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经历和一代人的价值取向

作者：丁东

来源：爱思想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人在大陆政坛上位。主要领导人的知青经历，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大陆迅即出现了各种评论，如秦晓鹰认为：“在新当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有多人曾经置身过上世纪60年代末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在七位‘入常’人士里，就有四人曾经是‘知识青年’，他们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社会管理者的意识形态。依照此理推论，可以设想，如果在中国执政党的最高决策层存在这样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领导人，就不难想见，无论岁月如何变幻，在人的世界观形成阶段中留下的‘底层’情结，必然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就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一系列的政策走向，甚至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生活造成的这种精神烙印，会在这些社会管理者做决策时产生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在那个动荡的‘文革’年代，年轻的他们曾在中国的底层看到过一个最真实的中国：严重的贫困、极度的落后，以及生活在这种低劣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中的亿万父老乡亲。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上存在的一切悲情与悲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锥刺般的、终生难忘的震撼。这种震撼经过思考和沉淀，形成了他们承认现实、尊重实践的素养；形成了他们不受种种虚幻、空洞、华丽词藻和假革命的诓骗，能独立地思考问题，寻找矛盾的真实症结的思维特点。当然也形成了他们讲话中较少官腔、较少学生腔、较少八股腔的特色。”（秦晓鹰：《中共新领导的底层情结》海外也有人说：“以习近平接班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知青时代。在已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里，有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在常委里，一二号人物都是知青。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习近平和李克强，非常了解下情，这种了解不是有意而为，而是命运使然，比如，习近平去延安插队，与农民打成一片，后来上学回京，是原先始料不及的，他父亲习仲勋的文字狱，他自己的两次被监禁，他在乡下与穷人同甘共苦，都刻骨铭心，这些都给他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也促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新的中共高层领导将来会如何动作，取决于形势，而非文件，他们必将借机而变，因为谁也不会预见明天会发生什么状况，一旦突发事件出现，在危机时刻，就会看出历史人物的作用，而习李如何应对，不会求助于僵化的文字，而会来自于知青情结。首先，他们与穷人有过血脉联系，与阶级斗争的社会有过冲突，因此，相信其所思所想会站在人民的一边，并有意民主与法制建设。其次，这一代知青的精英又大都从乡下进入校园，不仅体察民情，而且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因此，如遇社会危机，会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灵活应对；第三，知青吃苦耐劳，作风扎实。（姜维平：《从习开始，中国进入知青时代》还有人说：“这一代中共的政治精英，与其前一代，有明显‘代沟’。具体而言，他们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同时绝大多数曾是‘知青’，曾坠入社会底层，对底层冷暖，有亲身体验，不会麻木不仁。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戏剧性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驱使，由于对文革前十七年来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准确直觉，在实际的各组织和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角逐中，在极其险恶的情势下，人们对政治领悟极快，进展神速。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了中国的一代政客。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精神与行动都束缚较少，敢于行动，敢于出手。其基本问题在于忽视基本政治伦理，蔑视传统道德底线，基本不问原则，不择手段，不受约束，信奉‘丛林法则’，信奉唯权力主义。文革之后，他们进入中共官场历练。中国极其险恶的官场生态，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大起大落，惊涛骇浪，与经济领域的超强互动关系，同时又有与毛时代不同的大量国际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对现代政治的感悟。于是，文革经验与改革时代经验的交互作用，使这一代中国政客在其政治行为方式和理念上，与其前辈很不相同。无论如何，与前代政客比较，他们显然不那么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这些政客，倘若继续实施暴政，势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彻；倘若真正确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阔斧，拼命向前。中国经济形势较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虽两极分化严重，但大多数人希望社会稳定，既求变革，又望平安，故心情矛盾，瞻前顾后，人们大都希望改良，而摒弃革命，所以，他们可能守成为要，变革为次；就他们自身来说，由乡下回城读书而进入体制，丰衣足食，地位显赫，也担心一切得而复失，因此，也有保守和安于现状的一面。”（陈奎德：《何处是“岸”？》总而言之，海内海外，议论纷纷，赞扬有之，期待有之，担心有之，质疑有之，限于篇幅，我只能列举有限的几种。笔者认为，中国领导人的知青经历与未来中国政坛的走向存在内在关联，是一个无须怀疑的事实。研究知青底层体验对一代人价值观的影响，既是一个历史学课题，也是一个政治学课题。

二、关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识青年的概念在现代汉语中出现得比较早，而知青这一简称定型于文革期间，特指上山下乡的城镇中学毕业生。知青上山下乡又分为兵团、农场知青和插队知青。兵团或农场为国营企业，知青是挣工资的职工。插队知青是到农村生产队落户，和农民一样挣工分。我想从插队知青入手，讨论知青和当代中国社会体制的关系。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主政。因为华国锋主政时间较短，人们习惯于把毛、邓、江、胡、习称为五代领导人。这五代领导人中，本人有过农民生活体验的，只有第一代和第五代。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夺取政权。但他实行的政策却给农民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农村原比城市贫困，但农民有向城市迁徒的自由，农民和市民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毛泽东效法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对农村先后实行农业产品的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和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用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取得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使农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养老诸方面的实际待遇，都大大都低于市民。特别是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食品供应极度匮乏，1959年到1962年以牺牲农民的方式保证城市的基本食品供应，使中国农民非正常死亡多达三千多万。毛泽东的政策对农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却极不情愿受到批评。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转引自《梁漱溟直言“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惹怒毛泽东》当即触怒了毛泽东，遭到了毛泽东最严厉的反击。从此不论党内党外，为农民鸣不平成为政治禁忌。

毛泽东也想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他社会理想的题中之义。但他选择的路径，不是让农村城市化，农民变成市民，把低的提上去，而是把高处的拉下来，让一部分市民变成农民。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这条路径的体现。早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就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当时他身体力行，送儿子毛岸英拜吴满有为师学农。安排城市中毕业学生上山下乡务农，从1962年起列入了国家计划，万里、陈伯达等高级干部，曾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主动送中学毕业的儿子下乡。当然，文革前下乡的近130万城市青年，绝大多数不是这类情况，而是由于家庭出身等政治歧视，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不得已到农村插队。到了1968年，政府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消弥经历文革造反的中学生对城市秩序的干扰，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舆论动员的主旋律是靠理想主义感召。毛泽东50年代说过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最流行的口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描绘成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佳途径。其实，当时人们也很清楚，大学停止招生，中学毕业生最好的出路是参军。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兵经济收入有保证，有提干机会，复员可以回城分配工作。军队干部掌握征兵的权力，照顾适龄子女亲朋参军，在当时就是一种特权。一般青年想当兵而不得。

为了突显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在文革期间，官方提拔了一部分知青进入领导岗位，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的有老知青邢燕子，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的有上海知青朱克家，当选四届人大常委的有辽宁知青张铁生，陕西知青孙立哲成为卫生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担任其他各级领导干部的知青典型，以此来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途径。对于有政治抱负的青年来说，这具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少数知青身上的光环，不能掩盖多数知青的生活窘境。1973年，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泽东的回复。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知青运动的真实处境展露无遗，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又必须坚持，于是官方出台规定，每个城市家庭可以有一个子女留城，其余一律下乡。锻炼两年以上才可参军、招工、升学。这虽然是一种强制性安排，但大体平等，就是华国锋的女儿也要下乡插队。这种与其他国家强制服兵役相似的制度，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到华国锋主政的时代。

邓小平在与华国锋博弈的过程中，一度支持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敢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家，他们先后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结束了知青上山下乡，取消了人民公社，停止了统购统销，重新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毛泽东给农民留下的沉重遗产，大部分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只剩下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迟迟不能废除，延续至今。在江泽民、胡锦涛主政的二十多年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增长到两亿多人。农民工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3％，但非农业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仅为34.7％。（蔡昉：《真正的城市化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户口留在农村，到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在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社会救助项目、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不能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他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GDP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和社会强势阶层获益极大，但农民工得不到起码的平等和尊严。如果说，江、胡两代领导人，因为自身没有农民经历，不能切身体察农民的疾苦，缺乏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的紧迫感，那么当过知青的新一届领导人，就没有推脱的理由了。他们曾经和农民一样土里刨食，对农民的处境感同身受。当时和下放干部、和“老五届”大学毕业生是不同的。“老五届”也参加了文革，毕业后到工厂农场部队锻炼，后来落实政策，回到专业技术岗位。但他们一直挣工资，是体制内的干部身份。而知青是农民身份，不是国家体制内的人。知青与农民的同感，是前几代知识人所不具备的。习近平在当选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这些期盼最迫切的就是包括两亿农民工在内的数亿中国农民。已经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知青一代领导人主政期间废除，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他们争取民心的政治机遇。

三、知青的语言

新一届领导人上位以后，想从改变作风、文风和会风入手，打造新的形象，提升人气，挽回执政的合法性。从数月以来的言论看，他们对语言的选择，与知青经历也存在关联。

有人注意到，在习近平的言论中，毛泽东的话语往往脱口而出，担心这意味着毛泽东时代价值的回归。我认为，习惯于使用毛泽东的语言，是知青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所决定的。毛泽东不但是魅力型政治家，也是一位语言强人和气质诗人。知青一代在文革前读小学、中学，正是国门封闭，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的时代。当时人们读的是毛主席著作，引的是毛主席语录，吟的是毛主席诗词，唱的是毛主席颂歌。就是吵架辩论，也以毛泽东的言论为战胜对方的根据。中国进入60年代以后，古代和近代的文化传统基本断裂，外国的当代文化进不来，一切非毛泽东的思想文化，几乎都被打入封资修之列。知青一代，在自然科学方面营养不良，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都低于海峡对岸的同龄人。语言习惯一经在青少年时代养成，很难改变。少数知青坚持寻找毛泽东以外的思想文化资源，不但风险巨大，而且难成体系。到了八十年代，国门开启，这一代人已经人到中年，除了少数人以吸收和消化新知为业，有可能摆脱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烙印，对于多数人来说，很难与毛泽东的影响切割。

对于政治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关键不是用不用毛泽东的语言，而是用毛泽东语言表达了什么样的政治意图。到目前为止，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当政者还是把邓的政治遗产作为继承的首选。

与知青经历密切相关的还有农民语言。比如习近平引用的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农民俗语。知青到农村后，发现操学生腔面对农村社会显得很幼稚，有意学习农民语言，也是当时知青的风气。与上一届工程师相比，特别是与政治辅导员出身的领导人相比，在和基层百姓的语言沟通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知青在文革中不能依次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在中学毕业后就进入了“社会大学”。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社会大学”属于江湖。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有。英雄豪杰，哥儿们义气，随机应变，蔑视成文规则，都属于江湖的风气。进入官场苦熬几十年才登上高位的知青，江湖因素不会轻易流露，但偶然会有表现。

知青一代成年以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经历了对文革的反思，目睹了苏联模式的破产和冷战的终结，参与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和世界接轨的过程，感受了民主宪政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潮流。时代要求他们必须与时俱进，吸收新的政治理念。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落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些语言具有普世性，与人类的政治文明是相容的，所以一经提出，便引起了舆论的善意期待。

到目前为止，当政者的语言属于新旧交错的混搭型格局，即在沿袭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适应内外不同场合，吸收毛泽东语言、基层群众语言、普世语言乃至江湖语言。就眼前来说，是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是面向多元价值的格局的应对，今后向何方定型和发展，尚待继续观察。

四、关于知青的初始从政经验

文革期间下乡的上千万知青中，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者虽然人数不多，却值得单独讨论。

知青下乡以后，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是受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和管理。当时中国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共产党的支部一般建立在生产大队一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都一定范围的当家人，掌握社员的命运。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和知青之间有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伤害知青的现象多有发生。

知青通过奋斗，脱颖而出，成为基层干部，在当时并非易事。因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配置权力，掌握在上级党委手中，虽然支部书记要履行党员选举的程序，生产队长要履行社员选举的程序，往往流于形式，不能违背上级的意图。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角色犹为特殊，既是在生产队挣工分的人民公社社员，又是县、社两级党委选拔和依赖的基层干部，处在国家和农民二元结构的接口处。他们是国家统治农民的权力末梢，又是农民应对政府的利益代表，既要贯彻上级党委的意图，又要对治下农民的生计负责。上级要求多征购粮食，农民希望多分配口粮，填饱肚子；上级要求农民全力投入农业生产，农民希望争取一点小自由，搞一些副业，获得现金收入。大队党支部书记往往要为平衡双方去周旋。

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榜样是陈永贵。舆论极力赞扬大寨以国家利益为重，让农民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其实大寨成为先进典型以后，得到的国家无偿支援，远非其他农村可比。知青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往往都会调动人脉关系，向上级或外界争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不会满足于简单的上传下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权力体验，不是让人更加信任规则，尊重秩序，而是让人偏好谋略，注重权变。

陈永贵作为毛泽东树立的农村干部典型，还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色。陈永贵主张大批促大干，反对“老好人”，影响了当时农村干部的从政风格。自从农村纳入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农民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都被收走了。干部和农民的关系，本来就是前者支配后者，不受后者制约，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又给了干部整治群众的机会和口实。朴实忠厚的农民，往往有如驯服的牛羊。而一些强势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成了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农村干部和社员之间，通常并非诗意的“鱼水”关系。知青在这种时代氛围里获得的初始从政经验，往往不是导向敬畏民权，而是趋向保持威权。人们在称赞知青底层体验的时候，这些负面的影响往往被忽略。

当然，这一代知青出身的领导人，更多的经验积累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从政经历。知青生涯不过是他们从政的前史或初步尝试。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但它的遗产，还会若隐若显地通过具体的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现实和未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但它没有否定过去时代的价值观。知青时代的遗产，包含某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因素，认真地加以清理，而不是盲目地赞美，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原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