脏机能，促进肝脏的解毒过程，民间还用它去除烦躁，镇静安神，据说有很不错的效果。

想不到，那些五味子到我家的第三天，就派上了用场。

那天接近天黑时，一家人正要吃晚饭，我妈忽然说：“你们听听，外面有人喊我。”谁都不信我妈的话，以为她又神经恍惚，想我大哥了。

我大哥当兵走了以后，我妈时常把门外有人走过的声音，听成我大哥回来探家的脚步声。我们谁也不说话，听外面的动静，开始时什么也没听到，渐渐就听到有人沙哑细弱的嗓音在喊：大姨呀，大姨呀，大姨呀。我们就乐了，儿子回来看妈妈也不能喊大姨呀。我妈说：“出去看看吧，是不是你姨家的二丫头看我来了？”我三哥腿脚勤快，刚出去一会儿，真的领进来一个人，我姨家的二表姐。满身尘土，两眼发直，走起路来脚步不稳。

以前我说过，我舅舅家在鞍山西边的台安县农村距离我家八十多公里。我姨家也在台安县农村，不和舅舅一个乡镇，比舅舅家更远，距离我家差不多一百公里，还经过三条大河，有的是浮桥，有的是摆渡。1965年虽然通了长途汽车，坐起来也不方便，真不知道二表姐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找到我家的。

二表姐几年以前，精神上没病。她的病是到了十八九岁谈对象时候，受了刺激造成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同正常人一样，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妈叹了一口气，也不问什么，赶紧让我二表姐洗手洗脸端碗吃饭，然后又把从千山带回来的五味子冲了一大碗，劝她喝了下去，希望那神奇的果实，确实能激活她的神经系统，协调她的反应能力，让她的思维变得清晰。

二表姐来我家的第二天，我妈和我爹商量怎样通知我姨夫家，让他们放心，不用到处寻找了。1965年那时候，姨夫的村子没有电话，只能写封信邮去，想一想算了吧，以往每次邮信都很慢，需要一个多星期，有时还邮丢了，还不如等上三天五天，送她回去哪。

又过了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吃过晚饭，我领着二表姐去长大广场。在鞍山南端的长甸铺，那是最热闹的地方。说是广场，并不很大，比农村晒粮食的场院大不了多少。广场的西北角上，有说有唱，围了一群人，正在看二人转。原来在我们这片工人住宅区，有很多从附近农村招来的工人，那些会唱二人转的，总想凑到一起放松一下，自娱自乐。二表姐很有力气，拉着我挤进人群的里层，一直看到二人转演出结束。

散场时已近午夜，月明星稀，回复寂静。二表姐拉了一下我的手，忽然开口说道：“你看我像是有病的人么？”接着又说：“我就是心里太闷了。看了二人转，心里稳当了。明天我就回去，家里正到处找我呢。”我说：“再住几天不？市里还有好看的地方。”二表姐笑了：“明天我就回去，一个人走。”许多年过去了，二表姐的年纪快要到七十岁了吧？自从看了那次二人转以后，没有听说她再犯过精神病。她的精神也许早已正常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我的二表姐在二人转的表演里看到了什么，才能让她损伤的脑神经得到修复？

对，我们来设想，她看到了人的快乐，人的放松，还有人的亲热，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点，人的原始本能的无拘无束的释放。我们可以相信，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或依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长期缺失了原始本能的正常释放，人的精神状态会出现偏差。

现在想起来，二表姐去看二人转的那个夜晚，十岁的我，也挤在人群之中看了露天广场上的二人转演出，和许多人一样傻呵呵地咧嘴大笑。那些两性之间挑逗的舞姿，那些男女心理互动的唱词，会给十岁的孩子送来一份性启蒙的礼物。这和乡下少年听村里人讲偷情故事的情形相似，作用也相似。而1960年代的中国，有着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的特殊环境，把禁欲主义当做下层民众的道德律令。我后来认识的一位同事，因为谈恋爱时发生了性行为，正在痛苦不堪的监狱里服刑。而他可怜的情人，需要等他七年徒刑期满后，才能和他结婚。

现在看起来，1965年的二人转非常健康，不像早先的二人转《大姑娘十八摸》等等的猥亵，也不像现在的二人转《卡楞子嫖娼》等等的下作，仅仅有一些飞眼和略带挑逗的语言而已。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即使是这样，也足以表示人的快乐、放松、亲热、原始本能的无拘无束的释放，赢得观看者的共鸣。

我想，这就是二人转的内核所在，符合三百年前清代垦荒者开创与发展这种民间艺术时的原旨。还有，经过演艺释放出过剩的原始本能的，不仅仅我们民族才有，全世界有很多很多，比如展示身体热烈冲动的拉丁舞，本是性欲望的一种合法化表演，所以我们在观看少儿拉丁舞大赛时，孩子们跳得越好，我们越觉得不太对劲儿。

十多年前，我与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合作，搞了一部表现东北高跷秧歌的片子，接着就谢绝了朋友想合拍东北二人转的建议。我知道，一旦离开性本能的宣泄，也就离开了二人转从外到内的精髓。可是，把性本能这东西拍好并且在全国的电视媒体公开播放，已经超出社会的接受能力，超出我当时的把握能力了。此外还有一种原因，那时我的孩子已经十二岁了，应不应该接触这些东西，我拿不准，也说不清。于是，我的犹豫，使二人转在中央电视台晚播了十年，也使我的朋友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二人转的核心是人与性的亲密接触。这几年改头换面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更像是二人转披上的一层伪装。就像一门大炮加了伪装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大炮，仅仅是大炮的伪装。有一次，朋友的二人转表演厅开业，庆典上有不少领导与嘉宾在座，节目就很收敛，伪装得很好。刚演了几十分钟，买票进来的观众一齐呐喊起来：“来段黄的！来段黄的！来段黄的！”想一想也有道理，当今一本正经的酒席宴，都成了“黄段子”宣泄的天下，谁还掏钱买票，看你《领军属拜年》那样严肃的二人转表演？

粗俗之心，人皆有之，偶尔看一场粗俗的二人转，也比听一场空洞的官场报告更人道一些。我这样说，决不是提倡中国各级官员作报告时，全部采用二人转的方式，比如开个表彰大会，主要官员一摇一晃地走上主席台，先来一段“黄嗑”：

“小子我生来命不强，七八个野爹一个娘，白天一个看不见，晚上和我娘趴一床。”然后再大喊一声：“空车配货，上娘们儿！”

 

隔着一道仇恨的海峡

我得承认，在开始写作《自传与公传》时有些匆忙。我爹去世了三十年，他的特殊经历，在我心中翻腾了三十年，发酵了三十年，催促我赶紧动笔。但那些传奇故事，不仅仅是我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我的故乡、我的民族、以至于整个世界的故事，这种认识决定了《自传与公传》全部打开的写作方式。现在想起来，我还是由于匆忙，忽略了我出生前后的某些环境和背景。

《自传与公传》的起笔是1954年。那时候，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结束了五年，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陆地区，国民革命军撤退到台湾岛上，一强一弱，一众一寡，隔着海峡，相互敌视。这样的环境，与我的故乡鞍山联系密切的，是制造武器和军备需要大量钢铁，而鞍山正是中国版图内最大的钢铁基地。

中国大陆向苏联购买他们用过的旧军舰，1954年买了两艘，1955年买了两艘，建立了一支海军驱逐舰队。那艘指挥舰也就是旗舰，怎样命名呢？有人提议叫北京号，因为北京是中国大陆的新首都；有人提议用它的原名果敢号，因为它在二战里立下战功。后来命名的结果出乎意料，它被叫做鞍山号，因为建设军队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鞍山是当时最大的重工业城市。还有一个原因，命名者希望那条船，也能像钢铁城市一样坚固，不会沉没。

正像命名者希望的那样，它是一条幸运的船，不仅没有沉没，而且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在中国大陆服役了三十八年，加上先前在苏联服役的十多年，它可以算作世界上服役最久的军舰了，在海洋上行走的日子，超过了半个世纪。

那条船上的官兵不仅是幸运的，而且很有福气。虽然，那条船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产品，重视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忽视官兵的工作生活条件，比如说船上将近二百位船员，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很长，船上只有十八吨淡水，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艰苦可以锻炼人，特别增长人的才干——在那条船上，有一百来人提拔为团级以上首长，五六十人担任师级以上首长，二十来人成为军级以上首长。他们很有福气，在等级制度严明的中国大陆，有了官职就有了一切。

它在中国服役的三十八年里，中国的海战确实很少，1958年炮击金门时有过一小段海战，然后是七年之久的平静，接下来能够算是海战的几次舰船冲突，都集中发生在1965年。

先是1965年春季，有一次意外的海上遭遇战。

那天夜里，台湾海军的一艘炮舰正常换防，竟然失去了方向感。那条船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在海边抓走私偷渡用的，后来卖给台湾。它才61米长，排水量也不大，二百多吨，最要命的是它的雷达是个近视眼，十五海里以外看不清楚，再加上很多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开进大陆海军的控制海区，再有一个多小时就会开进大陆的军港。当台湾海军的雷达搜索到它，第一个念头，是不是它要向大陆叛逃呢？

它这一来，把大陆海军也给弄糊涂了，按照它很慢的航速、悠闲的状态像是迷航，但碰巧那一天是5月1日劳动节，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敌对的一方可能会在重要节日前来挑衅。大陆海军立即派出四艘上海级炮艇迎敌，这种炮艇一百多吨，航速极快，火力凶猛，性能优秀，对付那些台湾中小型战舰，应该不成问题。为了稳妥，还派了一千多吨的巡防舰准备接应，防止敌方有诈，另有大型军舰跟在它的后方。

战斗的时间很短，大约一个小时。台湾炮舰的雷达发现有两艘大陆炮艇靠近，竟然以为是普通渔船高速出港，打开了防止与渔船相撞的信号灯，正好给冲到近前的大陆炮艇，指示了清晰的攻击目标。一顿凶猛的炮火砸过去，台湾炮舰立刻遭到重创，舰上的官兵伤亡惨重。随后，大陆炮艇主动撤退，台湾战舰被赶来增援的大型军舰拖走。

让人更意料不到的，是此后大陆方面的低调宣传，只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个不太醒目的消息：“美制蒋匪战斗舰一艘，窜入福建海域进行骚扰，我海上巡逻队迎头痛击，敌舰中弹累累，狼狈逃窜”，低调的原因好像是战斗规模太小，又没有打沉和俘获敌舰，另外又打得糊涂，敌舰为什么到来、伤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倒是吃亏的台湾方面高调宣传他们如何奋勇反击获得重大胜利，用莫须有的战绩鼓舞那座孤岛的士气。他们也是中国人，也会按照中国人一般的缺点，虚拟最重要的事实，让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迷雾重重。

几个月后就转到了1965年盛夏，大陆与台湾又发生了一次海战。这一次的规模稍大一些，并且双方都有战斗准备。

台湾这次真是有意向大陆挑衅，目的是运送几个特工人员到大陆活动，这些活动还有个名称，叫海啸一号。前面载着特工的还是上次挨打的那种级别的战船，后面不远跟着一艘较大的军舰，标准排水量八百多吨，刚从美国买来的，装备精良。他们为了隐蔽，改走货轮的航线做掩护，没想到刚刚上路，情报就到了大陆海军手里。

大陆这次也认真了，一次就派出16艘战船，大部分是上海级炮艇和鱼雷快艇，还精心制订了作战计划，先用像狼群一样快捷凶猛的炮艇，打击敌舰甲板上的武器装备和驾驶舱，让他们没有指挥和反击能力，然后鱼雷快艇冲上去将它击沉。

这次战斗的时间也不长，三个多小时。那艘吨位低的台湾战船，没等使用鱼雷就被炮火击沉。另一艘吨位高的战船，在台湾海军服役还不到一年，就被四周密集的炮火包围，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同时中了三枚鱼雷，沉入大海。

那一年最后一次海战发生时，已经接近冬季了。大陆海军的12艘炮艇和鱼雷艇，伏击台湾海军的两艘军舰。一场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混战之后，台湾军舰有一艘狼狈逃窜，另一艘沉入海底。这三次海战，大陆海军有几十将士伤亡，台湾海军有几百将士伤亡，比起共产党与国民党先前有过的内战，以数百万将士的生命为砝码，以数千万以至数亿民众的伤痛为代价，还算是较小的伤亡，甚至是微不足道，但对于那些死在海上的将士，丢掉的是唯一的生命。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很多年以后，还在回忆海战中死去的年轻人，谈到他们在家孝顺父母，关心兄弟，善待邻居，特别地、特别地让人怀念。

这三次海战的重要影响，是大陆方面斗志高昂，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越喊越响，而台湾一方知难而退，从1965年底开始，基本停止了反攻大陆计划和行动。据说，要停止反攻大陆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一直反对台湾对大陆的反攻。我看到台湾有人写的一篇文章，说美方从未考虑协助台湾反攻，因为这势必会导致苏联大举介入，很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美国不仅始终反对，并且以各种行动，直接间接阻挠蒋介石的反攻计划。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是否全面，但从1965年的三次海战来看，始终没有出现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我看到一些有趣的描述，比如美军顾问团成员硬闯台湾军方的训练营区，美军直升机三天二头在营区上空侦察，紧盯台湾的军事训练、演习和换防调动，甚至每周清点台湾两栖登陆车的数量，惹得蒋介石十分烦恼。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一定知道，大陆一方有了原子弹，有了强盛的海上军力，仅以台湾的人力物力，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要想成功无异于天方夜谭。

1965年，台湾反攻大陆的梦想，还在计划、准备和小规模尝试阶段就停了下来，让海峡两岸的仇恨相对减弱。两岸的仇恨减弱下来，台湾有了十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大陆有了十年时间全力开展文革，为同一个民族带来有利与不利的双重影响。历史就那样走过来，顾不得好与坏，说不清对和错。

那三次海战的另一个不利影响，出现在我的家里。那时候，我大哥在人民解放军里服役，受到我妈牵肠挂肚的思念。有了1965年三次海战的胜利，报纸和广播里解放台湾的调门越发高昂，让我妈对可能发生的内战感到可怕。虽然我大哥的兵种是铁道兵，在远离台湾海峡的黑龙江修建铁路，但我妈能够肯定，只要战争打起来，不管你是哪一种兵，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兵，都可能派到战场，都可能变成死人。

1965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妈带着我从商店出来，手里还拎着两个萝卜和一束芹菜。

蓝天宽阔。阳光耀眼。

对面走来三位年轻的军人，满脸轻松，有说有笑。我都看出来了，其中一位个头稍矮的，长得像我大哥。

我妈站住了。她扔掉手里的东西，空出手来，指着那几个军人，高声骂着：“你们几个小鳖羔子！你们几个小鳖羔子！你们在这还笑哪，有什么好笑的？”我妈的声音忽然变低了：“你们还笑哪，你妈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想你们哪。”说完这话，我妈泪流满面。

 

我也参加了世界革命

1965年，我十岁时，第一次参加了世界革命。

那一年夏天，我爹特别忙，在工厂里加班，一个星期没回家。我妈就在背后埋怨他：吃苦比别人多，受累比别人多，还能怎样？把橡胶厂搞的挺好，还不是被人撵到编织厂？我爹听不见我妈的唠叨。他在新建的厂里忙着。

也怪不得我妈埋怨他，编织厂可比橡胶厂差多了，没有什么像样的机器，没有什么像样技术的工人。我去那里看过，几趟低矮的红砖房子，几乎清一色的家庭妇女，聚到一起，用柳枝和荆条编织抬筐和篮子。看那模样，挺像乡下开的小工厂，我爹在这样的厂子当厂长，身份比以前降低了。

星期天没有课，又去看我爹，那几趟房子都找遍了，在最后一间屋子里看见了他。他正在一个烧得通红的炉子前面，面对一堆烘烤得七扭八歪的玻璃片发呆。原来，他们在试制一种新产品：挡住风沙的玻璃眼镜。厂里接到上级的命令，这是为支援越南生产的，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上级还说，有了防风眼镜，越南人民就能睁大眼睛，看清美国鬼子藏在哪里。多生产一副防风眼镜，等于多消灭一个美国鬼子。

按照上级的命令，我爹和编织厂的工人们，都把越南当成了沙漠，天不下雨，到处风沙，防风眼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我找到我爹的那个下午，编织厂的黑板报上，写着一首关于防风眼镜的歌谣，是我爹编的：

美国鬼子野心狼，侵略越南太猖狂。大风沙里迷眼睛，没有眼镜就遭殃。越南人民有志气，大风沙里打美帝，有了眼镜睁大眼，一枪一个没问题。现在想来，这首歌谣充满了我爹丰富、大胆和奇特的想象，语言精炼，形象生动。我爹还有一个小小的日记本，记着他在编织厂时候编写的几篇歌谣，都是那种朗朗上口的诗歌，可以一边打着快板，一边大声说唱。在中国当时的诗歌写作里，名气最大的诗人，比如郭沫若，也在像我爹那样写诗，服从社会需要，配合政治宣传，虚情假意，胡编滥造，大部分写得不如我爹。与郭沫若他们不同的是，我爹不是被国家供养的诗人，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厂的厂长，而他编写诗歌的目的，仅仅要鼓动工人的生产热情，从不会拿出去发表。编织厂有位女工一边摸着我的脸蛋，一边说，你爹比我们强。你爹不会编筐，会编诗歌。

很多年以后，想起我爹这首关于防风眼镜的诗歌，我的心里仍然一片迷茫。

迷茫之一，是越南很贫困，中国也很贫困，会有什么重要的需要和动机，让中国不顾一切地支持越南？

迷茫之二，是越南那么小，美国那么大，美国不会看中越南的土地，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越南打仗？为什么一打就是十年，付出上千亿美元和五万名士兵的损失？

我努力想啊想，想找到答案。

后来我想到了历史。越南与中国的历史。

沿着历史的河流溯源而上，在原始部落时期，越南那里没有国家，只有数量稀少的原住民。在一个传说中，那片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是公元前几百年，由中国春秋时代的越王句践建立的。但那个国家很大，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也包括现在的中国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一带。另一个传说是，公元前257年，中国一位叫蜀泮的蜀国末代王子，率领其族民长途迁徙，到达那里建起了国家。他的族民被称为京族，是现今越南五十四个民族里人数最多的一个。想要阅读越南上古时期的更多传说，要到中国司马迁的《史记》里寻找。

以后的事情就不是传说了。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其后，有一千一百多年里，越南的北部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政权各朝代的直接管辖。还有九百多年里，越南一直是中国各朝代的附属国。比如他们在1802年建立了阮朝，完成了南北统一，想取国号为“南越”，1803年上报到清朝政府，嘉庆皇帝觉得叫“南越”不好，“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後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着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于是越南由此而得名。那时候的中国，很像一个大的联邦国，越南像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19世纪后期，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侵略，清朝立即派兵前往越南，与法国人交战。

19世纪，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潮流,涌向了整个亚洲，用军舰和火枪推行他们的西方文化。我在2005年买过一本罗兹·墨菲的《亚洲史》，翻译成中文八十多万字。作者是一位美洲学者，这本书又是我读到的唯一的亚洲史，我只能跟着他，用一种近似隔膜的目光审视我居住的亚洲。在关于殖民主义那部分，我读到殖民者的血腥和残忍，为亚洲人怎样带来耻辱和痛苦，也读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怎样打破了亚洲人的傲慢与自豪。一些现在看来十分落后的习俗，就是那时开始被剔除的，比如印度人的童婚，中国人的缠足、贞节寡妇和纳妾，等等。我还读到，1850年代至1950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越南的深刻的影响。越南在1880年代以后，它的保护国由中国变成了法国，好像它收益最大的仅仅是文字，由使用方块汉字改成了拼音文字，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教会一名文盲识字读书。

如此看来，是不是中国对越南几千年的管辖关系与籓属关系，决定了中国不惜与外面的世界对抗，坚决支援曾经同族同种的兄弟？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让我改变了这样的看法。

节目的嘉宾是亲历那场越南战争的中国人。他们回忆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人开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北越，加大支援的力度，目的是要通过对他们的影响，把社会主义的北越领到与世界和平共处的方向。但中国当时是苏联的仇敌，怎么会让苏联达到目的呢？中国已经支援了北越很多年，以至越南共产党的精英分子，都是在中国丛林里训练出来的游击战高手，完全可以利用这份影响，指导他们坚持流血斗争，到南越的管辖区扩大战火，夺取政权。

这就和世界革命关系密切了。

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当然包括北越的胡志明，都严格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教旨成分，没有得到全国政权的，要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得到全国政权的，还要把武装斗争的方式推广到世界。他们坚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1965年，亚洲社会主义阵营最响亮的一句话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冲到全世界去流血斗争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用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要想维持一个和平的世界，就必须阻止社会主义的输出革命。

1965年3月8日，美国派了三千五百名士兵，正式在岘港登陆，像陷入沼泽一样陷入越南战场。美国出兵的事，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那一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1965年夏季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在我爹的编织厂里，参加了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制作防风眼镜的第一道工序，是把整张玻璃板，切割成很多一样大小的圆形玻璃片。用我爹改装的那种带有支架、可以沿着圆周移动的玻璃刀，我用力切割一块又一块圆形玻璃，开始的时候总是出错，出了些废品，后来就比较熟练了。

我流了一身汗，手指还流了血，但心里高兴着呢。能在十岁时就流汗流血参加世界革命，还不值得高兴吗？

许多年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想法实在荒唐，而我制作的眼镜也实在荒诞：在北越或者南越，到处丛林，多雨潮湿，哪里有什么风沙？会迷了谁的眼睛？

 

城市和乡间在我心中

我现在甚至不能确定，《自传与公传》是不是一部更适合作家阅读的书。我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早晨三点钟，世界上的一些作家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写作，而不是从床上爬起来阅读。这是写作与阅读的一个区别，历来如此。

我能确定的是，往往比写作还要重要的，是作家的阅读，是阅读与他们相似或比他们更好的写作。扩大他们的良知，拓展他们的胸襟，增加他们的见识，这顺序不可颠倒的三项，是他们想成为更好作家的必需。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之一，是要把形成像我这样的作家的环境与经历，把像我这样的作家必需的良知、胸襟和见识，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给作家们一个启示：怎样比我写得更好，对人类大众有更多的意义。如果他们阅读了《自传与公传》，还是先前的样子而没有改变，那可能是《自传与公传》的某些想法只是想法，还没有完成。

这几天我想到的，是我童年和少年遇到的环境，一半是乡间，一半是城市，并且都可以深入进去，获得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自完好的认识。这对于以后从事写作的我，又是怎样的幸运？

城市教人认识社会，乡间让人认识自然；城市教人变得敏锐，乡间让人变得坚韧；城市教人学会急切，乡间让人学会期待；城市教人懂得争取，乡间让人懂得达观。

有一次我还想到，写作《彼得·卡门青》的黑塞，先是深入乡间的生活，然后深入城市的生活，彼此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的幸运会让世界上的很多作家羡慕。我很羡慕黑塞，我也羡慕自己，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城市的同时，也生活在乡间。

说一说1965年的事情。

在我居住的鞍山，和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状态还在延续，房前屋后所有的空地上种了庄稼，有些市民还养了鸡鸭。我家种的庄稼最多，屋子的东面是幼儿园废弃的操场，全部开垦成我家的园田地，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按照中国乡间的丈量单位，也有一亩半地呢。

那年春天刚刚开始，我们一家人起得很早，睡得很晚，除了上班和上学的时间，都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在园田地四周修好篱笆，几乎就费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是埋木桩，相隔二米左右一根，需要七十多根，埋得牢固了再围上带刺的铁丝，然后系紧密密麻麻的秫秸，防备别人家的孩子进来捣乱，也防备别人家的鸡鸭进来偷食。篱笆修好了，接着是翻地、备垄、播种、浇水和锄草。浇水可是一件麻烦事。我们那一排房子，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位置离我家稍远。我二哥、三哥都挑得动满桶的水，我那年十岁，只能挑两个半桶，晃晃悠悠地挑回来，中间还要歇一次。我担心被那沉重的水桶压着，我的身高不再增长。

没想到，幸运的事情随时都可能降临：园田地的一角有一个混凝土的东西，刚刚露出地面，像是一个大管道的上端，直径有一米以上，里面填满了土。那年夏天，政府的人来了，勘察一番以后，说它是伪满时日本人留下的一口井，需要挖出水来，成为战备水井。见废井四周的玉米长得有膝盖高了，我们有些舍不得拔掉，勘察的人又解释说，越南战争升级了，鞍山要加强备战，如果美国鬼子轰炸鞍钢，可能会炸坏自来水管道，这口大井就可以供水，让人们保住性命。几天以后，他们挖了五米深左右，水就涌了上来，在两三米深的地方停住。那水很清澈，略有甜味，看来是满洲帝国时期的饮用水。

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这口井和我遇到的许多事情，一样意义重大，甚至关系到我的写作风格。你想，我家园田地里的一口井，与1930年代日军侵华有联系，与1950年代中国饥荒有联系，与1960年代美军进入越南也有联系，时间和空间很长很远，影响到我在《自传与公传》写作上的时空观念，必定放开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写得好的时候，会像作家吴玄的评价：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

总之，我是不用像中国古代戏曲里的董永那样挑水种田了。我失去的可能是邻家女孩注意我的机会，获得的是年轻的双腿和肩膀的解放。我学会了像农民一样从井里汲水，当水桶底部接触水面，用力牵着绳子向左摆动，让水进入桶内。更复杂一些的，是井水进去多半桶要赶紧摆正，我家的桶很大，盛满了太重，我提不上来。

第一年秋天，喜欢动脑的我爹，搞了一项重要的发明：两根长杆子立起来绑上横梁，形成门形的支架，再用一根更长的木杆吊在横梁中间，一端系上重量合适的石块，一端是绳子和水桶。这个装置的专有名字，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使用起来省力多了，只要让水桶盛到井水，系着石块的一端已升到空中，然后一松手，石块一端自动下落，满满的一桶水提拉上来。

1965年春天，我已经转学到鞍山真理小学，当然，真理是那所小学的名字，不是课堂上传授的内容。真理小学离我家有一公里远近，如果抄近路还要更近些，穿过十多排工人住宅，再穿过一片空地，就到了学校的操场。

空地的一侧建了很多厂房，是大跃进时建的，大跃进下马以后，没有竣工的厂房就留在那里，永远也不会竣工，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基地。空地的中央有几个当时取土形成的大坑，长满了荒草，又厚又密，十分干燥。一天放学以后，我跳到坑里，用火柴点燃了荒草。学校老师就跑过来，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严厉批评，还说那样会引起火灾，给党和国家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那才不会呢，我早看过了，只有大坑里有草，空地上没有，那火只能在坑里燃烧，像一个巨型火盆，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并且引来周围的风。我喜欢火在风中飞舞，我喜欢在火的旁边手舞足蹈，那是我的天性之一。

真理小学的校长办公室在三楼。他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每次我在大坑里放火，他都会第一个发现，然后派个老师过来，把我叫去批评。他一共批评了三次，没有第四次了，因为那片空地上只有三个大坑，再想放火，要等到来年。

像喜欢火一样，我特别喜欢水。真理小学南面一公里是火车道，从火车道的斜坡滑下去是郊区的稻田，稻田西侧就是一片水塘，那是我和同学常去的地方。我们用竹笼捕捉小鱼小虾，用铁钎子扎住青蛙，然后统统带回家去，让它们成为鸡鸭的营养，再让鸡蛋和鸭蛋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的体重和身高，帮助我们平安度过那些买不到也买不起副食品的年月。

从水塘再向南两三公里，有一座马鞍形的山，叫西鞍山，默默伫立了几十亿年。我后来看到的地质学著作，说鞍山地区是地球上最早升起的陆地之一，并且在轰轰隆隆的巨响声里，在遮天蔽日的烟火之中，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造山运动。最近的几千年里，人类繁衍得多了，不同种族间的冲突，把那里一次又一次变成战场。

我和几个同学结伴登山，穿行在茂密的林间，攀爬在陡峭的山岩，惊飞了一群群野鸽子，它们留在窝里的鸽蛋都进了我们的书包。翻过山脊，我们看见半山腰有一个湖泊，高声欢呼着冲了下去。那时我不会游泳，也和我的同伴一起脱下衣服跳进水里。

谁都没想到那片水根本不是湖泊，而是古代和近代开采铁矿留下的矿坑，积满雨水，深不可测。我在水边游了两三米远，双臂没有力气了，想站着歇一口气，不料想身体一直沉了下去。我的心里真急了，不顾一切地脚蹬手刨，隔了很久才回到水面，再拼尽最后的力气游向水边。那次危险是真正的危险，爬上岸来的时候，我才能确定我捡回了一条命。

许多年以后，一位年老的考古学者，带着我去拍摄西鞍山上的古矿洞，我惊讶地看到，仅仅相隔几十年，那里的景物面目皆非，根本看不见先前的样子。山前茂盛的树林没有了，山后积水的矿坑没有了，只有山前山后的一片狼藉。我和那位年老的考古学者谈起，我十岁时差一点儿淹死在矿坑里面。他认真地想了想，说1965年的时候那个矿坑还有，那一年，矿坑里确实淹死了一个孩子，大约是十岁。

听了他的话，我蓦然一惊。那年矿坑里淹死的孩子，也许真的是我。

那么现在的我，又是谁呢？

 

一个人的在场与见证

有人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模仿，那么我是在模仿谁呢？想了又想，我觉得有些模仿但丁，像他那样，在地狱里苦苦煎熬，在炼狱里匆匆奔走，然后期待在天堂里歌唱。我要把我出生以后的事情记录下来，而我经历的世纪是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奇特的混合体。在这种环境里，如果作家具有良知，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过平常的生活，他的苦痛远远多于快乐。

有时候我的文笔刻意地放松，我希望我的读者不那样沉重。这样我就会想起一位作家，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他在充当他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时，感觉不到束缚与自由，感觉不到沉重与轻松，以及苦痛与快乐。我很想羡慕他那样的写作，他发明了仅仅适用于他自己的写作规则。

20世纪刚刚开始，马尔罗出生了。

早年的生活令他厌恶：染上一种神经系统的综合症，以及脸上无法控制的抽搐，影响了他的形象和他的心理，据说，这是他放弃学业、转向写作的原因之一。他逛旧书店，上剧场和电影院，参观画廊、博物馆，跟文艺沙龙交往，到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潮中漫游。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诗体小说《纸月亮》，让马尔罗在同辈文学青年眼中聪敏灵活，像是天才。有位德国富商的女儿，在这群没有钱财只有奇思异想的青年中间看上了马尔罗：他的侧面很美，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还带有鲜明的冒险家气质。她是这样描述马尔罗的：“这是一个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别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显得很小，浅绿色虹膜下有一条白线。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后来我想他当水手的祖先大约是这样远眺地平线的，后来我又想——无疑有点傻——他根本不会平视看人。”不会平视人群的人会不会平视财富呢？他们认识不久结婚，结婚不久又变得贫困，她带来的巨额嫁妆在股票投机中输得精光。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发掘古迹。本来希望搬走几尊佛像卖到美国，换回几年的富足和优闲，没想到刚搬了一尊就被殖民当局截获，定罪为非法挖掘古代遗迹、盗窃吴哥宝藏，判了短期徒刑。马尔罗案件在法国轰动很大，马尔罗据此写的小说成了畅销书，一笔意外的收入，比盗卖佛像还来得容易。

写完那本书，他又去印度支那，编辑一份革命者的战斗报刊《印度支那报》，支持当时越南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支持孙中山在中国发动的革命。有一次他去香港，正赶上广东与香港的总罢工，停留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是那不到一个星期的停留，使他写出了中国革命三部曲《西方的诱惑》（1926年）、《征服者》（1928年）、《人的命运》（1933年）。最后一部书获得法国最高的文学奖，让他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

现在看来，他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也是从中国革命三部曲开始。他的方式不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或其它的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杜撰：一二分事实，八九分杜撰，然后打扮成写实的作品。他笔下的中国人，其实是他熟悉的越南人，好在同一个祖先，同一个亚洲，看起来相像。另外，好在那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把中国人写成火星人的样子，都会有人相信。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他还杜撰了自己在中国参加革命的履历。根据他的杜撰，有人赞扬他领导了中国革命，有人攻击他扼杀了中国革命。那都不是他，但他不辩解，维持着所有关于他的传奇形象和神话色彩。有位研究马尔罗生平的作家甚至质疑说：“天才作家有创作的一切权利，是不是也有创作自己身世的权利？”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是他在1965年开始写作的《反回忆录》。那年的春天，马尔罗生了一场重病，医生劝他去新加坡旅行，可以在亚洲宽阔明亮的海滩上恢复健康。就在海浪中起伏的轮船上，他带着海洋一般的豪情，开始了《反回忆录》的写作，并且希望写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

接下来是7月，阳光灿烂的7月。他在新加坡收到戴高乐总统的来信，希望他以特使身份访问中国。那时候，法国作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建交后的一年里，特别注重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马尔罗呢，至少兼有两个重要的身份，一是法国当时活在世上的最为优秀的作家，二是法国政府的内务部长和文化部长。

据一些外交官员和记者的描述，毛泽东与马尔罗的谈话时间约半个小时，因为时间关系，他们的谈话从礼节问候开始，再交换一些看法，在深入长谈之前已经结束。但是在后来马尔罗的《反回忆录》写到这场谈话时，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十页，俨然是两位大师推心置腹、海阔天空的对话。

我没有买到《反回忆录》的中译本，只是找到关于他们那次会面的三个不同的文本。

首先是一位中国学者的介绍：

马尔罗写到“给中国人带来希望”的长征。他以磅礴的笔力再现了那段史诗般的岁月，如临其境地描写了对泸定桥的飞夺。那不只是人民公社的国家，不只是高炉和大工厂，甚至不只是原子弹，而是长征的国家。

他把延安赞为再生的斯巴达。真理、传奇，还有使过去的战斗成为史诗的无形力量，一切都凝聚在那些布满简朴窑洞的山岗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那儿更强烈地展示中国人神话般的力量。他因此认为亚洲的命运不在别处，而在北京。他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抱有深深的期许，因为他本人也是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接着是网络上找到的他们谈话的片段，但没有注明来源，不知道是否来自中国官方档案。那些简单又简短的句式，看起来不像是《反回忆录》写的那样。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最后一个文本，与前面看到的完全不同，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前，特意邀请马尔罗前往美国，想从这位中国通那里了解他在1965年看到的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伟人。

那天晚上我在住宅里为马尔罗设宴，在进餐时他就我应该怎样同毛谈话提出了一些意见。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对死神说话……你去跑一趟是值得的！”我又问他，毛身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马尔罗回答说，“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这话他是指什么说的呢？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做是１６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 我说，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认识林肯的人说，他们经常觉得他注视着地平线以外，仿佛在他目光集中的地方天地之间有一片场地似的。他在遇刺的那天对内阁阁员谈到前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飘渺的彼岸。我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海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到达那里。” 马尔罗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读了这三种不同的文本之后，引起了我找到《反回忆录》中译本的愿望。

马尔罗毕竟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作家，也许他的《反回忆录》中只有少量的事实是真的，其余的可能是他想象中的真实，或者是思想中的真实，这也足够了，并且有他独特的意义。

德?布瓦岱弗尔在《今日法国作家》中说：“他是否拆毁过边台?斯雷的浮雕，是否领导过中国的革命，是否发现过萨芭女王的首都，这都不重要；而且既然他肯定是目击者，那么他在政治事件发生时的确切位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纪的所有转折关头，他都在场。”他都在场。他是见证者。

对于人类，这很重要。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