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青春 昭告后人——写在《生命记忆》出版之际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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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青春 昭告后人——写在《生命记忆》出版之际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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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青春 昭告后人 ——写在《生命记忆》出版之际 作为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的“知识青年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种，方国平主编的《生命记忆》一书已由作家出版社于2014年6月出版。 全书600页，附有大量图片。文字部分包括170篇纪实文章，再现了二百多位亡故知青的生命印迹；另外还收录了182名逝者的简介和189名亡者（包括34名姓名不详者）的名单。 其实，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报刊上已有不少文章追怀过在北国大地因公牺牲、遇难或意外去世、非正常死亡的知青了。但如此书，以宏大篇幅集中追述他们的事迹，悼念他们的魂灵，还属首次。
如果说，战争年代，牺牲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和平时期，为理想和事业而献身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答案是肯定的：或在追捕杀人凶犯时，无畏向前，中弹牺牲，如吴建国（《热血洒疆场》）；或在返城途中，舍身赴险，勇救落水群众，如袁志刚（《青山有幸埋忠骨》）；或为保住国家的森林资源，冲入火海，用身体滚压烈焰，如冯百兴（《烈火丹心》）。在关键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丝毫的犹豫。即使在急送医院的路上，处于昏迷之中的冯百兴还不时念叨着：“快……打火！”而同样因扑火受伤的徐克钧从昏迷中醒来，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什么事，大家去忙秋收吧。”（《没有批文的烈士》）。 还有一些知青，没有随大返城的潮流离开黑土地，而是毅然留下，把自己的全部才智都献给了第二故乡的建设事业，如林业技术员董新建（《他与山林同在》）、走上干部岗位的肖永久（《优秀的农垦干部》）。即便后来回城治病，但临终的遗言还是要把骨灰埋在北大荒，如白衣天使孙文珍（《北大荒的好女儿》）。 显然，这是一批充满理想主义、英雄情怀与献身精神的知识青年。 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青春，永远是与理想、激情、献身相伴合的。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抗击日寇侵略的英勇将士、新中国的创建者、保卫者与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绿军装与白大褂……。无疑，这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的精神特质。我们，崇敬他们。
当年，造成知青伤亡最惨重的是救火。比如，云山农场1970“4.18”火灾，死13名知青；尾山农场1976年“3.13”火灾，死7名知青。一方面，相关领导缺乏科学、得力的指挥，处置失当；另一方面，知识青年缺少扑火经验和设备，仅凭一腔热血就冲向了火海。这样的教训，是后人应当永远记取的。 此外，还有各种亡故者。其中： 有不少人是因病去世的。固然，有些病（如癌症）即使在今天的大都市大医院也未见得都能治愈；但也有不少人的病故，却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欠缺所致。比如张凤星（《一颗不该陨落的星星》），患的并非是致命的肠梗阻，却因停电而未能及时手术，继而又因术后感染去世。另如朱国雄（《生日那天》），因打井塌方而伤及肺脏。偏偏场部卫生所没有相关的诊治设施，只得联系转院。结果，生的希望就在这几个小时的转院过程中一点点地流失。 还有不少人是因车祸、溺水、枪支走火、煤气中毒等意外事故去世的。甚至，坐在宿舍内，居然会被爆破的飞石穿透屋顶，击中头部而亡。固然，任何时候，都会有意外发生；但是有些意外，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枪支走火，就源自管理条例的未能严格遵守（《荒原枪声》）；排除哑炮时的遇险，则与安全生产的系统教育缺失有关（《鲜血染红了〈通行证〉》）。 最不该的，还有械斗致死的。其中，规模最大的恐怕是1970年12月4日发生在大兴安岭阿木尔区老潮河林场的械斗，参与者多达二百多人，导致多人受伤，一人死亡。而这死去的周强（《他在械斗中倒下》），来到林场仅仅16天，年龄只有17岁。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追寻酿成这悲剧的多重因素。由于知青来自天南地北的多个城市，并且年龄正处于容易冲动的阶段，于是平日里的口舌之争往往也会演变成拳脚相加乃至棍棒飞舞的群殴；加之“文革”动乱破坏了正常的秩序，派性武斗冲毁了行为的约束，良知、人性与理智也就被恶行与放纵所淹没。 大千世界，冬河枯了有夏汛，春花谢了有秋红；而人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任何忽视、无视生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庆幸的是，如今，敬畏生命，不仅珍惜自己也珍惜他人的生命，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很难统计，亡故在黑土地上的知青到底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不少为自杀。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辞典里，自杀往往是会被批判、被曲解、被鄙视的。然而，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决定自我终结时，其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何况，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里，一些知青或上吊、或投井、或服药、或卧轨、或饮弹的自杀，是个复杂的现象。 按说，正是灿若春花的年龄，人生经历更是简单，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坎过不去？可是，设身处地去想，若非绝望至极，谁又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呢？ 岳志文（《沉重的代价》），在连队出现“反动标语”时被无端怀疑，历经一年的审查，终“被击晕了、击垮了”，选择自缢——是委屈。蒋振耀（《迟开的追悼会》），被诬告拉帮结派和隐瞒成分，当其面临着连队将要开展的批判时，饮弹自尽——是抗争。苏邦顺（《一曲悲歌向大海》），在同批知青多已返城，而自己（系六九届初中生，实际学历仅为小学毕业）又感到参加高考没有胜算的情况下，投身大海——是无奈。 与前几种情况不同，王建秀（《空白的〈入党志愿书〉》）“深得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已“被树为扎根边疆的先进典型”，并领到了《入党志愿书》。真纯的她认定，入党，就“必须抛弃自己的一切”，“要有具体行动”来扎根农村、边疆。而其内心深处，也像其他知青一样，想要返城，回到父母亲人身边。于是挣扎，在终难取舍、挣扎无果的情况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是纠结。 至于陈永娣（《想念你，陈永娣》），去兵团的两年间，从连队历经营部、团部直至调到师部工作，可谓顺风顺水。但是，就在师部“文革办”的任务结束，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她却突然地卧轨自杀了，令其父母、兄妹、荒友百思不得其解。自然，原因总是有的，只是，已成了永远的谜团。我们宁愿相信，当她俯卧在冰冷的铁轨上时，脑际也许会闪过一个念头，让这延伸向远方的铁轨把自己的魂灵与内心的倾诉都带回故乡——母亲的怀抱。 今天的人们或许会说：委屈，忍一忍不就过去了；沉冤，终有昭雪的时候；无奈，也非真的无路可走；纠结，更是没有必要。然而，不要忘记，逝者多是远离父母亲人且又涉世不深的纯真青年，加上特殊年代的特殊氛围(血统论甚嚣尘上，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左”的思想无所不在——自杀者死后，往往还要遭到批判)，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我是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读完此书的。眼前，一直晃动着曾与我同宿舍的上海知青阿良的面影——他是在迁离兵团的几年之后又只身返回兵团（此时已改回农场），在老连队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的。待到被发现时，遗体早已僵硬…… 多少个日月流转，多少个寒来暑往，几十年过去了，亡故的知青并没有被忘记。比如，死于1970年“11.7”火灾的14名知青的坟茔还在虎林县的庆丰农场。四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昔日兵团战友来到他们的墓前祭扫，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同时，由于开垦、拓建、地貌改变等多种原因，更多亡故知青的坟茔已无迹可寻。而此书的出版，正可作为永久的纪念，能将亡故者的名字深印在广大读者的心田与脑海之中。 显然，编辑、出版《生命记忆》，首要的意图自然是怀念、祭奠我们的知青战友，但绝非全部。我相信，阅读者亦将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 书中，除了少数留在北国大地的知青在其去世时已是中老年外，大部分亡故者都逝于二十岁上下。望着一张张照片上那稚气未脱、青春勃发的面容，追寻其短促而又带有时代印痕的人生轨迹，作为他们的荒友，能不感慨万千吗？ 有欣慰，欣慰于他们永远年轻，年轻得让人羡慕；没有被遗忘，即使岁月无情、光阴流逝，却依旧存活于爱他（她）、念他（她）的亲人、友人的记忆中。 但更多的是心酸，心酸于他们本可以多尽人子之道，并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的，却在生命之花尚未尽情绽放的时候，其青春、生命、热血、梦想、迷惘与遗憾……就被定格在了弱冠之年。 也许，远行的他们，灵魂已趋宁静，似乎不该再去打扰和惊醒他们了。 可是，已经变老的我们呢？却依然无法释怀。不时地，穿越数十年的岁月沧桑去回望与反思。进而，就有了近些年，来自四面八方的老知青们，回访农场、跨省团聚，刻录光盘，编写回忆（包括此书）的种种举动。 因为，这是一代知青郁积于心的不变情结，也是将史实与教训昭告后人的历史责任。 201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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