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三：慌张的校园；之四：谁主沉浮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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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三：慌张的校园；之四：谁主沉浮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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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 之三：慌张的校园 1966年6月2日，注定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天。因为在我16岁的人生里，第一次看见了大字报。以前只听说过，1957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结果几百万人成了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和农村劳改。 我是在课间操时间看到大字报的。我们教室在南楼，我依稀记得正要和同学们走出大门去操场，看到大门外聚了许多人。楼门口的墙壁上，大字报已经贴了一片，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是粉色的纸或者黄色的纸？肯定不是报纸。毛笔字写得很流利，篇幅也不长。我记得同桌叶維丽站在我旁边，她对大字报有些不以为然，脸涨得都红了。她的表情成为我的记忆碎片之一，因为我们从初一起就总坐同桌，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很信服她，凡是她质疑的事情，我也都会问个为什么。我又激动又紧张又不安，心里有点乱套。好家伙，这不是和57年一样吗？反对校领导的同学这下子可要当右派了。 不用说，学校秩序大乱。对领导和老师的不满突然爆发，正统的力量也很强大，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反对校领导就等于反党，就是右派。都是女生，平时活泼也好文静也好，爱护公物、不乱涂乱画是基本准则，现在可好，全都成了扈三娘、杨排风。教学楼素净的灰砖墙红砖墙，谁都敢把糨糊抹上去，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大家都无心上课了，上课铃响后，老师走进教室，看到的也是一张张涨红的脸，叽叽喳喳的争论是再也按压不下去了。学习成为最不重要的事，高年级同学都在辩论、争吵、贴大字报、你来我往。我们初中的“小孩儿”（高中生如此称呼初中生）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校园里窜来窜去。怎么啦？为什么？校领导和社论里说的牛鬼蛇神有什么关系？ 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召开的“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上，66届高三3班学生刘进为文革初期的错误率先向老师同学道歉，她认为，是她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对老师同学造成了伤害。认识刘进六年多以来，我和她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过看法。一位校友曾激烈地对我说过，刘进、宋彬彬她们就应该为写第一张大字报道歉，没有她们的大字报，学校能乱吗？我说，她们不写，别人也会写。校友说，谁写谁道歉！没想到刘进真的为这个“第一”道歉了。刘进认为，不能把文革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个人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所以，在刘进宋彬彬道歉之后，立即有两位同学先后即席发言，为文革初期批斗班主任老师和伤害同学表示道歉和追悔。 因此，本文有必要回溯一下刘进的6月2日。 1966年6月2日一早，刘进正在教育部家属院里跑步，忽然间，她听到谁家的收音机里在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让她特别激动，立即停住脚步，凑近去听。往常，她每天要在院里跑三圈呢。她想，看来自己在党支部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了。广播没听完，刘进就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马说愿意。她俩又跑到学校去找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党，她也支持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呢，她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刘进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在宿舍楼锅炉房的一面墙上。 我对她们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毫无印象。一是写在报纸上，不起眼，不能引起我们初中“小孩儿“的注意，二是她们的大字报问世不久，就被学校有意识地覆盖了。 多少年过去，没人想得起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包括刘进本人。刘进在调查中，几乎逢人便问，连勤于做笔记又能完好保存至今的高二学姐罗治，当时都没有抄下“第一张”的内容。总算有刘进班里的同学想起来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后来刘进的记忆也被部分激活，她说，内容以问话为主。胡志涛校长（女，已故）在《生活教育论》一书的《“八五”祭》里提到过她们的大字报，认为“矛头指向还很模糊”，却没有说到具体内容。可以肯定的是，在激情鼓动下的灵感，想必也不会写出长篇大论。 三个人都是预备党员，都是校领导悉心培养的好学生，但是她们对学校执行的路线方针都有意见，在革命和高考之间，她们选择革命。 再说刘进，她是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的。在她记忆中，跟着父亲工作调动，不断搬家，不断转学，她的小学、中学转了八、九所学校。三年困难时期，她家在河南。因为饥饿，省委大院里家家都种麦子、养兔子。正上初中的刘进，在自家窗户下种上古巴矮脚麦，天天不辞辛苦地浇水施肥渴望好收成。院里不认识她的人都说省委书记家的小保姆真能干啊。在多地辗转的生活中，少年刘进比京城的高干子弟更多地看到了民间疾苦，把自己也造就成一个质朴、的人。1964年春，父亲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进来到北京，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乍一来到北京，又是上了一个女校，她觉得自己和学校的风气有点格格不入，同学也觉得这个外省来的插班生像个土包子。刘进认为学校缺乏劳动教育，很多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又傲气又娇气，尤其是一些干部之女，特殊化严重。高一时她曾写过评论干部子女“骄娇二气”的作文，高二、高三还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思想偏激。 刘进在道歉中反思了自己的“左”和“偏激”，曾经带给同学们的压力。其实，刘进从来不是以疾言厉色唱高调来宣示“革命”的人，她是以身作则，她的“气场”很压人。譬如每天早起她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做一套哑铃操，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穿的衣服都洗褪了色，带着补丁。下乡劳动，两个同学抬一筐土，她一根扁担挑两筐土。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一个姑娘家，竟然还会扶犁耕地。外号小迷糊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就是这时候开始崇拜刘进的。后来，大凡刘进做的事，她不仅支持，还认真参与，直到今天。 刘进以自觉锻炼、自找苦吃为荣，说到做到，并于1965年年底入党。转眼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已经打开局面，有序进行。刘进想，原来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我终于能够投身革命、献身革命了。当时学生党支部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分析学校老师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革命的，等等。1966年5月，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有个内部报告，刘进和她的同学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上面讲的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应该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她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调门也在连续升级，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更让刘进和她的朋友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种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得到了强化。 由部分教师组成的“星火燎原联队”在1966年10月编写的“大事记”里，如此记录：人民日报刊载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向陆平黑帮猛烈开火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在我校引起了剧烈的反响，揭开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之幕。我校广大革命师生，以学生为先锋，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等革命大字报。学生预备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等三人贴出了揭发我校党总支的第一张大字报（在5.14日传达宋硕黑指示）。 近年我读到一本高三年级同学的日记，她是这样写的：“6月2号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立刻，学校里动了起来，有人勇敢地贴出了揭发女附中校领导的大字报。黑云滚滚西天来，风雨压城城欲摧。学校召开党员紧急会议，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她召集一部分同学连夜写了大字报“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6月3日一贴出去，便轰动了全校，许多同学踊跃签名，表示赞成。她还写道：“这一天像是失掉了爹娘的孩子，高中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初中的小同学满操场乱转。”学生“犯上”的举动势如破竹，校方也慌了，担心影响扩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志涛立即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号召党团员站出来保卫党的领导。教师团支部还组织部分团员把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撕去了。 会后，刘进三人被隔离到阶梯教室，用《甄嬛传》里的说法叫“禁足”。党支部派老师们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帮助三人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她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告诫她们如何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但刘进们对此却不理解，因为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提提意见，就成反党行为了？67届高二年级孙行玲多年后在博客里写到，6月3日下午学校党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同学们都很关切，有不少人堵在会议室门外倾听。会议室里传出老师和学生激烈的辩论声。 当天，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传来，不明就里的师生突然和“旧北京市委”有仇似的，欢欣鼓舞、绕着校园游行，表示热烈庆祝、坚决拥护！胡志涛校长代表党总支传达新市委的指示：一不上街、二不开大会、三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要注意内外有别，强调要相信党，相信党支部，相信区委，相信市委。 双方在僵持中，等来了党中央派来的人。 刘进多年后回忆道：“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应该支持，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孙行玲如此回忆：“晚上七点左右胡启立带了团中央的两位副部长来学校，叫开会议室（应是阶梯教室——博主注）的门，放出造反的学生，并说邓小平同志很关心，委托他们来看看。我当时在场，只是围在门口的人很多，距离比较远，人声嘈杂，听别的同学转述：胡启立听说大家都没吃晚饭，挺生气。说不能以这种批斗的方式对待学生，先去吃饭，他们会了解情况后向上级和小平同志反映。”张世栋记得，当天晚上，他们在校门口，遇见了几个同学，他向她们介绍说，我们是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想见一见你们的校领导。一个同学说：“他们在后面的阶梯教室开会斗学生呢！我带你们去。”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邓榕。 来到阶梯教室，老师正在批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同学。我简单介绍了我们是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指示派出来的工作组，目的是帮助学校党政领导干部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今天先来看一看，明天就进驻学校了。随后卞仲耘书记宣布散会，我们几个在校内转了转就返回了。 写到这里，我也想起自己曾经挤在人堆里，从阶梯教室的大门往里张望，看看右派学生长什么样。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记忆里一片空白。
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之四：谁主沉浮 1966年6月4日一大早，由共青团中央向北京市中学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带着行李进校了。他们是组长张世栋(男)和两名女组员马娴华、叶礼艳，年龄分别是34岁、32岁、25岁。他们的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8条要求，尽快控制好局面，并注意总结经验。 （中央8条：⑴大字报要贴在校内；⑵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学习；⑶游行不要上街；⑷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⑸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⑹注意保密；⑺不准打人、污蔑人；⑻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套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三个“80后”啊，多么年轻！再说团中央的干部多是出了校门，进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锤炼，可历史就这样在特殊的时刻选择了他们。领导一所著名女中的文化革命，还要拿出经验来。他们不仅要对顶头上司胡启立（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负责，最高领导邓小平都在等着他们的“经验”呢。 2006年2月23日上午，年届耄耋的张世栋先生在家里接受了刘进和宋彬彬的拜访，谈起四十年前的事。 他记得，1966年6月3日上午，为了制止大中学校的混乱，使学校的文革运动有序进行，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并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北京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团中央负责，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会议。他回到团中央立即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组成北京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各区成立工作队，当天就开始向中学派出工作组。下午一上班，胡克实的秘书侯春山通知张世栋马上去见领导，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辽宁四清总结，和马娴华、叶礼艳先后走进胡克实办公室。他们被告知，三个人组成北京中学“文化革命”第一个工作组，由张世栋任组长，今晚就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胡启立同志也去，但不作介绍，他去看一看。 因此，头天傍晚才遇到邓榕几位学生引路直接把他们带到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被软禁的阶梯教室，他们当场亮相，支持了三位学生的革命行动。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5天内，又有7人先后从北京四清工作队、中央团校和外地抽调来女附中报到，形成张世栋为组长、马娴华等4人为副组长的强大阵容。 工作组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权力。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和主管校长胡志涛都是抗战中参加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后来她们都选择了教员这一职业。卞仲耘1949年来到女附中，从当教员开始，一直到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把个人命运交给了这所女中。胡志涛曾在著名的演剧二队工作，她当年的战友解放后或成为文艺界领导，或成为著名艺术家。她到解放区后却选择了教育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她所在的华北育才中学随着解放大军进城。5月，女附中正式被接管，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与女附中合并。担任国文教员的胡志涛在这里遇见了卞仲耘，她们早在1946年就认识，一起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社工作。共同的理想让两人再次相遇，并肩战斗在新的岗位。1956年，胡担任副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卞担任党总支书记。女附中的校长正职，要么是文艺界高官夫人，要么干脆空缺。中间几经曲折上上下下，1962年后，她俩又恢复原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直到文革开始，卞胡做梦一样双双靠边站了。当然，一起下台的还有其他校领导，副校长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副主任梅树民，他们没有革命经历，都是大学毕业即来到这所女中的。 唯一保留了职务的是管总务的李副校长，来自解放区，工农干部，出身贫苦。幸亏有李校长统管学校的后勤，学校的物质生活还能继续，食堂照常有好吃的狮子头，校园的环境卫生依然能够保持。但是，遗憾的是李校长错把学校历史档案（人事档案另外保管，得以幸免）当做垃圾，一把火烧了，致使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实验中学只有当下，没有从前。 权力的更迭受到学生拥护。学生们对校领导的不满，短短几天酝酿成有我没你的“阶级仇恨”，工作组成了亲人。高三某同学日记里写着：同学们高兴极了，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 工作组做的第二件事是恢复正常秩序，维护校园稳定。废除学生会、团委，成立了全校师生代表会，老师代表2名，学生代表5名。刘进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马德秀和另两位高中生为副主席。各年级设代表、各班成立核心小组，取代团支部、班委会。工作组——师生代表会（包括年级代表）----班级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如果说从前校领导对干部子女“另眼看待”，旨在不断加强她们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责任感，而工作组则是直接按照父辈职位级别来规定他们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了。干部子弟也分为不同等级，高级干部和一般司局级干部有了分野。各班核心小组成员基本是按照父亲级别遴选的，谁爹官最大，谁自然当一号人物。父亲官儿更大的，是年级的学生代表，譬如邓榕和刘婷婷，后者才14岁，初一的小孩儿，能懂什么！ 我所在的班，集体性格是老实本分，不激进、不冒尖，趋于保守，干部子弟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同学并没有明显裂痕。可是，班委会、团支部突然解散，代之以5人“核心小组”，还是给了大家不小的冲击。团支书小Z比一般同学年龄稍大一点，也是干部子女，是班里第一个入团的同学。她待人热情、性格爽朗、知识丰富，属于“阳光”女孩。她的理科成绩尤其好，只要老师在课堂提问，她总是最先举手，有时怕老师看不见，甚至站起来举手，要求回答。她骑一辆天蓝色自行车，是进口洋货。我记得班里好几个同学学骑车，都用她的，摔了磕了，她从不计较。可她黯然下台了。 一位平时并不活跃的同学，因父亲是国家领导人而当了核心小组的组长。她性格有些内向，平时不爱说话，举止也不激进。我至今的印象中，她总穿一件蓝士林布的斜襟褂子和一条古铜色灯芯绒裤子，高高的个子，两条长辫子梳的很低，不像我们常常把小辫胡乱编到耳朵上方，显得很幼稚。用现在的话说，她很低调，但文革就这样让她突然抛头露面了。当然，也要照顾到工农子弟。我班一工人出身的同学，初一时眼睛近视了，家庭困难，是全班同学一毛、五分地凑钱帮她配上眼镜。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后代，也成为核心小组五人之一。而另一铁路工人出身的同学聪明活泼、多才多艺，不知为什么只是“红外围”。5个人有四个是团员，唯一一个非团员也有过硬之处，她的伯父是开国上将，一个月后她“火线”入了团。 原来以座位排列的小组也自行解散，脾气相投、观点一致的自然聚在一起。桌椅也打乱重排，每个自然小组，把桌椅摆在一起，面对面方便学习、讨论、聊大天。每天读报讨论很没意思，我们也想不出校领导有什么问题，需要写大字报去揭发。我记得，我们小组几个同学，对团支部书记小Z被整得灰溜溜靠边站很不满，凭什么呀？核心小组经过选举了吗？纯粹是自封！我们觉得不公平，免不了背后议论核心小组的张三李四，哼！要让大家选，才不会选她呢。我从小心直口快，不忌讳别人听去有什么后果。说核心小组某人的坏话后来被举报，成为我挨整的主要罪状——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上纲为夺权斗争。现在看，是不是都觉得太搞笑了？别看小姑娘平时打架爱用指甲掐人，若以革命的名义整人也是很毒辣的，后面的故事会告诉你。 我的同桌叶維丽在她的《动荡的青春》一书中，也谈到这段时间的情况。她回忆到，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大家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同学，有时拿她们的特点开玩笑，起外号。叶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以前的同学关系不是这样，现在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叶維丽还说；“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在，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其实，我也觉得她和我疏远了，但是，更大的离间还在后边。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校园里不穿鞋的人越来越多，这似乎成了革命标志。她们把裤腿挽到膝盖，像要下农田去插秧，不过是走在滚烫的水泥路上。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班的集体性格比较保守，只有核心小组的一个同学当了赤脚大仙。不知从哪天起，“他妈的”成了好多人的口头禅,还好，“操”这个字眼一直没有普及，毕竟是女校，大家都有羞耻心。 工作组正式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并不是重新捧起书本，而是每天按照上下课铃声规定的节奏，学习报纸社论和各种化名人物的文章，据说篇篇都代表最高指示。老师们也不用备课了，以教研室为单位学习、揭发吧。不过，揭发校领导也不许胡来，严格遵守中央八条，让运动有序进行，先普遍揭发，再梳辫子，找出重点。 革命，到底是什么？谁也闹不清楚。天天读报讨论，是很无聊的事。对校领导不熟悉，实在想不出他们的坏。有人提出是不是把班主任老师叫来，批判一下。他一个教物理课的，干嘛老在全班面前说那种事啊？譬如同学们来例假了，千万不要沾凉水、不要搬重物、不要剧烈运动，切！用得着你管吗？婆婆妈妈，一看就是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这个动议遭到大多数同学的反对，没被核心小组采纳。我们这个班文革期间，没有批判过任何老师，也没有人参与过8-5游斗校领导的活动。许多年后，我和同学去拜访班主任老师，说起文革，他提到核心小组某同学曾经在物理教研室，喝令一位女老师跪下，煽了她耳光，我们都很吃惊。她在班里虽然整过同学，但至少没有动手打过。 如火如荼的运动变成了温吞水，有点进退失据了。正如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所说：你们现在不明白学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团中央也不能随便指责学校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要靠同学们的揭发，你们要揭发谁就揭发谁。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很好，但一定要踏踏实实，一步跟着一步。 学生中的不满情绪如暗流涌动，即将爆发。工作组绝想不到，进校刚刚两周，就成了学生们斗争矛头直指对象。革命再次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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