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作者：许纪霖

来源：爱思想网 2014-08-06

核心提示：

◆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

◆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

◆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前者涉及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支撑，没有规范伦理，“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们若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与社会性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丧失道德感，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家长们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体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会的重建，下面我着重从制度和德性这两个层面来谈。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那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活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更可爱。

“有所不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善的力量。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

离我们的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的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关键是你的态度。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他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戒荤，只能尽量吃素，能够不吃荤就不吃荤，能够做多少算多少。同样，重建中国的伦理和信仰不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从这点来说，点亮蜡烛不是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一定要捐钱、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当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周边似乎有了一些温暖，这个世界也许还有黑暗，但我们的小环境是光明的，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大家。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