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五：1970日记选议（10-11月）：病魔突袭集体户·知青究竟挂什么帅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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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五：1970日记选议（10-11月）：病魔突袭集体户·知青究竟挂什么帅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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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五：1970日记选议（10-11月）： 病魔突袭集体户 那年的双抢结束后不久，云庄村的知青真是遇到了多事之秋——在工分问题上知青与“原住民”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冲突（见《1970日记选（36）心潮难平过中秋》），也迎来了知青上调的一线曙光（见《1970日记选（37）心潮起伏过中秋（续完）》），但是没有想到，病魔在不知不觉中突然袭击了知青集体户。尽管当年双抢之前高喊“夺取思想、劳动、体质三丰收”，但是面对肝炎来袭，云庄村五分之一的知青败下阵来。人的意志不可能决定一切。 1970.10. 1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上午，我们围聚在半导体收音机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收听了首都人民欢庆建国二十一周年盛大集会和游行的实况广播。一颗颗激烈跳动的红心，一张张豪情满怀的笑脸，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敬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下午随手翻阅了一些书籍，有《文学》《十万个为什么》及文革资料等。因感到浑身发烫，头昏不适，还睡了一个多小时。发电站DS生去新干，ZH一人发不了电，结果国庆之夜竟是黑暗，实在不大像话。今年国庆，队里连一幅标语都没有。 【忆与议】 当年的城乡差别体现在节假日氛围上是很明显的。记得当时我们深有体会的是：沿袭千百年的民俗节日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清明在春插大忙之前，端午在春插大忙与双抢大忙之间，中秋在双抢也即早稻收获之后，春节在全年收获结束之后，如此等等，没有一个民俗节日是与农忙挤在一起的。如果说，插队那些年是在“接受再教育”，那么对民俗民风的初步了解与理解可以算作“成果”之一。当然，如果就此认为，当年那种“再教育”是了解民俗民风的好办法，就是不可取的极端化了。 1970.10. 2 星期五 晴（多云） 上午起，继续修水库。我未出工，因前几日着凉，昨起腹泻，今晨起更甚，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要泄一次。乃近年来第一次。一天中竟泻了9次，4:30，6:00，7:30，9:00，10:30，13:00，16:00，17:30，19:30。 1970.10. 3 星期六 阴 腹泻仍不见好转，今天未出工。一天中又泻了十来次。不过多是脓血。根据书上描写来看，为细菌性痢疾。下午向[赤脚医生]汤买了10粒S.G.，服用治疗，加上挂号5分，共为0.18元。 1970.10. 4 星期日 多云 腹泻不见好转，仍未出工。后半夜竟起床两次。又买了8粒S.G.，仍不见效。晚上郭让我服用土霉素，望能见效。 1970.10. 5 星期一 晴 服用土霉素后，有一定效果。腹泻次数减少，病情好转。 1970.10. 6星期二晴腹泻经服用土霉素治疗，今天已有明显好转，次数骤减为3次，近于正常了。但身体垮了不少，虚了。 【忆与议】 这是我到云庄最初两年中最明显的一次病患。日记中的“赤脚医生”也是插队知青，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走马上任”的，但是这样的“赤脚医生”纵然有热忱服务之心，也无奈于未经有效的学习培训，犹如“药品保管员”。真正缓解病情的是歪打正着。现在有人把那时候的农村医疗说得神乎其神的美妙，神马“不要出一分钱”云云，也许真有那样的地方，但其覆盖面究竟是多少，值得研究。因为我们插队的地方别说各级医疗机构里挂号费、医药费等等“一应俱全”，就连“赤脚医生”也都是“一分不能少”。 1970.10. 7 星期三 晴 腹泻已经转为正常了。但感冒又上来了，大概是体虚，各种病菌乘虚而入，兴风作浪起来。 昨天开镰收割一晚。今天全部铺开了。仅有十二个人上水库，东岭背、艾家园昨晚回队的。拿埠今晚回队。晚上无灯。班长们开会，决定了日后萝卜菜管理、搭猪栏事宜，并决定明起由陆、胡暂代李、周两人烧饭。李一周来身体极差，周一人顶两人，亦筋疲力尽也。 1970.10. 8 星期四 多云 身体已复正常，感冒不轻不重，却也恼人。但体虚无力，稍有动作就会满头大汗。据说一晚收起来后要修山哩。早上和早饭后阅完省五七大军办公室编的《极其可贵的第一步》。李由王、周两人陪同去新干检查，诊断为黄疸肝炎。李已决定返沪。王回来为之取衣物，明日即启程回沪。此消息出人意料，十分突然。 【忆与议】 可以在http://book.kongfz.com/12901/88479004/查到确有《极其可贵的第一步》此书，作者：江西省“五·七”大军办公室编印，出版时间：1970-07，开本：32开，装订：平装。仔细一看，封面上的书名下方还有“（二）”字样。看来还是一本连续性的出版物呢。不知道其中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巧合的是，就在看“极其可贵的第一步”的这一天，实际生活中则是可怖的肝炎病魔向知青集体户偷偷袭来，这一天，第一个肝炎患者被确诊，自此以后，接二连三，络绎不绝。 1970.10. 9 星期五 阴 心情竟是那么烦躁，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由。痢疾带来的体虚是相当恼人的事。一天没做什么事。 【忆与议】 这天的心情烦躁也是情有可原吧，刚刚在9-22有第一个插友跳出农门，仿佛露出了一丝希望的霞光，却又出现肝炎流行的黑色风暴。 1970.10.10 星期六 阴有小雨 送李返沪的王、周今晚回来，说张也患肝炎，已回沪；刘无甚；沙明日看验血结果。 1970.10.11 星期日 阴有雨 刘、沙回来了。张确是肝炎，已在昨天离新干返沪。沙肝炎复发，且较严重，已致函家中“请示”返沪问题。刘则没什么，化验小便结果尚正常。另外，郜近来身体亦不好，今由潘陪同去新干检查。桂也是有肝炎嫌疑，在大家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同意明天去新干检查身体。 1970.10.12 星期一 多云 据潘回来说，桂已诊断出肝肿，肝功能如何尚待检查。郜初步诊断为肝炎，今已归队，验血单将由桂带回。然她不准备回沪，引起众人反对。我不知为何，近日来心情不佳，不愿多言。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桂检查结果，亦是肝炎，且比张严重。他已致函家中请示返沪与否。郜验血尚正常，乃腰子病也。 【忆与议】 日记中屡屡记载，知青已被“验明正身”是肝炎患者了，却还要向家里发信“请示”返沪问题。这正是当年插队知青的一大苦恼——就如同农民一样，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分文收入，全都盼望年终分红兑现。平日里有急事，向生产队借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知青患病之后要向家长求援，故有“请示”一说。其实，家长同意并资助回沪治疗了，知青心中还是至为痛苦，因为一切医疗费用都是自费的！在插友连续趴下以后，我就开始“保身价”了，减少出工，“自我保护”，总算躲过一劫。 染上肝炎以后治疗、休养的沉重经济负担，唯有父母家庭“全额报销”。插队知青就是这样的迈出“极其可贵的第一步”的“新一代农民”！也许，这些就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如今不愿意谈论以往经历的原因之一吧。 1970.10.18 星期日 雨 据沙晚上与队干部接触后回来说，县革委来电指示，患肝炎者可予批准返沪。 【忆与议】 当年当时县革委会居然“网开一面”，放松了对插队知青出行的严格管理（参见《知青想回家看看》），足以见得肝炎流行的情况非同一般。不知道这类有关知青管理的电话指示会不会在县革委会存档在案？ 从1970-10、11月的日记来看，那场肝炎大流行到11月中旬才告结束。在前前后后一个多月中，云庄有6名知青“中彩”，占知青集体户的20%。另外两个村的插友中也有3人染上此症。至今大家没有忘怀的是，那年肝炎的传染途径是这样的“连环套”：A发现肝炎了，B就送A回上海，按照当时的火车运行班次，在樟树候车大半夜，凌晨三点半左右A上车，当晚可以抵沪；B则返回云庄，当晚也可以回到村里，但一路上乘船、换车加步行，几经折腾，疲惫不堪，一两天以后开始发烧，服退烧药也无济于事，眼珠却开始发黄了。于是，C陪护B到县城检查，确认是肝炎，C再送B到樟树上火车回沪。于是，C“重蹈”B的“覆辙”。于是，就有了D……。每一“覆辙”周期差不多都是一个星期。记得11月16日最后一个云庄肝炎患者回沪进入卢湾区肝炎隔离室的时候，10月8日第一个走进肝炎隔离室的正要出院。在此之前，卢湾区肝炎隔离室早已从病员基本情况中发现，络绎不绝的患者竟然来自同一个生产队。再一打听，患者都是毫无任何防疫措施、孤身一人回沪，不禁惊呼：“你们怎么就这样一路‘放毒’回来啊！？”四十多年前就是这样的农村医疗条件！记得当年刚刚去插队的时候，对伤痛疾病之类并不当一回事。因为六十年代在学校里接受传统教育、引吭高歌“送瘟神”兴奋而自豪，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实在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模样。正是那场“再教育”使我们了解了真实的社会。日记里另有一条实录—— 1970 .6.22 星期一 阴有小雨 傍晚5点，楼下一只鸡受惊发出急叫声。这时，从昨天起滴水未进的郭从床上跳了起来，神志昏迷，口中胡语，复倒于床，神志不清，呼叫不应。事情很是火急，小坑医院电话不通，只得送往小坑了，从队里借了一付担架。陆、宋、屠、刘和我以及程抬出村不远，正遇章、张、汤等，就一起去小坑。到医院，医生给他在人中穴打了一针金针，开始有所苏醒。在小坑的几个公社干部闻讯打电话给县革会叫了救护车。本来准备由本队拖拉机送至新干。7点多钟，费与徐也到小坑。救护车在9点钟左右到达。司机对这儿不熟，加上天黑，在调头时，后轮陷到沟里去了。几十个人群策群力，搞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子搞上来。郭由陆、刘、章三人护送前去新干。余则返回云庄。已是11点。吃了晚饭，直到12点半才睡觉。 【忆与议】 三四里路外的医院（诊所）是呼叫不应，五十多里地之外的县医院更折腾了数小时。插队知青离开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亲历了穷乡僻壤的“集体所有制”下“公社社员”的实际生活，就会有“从天上跌到地下”的真切感受，理解了“三大差别”的真正含义，也领教了“消灭三大差别”的伟大理想。 永远没有绝对真理。再伟大再英明的“最高指示”也不是任何场合都能出现“奇迹”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这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而言，可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如何真正落实下去“阳光普照”？同样道理，把城市中学生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遥遥无期的“劳动锻炼”，连篇累牍的“理论学习”，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声色俱厉的“坚持扎根”，就可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
知青究竟挂什么帅 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年双抢之后出现的工分之争，虽然其势汹汹，又迅即在知青开始上调这样的巨大诱惑面前，骤然而止了（见《1970日记选（36）心潮难平过中秋》），但是这种基于直接利害冲突的纠葛，并不会就此简简单单地归于风平浪静。 1970.10.11 星期日 阴有雨 本来打算出工的，可是事不如愿。早工男劳力掮板，女劳力挑黄土修窑。我们没有撑棍，掮板不得；欲挑黄土，却又有JS来阻挡说：“未分工的不准去挑黄土！”有什么办法呢？上午全劳力们种红花草，我们是不能过问的；却故意叫我们跟那些小姑娘去割禾，只能眼瞪瞪看他们出工，自己回来作罢。 【忆与议】 那个时候对山林大肆砍伐，直径几十厘米的古树被伐倒在深山老林中，再用大锯分割成几厘米厚的板材，然后人工掮出山来。这一步劳作离不开一种工具“撑棍”（也称sa gun），这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原始工具。 简单地说，它是一个歪头的Y形树杈，即一个Y形树杈，经过一个小直段和折弯，然后是一段粗壮的树杆。看似简陋，但是有不简单的功能。本来，掮这个操作是单人的，重量压在一边肩头上。但是，借助“撑棍”的桠杈连着的小直段与折弯，可以把一部分重量巧妙地传递到另一个肩膀上，非常合理，此其一。其二，路途一长，势必要歇下休息，此时，把“撑棍”从肩上取下，竖在身前地上，再把肩上的重物（都是长径比很大的圆柱体，如圆木、杉木、毛竹等）搁置到“撑棍”的桠杈上，物体的另一端则落地。“掮客”只要扶住“撑棍”不致倒下，就获得了休息的机会。由于“撑棍”桠杈的高度正好与“掮客”的肩部基本一致，所以，停下卸肩休息时和休息完毕重新上肩时，都不必大幅度地弯腰，省却了相当多的力气。总之，貌不惊人的桠杈在整个掮物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工具是千百年原始劳动的结晶，制作这种工具也有很苛刻的条件。首先是就地取材，选择材质既硬又韧的油茶树，然后选取其树干与树枝。为此，必须在山上的油茶树林中苦苦寻觅，心急不得。虽说仅仅是一个歪头的Y形树杈。但是要做成撑棍，就不简单了。除了对大小粗细有一定要求以保证工具有一定的强度牢度，更要求在几处弯折处满足更为苛求的角度。所以，在油茶树林里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天然原料，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偶尔看到了，就砍下来试用，那几个折弯与角度的苛刻要求，使得淘汰率很高。这样，“撑棍”就更显得珍贵了。有幸入围的树杆树杈，在老人的指点下精心雕凿，还涂上桐油一类的保护剂。家家户户都悉心保养，不肯轻易外借。如此代代相传，“撑棍”也被用得乌红发亮。祖祖辈辈的山民们借助它，从深山老林里掮出了无数板材、原木、毛竹。 当年插队知青下乡后的初期，血气方刚，曾经希望添置这种原始工具，但遭到婉言拒绝，因为太难寻觅原材料了。加之山林砍伐厉害，用“撑棍”、做“掮客”的机会也不大多。所以，缺少这样的工具，知青也不太在意，大不了就“无薪休假”吧。 那年双抢以后知青为工分闹起来了。于是，需要用“撑棍”的“掮客”活就首当其冲地对知青封杀了。其次，种红花草也有一些技术难度，在晚稻尚未收割的稻田里播撒种子，要撒得均匀，的确不易，既不传授经验，当然更不会安排。至此，你们不是要求“同工同酬”吗？就和女劳力一起干活吧！根据当地的惯例，女劳力的最高工分不会超过7分。用这样的“对策”使得知青“自觉自愿”地“屋里坐”（当地方言，意思是留在家里，不干活，自然就没有任何工分收入）。 1970.10.12 星期一 多云 今天出了个早工，在长坑仔（足耒）坎。而上、下午照例只能“屋里坐”。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已是连续两晚出大汗了。昨天早上搞三光时也“热”得出奇，满头大汗。大概是体虚的缘故。今天又只出了个早工，牛门口搞三光。上下午过得竟是如此无聊……。这几天真叫我苦恼极了。古人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青年人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眼下竟如此浪费光阴，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竟一无贡献，真叫人心痛至极！ 1970.10.14 星期三 阴 身体似乎的确是虚了，昨夜竟连续第三夜浑身虚汗。今天早上在牛门口搞三光时也是满头大汗，浸湿了半件衣服。昨天下午称一称体重为93斤。7月份即双抢前为101.5斤，8月份双抢期间为90斤。目前应当防止肝炎传染。同昨天一样，只出个早工，牛门口搞三光。 1970.10.15 星期四 阴 已是连续第四天只出一个早工了。也没办法。今天仍在牛门口搞三光。 【忆与议】 连续数天的种红花草使知青不得不“屋里坐”，而当年一些“原住民”的心态在一些公开场合显露无遗—— 1970.10.20 星期二 多云 队里说我们上海青年是“工分挂帅”，看来会抓一下我们的出勤的。自己能否过得硬呢？今后的两个月将会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锻炼。各地都在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而我们这儿却背道而驰。例如在工分问题上，公然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计件记工制。今天在卢家斜开荒种麦，用尺量，计算平方。计件记工制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是必须废除！可是有人却在大力提倡、广泛应用、积极推广，实在值得深思！ 【忆与议】 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帽子满天飞。“工分挂帅”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用处。知青对同工不同酬感到不满，可以被批判为“工分挂帅”，这是因为“种田为革命”，知青又是“接受再教育”，所以在工分上有意见就是“工分挂帅”的具体表现。 有鉴于此，知青反唇相讥，把不满情绪扩大到生产队的计件记工制做法上，以大寨不搞计件记工制为理由，把生产队的计件记工制做法扣上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 1970.10.24 星期六 晴 晚饭后食堂开了会。由徐主持。由徐传达了公社召开的干部会议精神，主要是两个“一”，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高潮和（一个）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大队要办五七大军学习班，因为目前问题很多。 一般说来，某些干部心目中的五七大军现存问题就是“翻天”。今天JS与董争执，不管如何，认为我们稍不服从就是所谓“翻天”，这决不是执行毛主席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的指示，而是背道而驰。 【忆与议】 当时在一些人心目中，知青不服从就是“翻天”。而那个时代的“阶级理论、阶级分析”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阶级敌人”存在“翻天”的“痴心妄想”，所以要“狠狠打击”“彻底粉碎”。虽然“翻天”这样一顶可怕的大帽子没有正式给知青戴上，但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心理暗流，与之相联，知青如此“被安排”，又怎能使知青安心？ 所以，知青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尽管全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1970.10.14 星期三 阴 今年冬季征兵将开始。今晚见有“下乡知识青年应征对象情况……统计表”，说明我们之中将有人光荣入伍。 1970.10.18 星期日 雨 据沙晚上与对干部接触后回来说，……此次秋季征兵有三、四名上海青年。 1970.10.25 星期日 阴转有小雨 今天方才知道，徐金花将上调到县办工厂了。 1970.10.26 星期一 阴 据郭等说，今有人来调查钟的情况，估计钟有上调的可能。另据费说，上海青年的档案材料均在公社，故上调概由公社掌握。 1970.10.27 星期二 阴 七根与王被抽去安福修“井铁”，今天下午出发。秋收以后，还要抽一批。据说我大队将有2人留在铁路上当工人。 1970.10.28 星期三 晴 徐今天早上启程去新干农具厂。昨天夜里厂里来电话要其今早出发的。 【忆与议】 当年10-28离开云庄的徐，是这个集体户中“跳农门”的第二人。与第一人仅仅差了三十几天。与此呼应的是，短短几天的日记中，我连续记下了插友动向，反映出当时关心的热点和重点。 也许，这也说明了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确实出现过一次较大的“波动”“反复”，如今在知青史研究中有此一说。 又要“特大跃进”了(2011-06-22 09:59:50)转载▼标签：知青经历日记杂谈分类：插队云庄的七年 在整理1969年日记的时候，曾经使我目瞪口呆的是，1969那一年居然喊出了“再来一次大跃进”的口号，并且真的在基层农村组织了“大跃进”（见《那一年再次号召“大跃进”》《亲历“新的大跃进”》）。而今又一次惊讶不已的是，1970年仿佛是“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喊出了“特大跃进”的惊人口号。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据说，明年全省要实现千斤，全县也是千斤，小坑片为900斤。 1970.10.14 星期三 阴 晚上无灯。队里开社员大会，支书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明年小坑片是全县重点，我大队生产指标是800斤/亩，比人家低200斤/亩。另外布置了种冬小麦等生产工作。 【忆与议】 我不记得为什么当年“小坑片是全县重点”，只记得五六十年代的云庄是有名的“老三百”，意为长期在亩产300斤上下徘徊。“小坑片”包括了小坑大队、云庄大队、拿埠大队等大队，听说现在的小坑行政村也差不多是这个范围。 虽然在日记中再一次提到了亩产量这个曾经是农村政绩的唯一指标，但是，我还是没有在日记里找到那些年的亩产量实际数据。不过，可以从侧面进行一些推算。因为当年云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水稻生产这项主业，而我们知青插队的那些年里水稻种植面积没有变化，所以，每年的工分值与亩产量应该呈同步变动的关系。据此，从那些年工分值的状况，可以反推得出定性的结论：那些年的亩产量一直没有达到过基本要求——亩产800斤。 1969年，遇到N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实在是没有回天之力，代表全年实际收入的重要指标与参数、“公社社员”最终实际到手的工分值（即10个工分折合的人民币）从1968年的1.22元骤然跌到0.88元，打了七折！1969-11，我们第一次听到再来一次农业大跃进的口号，1969-11-19日记记载，公社刘主任“还谈了今年冬季的任务是农业大跃进，口号是拼死拼活地干！其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还说“云庄今年后季稻增产4成，弥补了上半年水灾之损失”。这样的话显然是为社员们鼓劲、不泄气。实际上，后季稻在全年收成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其种植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左右，所以，即使后季稻增产四成，也弥补不了山洪对早稻带来的严重损失。而1969年年终分配时工分值的大幅贬值就是过硬的证据，从中可以推断1969年的亩产量是下降的。1969-12-16日记记载：“各大队都要办土农药、土化肥厂。明年要达到每人一口猪。井冈山地区每亩要增产250斤。”就云庄而言，这样的指标意味着几乎是要翻个倍。可能吗？ 1970年的工分值仍然只有0.88元！与大灾之年的1969年居然一致！表明1970年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可以肯定地说，并没有实现“井冈山地区亩产增加250斤”的预期目标。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宏伟目标”又下达了——云庄大队要达到亩产800斤！前一步都没有跨出去，后一步怎么上得去？ 这就是那个年代！如此年复一年下达高指标又有什么结果？继续查找那几年的工分值，对那几年的亩产做一些反推。1971年的工分值曾经恢复到1.20元，但以后又出现下滑——1972年1.12元，1973年（待查），1974年1.09元！我留有1974年早稻入库原始记录的复本，其显示：云庄六队500余亩早稻收获了17.7万斤谷子，折合亩产350斤。通常每年的后季稻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那么，即使后季稻也能达到亩产350斤，那么全年的亩产也只有500多斤。这是工分值为1.09元的1974年。不难想象，那个年代，跃进又跃进，高喊再高喊，仍然没有达到《纲要》的“过淮河”即亩产800斤的要求。一个云庄是如此，全省亩产超千斤又岂是高喊口号就能实现的？换言之，假如当年只有云庄如此拖后腿，云庄也就臭名远扬了，干部群众都会不得安宁。事实上那里一直平安无事，稳坐钓鱼台，这正好说明云庄村的情况并不是独此一家。 回头再看1970年中秋节之前。“预分”的工分值是0.90元，可是到了年底“决分”时，工分值只有0.88元了，这种“逆转”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也说明了那年下半年的收成出乎预料地差！由此看来，1970年云庄村的后季稻遭遇了极大的减产歉收。后详。 1970.11.12星期四阴雨转阴早饭后老周叫我写了些标语，为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制造声势。现在又“加码”了：明年要亩产900斤！为此，上级要求半月之内每亩积肥70担。今天又开始开荒，补足60亩缺额。30亩荒地开出来，30亩集田塍大成也。 【忆与议】 当年10-14还在高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800斤，不到一个月，11-12就“加码”到亩产900斤。实在是把农业生产当成儿戏了，亩产的增加是拍拍脑袋、喊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吗？每亩70担肥又是一声令下就能办得到吗？就算办到了，成千上万担农家肥放到哪里去？早早地就扔到田里搁一个冬天岂不是浪费？再说那每亩70担农家肥就能换来亩产翻倍的奇迹？诸如这些疑问，即使是在我们这些经过两年摸爬滚打的插队知青面前也一目了然了，所以“特大跃进”这样的口号已经无法使大家再一次“激情燃烧”了。 至于当年的开荒也是劳民伤财的长官命令。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种植水稻的农民们，双季稻已经够辛苦了，想不到还要把难得的喘息之机统统用来种植旱作粮食，真是一年到头“不得闲”了。可是，这样的旱作又不准占用水稻面积，所以，只能寻找一些山坡，砍掉山林树木，种上旱作庄稼。实在限于人力、体力等原因，就对其中的一半指标采用近乎打擦边球的办法，把水稻田里一些比较宽的田埂（方言称之为田塍）不靠迎水面的一边利用起来，冬天种上蚕豆之类，夏天种上黄豆之类，以此凑数，完成旱作粮食的栽种面积指标。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心里嘀咕不已：这30亩怎么统计出来呢？这种化零为整式的旱作达标之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 如果说，1969年初冬叫响“再来一次大跃进”的时候，云庄的底子是1969年6月底的山洪暴发造成的大减产；那么，1970年初冬喊出“明年农业特大跃进”的时候，云庄又是怎样的底子呢？在我的日记里留下了当年10月底开始收割后季稻的不完整记录，呈现在眼前的是惨不忍睹的大减产景象！ 1970.10.27 星期二 阴 天气比昨天还冷。今天开始收割二晚了。 1970.10.28 星期三 晴 天气奇冷。昨晚后半夜竟冷得不能入睡。早上气温仅9℃。早工未出。上午起应小潘之求，为其文艺宣传队刻写蜡纸，翻印《沙家浜》剧本。任务挺艰巨。上午刻了2.5张，下午刻了4.5张。午后不久连长叫我去帮他填“适龄青年统计表”，因填表要求不明，草草了之。半小时就回来了。 1970.10.29 星期四 晴转阴 早上到7时许起床。上午连长又叫我去填写“适龄青年登记表”，并复制留底一份。上午及午后刻了三张蜡纸。晚上冒着严寒，在晒谷场上观看了电影《智取威虎山》。9:45影终。 1970.10.30 星期五 阴有雨 早上七点半起床。天气很冷，又没太阳，故今天刻钢板比前两天要艰苦些。从8点半到下午2点，除去中午吃饭时间外，刻了三张半蜡纸，终于全部完成了这一任务。全剧剧本翻印，共用了13张半蜡纸。 【忆与议】 虽然秋收不如春插、双抢那么紧张，居然还叫我脱离大田生产去刻写蜡纸，以供大队文艺宣传之需，足以见得那个年代把政治挂帅搞到什么地步，革命样板戏被认为是发扬革命精神的有力武器，明明是最高级别的理论刊物《红旗》也用整期的篇幅刊登《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样板戏的剧本全文！当年生产大队居然也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排演《沙家浜》，实在是自娱自乐，究竟有多少教育意义是天晓得。 以下记载中加了下划线的内容，充分显现了当年后季稻的惨状。 1970.10.31 星期六 多云到晴早上起床晚了些，未来得及出早工。上午起参加割禾。厚德、梅发、冬英、海英、姚桂英、曾细女和我共七人共一架打禾机。下午还加了个迎祥。上午几乎踏了半天打谷机，极疲劳，虚汗满面，内衣全部浸湿。打禾机也实在“老爷”，分外累人。下午就一直割禾。下午起，割几坵栽得晚的田，像割韭菜一样，禾长不到一尺，又没有穗。 1970.11. 1 星期日 晴 今天出了一天工，东边割禾。六人组成一个禾戽组：我、梅发、迎祥、冬英和姚桂英、曾细女。（后两人早工不出）除早工外，我踏了一天打禾机。体力很虚，满头大汗。全天共割了4.8亩田，只收到220余斤谷。不过很轻松。下午2点半开工，4:10就收了工。 1970.11. 2 星期一 多云 割禾一天。早工和上午割完东边，下午去禾下。早上很冷，还打赤脚。今天打了一天禾。其中三分之一时间是与他人合作，余则是一个人拼命干，相当疲劳。早上是梅发、海英、东英和我四人。上午加了厚德、曾细女、姚桂英。下午又加了迎祥。今天又割地亩，基本完成任务。下午4点20分左右就回到了家。 1970.11. 5 星期四 晴 今天又打了一天禾。上午与姚桂英、下午与东生，相当疲劳。拿埠口下底的禾也不好，没什么谷。今天九个人，迎祥、东生、富泉、国莲四人为十成，梅发、厚德、我、海英、姚桂英5人为8成。大约还差5百余斤。 1970.11. 6 星期五 晴 今天在拿埠口下底割禾，照例是打禾。又累又脏，尽吃灰。上午与富泉、下午与迎祥。 1970.11. 9 星期一 阴 在罗心仔割禾。早上与国莲、上午与富泉踩打禾机，很冇味道：几个“吃十分”的都不愿帮忙，拖机子真是累死人。加上那两个伙伴不愿着力，再则机子“老爷”，几相一结合就不用说了。下午就坚决不睬，割“韭菜”是很快活而有趣的。早工是梅发、厚德、茶仔、国莲、富泉和我六人，上午减茶仔加曾细女、聂梅英、冬英。下午又加冬生和迎祥。全天共割8.2亩，超额完成近2亩。早饭是“短个”带来的。中午挑90斤。下午挑75斤回来。全天总共只有500余斤。 【忆与议】 我想起了前不久整理那年八月份日记时的感叹——如今觉得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年怎么会到立秋以后八天才完成后季稻插秧？翻翻当年十月份的日记，也找得到相应的秋收记载——“栽得晚的田，像割韭菜一样，禾长不到一尺，又没有穗。”既印证了“不栽立秋禾”的正确，更对那年的实况觉得不可思议。（见《1970日记选（34）第二次参加双抢（续完）》）现在，把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日记放在一起细细一看，就清楚了，这些日记有两处明白无误地留下了后季稻的产量：4.8亩田，只收到220余斤谷；8.2亩，总共只有500余斤。亩产只有五六十斤啊！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东边、禾下、拿埠口等地，都是云庄村的“粮仓”啊！如此“轻松”，如此凄凉，原因何在？ 在1970-11-6日记中说到，“照例是打禾，又累又脏，尽吃灰。”固然，后季稻在收获时较之于割早稻时要干燥得多，脱粒时确有不少灰尘，但“尽吃灰”似乎也有点不正常。记得1970年早稻遇到虫害（见《1970日记选（31）第二次参加双抢》）的田里收割时才有异常的灰尘，所以，1970年的后季稻既减产又有大量灰尘，是否与虫害有关，不得而知。 如今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双抢季节罕见的农活误时，毫无疑问是这年后季稻严重减产的直接原因！那么，农活误时的原因又何在？不能不发人深思。最近与插友言及这段陈年旧事，除了联想到1970-10开始的知青集体户肝炎大爆发以外，插友还回想起当年双抢期间就有不少农民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彼此之间连连呼喊“nia go，nia sa li”，意思是好没力气啊。 我重新翻阅那年七八月双抢季节的日记，没有看到当年村民中有流行病的记录，当然也要“归咎于”当时根本没有条件检查身体。但是，我竟然看到1970-8-19有这样的记载：“今队里杀牛两头，一个脑壳半斤”。意思是每人半斤牛肉！难道说在七月下旬打响“双抢战役”之时“忘记”了“犒劳乡亲”的惯例？在插队的那些年，难得有一次吃肉打牙祭的经历，我都会留下记录。 瞻前顾后，倒是不无此种可能——1969-12-16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明年要达到每人一口猪”。尔后，生产队建立了一个养猪场，生猪存栏数成为生产队的重要业绩指标之一。但是，那时候养猪人并没有杀猪的权利，因为自上而下有年度屠宰指标，所以，办养猪场也只是为了确保达到生猪存栏数而已！并不意味着有望吃肉。由于生猪存栏数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压线”，故而那一年双抢季节的“犒劳乡亲”以牛代猪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是以牛代猪，也是姗姗来迟，一直到双抢结束时才吃到半斤肉！ 当然，村民与知青的体力恶化并不一定归咎于那次吃牛肉，但不由得我再一次想到，1970年“再一次大跃进”中强制性地一律实行“矮杆化”，随之而来的“密植”带来了劳动强度的明显上升。在《1970日记选（17）无可奈何的种稻“缺粮户”》中我曾经定量地分析了种植密度与工作量之间的关系。听上去把株距行距缩减一两寸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工作量成倍增加。更不要说从此以后“密植”还上升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这种劳动强度的上升在原本就人少田多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无疑对及时完成春插是至关重要的。恰恰有这样的记录：1970年居然直到5月15日才最后结束，立夏已经过去了9天！见《1970日记选（20）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续完）》。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又可以看到，1970年春寒使开插推迟了几天！天啊，都凑到一起来了！至此，已经回溯到1970年春天育秧这个起步环节了。可以把这一年的情况简单归纳一下了：春天寒冷的天气使春插推迟。春插延迟了九天完成。双抢时后季稻滞后了八天完成插秧。这可以归咎于不容置疑的天气客观因素使然。其中完整的原因恐怕是无法查究清楚了。 倒是看到了又一次喊响振奋人心的高昂口号要“实现农业特大跃进”的记载，真是不可思议！有一点不言而喻——那些年，纯属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大跃进”是高喊了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早在1956年提出的1967年“跨黄河、过长江”宏伟目标则是过期、又过期、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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