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命运的几个“如果”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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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青命运的几个“如果”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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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青命运的几个“如果” 前两天我饶有兴致地阅读了知青网友滴水湖发布了一半的12万字鸿篇博文《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我在文后的评论中写道：“《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系列博文逐篇看到这儿，写得真好。材料详实、分析到位、观点鲜明、配图精到。不能不点赞！谢谢你！我会跟读，并从中受益。”滴水湖的文章启发我思考了关于知青命运的几个“如果...”。人们常说“历史没有‘如果’”，可是如果以史为鉴，我们的反思难道不是往往建立在若干个“如果”之上吗？ 1、如果没有文革，我们这一代乃至后代中的大多数同样要上山下乡，根本无可选择。 固然，毛的民粹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强行实施是我们注定上山下乡的政治原因，绝对不可轻视。然而，尽管建国之初，我们曾雄心勃勃致力于工业化建设，甚至不惜用剪刀差等方式大肆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但由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的瞎折腾，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很低；加上文革前大肆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使人口急剧增长。结果我们根本无法解决一年比一年多的大批青年学生升学和就业问题，这些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事实上，从1956年起国家就把上山下乡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了；自1962年到文革前，全国已组织了130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1963年国务院曾计划在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及至1968年底，由于文革导致的大学、高中停办，三届积压的大中专毕业生嗷嗷待岗，毛便一声令下，结果延续到1979年共有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借助红色意识形态把失学失业的巨大包袱抛给了农村。即使没有文革，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势必使我国一代代城市青年中的大多数上山下乡成为常态。 2、如果推迟一年，我们在1969年而非1968年下乡，就会同父母一起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受到进一步伤害。 1968年下半年起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进行大清理。当时不仅知识分子成堆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是清队的重点，而且因为有毛的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和他亲自抓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样板"，结果连国民党时期参加工作的全国各厂矿的老工人都成了清理对象。清队中全国共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冤假错案无算。 我们在此之前下乡，避开了作为文革主要组成部分的“清队”运动，终结了我们在城里的狂热和迷乱，在极度贫困落后的农村沉静下来，开始了务实和独立思考。 3、如果李庆霖没给毛“告御状”或毛没收到他的信，就没有后来知青政策的调整。 大规模的“再教育”仅进行了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极其严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的信说出了知青生活很艰苦，老百姓的日子很艰难，官场很腐败的真话。从毛的回信“全国此类事甚多”表明他很清楚知青的实际状况，他当然不能容忍他的“再教育”光辉思想受到亵渎，不能允许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从而否定了文革，所以承诺“容当统筹解决”。 在随后召开的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其基调以“调整”取代了“再教育”。此后知青的处境有所改善；老知青回城的政策有所放松，部分知青因此改变了命运；新知青则在城郊插队，并有专人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尖锐的各类矛盾。 我们实在应该感谢李庆霖的非凡勇气。 4、如果当年云南兵团知青大返城的请愿活动不是与对越“自卫反击战”备战时间恰好同步，即便他们拼死抗争，即便中央派往云南兵团“救火”的是后来被誉为“建设兵团知青之父”、对知青充满同情的全国农垦局局长赵凡，全国范围的知青“胜利大逃亡”能那么快地随之而来吗？ 自1978年11月云南兵团知青就开始了“我们要回家”，“不回城，毋宁死”的强烈诉求，经过两个多月愈演愈烈的抬尸游行、集体卧轨、北上情愿、罢工绝食等等的抗争，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终于在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的一个月，1979年1月15日发表了“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的讲话，接踵而至的是赵凡以知青办名义上报的解决知青问题的“六条”得到国务院批准，从而开启了知青大返城洪流的闸门。当时西双版纳的很多知青是搭乘运往越战前线的军用物资的返程军车回城的。 随后，五万云南知青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仅仅几个月，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5、如果毛对周不那么绝情，不乏知青参与的天安门“四五”运动还会发生吗？ 当时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毛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周去世前八天还能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畅谈近一小时后在人搀扶下起身把两位宾客送出门的毛，却没有一次去看望病中的周恩来。 听说的是：在医疗专家们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参加追悼会”，只是建议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并且中央政治局已为毛参加追悼会做了周密安排的情况下，毛却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 实际上，引发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追悼周的活动被严格限制---是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的“主席指示：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 无疑，“四五”运动是日后粉粹四人帮的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6、如果毛再多活5年即活到1981年（他多么“还想再活500年”！），那时老三届中的高三生已经35周岁，老初一生也29周岁了，老三届绝大多数都已过了上大学的年龄。69届及其以后的七届毕业生，再外加五届76届到80届，他们中的大多数无疑都是名为中学生实则小学生水平的知青，那么即使在第二年的1982年同样恢复高考，这一共积累的15届知青能参加高考的会是哪个年龄段的？高考考题得多简单，考生的考分得多低就能上大学啊！ 而广大中小学在校生必将按毛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主课”，终日学毛著、批判资产阶级、学军、学工、学农，还得备战备荒挖防空洞。 在法国TGV列车以每小时380.4公里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当时最快的轮轨客运列车；美国发射了第一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IBM推出首部个人电脑；F-117隐形飞机首次实验升空的1981年，如果我们的教育还处在如此荒谬的状态，我们的教育科技事业和发达国家的距离还要再拉大多少，何时才能赶上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潮流？ 7、如果粉碎四人帮后没有那场真理大讨论，仍奉行“两个凡是”，毛的上山下乡运动绝不会被否定，那么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就会至今还在广阔天地里自生自灭。 1978年5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同年12月10日闭幕的持续了四十多天的第二届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然“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并强调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会议期间，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在11月23日还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直到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才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至此，历经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告结束。 然而，正如滴水湖所说，迄今为止官方从来“没有任何直截了当否定上山下乡的文件和指示，只有陈述事实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我感到继续形成新的上山下乡是有可能的，只需要变换一下形势而已。有这样的土壤，有这样的基因，有这样的人物、有这样的气候，有这样的机制，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前，都有可能发生。在没有真正实施宪政，切实保障民主、自由的其它下，都有可能发生。”滴水湖的担心不无道理，就在2013年7月23日，《人民日报》还转载了网友之声《上山下乡不容否定》的文章；由知青参与、官方主办的某个正在巡展的知青展览对上山下乡运动甚至没有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凡此种种，值得警惕！ 8、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大力发展经济，即使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摒弃了“再教育”理论，也还是无力解决大量青年人口的升学和就业问题。 大力发展经济，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是解决失学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不仅解决了历届城市青年的升学就业问题，还使2.6亿农民进城务工。即使在当年，如果没有及时从经济上想办法把每年用于安置知青上山下乡的经费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也不可能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知青大返城也就不会顺利实现。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即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却是把大规模的人口迁往农村的“反城市化”战略，这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当然行不通，失败是必然的。 9、如果没有尼克松和毛泽东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门不知何时才能打开，至少外派、允许出国留学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 早在1967年尼克松准备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他就发文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她的狂热，增进她的仇恨，威胁她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边界武装冲突频仍。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安全。那时中国同样面临着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问题。1970年12月毛终于通过斯诺向尼克松伸出了橄榄枝："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并与中方在上海了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从而为1978年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促成了我国日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20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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