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的官方背景

作者：杜钧福

来源：新浪博客

一.

我逛杭州、游西湖大约有五六次之多。我喜欢杭州这个地方一是因为风光迤逦，二是因为此处有许多忠臣义士的遗迹可供景仰凭吊。明末张苍水有诗云：“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畔有我师。”稍微懂得我国历史的人，到了此处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所在。

但是，也不尽然。同为炎黄子孙，有一位著名的“文人”于1964年来到杭州，触景生情，填了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其最后几句是：“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长天剑，扫此荒唐！”

这位作者是著名的胡乔木。说他是文人才子，并不过分。当初毛泽东曾当众表扬过“二乔”，另一乔是乔冠华。

胡乔木在词里所说的“土偶”、“妖骸”指的是谁呢？就是埋葬在杭州的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等人。

要是奸臣秦桧如此诽谤岳飞，倒也说得过去。胡乔木不是秦桧后代，为什么也如此胡言呢？

实际上，胡乔木的话貌似异端，实际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表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胡告浙江省委书记说：“毛主席在西湖刘庄眺望，见古人坟墓，与鬼为邻，很不高兴啊！”后胡将他填的词报毛泽东，毛泽东给他做了修改。上述词中划下横线的就是毛改定的文字。

当然还不止是填填词的文字功夫，对于毛的这一“指示”，浙江省委不敢怠慢，立即采取行动。这一年的12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理西湖林区坟墓碑塔的“文化革命行动”，拆毁的计有：

于谦墓、张苍水墓、徐锡麟墓、裘绍、尹维峻墓、苏曼殊墓、陈三立墓、俞曲园墓、武松牌坊、秋瑾小碑亭，等等。

还有国民革命军88师松沪战役纪念碑、北伐纪念碑等。

此外还拆除了若干菩萨佛像。

到了1965年，又继续革命，炸开了鉴湖女侠秋瑾的墓，将其遗骨扔进瓦罐草草埋葬。至此，“大量珍贵历史、革命文物、古迹名胜遭人为灾祸毁灭，永远无法再生。”（毛德传：《胡乔木词与杭州毁墓拆碑》，《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

在这个单子里，众所周知的是秋瑾、徐锡麟，对尹维峻是何人知道的不多。尹是辛亥年杭州光复时的革命军女敢死队员，带头扔炸弹进攻抚署，芳华时仅十几岁。详情可阅《浙江辛亥革命史》（汪林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事情虽已过去百年，但当时情景仍令人神往。

这都是毛泽东所说的“鬼”。当然，也确是鬼。然而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鬼也有不同的鬼。

我只能说，毛泽东的狂妄已经到了无知的地步。正如张奚若所批评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可谓一语言中。

这一“文化革命行动”乃是一年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滥觞。1966年的“红八月”，同样的行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在全国爆发，更多文物古迹付之一炬。文化传统惨遭毁灭。能只怪红卫兵小将的荒唐无知吗？

二.

事实上，对于“红八月”发生的事情，至今模糊不清。过去往往强调红卫兵的自发性。但是在一种奴化的教育中成长的青少年很少表现创造性。仔细观察这一特定时期发生事件的细节，都有官方背景存在。像上述“破四旧”，毁坏文物，除去毛泽东、胡乔木的榜样以外，周恩来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去掘瞿秋白的墓并毁坏苏州的忠王府，也是源头之一。

近来，在《记忆》杂志68期上看到周七月先生谈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轮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著名大字报的产生有王任重的参与，至于参与到什么程度，目前健在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诸君均闭口不谈，讳莫如深。

以红卫兵直接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王任重可能是始作俑者。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背后的阴影就是王任重。至于王任重背后还有何人，就有待于历史资料的发掘了。

所谓八二四事件，是指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即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并其它共12个中学的红卫兵，涌到清华大学“清除反动大字报”。他们包围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牒”，然后撕毁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大字报，殴打看大字报的观众，然后抄家打人，强迫被劳改的学校领导和教授拆毁作为清华大学象征建筑物的二校门。他们还抄了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第一红岩》战斗组，最后在校园里游行示威。

八二四事件是件很特殊的标志性事件。它是北京大学和中学的干部子女红卫兵的第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联合行动，而打击对象既有学校领导干部、教授，也有日后的造反派。正因为他们同受打击，所以后来均视此为耻辱，避而不谈。例如文革期间“三司”编辑的文化革命大事记就不说此事。近年来的官方文献对此也语焉不详。而且，执行此项任务的清华大学及其附中的红卫兵对此也尽量不说，至今不肯暴露真相。

这次行动的背景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的问题逐渐扩散到社会。由于王光美曾参加清华的工作队，并在打反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所以清华大学学生对此甚为敏感。

8月19日，八八派的唐伟、陈育延以《向日葵》的名义张贴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轰动校园。随后，贺鹏飞、李黎风、王小平贴出了《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鉴于当时形势，他们分别为和贺龙、李井泉和王任重的子女。8月21日，刘少奇之女刘涛也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8月22日，唐伟等贴出直接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7月29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后，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陆续增多。

根据刘涛后来交代，她在贴大字报之前，于19日到王任重那里去呆了两三天，给他看了大字报底稿。王任重同意这张大字报，并且安排了贺鹏飞、刘涛等出大字报的次序。而在8月24日早上，贺鹏飞、乔宗淮等到王任重处请示，回来后即商量采取行动。（以上主要根据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既然你们自己也贴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什么不许别人也贴呢？这正是这批权贵红卫兵所说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准确意思，也是王任重们的意思。而这一点，正是清华附中的“三论”大字报的精华所在。他们将刘少奇的问题视为党内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不管刘是否被打倒，都不容他人置喙，更遑论那些“狗崽子”说三道四。所以，王任重参与了“三论”的写作或发表，非常合乎逻辑。

王广宇在《记忆》67期上也谈到王任重在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作用。早在1966年7月27日，其女王小平即写信给中央文革提出工作组问题，后又于29日贴大字报批判工作组。而王任重指示刘涛贴刘少奇大字报的重要行动，他根本没告诉其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使他们感到震惊。

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后来也有类似作为。据说，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前夕，张春桥曾到过清华大学。这一点，蒯大富至今未肯定或否认。而在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背后，有毛泽东女儿李纳的身影。这些事情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文革史远远未达到真相大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