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沪知青子女访谈录

作者：龙行顺然

来源：新浪博客

一、褪掉外面那层壳，我们拥有很大的力量

徐裕赢有一双浅琥珀色的眼睛，当它们注视着什么的时候，会流露出一股专注、思索的神情。见面之前，记者去了趟上海图书馆，从一本20多年前老杂志里找出一篇调查报告：《理解·关心·保护——本市回沪知青子女情况调查》。1990年代初，回沪知青子女的困境已经显现，包括求学困难、就业困难、情绪低落，甚至还由此引发了一些犯罪行为。政府有关部门遂成立调查小组，“摸底”回沪知青子女真实的生活状况。

记者把报告的复印件递给徐裕赢，心想她是亲历者，大概会扫一眼，笑笑说，“哎，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她低着头，右手支着下巴，看得很仔细，看了很久，好像被某个时空吸了进去。好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

徐裕赢，37岁，从事融资担保业，1991年底回上海，母亲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版纳，父亲是浙江人。目前她是“知青二代”联谊会的组织者。徐裕赢的母亲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1991年底带着徐裕赢和她的妹妹回到上海。那一年她十五岁，刚刚初中毕业。她可以说是当时“离开父母独自回沪知青子女”群体中的一个“变形”：虽然和家人同时返沪，但因为住房窘迫，不得不离开家人，居无定所，每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户上海人家寄居。看完了，她抬起头来，浅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又看看落地玻璃门外梧桐树的绿影，眼神中有一些松动、融化，又有些坚定。“你看得很仔细，是什么触动了你？”“蛮激动的，”徐裕赢“答非所问”，“蛮激动的，很想告诉你。”然后，她又停歇下来，似乎一瞬间很多东西骤然涌上心头，不知道从何说起。“是什么让你愿意接受访问？”“打开心扉，才能让更多的阳光进来。”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你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徐裕赢：我母亲是上海知青，她性格很好强，当初和她一起插队落户的人不少看中她，但是她都拒绝了，一直没结婚。在云南，一个女人二十多岁不成家，已经是个怪人了。后来当地的村长，指定妈妈去和某个人结婚。我妈妈怕了，就逃出来了，跟着一个放蜂人逃了出来的。放蜂人你知道吗？

星期日：养蜜蜂的人？

徐裕赢：嗯。养蜜蜂的人会把蜜蜂带到云南，让它们去吃云南花朵上的蜜，这样蜜蜂就会养得很好。养好了之后，他带着一箱子蜜蜂乘着火车再回到浙江。以前的火车是老式轨道，很慢很慢的。我听母亲说，三天三夜才能够从云南到浙江，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后来，那个放蜂人就成了我的亲生父亲。当时我妈这种情况有点尴尬，毕竟年龄比较大了，回上海选择（伴侣）也有一定的难度。我父亲年轻时挺帅气，再加上他帮了我妈妈。女人就是这样子，知恩图报，就有了一点点感情，然后就结婚，生下我和妹妹。但是他们后来相处得不开心，1991年还是1992年，正式离婚了。1991年年底，母亲就把我和妹妹一起带回上海。

星期日：这是你第一次和人分享回城这段经历吗？

徐裕赢：如果对方也是回沪知青子女，我们会和他聊这些。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跟他聊，就是像听故事一样的。

星期日：“听故事”是什么感觉呢？

徐裕赢：没有相同的感受的，理解不了，所以有时候是选择不说，该怎么样生活还是怎么样生活，人总是要活着的。我们这些回来的就像小草一样，在悬崖边生活的小草。你知道吗？很多知青子女在床底下睡了很多年，在地上睡了很多年，是真的。至少我估计有占30%以上的。那个年代，对外地人而言，他只要把自己照顾好，能在这座城市里好好工作和生活，有一份好的收入和一个属于自己可以追求的梦想就可以了。但对于知青子女来说，除了要面对所有的生存压力之外，还要面对和亲戚朋友之间很复杂、微妙的关系。精神压力很大。有些知青孩子回上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过过那种生活。一个小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铺在地上的一张板就叫做床。什么都没有，你唯独有的，是一个盆可以洗脸，牙膏牙刷，还有一个碗，一个锅子，还有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闹钟，这就是你的全部。

星期日：很艰辛。

徐裕赢：非常艰辛。当时妈妈和父亲在打离婚官司，户口不能够正常迁回上海。这一点我还是很感谢舅舅舅妈的。他们的房间很小，只有10来个平方，阳台只有3个平方，这么小一间房里面要住多少人？舅舅舅妈还有他们的女儿，阳台上睡着我外公。我们三个就打地铺。晚上睡觉的时候，走路都要很小心翼翼的，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在地上我们睡了几年。

星期日：三个人没有户口，这在当时的上海意味着什么？

徐裕赢：意味着你只能生存，学习根本就谈不上了。我那时候已经初中毕业，打一些零工度日。舅舅舅妈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富裕，我们三个人的饭钱，日常用品像洗发膏、沐浴露、肥皂、牙膏、牙刷、生活用品，还有其它七七八八的费用，是很多的，总要交的。回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站下车，秋老虎的时节。中午的阳光直晒着，汗从额头一直往下流，地面温度40多度，我跟妈妈说我很想吃根棒冰。妈妈说，不要吃，忍一下，等下到舅舅家里可以喝冰水，我们现在没有钱，所有的家当就1万块钱，你和你妹妹都要读书要钱的。然后我们就忍住了，就没有吃。住舅舅家，我妈妈也很会做人，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一手包掉的。这样住了一年左右，母亲说，要把你们分开来养，舅舅舅妈那边住得实在是不方便，太打扰他们。我说没问题的，我可以自己一个人住到大姨家，或者是她的朋友家。然后就这样，每户人家我大概会住个两到三个月，轮着住。当时就这样一直混混沌沌的生活，完全没有方向和目标，啥都没有，啥都不懂。今天可以吃饭可以睡觉，有地方住，就已经是很幸运了。偶尔家里亲戚对你好，帮你买一件衣服，那真觉得是从天下掉下的礼物。生活很动荡，很摇晃。

星期日：那你怎么保护你自己？照顾你自己？

徐裕赢：照顾我自己？一开始是忍，忍得很严重。我记得一件事情，我住在一个亲戚家，他家每天有订牛奶，就是送上门、一块钱一瓶的那种，是给他家的孩子喝的。有一次，我发现她没喝，已经是隔天的了，再放下去要坏掉了，我想扔掉很可惜，就把它喝掉了。喝完了以后被亲戚家的孩子发现了，她说，你给我滚出去，乡下人，你到我们家来干吗？她把我的包袱和所有的东西扔在门口。隔壁的邻居看了就很心疼，让我过去坐，我觉得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死活就不肯进去，我就坐在楼梯哭。哭了一场，哭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这类事情碰得多了以后，你就学会忍了，你就不想说了。随便他们怎么样，你都不想解释什么了，有一段时间会变得孤僻。人变得孤僻了之后，呼吸也会变得不顺畅？大气不敢出，走路都会轻手轻脚的。生怕碗洗不干净，怕忘记做了什么事情，怕扫地没扫干净，垃圾没倒干净。

星期日：连呼吸都忍着。

徐裕赢：其实有很多知青子女在亲戚家里生活，都有跟我一样的感受。为了适应亲戚家的生活，他也会变成这样的。有的家庭早上都不吃早饭的，有的是很晚睡的，各种情况都有。夹缝中生存的这种生活。他们也应该跟我一样，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想要摆脱，但是很无奈，暂时摆脱不了。

星期日：那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少女？比如长成什么样，留什么发型？

徐裕赢：你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女？

星期日：对。

徐裕赢：短发，中学生那款发型，刘海是平的，这里也是平的（她在耳边比划了了下。她很快从这个问题上“滑”了过去，继续讲述如何生存长大。也许在生存的重压下，人们很难记得自己的模样和心境。后来徐裕赢在为这篇访谈找自己的老照片时，翻出了一张十四五岁时的相片，她说，那是过得不好，很迷茫，脸上没有笑容）。又过了一两年，18岁左右，我跟母亲说，我长大了，应该去赚更多的钱来帮助你和妹妹。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钱交给妈妈，那一刻是最开心的。

星期日：当时是养家，照顾妈妈、照顾妹妹的动力支撑着你？

徐裕赢：是啊。

星期日：你自己的生活呢？

徐裕赢：妈妈把钱收好了之后跟我商量，说妹妹还小，一定要上学，你靠你自己的努力，有多赚钱呢，就去读（书），如果没有（钱），就再来上班。我们就一直供到妹妹大学毕业，她读英文系。我自己一直面临的是什么呢？有时间有钱的时候我就去上学。没钱的时候，我就去工作，来回这样子。18岁，我记得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宾馆服务生，在兰溪路上的白云宾馆。在那里度过我两年的青春。到20岁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那时看到一起工作的同事因为年龄大了而辞退了。好多宾馆服务生，需要你年轻，需要你的体力好。当时我混得还可以，在前台帮客户登记、登记、开开门，然后做一些退房的交接工作，比较轻松的。20岁那年，有一天我猛然间发现，今天是我20岁的生日，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连妈妈都把我给忘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是值班，晚上9点多钟，坐在台阶上我哭了。20岁对人生来说应该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其他家庭的孩子可能享受着20岁他蛋糕、鲜花和礼物，而我却在这里打工，还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

星期日：有种被全世界忽略的感觉？

徐裕赢：对，没有人记得，没有人在乎。我哭了，莫名其妙地哭了。哭完之后我觉得好舒服，然后我就想，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那种渴望很强烈，强烈得想要脱离这种困境。

星期日：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徐裕赢：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像普通的上海女孩子那样去生活。

星期日：普通的上海女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徐裕赢：她们每个月有了工资，是想着去哪里开销，去买什么衣服，买什么包包，买什么鞋子，去哪里旅游。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交给我妈妈，自己口袋里的钱很少很少，少得可怜，每个月不会超过50块。

星期日：完全没有享受生活的机会。徐裕赢：没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尝试那种20岁女孩公主般的生活，没有。我渴望不会因为吃饭、不会因为睡觉、不会因为今天的收入而发愁。当时心里会有很强烈的危机感。我不知道再过两年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面临着一个结局，就是迟早会被单位开掉，被淘汰。所以我不能够等到那一天，我要学会自己为自己做一些准备。

星期日：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力量，你允许自己哭，你有强烈的改变的渴望，然后你会思考，思考怎么走你自己的路。

徐裕赢：是，那段日子，我有个发自内心的声音：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美好生活还没来到，我要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朋友说我胆大的时候，像头牛！然后我就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又换工作，一直到2003年我拿到了大专函授文凭。很多人拿到大专文凭基本是23岁，而我那一年27岁。我不能光工作，光工作我会失去那段学习最好的年纪，但如果我光学习的话，有谁可以替我去交学费？所以我花的时间会比别人来得更长。那时，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生意，开店，自己创业，也倒过房子，到2003年的时候，情况稍微好一点了，我就不用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星期日：2003年以前你都住在哪里呢？

徐裕赢：就这样混着住，有时候住在公司里，有时候住在阿姨家叔叔家，哪里能住就住哪里呀。

星期日：在这之前，以你的收入，加上你妈妈在工厂的收入，租得起一间房子。你们没那么做，是怎么想的？

徐裕赢：我们是租得起的，但是妈妈会告诉你，你一定要节约，因为你们将来会要有组建自己的家庭，一定要学会节约，学会存钱。当时对我们来说，存钱就是生活最大的指望和快乐，压倒所有的一切。我们这一代，好些70后的知青女孩，没有成家的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星期日：你说说。

徐裕赢：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经历了生活的辛苦，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如果找一个让她们变得负担更重，或者是会痛苦的新生活，她们宁可放弃，宁可自己单身活着。

星期日：担心生活又沉下去？

徐裕赢：对，她会很害怕这样的将来。现在人的快乐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一个人可以偷着乐，两个人可以对着乐，三个人可以家庭乐，都是一份快乐。只要你自己觉得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星期日：还有，这样的生活至至少是安全的。

徐裕赢：对，知青子女会把安全感放在第一条。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非常合适我，或者不是在同一城市里的，性格不合的，生活观点上差距很大的，我就会选择放弃。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缺少安全感的，他们会比别的孩子敏感。我们的小宇宙目前来说是安定的，突然有个新事物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要面对什么，这种害怕又会还原到我们身上了，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星期日：对爱的渴望吗？

徐裕赢：随遇而安，不去过多抗拒，也不去过多追求。

星期日：你是怎么想到做“知青二代”联谊会的呢？

徐裕赢：我有个顾问，是上海知青网的发起人，他说你们这代人，延续了知青一代的身影，但又有着你们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他建议我聚拢一个团队。目前现在只是小范围的，一年聚一两次，大家AA制的。其实知青二代过得不容易，有不少人回到上海之后，没什么关系，学历也不高，这边做做，那边做做，工作不太稳定。因为什么？当时别人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工作。没有文凭，他们可以择业的机会就比较少。你去看，我们这一代人，初中（毕业）占很大一部分比例。高中也有一点，能够念完大学和大专的也有一点，但是不多。他会很挣扎，他会少了一份东西，叫做创造，他不敢去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害怕今天现在碗里的那一点点，也不能保住，他会担心这个的问题。还有一些人，算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在上海也成家立业，有房有车了，但又要要面临的是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30几岁，刚刚度过自己不稳定的生活，又要成为家庭支柱。

星期日：你为什么要接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徐裕赢：因为我想跟这一群人走得更近一点，我们需要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感受和共同的酸甜苦辣。除此之外，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一点点的力量能够让大家变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我的心愿。

星期日：这个联谊会的知青二代是如何聚拢来的？

徐裕赢：就是通过认识的人介绍。有一些人参与，但并没有大面积的，一次活动大概几十个人，男性反而少。70后的女性比较多。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相互诉说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做做什么事情，在寻找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给到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星期日：大家聊些什么呢？

徐裕赢：聊自己的生活，聊现在今后的愿望，聊需要找一些什么关系，比如想要报个公务员什么的，换个更好的工作。或者关于社保、公积金查询等等。有人要创业，一个人资金不够，那就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愿意参加。就是为“知青二代”创造一个机会，多一个机会。

星期日：联谊会的活跃度似乎不是很高。

徐裕赢：是这样的。知青一代该有所成的已经有所成了，已经拥有了这个社会上的权力、地位以及金钱。而知青二代是活在于拼搏中的，还在生存层面上，即使稍微好一点，又要忙于支撑自己的家庭、夫妻双方的家庭。现在一些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很高，但是“二代”有自己的性格，他们没有按照父母的那种方式去做，所以有好多知青对儿女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心里会失落。他们觉得二代还不行，所以不愿意把有一些东西完全地放出来，比如说权力、关系等等。

星期日：你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听着也让人难过。

徐裕赢：一代和二代之间有一种奇怪的矛盾。对父母来讲，他觉得我给了你最好的东西，我把你带回上海，是一种最好的归宿和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而知青二代却说，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有了知青二代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我跟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我该怎么生活我还怎么生活。就是因为父母你们给了我这种特殊的生命历程，才让我的生活被改变，而且是莫名其妙地被改变。知青很辛苦，所以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强迫症”。我是爸爸妈妈，你要听我的，你什么都要跟我一样，你今天吃饭做事睡觉什么都要跟我一样。但是知青二代生活其实很动荡，你要他跟知青一代完全吻合是不行的。

星期日：彼此之间有种失望？

徐裕赢：有的，以前我也一样怨恨妈妈，我妈妈也怨恨我，她都是看我不顺眼，嫌我坐着站着吃着躺着都不顺眼。她其实心里在怨恨，她怨恨她自己，有时候也会发泄到我身上。其实我很想把知青二代和知青一代放在一起，搞一些活动，能够让他们融合，彼此倾听对方的心声，但你就会发现真得蛮困难的。人与人之间最离不开的一种东西就是理解。一代和二代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在理解上有非常大的矛盾。其实多数中国人都背负着父母的期待，要为父母活着，而知青子女背负的份量会更重。现在已经长大的知青子女中，有一部分人，比较颓废、内向。他过不了自己内心，永远在追逐别人眼中所谓的好、所谓的坏。他总在都会担心别人会骂他，哪怕今天炒了一个菜，他会担心，这是不是偏咸的，要不要再放点盐。回顾知青子女的成长，他一旦是在别人的家庭中生活，就会非常地在意别人的看法，退缩在别人的评价中，活在别人的眼中。而这个，会扭曲他自己本身原有的能力。他们失去了一样东西，叫做自我。但是很奇怪，他们又是被包着的火。因为我是他们的一员，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有抱负，有理想的。三十多岁的人，如果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有机会的。只要把外面这层皮褪掉之后，他们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采访中，徐裕赢时常抬头，凝神望着窗外。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各种场景都有，原以为生活过去了就过去了，其实它是那么深刻。“我看到了幸福的时候，亲戚过节，可能会烧一大桌好吃的，那时候可以吃得饱饱的。不幸福的时候，工资还没发下来，生活费怎么办？然后天冷了，是不是要买被子，会不会冻死？”徐裕赢说着，笑了起来。“我学会了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果你不小心走进了一个不想要的山洞，那么就闭上双眼向前走，总会有看到亮光，走出山洞的那一天。”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生命的第一道光亮：买了一套自己的商铺，小房子拿到产证了，然后又自己买了一笔养老保险。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她，渴望着什么样的光亮呢？从十五岁打零工开始，徐裕赢不知道换过多少份工作，如今她从事融资担保业。她所面对的，是一些现金流紧张的企业主，不得不拿着房子、车子、贵重物品来抵押，希望得到贷款，输入企业继续运转。而徐裕赢的工作，就是倾听他们的现状、想法和能力，评估能够提供担保。“我很幸运，也很荣幸做这个工作，它通过钱达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企业家，能把一个企业做起来，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努力，还有辛勤的汗水。说真心话，我愿意帮助他们，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哪怕贷款这件事情我做不成，但是我努力过了，有付出了，会非常开心。如果能帮到他，这个企业主会跟我说谢谢，若干年之后，假如这笔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重新诉说他的故事，我想我会非常有成就感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美妙。”而在采访后的微信往来中，她也向我透露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我的内心还是有梦，等待一个人的到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回家吧。”徐裕赢告诉我，她本名叫“徐颖”，“裕赢”是后来自己取的名字。现在，她还有个网名叫“盈盈”。她说，那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过，这个细微的变化是有些意味的。或许潜意识中，她已经渴望迈出“一定要富裕，一定要赢”的生存层面，开始走向生命中真正的丰盈。“我在自己人生的困境中走出一条对自己来说最好的路。我不可以要求别人对你负责，社会对你负责，命运对你负责，我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要为自己而活着。”

二、我要好好想想，究竟在哪里扎根

“我从来就觉得自己是个西北人，可对上海的感情特别微妙，说不清。”李宁说，他可能算是最后一批回沪的知青子女。2002年，来上海时他已经19岁，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个西北人，而上海，真不知道该称为故乡，还是异乡。十多年里，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上海这城市可能不太适合我，可一直有想找寻自己的一个点。”和1990年代回沪的知青子女不同，他的怕与爱更有“现代感”——城市生活不易，但她的确有能给人生活的存在感，和更多的机遇。与此同时，李宁也担心失去自由、和他所需要的人和人之间浓烈的感情。我回来晚的原因，是原来在甘肃省队踢球，集体户口，迁不了，下队之后才把户口迁回来的。2004年年底才把户口迁回来，也算是最后一批。回到上海后还踢了两年球，当初是想学点东西回甘肃当教练，但那时候中国足球太黑了，就没回去，直接工作了。上海工作机会比较多，刚好我有一个机缘，进了一家报关公司，做车辆调度，港口集装箱的查验。那时候，感觉不是很好，没有一个朋友，一切都是陌生的，同事也很少打交道，每天就是上班、上班，住也住在办公室。我爸是上海人，但他反而有点“偏西北”。去得太早了，差不多十六七岁，基本上被同化了。我对父亲的记忆太少，从小我们的沟通特别少，他爱喝酒。妈是特别想回上海，当时和我爸结婚也是，因为我爸是工厂里的上海人，她就想嫁给我上海人有一天可以回上海嘛。她老跟我说，做人要有城府，要精明些，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和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特别微妙。我生在上海，但是从来没在上海生活过；虽然在西北长大，血液里流淌的又是江浙一代的血液。有时候莫名就觉得这个城市像是自己的故乡，有时候又特别陌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想在这个城市待下来，但是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一个点。我情感比较重的一个城市是兰州。16岁，进了体校，彻底地离开家了。除了训练非常累，非常辛苦外，剩下的时光都特别美好。人很少，大家全认识，经常出去一起凑钱吃饭，去酒吧喝酒。大家都没（钱）了，找别人，骗别人的花。就这样子一直过，过了很多年。那时候西北，喝多了碰一下，一个眼神不对就要打，而我们是最团结的一批足球队，不管什么事我们都是一起上。在兰州我接触的人特别多，这才让我会有一段想要到处走的经渴望。我想念那些朋友，他们曾经有很多故事，自己开个小酒馆，经常会出去，在路上那种感觉。因为有了那段美好，回到上海才一直在思念着兰州。当时我的网名都叫“灯火皋兰山”。可我一个兰州朋友—就说，李宁是一个西北人，但他又是个上海人，他很仗义，但他有时候又很“吝啬”，“吝啬”的意思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值得，我不太愿意去做，我可能会让对方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我在上海遇到的挑战是跟上海人的那种性格不搭，做事方式不一样。有时候和认识的上海本地人聊天，觉得他们跟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有的人活了20多岁没有出过上海，我就觉得好奇怪。有些人只知道上班，到月末拿工资出去吃个饭，玩一下，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的生活就是有工资拿，有好的住的地方，有一帮同学在一起，就觉得可以了。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两次出去旅游的机会，他们上车打牌，下车打牌，不出去玩。还有上海人的优越感太强，他就觉得上海是最好的，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不喜欢一个城市太大，太不方便，人的情感交流太少。我妈说过，你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可是，上海又有我很好的朋友。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他长得又不像上海人，特别粗犷特别黑，就是一个上海人中的西北人。我去上海只有找他，他随时随地的能来陪我。我们可以互相聊心事，不管对方有任何方面的困难都可以二话不说，只要有能力，全都给你搞定。在上海的时候，总想离开，但是我又不知道选择哪里。2010年的6月，我回兰州，本来是想去赣南，刚好夏天那边泥石流塌方车通不了，我一觉睡起来买一张票就去拉萨，一个人背着包。下火车，闻到那种空气，太纯粹了。在拉萨待了十天回到上海，我就想，这样的生活，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的生活，我不是我想要的状态，我想为自己活一次。后来就辞职去了拉萨，用三年时间把我曾经梦想要干的事都干了。摄影记者我做了，开酒吧我开了，做客栈我做了。我一直把我自己当作一个西北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上海人。她可能就是一个待过的城市，但我对她的感情好复杂，无法描述，一直在矛盾和纠结，我是留在这个城市还是离开这个城市。

三、上一代人的“怕”非常多，“怕”又转嫁到了下一代——学者孙沛东看到的知青两代人

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知青子女有三个共同的心声，或隐或显。其一，他们仍然在回想和理解，当初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送回上海；其二，如何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们中的好些仍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和因此产生的失望；其三，许多知青家庭都回到了上海，但彼此似乎都有遗憾，心灵和情感交流还不够，两代人如何更好的了解和沟通？

学者孙沛东的研究提供一种理解。

“焦虑源于害怕，而害怕源于苦难的历程。知青一代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他们曾经有过被耽误的学校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转型中遭遇的经济困窘。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这个发现，源自她对上海公园相亲角的研究。孙沛东说自己是个道地的“乡下人”。2007年来上海工作前，她对这座城市知之甚少。那时候，为了适应和融入新的生活，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行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

2007年9月的一个周末，她来到了闹市区一座公园，“遇见”了里面的相亲角。“一群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眼光相互打量着。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纸牌或者站在自己的摊位面前。事实上，这是一个婚姻市场，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聚会。他们为人父母，面容疲惫，心事重重，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沐雨节风，却气节不倒，口气强硬，绝不让步。为了帮助儿女们挑选合适的‘结婚候选人’，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搭乘公共交通或驾车聚集到这个公园的一角。”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深度地介入子女的婚姻？年轻人为什么会同意父母帮助自己相亲？更有意思的是：“（起初）让我感觉到非常刺耳的访谈内容，就是其中涉及交易的成分：择偶的标准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理性得不能再理性，完全市场化。而人们试图用一种市场的方式去解决情感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所以相亲角不可能成功率高。但同时，这里的人气却总是那么旺。这是为什么？”孙沛东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访问了43位相亲角中的父母。经过样本分析，这些父母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群体特点：“白发相亲”者以上海知青这一群体为主。“我们访问了43位父母，以上海本地人为主（83.7%），只有7位来自外地，占16.3%。总体看来，他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而且70%（30人）属于知青一代。而这些相亲角‘上市’的年轻人中，大部分就是‘知青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一样，经过努力，他们也已经成为上海年轻的中产阶层。他们中间主要以上海本地人为主，学历较高，本科以及以上占80%以上；职业中以普通白领、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主，占到95.6%。46多位待婚者中，女性占6成以上。”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孙沛东找到了相亲角“成功率低，却人气旺盛”的主要原因。“对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亲角不仅是为了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地方，也是这些上海知青排忧解闷的场所，相亲角是他们的情感驿站。诉苦、感慨、不解等感情交织在一起。比如被访者S13-YGR（注：调查时使用的编号），平时在家里就是‘毛线打打，家务做做’。周末去公园相亲角已经成为了退休后的全部周末生活。在她女儿眼中，与其说母亲是去帮自己找对象，倒不如更像是去‘短途旅游’。”此外，“相亲角也是知青一代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平台。交谈内容不仅涉及子女相亲，也涉及很多生活琐事和社会时事。他们会比较来公园的几种交通工具的利弊，乘坐几号线在什么地方换线省钱又方便；他们也会比较各个区之间的物价和消费水平；还会交流哪个超市购买的生活用品质量上乘，等等。更有趣的是，相亲角还成了单身老人的‘鹊桥会’。”深入的研究，令孙沛东理解了那些最初听起来刺耳的“相亲条件论”——“我们似乎隐约觉察出这里是充满着怕与爱的生活本身。”“知青一代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事实上，通过相亲角的访谈以及对知青一代生活史的研究，我们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43位被访者大多是幸运者，较好的人生机遇，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使得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成功地跻身为城市的中产阶层。然而，对62宗访谈资料稍加分析便知，1990年代以来，他们十分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个群体有很多人下岗，下岗后难以再谋到一份足以保证自己和家庭成员体面生存的正当职业，对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变动诚惶诚恐且难以应对，最终成为发展中被甩出的包袱。正是这些有着同样上山下乡经历的同龄人的命运和遭遇，时刻警醒着他们生存的不易，使他们珍惜现在的生活际遇，体现在子女择偶上，就是寻求‘上迁婚’和‘同质婚’，复制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地位的代际传承。”“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他们曾经求学无门，正常的学校教育被打断，所以他们希望子女及未来的配偶能够接受完整而良好的正规教育；他们自己或配偶及看得见的同龄人曾经遭受失业的灾难，所以他们渴望子女及其配偶能够有一份良好的职业，能够在职场上实现自我；他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化的浪潮冲去了计划体制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他们必须努力适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他们对金钱和地位的敏感与追求与日俱增；因为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不讲条件，不讲感觉而直接走入婚姻，他们中有些人为此经历了痛苦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所以他们不能看着自己的子女重蹈覆辙，他们决定帮子女谈条件，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机会寻找并培养自己的感觉。他们有意规避困难，希望子女不必经历自己曾经尝过的痛苦。”同时，孙沛东也给出了自己最初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父母为什么能够代替子女相亲？子女为什么能够同意父母帮助自己相亲？事实上，每个家庭看似日常的生活真切地体现着社会的宏观变迁。“1978年以后，宣扬效率和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逐渐主流，面对当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待婚（实际上包括已婚子女）子女和其父母的关系明显加强了，家庭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中国大陆民众日常生活领域中几项重大问题的市场化，客观上强化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处在市场化洪流中的父母和子女对彼此承担了至关重要的责任，休戚与共，直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12年，孙沛东的研究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出版，并于一个月后旋即再版，再次引发了学术界、中外媒体和公众对知青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知青子女原本就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散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过着不同的生活。学界关于知青群体的研究，如法国做知青史研究的学者潘鸣啸先生在多地的新书宣讲会上，很多听众正是知青子女。而从知青子女择偶这个视角切入，探讨知青一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历，并且与相亲角、‘白发相亲’、‘剩男剩女’等社会热点勾连起来，从代际累积这个结果，追溯知青一代自身的情感，生活，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从历史的深度去挖掘这个问题，为公众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自从《谁来娶我的女儿》2013年再版以后，我经常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看到各种的留言，很多留言者说他们是关注知青群体的公众和知青子女。”孙沛东在电邮中回复道。“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当父母对子女的前途所能做的选择很有限的时候，很多时候子女只能接受来自父母的种种安排。当时，在国家和地方回城政策的影响下，知青子女先于父母回城便是这种种安排中的一种。当知青一代父母受到甩掉农村户口回大上海，回家，回到父母身边，回到自己生长的城市，回到城市生活这类切切实实目标感召鼓舞时，骨肉分离，家庭拆散，情感受伤，心灵孤苦这类人伦问题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太过奢侈。有什么能比给孩子一个可能更好的起点更让父母欣慰的事呢？知青子女与其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走自己的人生的同时，还背负着父母的人生：那没有实现的念想，渴望拥有或继续拥有的一切：高学历、好工作、知心爱人和美好生活。”孙沛东在相亲角的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经历了多次动荡后，‘怕’已经成为知青人生字典上的一个关键字。这种‘怕’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和一种时刻长鸣的警钟，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嫁到下一代的身上。”无论是知青子女，还是他们的父辈，看见和理解这些沉重的怕，将是他们各自生命真正的契机。

孙沛东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Paris）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消费与时尚，婚恋与市场，国家与社会。本篇采访结合了该书的内容和对孙沛东的电邮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