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当年“语录热”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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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当年“语录热”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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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当年“语录热”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亲历者记忆中，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并由“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大立毛泽东思想”以后，除了加快印刷和发行毛选四卷和毛著选读甲乙种本及各种单行本以外，最难以磨灭的记忆就是1966-12由“副统帅”署名“再版前言”的《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大规模发行。作为毛著最高象征的“雄文四卷”和被称为“小红书”的《语录》是如何成为与《圣经》媲美的“畅销书”的，现在已有不少专文介绍，例如—— 社会科学论坛（由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2004年01期，散木，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见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XingJiuLunWenKu/14238.htm，全文约1万3千字。 中华读书报（由新闻出版署、光明日报社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2004年7月12日，方厚枢，《毛主席语录》出版史话。见http://www.gmw.cn/03pindao/wenhua/2004-07/12/content_55785.htm，全文约6千字。 上述文章都是掌握了不少数据资料以后写成的，我只是感而发，说说个人经历和所见所闻。 文革初期由官方的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编毛著，也只是“旧作新编”，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升级为“老五篇”（增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两文）。在我的记忆中，在文革初期还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种毛著选编本，是有关“文化革命”的几篇文章。近日，查访网络，在文物收藏网站上看到确有一种没有专门名称的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第一版，http://www.997788.com/a6_3510286/，由四篇文章组成，具体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颇为面熟的封面照片，不禁使我回想起当年似乎有过“新四篇”的称谓，以区别于在文革之前就逐渐升温的“老三篇”。 不过，“新四篇”这个称谓于今很少有人提起，而现在收藏网站上可以见到很多七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五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在内容上有部分相同之处，但不可与“新四篇”混为一谈。 收藏网站上还有一种“新五篇”的说法——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50_7059243.html，“老三篇”“新五篇”及辅导材料[有林彪题词]，简介：304页，64开。沁阳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政治工作办公室翻印，有一张毛主席像，一张林彪题词。1967-05。——究竟何谓“新五篇”，不得而知。而那份“辅导材料”也不是官方正规出版物。 文革期间更为火热、吸引眼球的还是“语录热”。一方面，不时有语录式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全国人民彻夜欢呼，那些几十个数百字的语录词句旋即风靡大地，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另一方面，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出版的报刊，尤其是在它们最“兴旺”的一两年里，会不时发表各种专题语录，除了显示自己对“红司令”的忠诚和对伟人思想的活学活用，就是用于“派性斗争”打口水战。这一大热门也影响到各地“革委会”的机关报，不时也发表一些专题语录，目的是紧跟形势和“伟大战略部署”。例如，1967年年初开始了“夺权”（号称“一月革命”）和“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就有“论夺权斗争”“论反对经济主义”；要求“大联合”了，就有“论反对错误思想”“论团结”“论反对无政府主义”“论反对山头主义”……；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了，会有相应的“论对敌斗争”等等出现。我在七十年代初期曾经收集、整理过那些专题语录，不下数十种，当然其中有不少是大同小异的。 不知道此等专题语录的始作俑者是谁，记得五十年代末期我就看到过马恩列斯“论学习”“论家庭”“论恋爱婚姻家庭”“论共产主义社会”之类的书籍。如今在收藏网站上可以看到1958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这又使我想起，在1968年11月“自愿”下乡插队以后，我曾经在一位插友那里看到过这本专题语录，还借来浏览过一次。 近日在网上看到，《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07出版）中有专文介绍《论共产主义社会》的来龙去脉（见本文附录）。看了该文介绍，颇受启发。或许，对后来的“语录热”来说，那本马恩列斯专题语录是“热源”之一，但也是走向极端的开始。虽然大跃进的失败打击了空想主义乌托邦，但是大跃进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清算和纠正，反而凭借个人崇拜的兴起，走上了极左的不归路。六十年代初期由“政治思想工作的榜样、群众性学习高潮”刮起的“语录热”就大大冷淡了“老祖宗”们，以现代的“独尊”取代了“经典作家”。到了文革的“造神”高潮时期，就演变为几乎清一色的“毛主席论××××”。在专题语录“逐浪高”之时，由中央有关部门主编的专题语录，犹如凤毛麟角，是不是只有1967年12月“内部发行”的《论教育革命》这么一种，有待考证。（参见《说说“论教育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一种没有正式公开发行的“专题语录”《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是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出自陈伯达之手的“急就章”，在当年最高层里也使用“语录战”这一招，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份专题语录成了压垮“最重要理论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革期间“语录热”最后的“重头戏”大概要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中共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中说，1975-2-22“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104.html） 拨乱反正以后，“语录热”趋于沉寂。据《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介绍，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通知说：“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断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同年12月，国家出版局向中宣部上报《关于解决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积压问题的请示报告》，内称全国积压此类书籍多达4.5亿册(占全部存书量的27%)，合码价1亿余元，且因长期积压要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从1979年起，每年要付银行贷款利息400余万元，以及长期占用书店库房等，许多书籍已出现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钉锈而成为废品，因此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中宣部对此要求予以妥善处理，尽可能使存书发挥作用。此后外文局也批准了中国国际书店分别情况处理库存过多的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这些过量的书籍主要是指一些单篇本和小册子，当时已超量积压33种总计3600万册，后销毁处理了2661万册。至此，作为“精神原子弹”和“个人崇拜”运动产物的过量的毛泽东著作的出版，逐渐停息了下来。一个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时过境迁，“语录热”又有回潮的迹象，网上更有藉“120周年”之机新版《语录》的说法。我相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
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http://www.xiexingcun.com/maozedong/dsbj099.htm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给大家学习和参考。——摘自《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编者的话”《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全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中央宣传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由该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 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1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我们前面引的他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便是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的，他希望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对这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大概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从中可知，编印《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时候议定的。同时提到还要编印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书，这本书后来也是由有关部门编好了的，毛泽东也读到了。但是没见正式出版。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和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赵云山等《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 8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的学习参考材料。还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中，马克思说有许多东西是从军队中开始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 同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陈伯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儿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他希望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精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201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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