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农民把歌唱
作者:三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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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农民把歌唱 前些日子,农民“大衣哥”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唱响大江南北。还有地方小调、花腔女高音“卖大葱”,纷纷登场,成为娱乐市场不大不小的热点。 其实,在中国,民间歌者甚众。诗经中的《风》,就出自民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左翼文人研究过劳动与歌的关系,认为最初的歌是从劳动号子中产生的,并创作了《大路歌》——筑路工沉雄、凄厉的合唱,在思想、艺术上有所拔高。 儿时见过民工修路,三五人合力抬运连二石什么的,抬前杠的吆喝:“龙抬头”,抬后杠的回:“往上游”。这是上坡的提示;若是转弯,则前呼“么二拐”,后应“两边甩”,意思是要用眼睛余光瞄着左右两侧。要是路边走着个小媳妇,这时号子就直奔主题,很黄很露骨。 樵夫,石匠,牧人,均善歌。所唱也所见之物,所想之事。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河流山川,即兴而歌。曲调或悠扬舒缓或忧郁苍凉或调侃诙谐,在寂静的旷野深山里更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穿透力。 川北大巴山脉连绵数百里,山高坡陡,交通闭塞,当年物资运输全靠肩背上一个背兜的山民,人称背二哥。在深山老林里赶路,为了防止野兽袭扰,为了缓解疲劳,也为了驱散内心无边的寂寞,背二哥一路汗水,一路歌声。他们的歌声流传久远,如今巴中市政府申请“巴中背二歌”为“世界非物质文明遗产”,可见很有些历史沉淀。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先生,在民国初期走出巴中赴海外留学之际,曾为背二哥的歌声深深感动,他从歌声中感受到灵魂的挣扎。背二哥长歌当哭:“长不过的路,短不过的年,松不过的帽儿头,紧不过的钱”,说尽生活之艰难。 四川人说的帽儿头,就是大米干饭山也似的堆在碗里,其松紧程度是种份量。一般是盛满两碗饭,将其中一碗反扣在另一碗上,堆积在碗上方的米饭因压得紧扎,象极了清末民初中国民间的瓜皮帽,帽儿头由此得名。 乡下人请客吃饭,帽儿头的松与紧,隐含着对客人或农忙时雇工的重视程度。“狗日的帽儿头矗齐鼻子尖尖”,道出了大口扒饭的快感,更是享受富足的炫耀。当然,这种做派,城里人是不屑的。他们把“帽儿头”做为笑谈,嫌乡下人粗俗。他们无法体会背二哥一类的下力人对一顿饱饭的渴望。 每天风雨兼程,山路崎岖,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路。用沉重的脚步来丈量,路自然很长很长。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全压在背上,心情应该比货物更重。一年到头,年总是要过的,且要吃好喝好耍好倾其所有拼织一幅年年有余的好图画。可怜好时光太短,至多大年一过,一切照旧,重新走上漫漫长路。 幸亏历史翻过了那一页。中国农民已不为温饱发愁,帽儿头早成为一个传说。 近几年我多次去以前下乡插队的地方走走,最大的感受是不少土地闲置,野草长得比农作物好。正月里,有些人家仍是关门闭户,屋前屋后早过了采摘期的满树红橘寂寞地守着夕阳。一打听,说是进城了或进城过年去了。几千年来,农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土地,因为土地是生活唯一来源。现在衣食无忧,土地说荒就荒了。那些进城务工和作生意的人们,他们手掌上的老茧已经蜕掉,大都不愿再握锄把。 不能说农民变懒了,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已悄然改变。 也有例外。我看见一个红色休闲装的小伙子,独自在空荡荡的山沟里种地。那一袭红色在黯淡的冬日里让人触到些许暖意。他一边挖土,一边用手机下载节奏强烈的流行音乐,山谷里发出共鸣,惊起几只草丛中的野鸡和鹌鹑,扑喇喇乱飞。听说他在南方打工,春节回家度假,抽空料理农活。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他不是播放音乐,而是自己放声高唱。 如今城里人喜欢往乡下跑,越冷僻越要去。乡下人则往城里钻,越热闹越来劲。或许这也是城乡差别。 今年春节我和几个同学在家乡临时聚会,跑遍了县城竟找不到一家餐馆有空位。转辗几十公里到邻城,好歹在别人早已预定的餐馆中,挤出一桌来。据店主讲,从初二到初七,在城里各类餐馆包席的,绝大部分是农民。中午吃完饭再找地方喝茶,晚上接着吃饭,然后去歌厅。粗嘎的歌声醉醺醺地在县城上空飘荡,子夜方息。 中国农民确实翻身了。才旦卓玛为翻身农奴把歌唱,“大衣哥”等则是翻身农民把歌唱。但他是走自己的路,唱别人的歌。这位农民兄弟固然有几分天“材”,但他的成功,我以为主要得力于城里人,包括一群草根文化挖掘者那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心。说得底是娱乐,与艺术关系不大,与民生问题也无必然联系,不必太当回事。“大衣哥”西装笔体出现在春晚上,那种尴尬绝不仅仅来自农民的拘谨。脱下军大衣事小,不站在结实的土地上,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201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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