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吃”人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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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吃”人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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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吃”人 ——鲁迅故居·随笔 我1966届高中毕业，大学读的是工科，后一直从事物理教学。文革前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语文学习中，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占相当大篇幅，就是说我是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以我血荐轩辕”等语录成为我的座右铭。前半生信仰鲁迅就像信仰毛泽东一样虔诚。他文笔犀利，尖酸、刻薄，像一把把匕首刺向别人，拔出后鲜血淋漓，不忍目睹。文革中红卫兵的大批判文章，都是遵循鲁迅的文笔风格，骂起人来那叫一个“爽”。把人骂倒了还不行，还要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晚年居住北京后，我有一个心愿，一定要瞻仰鲁迅故居，以释半生的情怀。 我写随笔纯属班门弄斧，据说全国专门研究鲁迅，像“红学”一样，吃鲁迅饭的专家即“鲁学”者有两万来人。我不是“鲁学”者，没资格谈论。只是在近半年，才匆匆把《鲁迅全集》一目十行的大致浏览了一遍。只是通过我的博客，抒发一下一介草民的随想。 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1919年鲁迅到北京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一职后，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所大宅，回绍兴把母亲及原配夫人朱安、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两家接来同住。八道湾11号院旧时曾是大宅门格局，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鲁迅与母亲、朱夫人住前院，周作人及其“苦雨斋”在后院。目前，该四合院中共居住着36户人家。 1923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1924年鲁迅搬出八道湾在现在位置又买了个四合院，母亲和朱安住西面两间，鲁迅卧室和工作室是堂屋的后面接出的一间小房子，鲁迅和朱安并没有同居。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上等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符合传统要求的典型淑女：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1898年，在双方长辈的做主下，已经21岁的朱安许配给18岁已经在南京新派学堂念书的鲁迅。鲁迅十分不满意，尽力逃避，后留学日本，1906年被母亲急电招回，不得已与朱安完成婚礼仪式，三天后新郎就跑回了日本。朱安离开了家境康裕的娘家，从此以贤媳的姿态侍奉鲁母一直到鲁母过世。 1909年鲁迅留学回乡，担起长子养家的责任，但他对待朱安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朱安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因为鲁迅的母亲鲁瑞喜欢她也离不开她。 1925年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鲁迅任教授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朱安无力阻止许广平与鲁迅的接近。1928年已经47岁的鲁迅和小他17岁的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1930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 朱安名义是鲁迅的老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守活寡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1943年鲁迅的母亲鲁瑞逝世，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临经济困境，许广平对朱安时有寄钱接济，1947年朱安在北京病逝，去世前的几个月她签署文件，把鲁迅遗产及著作权权益全部转移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葬在鲁迅墓旁的遗嘱也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葬在北京婆婆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解放后，许广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周海婴1948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习。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专家，是第四届到连续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4月7日逝世。 周海婴夫妇共育有四个子女： 长子周令飞，从事大众传播工作。上世纪80年代时与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相恋并移居台湾。他的女儿周璟馨（即鲁迅的曾孙女）曾参加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搜索》并成为热点人物。 次子周亦斐，在私营公司工作； 三子周令一，在日本广播学会北京办事机构担任摄像； 女儿周宁，远嫁日本。女婿田中正道，双胞胎外孙女田中华莲和田中悠树。 嘻！看来鲁迅的第三代人和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这也是鲁迅当年打下的基础吧。 在鲁迅故居右边是二层楼的陈列厅，是近几年国家新修的，陈列着鲁迅生平及成就的图片和实物。一进门，就有一个大学生摸样的姑娘迎了上来， “先生，需不需要讲解？”北京很多博物馆有免费志愿者讲解员。我说： “行，谢谢！” 讲解员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照本宣科，像背书一样结结巴巴。在讲到鲁迅的爷爷时，还有点发挥，也许是过去我不了解，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鲁迅家世显赫，祖父周福清是清同治十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讲解员：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三年散馆后，其中优秀者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之职，次者则改任各部主事或各地知县。）1893年，因为科举舞弊案（讲解员：周福清为儿子考举人，在乡试中试图贿赂主考官，还未实施即败露）而被革职下狱。（讲解员：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来上下打点，使周福清得以活命。）父亲因科场失意，英年早逝，家道开始衰落。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奠基者之一的鲁迅在上海逝世，年55岁，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鲁迅葬礼上，抬棺者有12人，分别是巴金、鹿地亘，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葬于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民国重量级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胡适。从1950年开始，大陆就开始批判胡适，1954年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胡适基本被批倒批臭。 鲁迅主要找人性的毛病，制度的毛病涉及甚少。胡适主要找制度的毛病，中国人性的毛病涉及不多。胡适和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两个不同侧面。 解放前夕，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夺胡适，根据中共高层指令，几个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通过各种方法作胡的思想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走出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得意弟子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胡斩钉截铁地告诉吴晗三句话： “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胡适后被蒋介石专机接走。由于匆忙使他在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数十年来与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等珍贵资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为他早年提携栽培的学生吴晗“投靠帝国主义洋奴、买办、走狗”的一大罪证。二儿子胡思杜，坚决不肯随行，执意留在大陆，1950年，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领导的表扬。1957年胡思杜被打为极右派，遭受残酷批斗，同年自缢身亡。 胡适是被鲁迅骂的最凶、最狠的一个人，什么“高等华人”、“伪学者”、“王权拥护者”、“民族利益出卖者”、“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相反，胡适不仅丝毫没有回敬鲁迅，反而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做得太过分了。 请看下面一例： 武汉大学有一个女教授，名叫苏雪林，民国文坛三大才女之一，用了半生的时间反鲁迅。他在给蔡元培（同时也寄给了胡适）的心中写道： “鲁迅固以反帝战士自命者也，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其赠日友携兰归国诗云‘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反帝之人乃与我国大仇如斯亲昵，此虽鲁党亦百喙不能为之解者也。或曰鲁迅所反对者日本帝国主义耳，与私人友谊何与？然林闻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 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苏雪林走完了她103岁的人生旅程。她一生著述65部，创作2000余万字。不过，这个用半生攻击鲁迅的才女，在抗战中的表现却可圈可点。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 而胡适给苏雪林的回信中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确实可见胡适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较之苏雪林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尤其“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一语，更让人慨然系之，直可触摸到胡适那颗宽容、豁达而又善良的心。 想当年，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7年，胡适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传奇般的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他早年得志，一生显赫，人生相当的顺达；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倡导独立的精神，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想家。 胡适和鲁迅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父亲早逝，由母亲拉扯大。都是由长辈做主的婚姻，媳妇都是乡下大户人家、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可两人在对待媳妇的态度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而后，冬去春来14载，两人未曾见过面。1917年12月，胡适回故里完婚，“无情人”终成眷属。慈母的影响在胡适一生中都不绝如缕，使他受益，更使他想冲破而无法冲破。所以，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这份“苦涩的礼物”。 在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喜新厌旧，家庭革命，抛弃了糟糠之妻的新潮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这些有成就的作家)，胡适能忍他人所不能忍，和江冬秀“恩爱”相处，在朋友中受到特别的敬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爱面子好名的胡适也为此而自豪。傅斯年就曾对胡适说，我们这些新派表面上西化，生活上却还是很传统的。胡适深有同感，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娶乡下小脚女子江冬秀，朋友们非但不鄙薄他，反而对他深表敬意，为他的自我牺牲而感动。 婚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其得意门生唐德刚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江冬秀则夸奖“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此乃趣话，但属真实。不仅如此，胡适在朋友圈子里还有一个“怕老婆”的“雅号”。 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流过，以后胡适已经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了。他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 胡适和小脚女人江东秀从一而终。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中写道：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殊不知，鲁迅也是“吃”人者。 “文委”是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你死我活、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遭受了政治迫害，被野蛮的批斗，并长期关押，国歌的创作者田汉被迫害致死。凡在鲁迅文章中被骂过的“论敌”，一个也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从此，鲁迅宛如“神”一样屹立在中华大地上，他的文章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分水岭。鲁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被鲁迅骂过的人，都被“吃”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段“罗毛对话”，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黄文摘录如下： “……，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依我说，鲁迅等不到1957年，或许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就要被逮扑归案。原因有三：第一：鲁迅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第二：和胡风一直是“铁哥们”。第三：有文字依据，在有关“四条汉子”一段文字中，不相信胡风是“内奸”。 胡风，中共党员，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交往密切，与鲁迅共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40年代，在重庆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联系了众多作家、诗人。 1954年，上书中央，提出30万言“对文艺问题的意见”。1955年，毛泽东发动反胡风集团斗争，审查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把胡风和他的朋友78人（其中党员32人）定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判刑。其后，迅速扩大，把全国几万人套进去。80年代初，胡风事件获得平反。 听我父亲说：他有个大学同学想在胡风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曾给胡风去信探讨文章的写法，胡风给了回信。他把这封信在同事中炫耀。在反胡风运动中被告发，搜出了这封信，该同学被打成胡风分子，遭残酷批斗，最后以“胡风分子”判刑逮扑。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过去，我的心目中，杨荫榆的形象一直还定格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之中。 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大陆建国后，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物,被称之为“反动文人”“走狗”,如果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他们观点的反动,就称他们为“帮闲文人”。但是,拂去历史的尘埃,被他骂的人并不都是坏人。遭到鲁迅多次咒骂的杨荫榆女士就是一例，因她在历史上反对过鲁迅并且被鲁迅定义为“恶人”。所以，她的被杀长期没有得到披露，直到90年代才开始有所松弛。 杨荫榆(1884～1938) 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北门外长安桥。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924年春就已开始担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后，一连又发表数篇包括著名的《寡妇主义》《忽然想到》《绝非闲话》《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一系列文章，对杨荫榆进行咒骂，痛打“落水狗”。杨荫榆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由此下台。 且看《寡妇主义》对杨荫榆描写：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真的是字字锋利如刀刃，足以将独身的杨戳出淋淋血洞。 鲁迅的笔的确会杀人，凡是被鲁迅如同投枪匕首般的铁笔击中的人，无一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拼将一生向强权抗争的鲁迅可曾想过，在他死后，他居然成为世界上又一个强权。历史就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 女师大风潮之后，杨荫榆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只得回到了家乡苏州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 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 次日，身着黑色大氅，披着满头银丝的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要求见日本领事，被拒之门外。杨荫榆用流利的日语说明来由，把门的日本兵终于被她的身份和气势所慑服，把她领了进去。杨荫榆一见到领事，便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寇的胡作非为，指责他们强盗行径，并要日方严惩杀人凶手。在她义正词严的抗议下，日本领事答应严惩凶犯。这一事例，表现了她作为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 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二个鬼子骗至盘门外吴门桥，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朝杨荫榆扳动了罪恶的枪机，一个把中弹的杨荫榆抛入河中。见杨荫榆在水中晃动手臂挣扎，两个鬼子又连开数枪，将杨荫榆射杀。河水霎时泛起一片殷红。老百姓闻声纷纷赶来，然而，河面上漂浮的，只有杨荫榆常用的一条鹅黄色围巾，以及她常用的一个陈旧竹篮……捞出的尸体无法入敛，杨荫榆家又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邻里凑钱操办的，时年54岁。次年，杨荫榆被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杨荫榆女士，终以她的正义和无畏的精神，给自己一生画上了一个绚丽壮美的句号！鲁迅不朽，杨荫榆亦不朽！ 有人说： “旗手鲁迅胸前覆盖旗帜。旗曰：民族魂。 杨荫榆胸前却是日本鬼子的弹洞。” 其实，抗日战争是整整打了14年，早在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已展开，鲁迅于1936年逝世，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正式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鲁迅在《三闲集》（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中写道：“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1）”。下面还有对这一段话的注释：“（１） 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也就是第一次凇沪抗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英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躲避战火一个半月。中国军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而鲁迅在此期间狎妓作乐，《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 前面提到的苏雪林写到：“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确实有点冤枉鲁迅，但鲁迅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也确实很少，只有一、两篇，且不是重笔。 鲁迅在国难当头，不是用手中的笔，去团结国民、唤醒国民，抨击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而热衷于揭露国民的“疮疤”。由此，在鲁迅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国民性最丑陋的一面——“窝里斗”。 近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日前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到，从国际媒体上不断看到对中国人在非洲所作所为的批评，大家都在抱怨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海关搜查、警察的骚扰问题。吕友清回答说：“在坦桑尼亚，大概有70位外国大使。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使，像我们这样，成天愁中国人在这边的领事保护问题，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像我们的公民一样，不断抱怨在这里受到不公待遇，比如在机场过海关查行李，在路上被警察拦……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之后吕开始说出惊人言论：“我们的人恶习缠身！到了非洲，第一，肯定是习惯性地窝里斗，不团结，相当多的人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一家公司没问题，如果是几个人，几家公司，就相互抢。承包商往往也是自己的人先互相竞争，做买卖的，更是彼此之间挖墙脚，相互诋毁。甚至有些企业还在当地政府内部去寻找代理人，各自收买一批为自己说话的当地官员，2012年，两家公司把坦桑尼亚的交通部长、副部长同时搞垮了，他们为了争项目挑起正副部长的内斗，结果总统把两个人都撤了。” 他接着说：“第二个，就是缺乏法律意识。明知不可为偏要为，当然这是少数人。比如走私象牙、犀牛角、矿石等等当地法律命令禁止带出国的违禁品。每次坦桑尼亚说要抓走私象牙了，我们就紧张，但总发生这样的事情。达累斯萨拉姆省的省长对我说，有一天他看到警察当街拦住中国人的车，省长说你这样对待中国人太不友好了，就上去训斥警察。警察说，报告长官，有人举报他们的车里有象牙。开车的中国人还坚持说没有。就彻底查，结果把车头的顶盖打开，发动机上绑的都是象牙，搞得这个省长都不好再为中国人说话。” 改革开放后，大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国外媒体对留学生的评价是：中国留学生最爱“窝里斗”，日本留学生最“抱团”。 前些年，我还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日本为了保护本国林木，全部从中国进口筷子。国内几十家厂家为了各自利益竞相压价，甚至报价低于国内，日商偷着乐。 另一则是，前几年各钢厂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为了多存铁矿石，大家又争着提价，特别是私营钢厂，造成铁矿石价格翻番大涨。 从历史上看，远的不说，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日本人为了占领中国，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大量分析。据《快乐老人报》“侵华日军当年怎样分析中国人”一文写到： “作为日军师团作战指挥依据的《作战要务令》中‘谋报’一章，第一条即是侦知‘敌国的国民性，作战区域居民的性情，及其对战争的适应性’。可见日军对敌国国民性调查的重视。那么，侵华日军是怎样分析中国人国民性的呢？ 较有代表的是日军1937年编印的《长江下游地方兵要地志拔萃》，对江南中国汉民族所谓‘民族性’有17条总结： 1.爱钱财和储蓄观念强，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2.同业者合作，同乡人团结紧密，商业道德观念强。3.爱面子。4.极富附和与雷同性。5.保守而尊大。6.实用主义强，恩义感薄弱。7.天命观念强。8.形式主义重，巧于词令。9.富于妥协性。10.上层阶级人士极尽怠惰享乐之能事，而一般百姓极勤勉。11.易被宣传所鼓动。12.猜疑心重。13.情况恶化时极脆弱。14.守成观念重。15.尊重祖先坟墓。16.对强者屈服顺从，对弱者虚张声势。17.回避责任。 多省居民特性也有评述……” 我在苦苦思索，鲁迅为什么对中国国民性那么深恶痛绝，一定要揭露出来。可能是他的日本朋友多，他们在一起经常交谈的就是中国人的丑陋的国民性问题吧。而造成中国人丑陋的国民性，还是胡适说的对，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权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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