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生活随笔】：“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作者：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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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生活随笔】：“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作者：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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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生活随笔】： “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1974年夏季的一日傍晚，干了一天繁重体力劳动的知青们都在宿舍里擦洗，整理个人卫生，以去掉身上的汗馊味及尘土。 突然，外面传来阵阵噪杂尖叫声，再仔细听，隐隐约约听见张副连长（天津知青.女）那味道极浓的天津话：“你干嘛？你干嘛？出去，出去。”大家感觉也许是出什么事了，纷纷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向外跑去。只见张副连长从女生宿舍里奋力推出一个男人。定睛细看，是连队一山东籍老职工的四弟，人称老四（名字至今不知）。由于此人是单身，平日里就住在集体宿舍。一些男知青赶过去询问出了什么事情，张副连长非常气愤地说：“正当女知青们正在整理个人卫生时，老四突然闯入宿舍，引起女同胞的极度惊慌”。 这可是流氓行为啊！于是，几名男知青将其押往连部。 有人问他为何要闯入女生宿舍，他竟然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哇！这下罪过更大了，竟然敢歪曲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再加上闯女生宿舍的行为，在那个“群众专政”的年代，老四被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啦。 第二天清晨，我去食堂吃早饭路过操场，发现电线杆子上绑有一人。只见老四挺胸昂头，俨然一副慷慨就死的样子。原来是看押他的知青因为困倦回去睡觉，居然将他绑在电线杆子上一夜，脸上也被蚊子叮了许多包，又肿又亮，眼睛都肿得眯成了一道缝，让人不忍目睹，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怜悯…… 再以后听说因他精神上有些问题，连队领导对他的言行也就不予追究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这件事也就被人们淡忘了…… 斗转星移，转眼又是一年。 一日，听说老四又犯病了。他在连队场院门口那条大道上险些掐死一个12、3岁的女学生，据说他当时面目狰狞，手劲极大，好几个人是连打带扳地才把他的手掰开，救下了那个女娃。 这档子事可把连队领导惊着了，毕竟是人命关天呀！几日后，副指导员找到我并一本正经地说道：“现在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和夏副连长（上海知青）一起把老四送往黑龙江省北安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治疗。”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想：来到东北多年，只在眼前这“一亩三分地”晃荡了，还从未去过其他地方。这下好了，到外面转一转，看一看，好歹也长长见识。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行三人出发了，从连里到团部至拉哈镇经齐齐哈尔市，顺利地抵达北安。 在北安火车站下车后，我才知道，北安有两个单位在黑龙江省相当有名，一个是北安监狱，关押的全部是重犯。另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去的北安精神病医院，它是黑龙江省最大的精神病医院。 刚刚走进医院，进入眼帘的一幕就让我感到这个地方非常血腥，只见几个穿白大褂的大夫每人手持一根黑色的胶木棍子正在抽打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在地上来回翻滚并声嘶力竭地嚎叫着。我下意识地斜眼看了看老四，老四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惊愕以及惧怕的表情。 夏副连长去排队挂号，我带着老四在大厅等候。 我仔细地观察着大厅里熙熙攘攘的病人以及陪同病人的家属们，他们神态各异，有的在高声背诵伟大领袖的语录，有的引吭高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有的则旁若无人地手舞足蹈，还有的病人像说悄悄话似的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陪护他们来的人，或是好言安抚或是拳打脚踢。我心中暗自思忖：“这年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精神病人？”感觉有些压抑。 老四向我申请，要求去厕所解小手，我怕他因恐惧逃之夭夭，回去没法向组织交代，便陪同前往。他解完手后怯怯地对我说：“其实我没病，咱们还是回去吧。”我尽量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既然来了，就检查一下，有病就治，没病咱们马上就走。”在继续等待叫号的时候，我们再次目睹一个男大夫手持胶木棍抽打一个女病人。见此情景，老四已经有些坐立不安了，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尽量地安抚他。 谢天谢地，终于叫到我们了，连忙陪着老四走进诊室。我站在一旁打量着这个诊室，屋子不大，一位大夫，一张两屉桌，桌上散放着诊断书、药方笺等杂物，最醒目的就是在大夫的右手墙上还挂了一根黑色的胶木棍。 副连长向大夫详细地介绍了老四的病情。大夫听完以后，马上就说：“这是典型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经他询问住院处以后，又说：“哎呀，病人太多啦，已经没有床位了。”“你们留下电话及通信地址，等空出床位后，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在这期间，老四始终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耷了着眼皮一言不发。 我们向大夫致谢后，就连忙离开了这个令人窒息、压抑又非常血腥的医院。真怕呆的时间长了，也因此变得神经了！这种见识不长也罢。 我们三人又急忙赶回火车站，买了三张火车站票。望着站台上密集的候车人群，我叮嘱老四：“一会儿你跟紧我，千万别跑丢了，否则的话，就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你就再也回不去了。”老四连连点头答应：“嗯呐，嗯呐。”看到老四那副低眉顺眼的听话摸样，我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有病。 火车进站了，那叫一个混乱。车下的人不等车上的乘客下来，就往上挤，车上的人只好提着行李踩着下面的人头及肩膀往下冲。 这时，我突然发现有几扇车窗被打开，有的乘客为了急着下车，从车窗先把行李扔下来，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下跳。机会来了，我叫上他俩就往车窗方向跑去，先把“领导”托上去，我立刻也麻溜地爬上车，我们俩再合力把老四拽上火车。火车缓缓地启动了，我们终于爬上了返程的火车...... 回到连队，我就多了一个固定的任务，天天早晚监督老四吃药。 一日清晨饭后，我依然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药瓶，到宿舍里让他吃药，可是老四踪迹全无。于是，我便在连队范围内寻找他，终于在一个空闲的宿舍里发现老四。 老四当时手拄着一把铁锹端坐在炕沿上，活脱脱就像一名标准的日本武士道军人。我对他说：“你怎么跑这儿猫着来了？叫我好找，该吃药了。”他不言语，只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透出一股冷肃及仇恨的眼神。我没来由地浑身打了个激灵，突然感觉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站起身举起手中的铁锹，对准我的头就狠狠地劈了下来。（凡是在东北农业连队呆过的知青朋友们都知道，连队的铁锹头，个个锋利无比，它的刃部都是用镰刀刮出来的，这样在干活时便可省去许多力气。）当时年轻，反应敏捷，一个箭步就窜到他的身前，侥幸的是，我躲过了锹头，可是锹把儿还是狠狠地砸在我的左肩上。我当时不禁大怒，好心好意喂你吃药，你还敢打我，而且下手如此狠毒凶残。我连忙左手攥住锹把儿，右手狠狠的一拳就砸在老四的脸上，打的他一下就仰坐在炕上。 我只想把他手中的铁锹抢过来，而他还想抡起铁锹继续打我，我一边用拳头击打他，一边抢铁锹。怎奈老四身材比我略高，用北京人讲话，擻壮的一个爷们，再加上犯病时，力气太大了！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一不说话，二不喊人，就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我一边狠狠地击打他的脸部（寄希望能够打醒他，也才明白精神病院为什么打病人），一边抢他手中的铁锹…… 正在我与老四僵持不下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抬眼观看，哥们来了。一名上海知青听见屋里有动静便进来查看，他一进来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加入争夺战。不一会儿，老四筋疲力尽，手中的铁锹被抢走，眼里的凶光也暗淡了，躺倒在地，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粗气…… 我余怒未消，对老四说：“起来，回去吃药。”他冲我翻翻白眼，不予理睬。我毫不客气地抓住他的后脖领将其拖出宿舍，逼他把药吃了下去。 我向连队领导详细地汇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并把药全部交出来说：“你们另外安排人喂他吃药吧，我不管了。”便推门而去。 当晚回到宿舍，惊奇地发现老四手脚被绑，躺在炕上。原来是各位知青怕老四晚上犯病，袭击众人，宿舍里的人不得已才采取的防范措施。我心中有些不忍，便走过去，摸摸绳子的松紧程度，对老四说：“你好好睡觉，明天一早就给你解开。”老四紧闭双眼一声不吭。 第二日清晨，有人惊呼：“哎呦！老四上哪去了？”所有的人惊醒后抬眼望去，不禁汗毛倒立。只见炕上散放着一堆乱糟糟的绳子，老四人已不见。 后怕呀！宿舍的过道里堆放着铁锹、锄头、镰刀等工具，他只要随便抄起一件，对准这些熟睡的人们，一人一下，那就是惊天血案，后果不堪设想呀！ 宿舍里的人当时就炸窝了，七嘴八舌地说：“这样的话，晚上谁还敢睡觉？万一他犯病了，抄起铁锹一通乱砍，咱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老四也够能耐的，他怎么把绳子解开的？”“不行，绝对不能让老四再住在宿舍里了。”我向连队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并提出大家的要求。连队领导也怕发生恶性事故，再说长此以往，大家休息不好也会影响工作。于是老四便被连队安排睡到“马号”，和夜里喂马的老职工住在一起。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老四了，也没听说他再犯毛病。可是，老四好像怕我们把他忘记了，时不时地搞出点小动作来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他的存在。譬如，时不时地把知青们刷好的鞋拿走一只扔到离宿舍二十米左右的地方，让你着急寻找，捡回来再刷一遍。或是将你洗的袜子扔掉一只，所幸的是从未扔过大件的衣物。 2001年五一节放假期间，我和几个战友驱车三千多里地，又回到了当年下乡所在连队，也曾询问过老四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了，听说他和他的哥哥一家早已调往其他的农场。 不知为什么，我从心里对老四还有一丝牵挂，不知他现在还好吗？他的病彻底好了吗？他这个岁数早就该娶妻生子了，他现在生活的幸福吗？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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