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二三班】：（三）谈笑有鸿儒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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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二三班】：（三）谈笑有鸿儒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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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二三班】： （三）谈笑有鸿儒 1、 夫子日记：1974年3月31日星期日： “今天下午男生集体去看陈老师，这大概是我们插队前最后一次去老师家了。老唐提议送给老师一个笔记本作为留念，大家一致拥护。下午先去买了一个精装紫绒面的笔记本，后到学校商议在笔记本上的留言。我想了几句，有‘不费园丁辛勤血，定叫它乡尽春花’；‘宏图已有前人绘，大业犹需后辈开’；‘隔山隔水不隔心，春秋一度总关情’……。经大家讨论，决定选用第一个。老唐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留言，然后每个男生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名者有：唐谦、刘岩、刘亚力、黄京晖、林步圣、张颐、徐建中、李东庄、张人璧、王英进、周文举、丁志，我。三点半到陈老师家，畅谈到快六点才离开，陈老师送出很远，一直向我们挥手道别。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刚才在老师家谈笑风生的我们，忽然都安静下来，大家大概都在沉思，想着离开母校离开老师后，脚下的路该怎样走？” 往事回忆：夫子日记的第三章，将要记述150中学高二三班的几位授课老师。题目用了《陋室铭》中的一句：“谈笑有鸿儒”。儒学重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古时称有文化人作“儒生”，称知识渊博者为“大儒”、“鸿儒”，我觉得给高二三班授课的几位老师，均是有大学问之人，称其为“鸿儒”当不为过。而“谈笑”二字，如今看着不过是从容潇洒之状，殊不知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教书匠人人自危，能做到“谈笑”者，不光需有大学问，亦更需有大胆魄。 老师中第一当记的，就是班主任陈云澄。说也凑巧，我自读书起，从小学，到初高中，从北京到河南又回北京，一共转了五个学校，我的班主任，竟全是语文老师。而这五位班主任中，最使我敬佩的，一个是小学的班主任吕秋月，另一个就是一五0的陈云澄。 现在我还能清晰地想起第一次听陈老师课的情景。34年前，我到一五0后上的第一节语文课。早春的阳光从南窗照进来，暖洋洋的，惹得人有些犯困。陈老师走上讲台，笑咪咪地说：“今天我们讨论鲁迅的杂文《纪念刘和珍君》”。说完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文章的标题。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粉笔字写得俊秀中带着刚毅。写完板书，他转过身，打开讲台上的录音机，“讨论前，我们先听一下这篇杂文的朗诵录音”。随着一阵沙沙的录音带转动声，教室里响起一个浑厚而激昂的声音：“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5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鲁迅这篇杂文写的极其精彩，朗诵家的水平也很高，全班同学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大家专心倾听，全神贯注。当文章朗诵完后，陈老师神情严肃地说：“大家知道吗？我们和刘和珍也可以说是校友”；听陈老师这样说，全班愕然，不知此话从何说起？陈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刘和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五0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两行字，同学们恍然大悟，心中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夫子日记：1973年4月26日星期四： “今天语文课进行讨论，题目‘鲁迅的方向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课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争论的非常激烈。陈老师最后对两种观点做了归纳，他说这种讨论方式很好，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 往事回忆：在第一章中我讲过，高二三班是干部子女班，其特点之一，是思想活跃，但容易有些狂，有些傲。我那时，可能就是这较狂较傲中的一个。记得那天的语文课，是讨论鲁迅。命题是“鲁迅的方向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话出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语文书中对“方向”的诠释，把鲁迅思想，拔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现在看来显然不符合事实，可在那个年代是不容置疑的。那天课上，也不知我哪根神经搭错了，心血来潮就站起来放炮说：“我觉得鲁迅思想的特征是对一切传统的怀疑和批判，他不信中医只信西医，就是一个例证。常说破旧立新，我觉得鲁迅重在破旧而少有立新，说他是方向，是指他对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我嗵嗵嗵地放了一通炮，陈老师始终微笑着看着我，等我说完后，他示意我坐下，然后问大家：“你们对匡卫群的说法怎么看？”大家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教室里一片嗡嗡声。 陈老师看出大家有话想说，就鼓励说：“今天就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鲁迅的方向？”结果这个话题在班上引起热烈争论。赞同的同学，例举鲁迅作品，说明不但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鲁迅都是既支持又有怀疑；忘了是谁还嘀咕出一句：“鲁迅先生现在要是活着没准也是右派”；反对的同学，同样例举鲁迅作品，证明鲁迅不但破旧，也有立新，尤其他的杂文和小说，都有开创性的成果。有位女生滔滔不绝地背出一大串鲁迅杂文的名字，让我刮目相看。不论大家争论的多么激烈，陈老师始终微笑着倾听，两节课很快过去了，快下课时，陈老师发言了，他的原话已记不准，大意是说：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谈蝙蝠》，里面讲到一个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不知该参加哪个会？到兽类去，它有翅膀，人家不收；到鸟类去，它是四足，鸟类不纳。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大概就有些像蝙蝠。对旧时代，他有清醒的认识；而对新时代，他尚在探索中。因此他既能“拿来”，又时时提醒自己不可盲从。他的思维方式摆脱了“非好既坏”、“非黑既白”的模式，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可以说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陈老师最后说：“今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即使意见不能统一，也没关系，允许争论，求同存异，应该成为讨论问题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搞群言堂，不要一言堂。” 三十年过去，今天当我回想起那堂讨论课时，不能不为陈老师的胆魄和学识而深深感动。我们在课上发表的许多观点，在当时是很出格的，若是一位明哲保身的老师，肯定会马上封杀这场讨论；而陈老师以他的良知引导我们，勇敢地探究真理，发表真知灼见，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 那个学期期末考试的作文题目，就是《鲁迅的方向是中国文化的方向》。
夫子日记：1973年5月8日星期二： “今天写成《春雨颂》，送陈老师看。老师提及学习古诗，用‘香车系在谁家树’和‘伏尔家停在谁门前’作比喻，说明有的诗像‘诗’，有的不像‘诗’；原因何在？百思不得其解。” 往事回忆：陈老师教课一贯诲人不倦。在思想品德方面，他像父辈，满怀爱心地引领我们走正道；在学业方面，他像兄长，与我们平等地交流勾通，循循善诱，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我在诗歌上，便受益非浅。 我学写诗，是父亲启蒙。父私塾出身，新诗一窍不通，最喜看古诗。我13岁时，父亲叫背《唐诗三百首》。14岁时，父亲让我学着写古诗。一日去同学家串门，同学的哥哥朗诵极好。我求他朗诵一首诗，他望着窗外夕阳，激情吟诵：“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那时，听着优美的诗句如清泉奔涌，望着天边的红霞似火焰燃烧，我忽像醍醐灌顶，只觉那诗是画，景是诗，情景交融，沁人心脾。当我捧着大哥送的新诗集往家走时，已将古诗抛到脑后，老父的希望工程，顷刻间便被一首新诗彻底颠覆。 从此便入了魔症，发疯般地啃读：贺敬之、闻捷、李瑛、郭小川、普西金、雪莱、马雅科夫斯基……；同时发疯般地写：楼梯式，四句式，信天游，朦胧，婉约，粗野……，一切风格和形式，无所不试。直到走进‘150’的校门，直到见到陈老师。 记得一天攒了一首写春雨的抒情诗，仿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还记得头几句是这样写的：“桂林的水啊雪山的云，春秋采进北京城/怀里情啊梦里尘，如情似梦雨淋淋/是运河呀是香峰？烟白水绿绕古城/是新城啊是旧城？都在茫茫雾雨中……”。写完自鸣得意，恰好有事找陈老师，顺便把诗送给老师看。 陈老师接过我的诗，认真地读着，不苟言笑。读完，抬脸望着窗户，好像在想什么；嘴里蠕动着，像要把诗嚼碎咽下。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脸来看着我，忽然问：“你喜欢读古诗吗？”我一愣，不知老师所问何意？“我读过唐诗三百首，可记住的不多”。“读古诗有什么感觉？”“句子挺美的，但是意思不好懂，不像新诗一读就明白。”陈老师笑了，他说：“如果你想在新诗上有所造诣，我建议你要多读古诗，甚至尝试着写写古诗。这样可以帮你把新诗写得更像‘诗’”。陈老师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新诗本就是‘诗’，何来“像”与不“不像”之说？老师看我迷惑，接着说：“比如，‘香车系在谁家树’和‘伏尔加停在谁门前’，这两句，你觉得哪一句更有诗意？”“当然是‘香车系在谁家树’啦！”“那么，从语法上看，这两句主谓语词义和结构相同，为何前句像诗，后句就不那么像诗呢？”老师的话一下把我问住了，左思右想，不得要领。陈老师见状，笑着说“不用急，回去慢慢想，有时间咱们再聊，我不会写诗，可我喜欢读诗，以后你写了诗，我一定拜读。”回到家，赶快查‘香车’诗的出处。翻遍唐诗三百首，没有；问父亲，依稀记得是宋词，幸好家里有一本清朱孝臧编《宋词三百首》；翻到欧阳修，查到了这句诗出自欧的《蝶恋花》，全诗是：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 出处查到了，但问题始终没想明白。当时年青人爱传抄一些没有发表的主席讲话，记得其中有一段话讲到年轻人学诗问题。主席说年轻人还是要写新诗，不要学古诗，古诗的格律太严格，容易束缚思想。可陈老师却建议我要多读多写古诗，这是何意呢？
夫子日记：1974年4月1日星期一：“今天上午在学校地下室和永宁公社老李以及孔化营大队代表见了面。班上有五个户分在孔化营，只有老闵那户分在头司。下午通过人璧入团。晚上又去陈老师家，提及上次谈到的“香车”问题，老师从诗歌的“心”“形”两方面谈了对古诗的继承和借鉴，还提到外国的诗歌也要看，如惠特曼。” 往事回忆：自从和陈老师那次谈话后，我重新拾起了古诗，重新去背“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从头学习什么是粘对，什么是拗救，什么是入声字，什么是平水韵……。虽然仍狂热地爱着并写着新体诗，虽然觉得古诗格（三、4毕业时部分同学和陈老师在校门口合影）律是那么深奥、枯燥，但还是坚持着格律的学习。那时讲诗律的书很少，词律的书根本没有；自己只能对照古诗词的平仄死记硬背，难免事倍功半。 4月1日晚上，插队前我最后一次去陈老师家。谈话中，我问老师：“上次您举的‘香车系在谁家树’的问题，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您能告诉我答案吗？”陈老师回答我，讲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古人做诗讲究“心”（内容）与“形”（形式）的契合，心形相应，方为好诗；古诗从《诗经》算起，迄今已有两千多年，那些千古流传的诗词，皆是心形相应的佳句。而新体诗开创之初，因为要从旧体诗中突破重围，采取了与旧体诗一刀两断的做法，结果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常见病有两个，一叫“直白”，二叫“冗长”。二三十年代的白话诗，多有不押韵、不调声、不炼字，动辄几十行上百行，读着像喝白开水，了无诗趣。怎样把诗写得像诗？药方就在古诗中。当然不是说古诗一切都好，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中继承，扬弃中索取，可能是个好办法。还有，除了古诗，国外的诗也要读一些，像惠特曼，他的《草叶集》，建议看看。 那天与老师谈了很长时间，出门时已快十点。一路上我思索着陈老师的话，我知道虽然老师没有直接说出答案，但他已经把打开神秘之门的钥匙交给了我。后来在大学里，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发展史，我才知道老师提出的问题，有多重的份量；它几乎涵盖了诗歌美学的所有内容：像诗的意境美、朦胧美、距离美、音韵美、节奏美、对称美、建筑美等等，要说清“香车”和“伏尔加”的区别，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专著!我不知道当时陈老师对我是怎样一种期望，从他那么认真的指教中，我推测他大概希望我能走作家的路。可是很好笑，毕业后我先当农民，又当工人，又当公务员，最后从事计算机网络，没有一样与写作沾边。不过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还是用在写诗上；只是岁数越大，写新诗越少，写古诗越多，越觉得原来写新诗要比写古诗难的多，越觉得要想写好新诗，必先学好古诗；越觉得能够遇上陈老师真是一大幸事。去年在网博中和诗友讨论新旧诗的关系，我以自己写诗的经历为例，从诸多方面论述新诗向古诗学习的重要和必要性，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在文章最后，我集八个章节的小标题成为一首七律，我将它抄录在这里，作为献给老师的礼物吧： 诗心几处与君同？意境由来画不成。
夫子日记：1976年5月22日星期六：“下班后同唐谦、徐建中一起去陈老师家，老师的伤已痊愈，但提起被打经过，仍然唏嘘长叹。想不到学校的教学秩序乱到如此地步，竟连教师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障！长此下去，国家堪忧！民族堪忧！” 往事回忆：74年4月，我们告别母校，奔赴延庆县永宁公社插队。虽然不再是150的学生，但陈老师还时时惦记着我们。74年5月15日的日记写到：“今天接到了陈老师的来信。我们到农村刚刚一个多月，老师就来信询问情况，真让我感动。特别提到我的身体，叮嘱不能过累。我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75年1月29日的日记写到：“今天陈老师和李松文老师到村里来看望我们。虽然天气很冷，同学们心里却热乎乎的。正好晚上庆‘四大’演出，有知青、清华的、部队的。大家都很卖劲儿，演出很成功。”75年底分到邮电部房屋修建工程处。76年5月17日在西单遇到刘超尘老师。他告诉我，陈老师被初二的小流氓打伤了，住进了医院。听此消息，十分焦急。22日，与唐谦和徐建中一起去老师家看望。老师的伤虽然已无大碍，但说起被打的经过，依旧忿忿不已。他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严重，学生不听课，不做作业，成天打架斗殴，课堂秩序很混乱。老师不能管，一管就挨骂，甚至挨打；这样下去，还培养什么革命接班人？连教师的人身保障都没有！”幸好76年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历史的车轮在76年秋天改变了轨迹，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动乱结束了，陈老师和我们一起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今年母校迎来九十华诞。借助网上的校友录，高二三班的同学们又建立了联系，而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去看望陈老师。6月2日， （三、6陈老师又在给我们讲课） 班上在京的11名同学一起来到陈老师家，看望阔别三十年的班主任。年逾古稀的老师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回忆起当年作我们班主任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我带过那么多学生，感觉高二三班的同学最能干，最有能力！从老师家出来时，八十多岁的老师坚持送我们到宿舍门口。老师家在四层，他不用人扶，自己走下来。看到老师身体还这样硬朗，同学们由衷地高兴。我在心里说，“老师保重！我们不但要和您一起庆贺母校的九十年华诞，我们还要和您一起庆贺母校的百年华诞！”
夫子日记：1973年4月6日星期五： “今天下午到校广播室朗读自己的诗，广播室里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那位老师听了我的朗读非让我留下，他说你当学校的播音员吧，把我吓了一跳！他并不认识我，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就敢决定让我当学校播音员呢？出来向同学打听，好像他是高二二班的班主任，叫刘超尘。” 往事回忆：我和刘超尘老师的结缘，就是从那天下午开始的。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每天下午校广播站都要播些学生来稿，有时也会让一些同学去念自己写作的诗歌。我那时是个诗狂，没事就琢磨写诗，老唐发现我有点诗才，就下令让我代表班里给广播站投稿。那天广播站来了通知，让我下午最后一节课去广播站念自己的稿子，我到“150”后，这是第一次到校广播室，心里颇有些忐忑不安。 记得广播室在东楼一层，屋里有些凌乱，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在屋里，见我进来，招呼我到话筒前坐下。那位同学（后来得知他叫汪洋）帮我调了音量，轻轻说：行了，我就放声朗读起来。其实我从未学习过朗诵，只不过口齿比较清楚，胆子比较大，脸皮比较厚，能够放的开；又因为是自己写的诗，轻重缓急拿捏得比较准些。诗写的什么已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两句用的李白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是千古佳句，念起来自然上口，又是在全诗结尾，顺势铆足了劲儿，扯着嗓门拔起个高音儿。“山”字刚出口，便听身后两人齐声叫了个好，但我还沉浸在诗境中，浑然不觉。刚想起身，那位老师一把将我按下，飞快地递过一篇稿子说：“你把这篇也读了吧！”我读了，该其他同学了，老师仍不让我走。直到最后一位同学朗读完，老师拉我坐下，询问了我的情况。此时我才静下心来，看着眼前的老师。瘦瘦的，个不高，鼻子下巴都有些尖尖的，戴副白色透明框架的眼镜，目光像在看你，又像在看别处，说起话来干脆利落，没一个字是多余的： “过去练过朗诵？”“没有没有，只是爱好。”“喜欢写诗？”“------还行吧，瞎写！”“当广播员，怎么样？”“我？不行不行！我哪行？”我把头摇得像拨楞鼓。 “行，就这么定了！”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听见我的话，语气坚定，不容商量。 我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老师我真不行，我刚来的，和谁都不熟！”我竭力推托。 “不熟？广播和熟不熟有什么关系？”他眉毛一挑，凝眸看着我，脸上似乎有些笑意，似乎有几分信任，几分鼓励，也有点揶揄。 “你和谁熟不熟的事不归我管，我就管广播站，你明天下午过来吧，我会和陈老师打招呼的。”就这样我成了广播站的广播员，开始和刘超尘老师打上了交道，在此后的大半年间，刘老师成为在朗诵方面对我指教最多的老师，从此他走进了我的日记，他、陈老师和白正恒老师三位，在我的日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每当我翻阅日记，超尘老师的身影就会闪现在眼前。
夫子日记：1973年11月28日星期三：“下午听殷之光讲朗诵，同来的还有两位工人，朗诵爱好者。殷之光是个光头，总是笑着，说自己朗诵时坐在前排的同学要打个伞，因为他的吐沫会飞的很远。殷老师示范朗诵了夏明翰烈士诗和马雅科夫斯基诗，两位工人朗诵了鲁迅杂文。殷之光的朗诵简直是在吼叫，听得让人热血沸腾；两位工人的朗诵水平也不低，其中一位摹仿老滑头的笑声，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往事回忆：也不知是因为写诗而爱上朗诵，还是因为朗诵而爱上写诗，总之在‘150’时，写诗和朗诵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那是个喜欢虚张声势，大喊大叫的年代，不喊不成诗，读诗像呐喊比赛。于是殷之光成了我的偶像，虽没他嗓门大，没他吐沫星子飞的远，却也是亦步亦趋，每每把嗓子喊哑了算。 超尘管广播，时常把广播员召集一起练活儿。就是每人找篇诗歌或散文来读，大家评论好坏。有一次我选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因为在语文课上听过录音，非常喜欢，就选了它。念着念着，殷之光的劲儿就来了，慷慨激昂，调门越跑越高。 朗读完了，超尘闭目凝神，半晌没说话。忽然摇了摇头，睁开眼说：“过了，过了。”我不知其意，问他：“什么过了？”他说：“你是在读贺敬之，不是在读鲁迅，鲁迅不应该这样读。”说完他拿起书，飞快地扫了一眼，便指着第五节说：“尤其这段”。他清清嗓子，做出要朗诵的样子。我们几个学生竖耳恭听，静默了好一会儿，没动静，突然冒出来一句：“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声音很低，很轻，一顿一顿的，有些窄，有些涩，但字吐的很清楚；这声音像是能勾魂，逼着你不得不听下去。接着：“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语速突然加快，声音变得如哭、如泣、如诉、如怨，听得你想落泪；而后忽又慢下来：“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那“呻吟”真是呻吟出来的，呻吟得无比凄惨；可突然没了下文，沉默，沉默呀，接着一句像火山爆发般迸射出来：“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一下子人的全身像燃烧起来，耳中像有个山谷回音：“伟大呵……伟大呵……伟大呵……”；在这声音中你的血几乎要沸腾，要从胸口奔涌而出，因为它太灼热、太激昂了！可紧接着，那声音又减缓降低下来：“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迹，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念到“抹杀了”三个字时，声音低的、弱的几乎听不见了，可你非得竖起耳朵，去捕捉、去搜寻那三个字，似乎没听到这三个字，你会终生遗憾。 他读完了，但目光还向着天空，像要透视苍穹。我们长舒了一口气，禁不住鼓起掌来。超尘好像也刚回过神来，笑咪咪地看着我们，轻轻说：“诗，有朗读的，有吟诵的，不可混淆。情感要准，表意要精，最根本一条，是你自己先要把它读懂了，自己不懂，如何传神？”
夫子日记：1973年6月26日星期二：“今天学农和拉练终于结束，百里跋涉，浑身如散了架。回家倒在床上，翻看《野营新歌》战报，从11号到今天，16天共写了14首诗，在战报文艺专刊中刊登13首；离超尘提出的一日一首差了点。出校门时遇到超尘，他说先‘赊帐’，以后‘本利’一起还”。 往事回忆：在“150”一年时间，印像较深的几件事中，学农拉练算一个。学农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通的事情，但长途拉练却是新鲜事，大概属于“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成果。 拉练于6月11日开始，我们高二的学生被分到初中班去当辅导员。为配合拉练和学农，学校办了个《野营新歌》战报，超尘负责。战报版面有一栏叫文艺专刊。出发那天超尘碰到我，拉住我说：“给你个任务，为咱们的文艺专刊写诗，一日一首；今天先写个开场诗”。老师派活，不敢耽搁，一路行军一路琢磨，到宿营地，赶紧写出来： 诗，是生活的乐章，诗，是战斗的旋律！千首百首诗啊，诞生在这广阔的天地！ 在这新农村的花坛上，在这万紫千红的天地里，我们的小诗人啊，采出了多少蜂蜜！ 唱吧，尽情的唱吧！ 写吧，挥动手中的笔！ 让你们的诗歌织成绚丽的彩虹，飞扬在社会主义的天际！ 此后每天都在想着完成刘老师的任务，每天都要攒出一首近乎“打油”的小诗。像这首《夸大嫂》：“欢唱的喜鹊笑开的花，野营来到大嫂家。/行军一天身体累，大嫂端来热开水。/一天风尘清水洗，干劲倍增力无比。/和大嫂拉起家常话，她夸我们从小心红干劲大。/晚上天凉冷风吹，大嫂又抱来新棉被。/棉被盖身暖洋洋，好像家里一个样。/半夜起身要出发，大嫂相送出了家。/阶级情谊难分手，大嫂送我们到村口。/千嘱咐来万叮咛，紧跟领袖干革命。/走出村口回头瞧，大嫂还在把手招……”。 学农结束后，我把《野营战报》刊登的13首诗剪贴在笔记本上。此后人生转辗，几次搬家，老旧物品不断丢弃，可这本诗贴始终保存着。如今纸已乔脆发黄，每当翻开它，就会想到超尘老师。 插队后，与老师联系渐少。到工程处后，曾在76年5月的一天在西单与超尘老师偶遇。那之后，再没见过超尘。直到今年进入校友录，才惊悉超尘老师已经过世。我在校网站上东搜西寻，想找到超尘老师当年的照片，令人惋惜的是，超尘的照片似乎很少，我只在73届高二二班的相册中看到两幅：一张在云水洞，一张在长城；但意外的收获，是听到了超尘老师在78年中三三班的元旦晚会上的原唱《桑塔露琪娅》，听到老师充满活力的歌声，我一下子被拉回到73年的校广播室，拉回到刘老师面前：“当广播员吧”，这声音像来自天外。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忍住泪，写下一首《金缕曲》，将它奉献于刘老师灵前： 金缕曲.悼超尘 魂魄归天阙。瞰长安，二龙路里，残阳如血。文弱书生真豪杰，几度峥嵘岁月。育桃李，丹心不灭。只恐鹈鴂催鬓雪，效春蚕，丝尽芳菲歇。烛泪绝，鹃声咽。
夫子日记：1973年3月13日星期二：“上午在徐建中家写了决心书。下午2点在地下室召开誓师会。全体毕业生、宋克、工宣队刘副队长、白老师、王本忠老师参加。会场气氛热烈，表决心的同学争先恐后。计有唐谦、闫立明、蔡念闽、张军、潘津、张晓路、闵秀娟、刘岩、马向阳、何晓军、王英进、我。表决心前，由宋学群朗诵了小说《延安的种子》。誓师会结束后，团员又到地下室开会。这次是严肃的号召和批评。白老师提出三点：1、进一步做好思想准备；2、加强组织纪律性；3、关于知青户的分法。她特别表扬了李东庄，东庄和莲蒂这次都要下去，他们（父母）机关给学校写信要求学校给予照顾。东庄主动找到白老师，提出不用照顾。会后找到白老师问户的具体分法，确定要分三户，唐谦、我、英进必须分开。” 往事回忆：我要回忆的第三位老师很特别。在我的日记里，她出现的次数最频繁，记述她的文字量最大，可我直到今年进校友录前，还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我到学校的博客中去搜索，却没有找到一篇有关她的回忆文章，没有一张她的照片。最后还是高二一班的王丽和徐家健二位同学提供了信息，她的名字叫白正恒。 白老师当时负责团的和学生会的工作，就是说她并不曾担任某个班的班主任，也不曾具体负责某门课的授课。大概因此，不会有哪个学生称她为“恩师”，也不会有太多的学生，对她有深刻的印象，她也不会出现在哪个班的毕业合影中；大概只有像我这样的当过学生干部的人，才会对她有较多了解吧。 第一次接触白老师是在班上选举产生团支部，和唐谦去向她汇报情况。大概她的外貌很特别，引起我的兴趣，那天的日记中有一大段记述：“今天向学校管团的白老师报告支部选举情况。第一次见白老师，给我深刻印象；她看上去很苍老，消瘦，额头布满皱纹，头发灰白，面容显得疲倦而又有些憔悴，背有些驼，听人说话总是侧着耳，好像有些耳背，总之像个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可是她扎着两根大辫子，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很快，很干脆，思维很敏捷，走路像小跑，又像是个年青人。她听了支部的汇报，先表示祝贺，然后对团的工作做了指示。其间电话不断，她不停地接，看来真是很忙呀！”从此和白老师相识；后来进了团总支，和她的接触就更多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可以说是身处险境。因为当时党的路线是一条错误路线，极左路线。而做政工的，或当时积极推行，则必遭后人唾骂；或当时消极怠工，则会即刻罢免。一个有良知的人在那种非常时期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很难的事情。 白老师的工作正是如此。当时学生中有两种思潮，一是无政府主义，不上课，不听讲，打架斗殴，为所欲为；另一种是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越多越蠢；两种思潮都是文革的特定产物。在当时的环境中，想要纠正这些错误思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团的工作开展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更是特殊，那就是知青的分配。这项工作很琐碎，很辛苦，政策性很强。这里摘一段日记，从中可以看到白老师的艰难。 1974年4月1日星期一：“今天下午高中、初中应届毕业生和前几届未分配的学生在地下室开大会。白老师今天看上去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和同学打招呼时态度很生硬。高二二的XXX不知因为什么和白老师争吵起来，说她‘撒谎’，两人争执不下，弄得会场乱哄哄的。后来争论停止，白老师开始讲关于分配的有关情况。当说到学校要送每人一件礼物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个上几届的学生竟喊起来：‘白老师，一人发我们一盒烟！’白老师的脸一下涨得通红，看得出她愤怒之极，她看着喊叫的那个学生，半天无语，最终还是压住火气，继续讲下去
夫子日记：1974年3月3日星期日：“今早5点1刻起床，6点1刻出发。在音乐厅倒14路到北郊。天气阴沉，有小雨。8点，白老师、蔡念闽、丁燕生、我等8人上了长途车去永宁。车走了大约两小时，进入十三陵，过秦陵后开始走山路。城里下雨，入山后变成了雪。先是零星小雪，越往上走雪越大，不一会儿整个马路的路面都落满了雪。司机停下车，让我们下车。我们莫名其妙，一问才知因雪大路滑，司机不敢往前开了。但这里路窄，无法掉头，他只得把我们请下车，自己开车到前方路宽处去掉头。我们站在雪中，山风扑面异常寒冷，整个群山笼罩在一片雪雾之中。白老师冻得的脸色发青，我真担心她会冻坏了。幸好车很快就回来了，我们赶紧上车，好一会儿身上才暖和过来。” 往事回忆：74年3月确定了我们将去延庆县永宁公社插队。为了了解永宁的情况，白老师带队赴永宁实地考察，第一次去，就遇到上面日记写到的经历。那时我对车在雪天走山路究竟有多危险没一点概念，还暗暗埋怨司机太胆小，让我白白起个大早。后来东灰岭大队的大卡车在108公路上翻车，有高二同学不幸遇难，几天后我恰巧乘车回京从那里路过，看到深谷中摔得不成样子的车骸，想起来才有些后怕。 7天后，白老师再次带队前往永宁。头天夜里刮起大风，气温骤降。好在当天天气很晴朗，车在11点抵达永宁。白老师带我们来到公社，找到知青办老李，在他办公室里听他介绍这次准备接收知青的村的情况。原想中午吃过饭后，到近些的村去踩踩点。但风太大，寒气逼人，我们怕白老师冻病了，劝她放弃计划。她原还想坚持，后看到风的确太大，苦笑着说：“真是塞外的风呀，像小刀子剌人！同学们，你们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呀！”我不知道白老师究竟跑过多少趟永宁？在我们插队后，至少我的日记中又记载了两次。第一次是74年8月6日，学校派来慰问团，有宋克、肖淑红、白老师、王本中、刘超尘、褚瑞年、汪洋、张洪勇等人。那天在南七村插队的知青全都集中在张庄，与母校的师生欢聚一堂。下午，白老师，肖老师和汪洋又来到孔化营，挨户看望生活条件状况。第二次是那年9月16日，白老师带着4个高二女生来调查知青情况，17日下午到我们户，晚上在我们户吃的饭。为了迎接白老师，我们户的同学们全体动员，有的进城割肉，有的上地里摘菜，做了一桌丰盛的晚宴。我的日记中还特地记下那天的食谱：“青椒炒肉片，肉丝炒蒜苔，肉末豆付，素炒洋葱头，炖粉条；主食金银卷，大米粥”。那天白老师兴致很好，谈笑风生。但一谈到母校现在的状况，顿时满面愁容。她说现在教学秩序每况愈下，学生逃课，打架，耍流氓，老师不敢管，学校没办法。日记里写到：“谈到学校的情况，（白）长声叹气，无可奈何，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大概那天过于激动，第二天白老师突然病倒，只觉头晕目眩，不能站立。我们赶紧请大队的赤脚医生来，给老师打针吃药，原计划调查队那天要去盛石营，白老师因病不得不留在孔化营。
夫子日记：2007年6月6日星期三：“前日托高二一的王丽打听白老师的消息，今天在高二一网站意外地看到了徐家健的帖子：‘王丽，看了你在初中班找白正衡老师，是谁要找，让他找我或张役制，白老师和我们住一个楼，和我老婆还是一个退休党支部的，白老师的爱人是支部书记。放着真佛不拜，到处瞎烧香，，，哈哈’；看到白老师还健在的消息，大喜过望，马上给家健回了一帖：‘家建你好，还记得老匡吧？今天到你们班来串串门，看到你给王丽的留言，是我向王丽打听白老师的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你和白老师住一个楼。我正在写有关高二三班和150中学的回忆录，里面写到白老师，可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向王丽打听。现在知道老师还健在，非常高兴，请代我向白老师致以问候，不知她还记得我这个学生不？’” 往事回忆：白老师的年龄一直是个迷。每当回想起母校的岁月，想到白老师，就常揣测她那时的年龄：40？50？或者更大些？如今过去三十多年，她少说也有七十多岁了，不知还健在否？因为回忆录会写到她，正好高二一的王丽在我的日记后面跟帖，回复时便向她寻问白老师的情况，于是引出了家健的帖子。得知老师还健在，十分高兴。我想她不一定还能记得我这个学生，即使见面，她也不一定能认出我了。三十年过去，我已从“小匡”，变为“老匡”，到了有资格当爷爷的年龄；但是在老师面前，我永远是个毛头小伙，是150高二三班的那个瘦瘦的书生。 至今，日记已写了三位母校的老师，还有很多老师可以写。母校之所以誉满京华，不是靠一位两位老师所能支撑的，也不是靠一代两代老师所能传承的。她是自1917年建校起，靠着每一位教师的心血，靠着一代代老师的汗水，所浇灌、所孕育出来的。即便在我们高二三班所处的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仍有很多老师在兢兢业业的传道授业解惑，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 像教我们政治的刘佳复老师。人长得挺帅，板书也写得飘逸俊秀，想必年青时也是风流倜傥之人。他是最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的，课下常见他穿着背心和高中同学打篮球，同学叫他声“哥们儿”，他也回一声“哥们儿”！那时上课允许老师抽烟，佳复永远是叼着个烟斗，“幸福”牌烟丝，一股浓浓的咖啡的香味，在教室中弥漫。政治课一般不受欢迎，但佳复讲课，同学们很少打瞌睡，大概应归功于那烟味能提神。 像历史老师徐恩庆。胖胖的，永远穿一件洗的发白的四个兜的制服，戴一顶蓝布帽，讲课从不看讲义。只要往讲台上一站，就像上足发条的马达，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时间长了，嘴角便会显出白白的沫痕；什么是口若悬河，什么是学富五车，只要听一堂徐老师的历史课，你就会有切身体会。记得学校组织春游去上方山云水洞。头天正好有历史课，徐老师放下课本，讲起上方山云水洞的历史：“上方山，燕郊诸山之冠；上有九洞、十二峰、七十二茅庵；主寺兜率寺始建于隋唐，另有华严寺建于东汉，相传开山祖师华严禅师就住于此……”。这堂课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恨不得立马就去上方山一游。如今听百家讲坛，我常想，如果徐老师年青三十岁，说不定今天在讲坛上站着的，不仅有纪连海，还会有徐恩庆。 还有很多，像体育老师娄金洲，英语老师刘珍芬，数学老师王本中，物理老师我已叫不上名字，只记得是特级教师，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还有曾代陈老师上过一段语文课的赖老师，等等，都在我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像，当母校九十华诞之日，我要向这些培育我们的园丁深深鞠上一躬，道一声：“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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