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4（二）】：

写作像一个黑洞

他们在春天想起海子，那位孤独的诗人。

他们没有孤独，三五成群到郊外踏青，站在解冻的水边，和暖的风吹过脸庞。这时候，心情很好的他们，禁不住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是海子流传最广的诗句，谁都能记住，谁都会理解。当然，真正理解海子诗歌的人，会在每年的3月26日，举起各自的酒杯，略带忧伤，谈论他在那一天卧轨自杀的事情。

我在春天想起海子，纯粹是一个私人原因。我出生的那一天大概是3月13日，海子出生的那一天，大概也是3月13日。关于海子的生日，有五种不同的说法，各有各的根据。按照那些说法，海子在1964年出生了五次。我现在的说法是第六种，来源于海子自己的《河流》后记，结尾标注的时间，是“1983.3.13生辰”。这样算来，他的第六次出生，与我同月同日。

他出生于1964年，是比我年幼九岁的小弟弟。

这样就好了。在每年纪念我的生日那天，我替自己喝一杯酒，再替弟弟喝一杯酒。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喜欢祝贺生日，希望这个日子带来的能量，发出光来，照亮平日暗淡的生活。他们还像海子那样，希望这个日子，给平日一切痛苦以最好的补偿。

我知道，纪念海子更好的方式，是欣赏他的写作。

前面说的《河流》后记，另有题目叫《源头和鸟》，一篇不分行的散文诗，很容易欣赏：

河流的上游，通往山顶的小径上开满了鲜血一样红灼的花朵。树叶腐烂得像漫上了一层水，渴望着火光与抚爱。树洞和石窟里爬出粗大的人形。湖泊淹去了一半山地和丛林。愿望和祝福来到人间。枣红色马群像流体一样在周围飞逝。一队说不清来向和去处的流浪民族在迁徙。隐约的雪峰和草坡衬托着人群的丑陋。男性用粗硬的睫毛挡住眼睛后面的雨季。他们鼓乐齐天的生活背后透过一种巨大的隐隐作痛的回忆。贫瘠的山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住何处去？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我们是诗人。

虽然我一直不肯放弃诗意的生活，一段时间以来，我用键盘敲击的文字，越来越缺少诗意。于是我和朋友交流时，对他们诗歌的评说也越来越少。他们也许会理解，世界上的艺术品类很多，只有诗歌与音乐，必须指向人类的精神品质，在遥远、辽阔、纯净、崇高的空中神秘飞翔。飞是不可超越的。飞行不是体力和智力所能解决的。它是一次奇迹。这样想来，用自己的文字评说别人的文字，用自己的旋律评说别人的旋律，都是一样，都要振翅飞翔。

我读过真正飞翔起来的诗歌评论，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那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正在编辑中国1980年代最好的校园刊物《新叶》。那篇四万多字的诗论，发表在刘兴雨、林雪和我编辑的诗歌专号上。编辑《崛起的诗群》时，我们的兴奋丝毫不逊于徐敬亚写作时的激动。作者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青年诗人，却能用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同一代人的作品，从足够的宽度和深度开展他的理论建设。他有亲历的感受，有创作的激情，有年轻的勇气，但并不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索。

当时中国的正式报刊和非正式报刊，在传统意识和腐朽形态的惯性里滑行，集体排斥那些青年诗人的作品，用拒绝他们诗歌风格的方式，拒绝他们诗歌思想的敏锐。于是，在我们办的《新叶》诗歌专号，中国著名的年轻诗人几乎全部登场，气势宏大，像一次中型诗展。但是那一期没有海子的诗歌，徐敬亚的诗评也没有提到他，因为当时的海子刚开始写作。

接下来不久，徐敬亚的诗评和我们的刊物受到官方的严厉批判。有一份材料送给北京的最高文化官员，上面写着：“辽宁师范学院学生会刊物《新叶》和甘肃《当代文艺思潮》先后发表了徐敬亚同志系统鼓吹现代主义的长篇文章。”最高文化官员在徐敬亚的名字后面去掉了“同志”二字，又在鼓吹现代主义后面加上了“而背离社会主义”一句。在那个危险的年月，蓝天是一面巨大的罗网，阳光是千万支涂毒的箭矢。你想倡导一种新锐的诗歌观念，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说了以上这些，是想指出海子写诗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里写作，必然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如我们随意翻开比一块砖还要厚重的《海子诗全编》，看见那一页上的诗句：

收藏失败的武器在神的旁边居住倾听你那秘密和无上的诗歌

在我们狂怒的诗行中大地所在安然无恙坚硬的核从内心延伸到我们披挂的外壳在沙漠散布水源和秘密口语的血缘

诗歌王子你陪伴饥饿的老王在重兵把持的深宅掌灯度夜度日如年我们读了，默然无语。诗人的感受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强说新愁。再随意翻开一页，我们又看见下面一段，同样是除了诗人以外，别人不必感受也不能感受到的痛苦：

而我对应于母亲孕于荒野翅膀和腹部 对应于神秘的春天我死去的尸体躺在天堂的黄昏肮脏而平静我的诗歌镌刻在丰收和富裕之中

诗歌语言之马渡过无形而危险的水上语言发自内心的创伤那时候的很多诗人，都有大致相同的感受。诗歌是他们唯一的神，不变的神，最高的神，献身的神。

他们要把粮食和水、大地和爱情，以及青春的孤傲，统统投入太阳和火，让这一切冲突、战斗、燃烧、混沌、盲目以至毁灭。问题可能在于，具有这种神经气质的人更容易选择诗歌，一旦选择诗歌之后又会加重这种神经气质。在我看来，诗歌是一面魔镜，人性的优点和人性的弱点，都会在诗歌写作的经历中，不间断地放大、放大、再放大。于是，每位诗人写作诗歌之前比较细小、比较模糊的人性上的差别，后来变得十分庞大、十分清晰。

这不仅影响到他们诗歌的进步，更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命运。

比如海子。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感觉敏锐、内向封闭、不耐孤独、不计后果，让他的诗歌写作获得强大的发展，以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宏大诗篇，为1980年代中国的诗歌运动，奉献了完美的收官之作。另一方面，又造成他的生命力量、生存能量、生活质量不断下降，不可收拾。作为可能与他同月同日出生的兄长，我愿意他的个人命运更好一些，哪怕中国诗歌慢一些发展。慢了也就慢了，还有大家慢慢完成。你走的太快，别人也要慢走。

海子的照片，我见过的很少，他的神态，他的形象，在我的眼前都不很清晰。在一些场合，我见过很多诗人们的合影。如果让别人来看，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表情。好在我写诗之前学过绘画，算是有一些经验的人，能从照片上的表情上，看出他们诗歌写作达到的不同程度。就像对面走来一群学舞蹈的女孩子，她们向你面露微笑，你完全可以从这笑容上，看出她们舞蹈的修养程度。

还记得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到海子和北京的几位诗人，经常在一起聚谈。有一次大家就谈到写作像一个黑洞，他们都赞成这种看法。二十五岁的海子卧轨自杀后，他们还觉得，海子献身于写作，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被这个黑洞吸了进去。

写作像一个黑洞。

那不是一种看法。那是一种事实。

 

存在主义的萨特

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1955年，西方国家无法敲开中国的大门。偶尔被允许进来的人，或者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或者非常靠近。那一年，有位法国的让·保罗·萨特来到中国，还受到热情接待。

一起来的，是萨特的情人西蒙·德·波伏瓦。中国方面也会安排，派出一男一女两位作家接待他们，但那两人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人，年岁比他们大，长相比他们老。

开始谈话时，这些人找不到话题。萨特知道他们在搞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却没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知道萨特是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作家，也没读过他的作品。大家谈些什么呢，只好谈美食，法国的油封鸭、芝士焗明虾、紫菜酱煎法国鹅肝，中国的红烧肉、葱香鲫鱼脯、美味麻辣小龙虾。萨特的感觉是，不知道中国这一男一女写作水平高低，但谈起美食很有水平，好像不是访问中国著名作家，而是访问著名厨师。

如果萨特了解那两位中国同行，又能谈些什么？男作家在1940年代以前写过大量小说，以后失去了方向、灵感和源泉，几乎停止写作；女作家的小说很有锋芒，但经过多次政治打击，已经不能再写下去。反过来，如果他们了解法国同行，又能谈些什么呢？1952年以后的几年里，萨特的政治思想接近斯大林主义，认识世界的立场和角度变得偏狭，1955年完成的剧本《涅克拉索夫》几乎是一部讨好苏联和其他极权集团的政治剧目，失去了往日他在哲学与文学上的光芒。但是，如果抛开那几年，萨特的作品影响很大，也很好。

萨特的作品第一次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应该是那次畅谈美食十年以后的1965年，那也是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中国大陆出版了小说合集《厌恶与其他》，收了萨特写于1930年代的一部长篇《厌恶》、两部短篇《墙》和《艾罗斯特拉特》，表现了存在主义者看到的虚无与荒谬的世界。《墙》是存在主义的著名小说，写洛根丁在撰写一位伯爵传记的过程中，经常发现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发现自身的存在毫无价值，周围的世界太污秽了，周围的人一片浑噩。《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短篇之一，写三个抵抗者不肯供出另一个同伙被判死刑，其中两人死后，剩下的一个为了多活一点儿时间，编造出一个藏身地点。结果呢，同伙恰好在那里被捕，他成了贪生怕死的叛徒。

这就是存在主义？在我看来，世界上有古至今的作家，观点总是与别人不同。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污浊的，现实就是不合理的，他们与存在主义者的不同在哪里呢？比如，中国两千多年前投水而死的屈原，深刻地感叹过“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吗？不是。因为他看到和提高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而存在主义者并不提高自己存在的意义。拿《厌恶》来说，作品中主人公内心的孤独感，外部的迷惘感，以及现实的厌恶感，生活的陌生感，都写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在我读到的小说里，写到人在现代社会里的诸多感觉，比萨特《厌恶》写得更丰富、更深入、更生动的，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写于1959年的《雨王汉德森》，但那部小说几乎被世界上所有的读者和评论者忽视了，没有看到它对存在主义的超越。我想，其中的原因，仅仅在于索尔·贝娄不表白也不标榜自己是什么什么主义，于是，他对人类的深刻理解、为人类寻求的精神出路，就可以被忽视和忽略。

前面说到《存在及其他》，1965年就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可是并没有大的影响，小的影响也可能没有。那时候，与《存在与其他》先后出版的中译本，还有爱伦堡的《解冻》，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贝克特著的《等待戈多》，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甚至还有奥威尔的《1984》，全都没有多少影响。原因很简单，书出版了，不准公开发行。那种出版方式叫内部出版，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特殊产物，目的是为反帝反修提供一些反面教材，供一定级别的领导和部门批判用的，当然不能公开发行了。它的发行量极小，不讲究包装，书皮分为黄、灰两种，叫做“黄皮书”、“灰皮书”——黄色为文艺著作，灰色为政治理论。那些“黄皮书”、“灰皮书”，有时也摆在北京的新华书店里，有专门的柜台，购买时要掏出省级或军区级的介绍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那些书的作者，比如存在主义的萨特和加缪，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出版时，还有这么一种存在主义的出版方式，比较虚无，也比较荒谬。

虚无和荒谬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描述重心，但不是它的全部意义，更不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全部意义。我知道有些通过文学手段表述哲学思想的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会表述出与哲学思想不那么相同的文学思想。如果笼统地搅和在一起，很容易迷惑。

我读到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的更多作品，已经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1985年以后，他们的中译本开始公开出版、公开发行，在中国大学生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可是，我已经大学毕业，像存在主义作品中的人物那样荒谬生存，喜欢买书却没有读书的环境，有些译得好的抓紧读了，有些译得差的放在一边。好在读大学期间的1982年，我买到一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中有萨特的小说《一个工厂主的早年生活》和剧本《死无葬身之地》。可能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在更有代表性和更有进步意义的作品中，这本书选择了后者，却已经让我十分满意。更早的接触是在1979年我考入大学之前，喜欢读书又读不到书，在官方报刊杂志上阅读批判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的文章时，接触和积累了他们的观念。以后我曾经开玩笑的讲过，我凭着自己朴素的思维方式，从那些批判文章里找到了他们的正确观念，就像1949年以前，关在官方监狱里的一位革命者，依据官方吹嘘自己节节胜利的报纸，看到反官方武装一步步胜利的消息。

存在主义对我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调整了社会观念，知道社会是一张巨大的网，我是其中的一个网结，反抗只能是局部的反抗；二是树立了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存在先于本质，你选择了个人英雄主义，才能成为你个人的英雄。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延续，我现在的写作，仍然是想要成为个人英雄的一种努力。实现与否，与我无关。除了存在的结构和选择的重要性，存在主义者倡导的一些观点，比如个体的自由，比如承担作为真实的人类存在的义务，还比如人类生命除人类所赋予的以外没有其他意义，与我原有的观念基本一致，不能算是存在主义对我的影响。

为了确认存在主义后来在中国的影响，我询问在1980年代后期读大学的一位作家朋友，萨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在大学时代遇到的存在主义，使他纠正了以前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社会教育，成功地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

然后，我又用同样的问题，询问1990年代后期读大学的一位不是作家的朋友。他的回答是，从阅读萨特开始，他怀疑世界上现存的真理，究竟是不是真理。

我没有再询问更晚一些的中国大学生。萨特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再有了。

即使这样，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也是值得的。那一年对萨特的颁奖理由是，“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知道，一位作家，在世界上有几十年的影响，也就够了。

 

我们同样的时间

在网上看一部电影，看了大约一半，就看到墙上的钟表，在两个演员说话时，指示着他们的时间。我漫不经心地看了那钟表一眼，08:25，又下意识地看看我电脑上的时间，也是08:25。

我楞住了。

如果是巧合，已经不止一次了。最近的一次，是坐在电影院里，邻座的女士问我几点钟了，我看了看时间，正要告诉她，忽然银幕上显示一个钟表，与我手表上的时间基本一致。更有趣的，是邻座女士的手指正碰到我的手臂，银幕上的女士正把手臂伸向一个男人。我忽然明白，世界上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甚至是别人的复制品，别人的时间也是我们的时间。如果我是个哲学家，很可能写一部洋洋洒洒的著作，广泛地探讨，详尽地分析，而我建立的理论体系，可能被人们称为复制主义哲学，或时间主义哲学。

现在，我面前电脑上的电影，是《再见巴法纳》。巴法纳不是人名，是一个词语，在非洲土著的一种语言里，表示“最好的男性朋友”，可以用于关系亲密的正常男性，不论儿童和成年人。

我愣了一下，然后想到：通过我们相同的时间，以及我们相同的事情，这世界紧密地、广泛地、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开。你看，我一个亚洲人，坐在自己的家里，看着欧洲人拍摄的电影，电影说的是1960年代的非洲人，面对种族歧视的不同态度，而在那个岁月，美洲人同样为种族歧视深深困扰。

《再见巴法纳》的时间跨度二十多年，从1964年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判无期徒刑起，一直到他1990年释放出狱这段时间。但这个事件的背景更加遥远。五百多年前，欧洲的探险家来到非洲大陆的南端，开始了那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葡萄牙人、荷兰人相继占领以后，更多欧洲国家的移民陆续到来，以及从亚洲国家招募的契约工人，从非洲各地买来的黑人奴隶，逐渐和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Africaan人，即“非洲人”。他们在1910年组成的南非联邦，虽然从属于一个更大的联邦——英联邦之内，但毕竟成了一个国家，又维持到1961年退出英联邦，建立了独立的南非共和国。

这个背景不仅遥远，而且复杂，让民众的生活起伏动荡。按我的计算方式，“非洲人”内部的众多成分，从排斥到融合，五百年的时间根本不够，需要更长的过程。还有，在荒芜和美丽、悠闲和简单的农耕社会，人们总是容易相处的，但20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运作，使社会群体之间的文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激化。这时候，他们把“非洲人”种族内部各种成分的矛盾，叫做维护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反对种族歧视的一方形成了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叫做民族之矛，它的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被关进监狱。

开始的时候，他的罪名较轻，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只被判了五年徒刑。服刑到1964年6月，更多的同伴落网之后，连同在狱中服刑的曼德拉一起，被指控犯有阴谋颠覆罪。

电影《再见巴法纳》提到他们爆炸桥梁和警察局，使用汽车炸弹和杀死平民。有些平民称他们为可怕的恐怖分子，提到他们的时候，左顾右盼，脸上带着深深的恐惧。我看到的资料里，那段时间南非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列入对曼德拉等人起诉书的就有193起，多数是针对铁路运输、电力设施、公共建筑的爆炸案。尽管曼德拉的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但全国的暴力行动往往失去控制，其中的二十多次行动是针对个人的，包括杀死警察、告密者、政府的合作者，甚至还有向旅客车厢投掷汽油弹等危及平民的流血事件。

1964年的那场审判引人注目。起初，法庭准备判处曼德拉等人死刑，后来又改判无期徒刑。这个判决引起了曼德拉支持者的热烈欢呼，认为是他们争取到的又一次胜利。我看到的另一份资料，说到南非刑罚的严厉，普通的强奸犯都要判处无期徒刑。由此看来，那些人的欢呼，也是满有理由的。

《再见巴法纳》的主人公不是曼德拉，而是看管他的一位狱警，叫做詹姆斯·格瑞格里。现实中还真有这样一位狱警，名字也相同。在曼德拉1994年成为南非总统的就职仪式上，第一项内容是致辞欢迎来宾。他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然后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这时候，在场的所有的来宾以至于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个曾关押他的看守致敬。詹姆斯就是其中的狱警之一，很可能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詹姆斯后来撰写的《再见，巴法纳：纳尔逊·曼德拉，我的看管犯，我的朋友》一书里，完整记叙了他看管曼德拉二十多年的时光，他们之间共同建立的超越种族、超越政治的友谊，以及曼德拉的个人魅力对他产生的重大影响。有趣的是，曼德拉的回忆录里也写到了他。曼德拉很有保留地写道：“即使是在监狱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我也会从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监狱的日子是冷酷无情的，但是能够改变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

曼德拉说，自己年轻时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还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据他的研究者分析，监狱中的曼德拉失去了人身自由，却获得了精神的解放。正是在铁窗里面，曼德拉领悟到勇敢并不是无畏，而是征服畏惧，还认识到善良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人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也一定能够学会爱。于是，二十多年的牢狱岁月，他那颗激进的心渐渐温和，他的精神世界凤凰涅槃般地巨变。于是，他停止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式，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和解，寻求不同肤色的人群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和平道路。

1990年，七十二岁的曼德拉走出监狱时，变成了一位有着宽宏博大胸襟的伟人，一位值得全世界尊敬的老者，一位举世公认的黑人领袖。199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在他的变化里，我还看到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他本身受过大学教育，早已有过文明与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产生影响；二是不同思想的碰撞，也会影响到他的观念。比如我在电影《再见巴法纳》里看到的，有一次，曼德拉的民族之矛成员爆炸的汽车炸弹，杀死了17个平民。已经是他朋友的詹姆斯，当面责问他为什么让那么多平民无辜地死亡。曼德拉和同伴认为这是为了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当他们这样说过之后，曼德拉的脸上露出了凝重思考的表情。

以他那样聪明的头脑，也许会有这样的思考结果：

如果一直相信牺牲少数人可以换来多数人的幸福和自由，那么自由将永远是一个为了牺牲别人的幌子。

在与恶魔的斗争中，最可怕的结果莫过于消灭了恶魔，然而自己却变成一个更邪恶的恶魔。

 

有资格被称作人

小时候，我就知道一个笑话：赫鲁晓夫视察集体农庄养猪场时，有记者拍了一张照片，赫鲁晓夫站在一群猪的中间。记者想用“赫鲁晓夫同志和猪在一起”做说明词，报社总编说不行，再想了一句“猪和赫鲁晓夫同志在一起”，又被否定。结果照片刊登时，下面的说明词变成：“左起第三个是赫鲁晓夫同志。”世界各地都有政治笑话，调侃或讽刺政界人物与事件，表达民众对政治环境的特殊关注。

还有一个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曾经在俄罗斯到处流传：三位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到了尽头，火车停下。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直通共产主义！”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一百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这些笑话来自民间，形象鲜明生动，语言凝练简洁，并且指向问题的核心。第一位领导人可以随意占有民众的劳动，第二位领导人把民众变成苦难的奴隶，第三位领导人呢，在一些人看来，是不懂经济，胡乱指挥；在我看来，是不管退路，只顾向前。

赫鲁晓夫没有退路的社会改革，到了1964年再也无法向前。那一年10月，他被赶下台去，不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

从一部分私人感情来说，他并不喜欢那个很累的职位，愿意任职到期就退下来，安享自己的晚年。但正在中途就被迫辞职，这让他感到沮丧。

他在位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改变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领导终身制。在他之前的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呼吸和心跳之后，才不再执掌最高权力，在他之后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也是躺进棺材才放弃权力。另外的情况是，他们在世时，或者把具有威胁和潜在威胁的人事先干掉，或者被那些人毫不留情地干掉，不得善终。这当然是人类的一种悲哀，因为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许多宝贵的生命，是大家幸福的生活。比如斯大林执政不久，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就有五位被他处死或谋杀，只剩下他自己独掌大权。又过了一些年头，恐怖仍在继续，苏联党的某一届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966人，其中1108人被斯大林逮捕，成为无辜的阶下囚、冤死的枪下鬼。

这样看来，赫鲁晓夫改变了领导人的终身制，是让无穷无尽的党内恐怖失去了根源，失去了动力，这拯救了很多人的命，包括他自己的命。对于那些用政变威胁自己执政的人，他只处理了一两位，不是杀死或投入监狱，而是降了职位继续使用。而那些急于夺权的人，也不必用暗杀或空难将他毙命，不必在政变成功后将他除掉。有趣的是，在那些人赶他下台时，他气呼呼地说，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也多亏我创建的宽松体制。

不仅宽松，而且温和。

他改写了党内残酷斗争的历史。

很多年以后，我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读到中国几百年前的一位皇帝，也就仅仅是享受皇宫生活的一位皇帝，政治上无法施展他的任何抱负。他要接受官员们的制约，那个早已形成的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制约，不得触犯那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官员们不让他到皇宫外面，他就不能出去，只能在美食与美女中间，捱过漫长的时日，那好像一种无形的软禁。读着读着，我忽然想到了赫鲁晓夫。

依照作家的直觉，我看到十月革命后社会制度的改变，变得更加适合那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以前是封建君王的私家天下，后来是党派集团的公有天下。所谓党派，都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利益集团。

苏联的十月革命，杀灭了作威作福的沙皇家族，杀灭了荣华富贵的贵族阶层，但不能把作威作福与荣华富贵一起杀灭，因为革命者也喜欢这些。他们迅速发展了与沙皇专制制度一样的官僚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制，形成了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形成了布哈林在革命胜利前就预言会出现的新的特权阶级。

就以工资为例，领导干部最高工资与熟练工人最高工资的差别，1920年代是十倍以内，1930年代是三十多倍，1950年代是五十多倍。在公开的工资以外，还有一种不公开的附加工资，被人们称为“斯大林钱袋”。一般装在信封中，秘密地给予各级官员，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要遭到严厉处罚。这种附加工资按月发放，根据职务从低到高逐步增加。部长级别的官僚，每年得到的附加工资，折合成当时的美元，大约五万左右，这在斯大林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而在工资之外，还有别墅、汽车等数不尽的福利分配、特供产品，专门对官僚集团开放，仅莫斯科就有数百家为他们专供紧俏物品和进口奢侈品的商店。

我看到的一些文章，都说苏联的官僚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制，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但他们对权力与特权腐败的关系，都有所忽略或者误解，往往不是权力产生腐败，而是某种权力特别需要腐败来支持。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大清洗，一次又一次腾出了各级领导岗位，无意中形成流动的可以不断升迁的等级秩序，让更多的人有了飞黄腾达和荣华富贵的机会。他们前仆后继，成为他持续了三十多年暴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又想到，赫鲁晓夫上台时，面对的恰好是这样一个官僚集团。他们需要赫鲁晓夫所做的，一是改变斯大林时代的清洗和屠杀政策，二是维持斯大林时代的高薪和特权政策，这样，可以让他们既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又可以享受长久的养尊处优。

写到这里，我觉得距离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已经不远了。他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个主动反对特权的领导人，他在位八年期间反对特权的举措在苏联被称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他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让早已习惯于特权生活的苏共官僚们惊慌不已。一般来说，侵犯了这个庞大集团既得利益的人，一定会受到他们坚决的报复。

其实，在他们合谋废黜赫鲁晓夫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知道消息，并且也有力量予以还击，谁胜谁负还未成定数。但他比较平静地接受了，放弃了反抗的权利。这让我想起他开始掌握最高权力不久，对西方记者讲述的一则西方寓言：

从前，有几个人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地位卑微的小个子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文化程度不高，名字叫宾雅。大家决定选一个头头，负责分发食品、茶叶和烟丝。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他轻蔑地提出，倒不如选地位低下的宾雅。大家果然照办了。不久，大家决定挖一条直通监狱墙外的地道越狱逃走。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狱守会向第一个越狱的人开枪，因而没有人愿意带头。突然，可怜的小个子犹太人宾雅站出来说：同志们，你们既然以民主方式推选我当了你们的头头，那我就带头先走吧。

“故事的寓意是，”赫鲁晓夫接着说，“一个人不管出身多么低微，一旦被选到一个岗位上，他是能够称职的。”停了片刻，他又说：“那个小个子宾雅就是我。”他知道，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代改革家，能全身而退，已经是奢望。

赫鲁晓夫退休后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971年去世。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儿子说，“我不会说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最近几天的世界媒体和全世界的广播电台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了这一点，我不想评价我父亲所作出的贡献，我无权这么做，历史将会证明一切。这里我唯一想说的是，凡遇见过他的任何人都不会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欢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当任何人从他身旁走过时都会回头看看他。一位有资格被称作人的人离开了我们。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读到他葬礼上的这段演讲时，忽然联想到苏联人的那个政治笑话。有记者拍了一张照片，赫鲁晓夫站在一群猪的中间。记者想用“赫鲁晓夫同志和猪在一起”做说明词，报社总编说不行，再想了一句“猪和赫鲁晓夫同志在一起”，又被否定。如果赫鲁晓夫的儿子是那位记者，照片的说明词，很可能这样写：只有赫鲁晓夫是人，身边的是猪。

这就会是另外一个政治笑话了。

 

这是最后的时代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只要在邻近的时间发生，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联系，被人们视为巧合，赋予特别的意义。

比如，1964年10月的一天，苏联最高领袖赫鲁晓夫宣布辞职，相隔不到二十四小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时中国能开动的汽车，几乎都装上高音喇叭，大街小巷到处广播，说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胜利。虽然是赫鲁晓夫辞职在先，但缺少逻辑观念的中国人，还是在很多年里津津乐道，把他下台看成是那颗原子弹轰出来的结果。

还比如，1964年可不像现在，世界上黑皮肤、黄皮肤、红皮肤、棕皮肤等各色皮肤的人，都看着白皮肤的人不大顺眼，觉得白皮肤的人养尊处优、高高在上，是大家共同的敌人。有个依靠中国外援生活的非洲小国，干脆把中国的核武器直接看成他们的核武器了，在新闻里宣扬一种古怪稀奇的观点，说中国有了原子弹，等于有色人种手里有了原子弹，打破了白色人种对原子弹的垄断。时隔多年，我们再想起这种观点时，仍然感到困惑和迷茫，把它叫做什么好呢？20世纪独特的肤色主义？

他们说的垄断，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世界上真有这种核武器的垄断？

原来在中国之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这四个国家，先后在1945年、1949年、1952年、1961年制造了原子弹。其中只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两枚，投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其余的就再也无处可用了。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是在1945年8月。那时德国纳粹已经投降，但日本法西斯不肯放下武器。日本那个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国家，除了在中国国土上的近百万侵略军，又在日本本土征集了七百多万军队，要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血战到底。这场最后决战，必定惨烈无比，几百万或上千万的军人和平民，将会在战火中焚毁。这时，美国人决定用新发明的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迫使日本人投降。那颗代号叫“小男孩”的投在广岛，代号叫“大胖子”的投在长崎。日本终于被这两颗原子弹炸醒了，很快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比日本天皇还要震惊的，是美国军方和研制原子弹的专家，这种新式炸弹的实际破坏力，竟然在事先估计和测算的三五倍以上。

更加震惊的一群人，是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怀疑人性是否还有善良的一面，人类是否可以控制自己制造出来的巨大物质力量。

比如德国哲学家安德尔斯。1945年他四十三岁原子弹爆炸，1992年他九十岁去世。在生命的一多半时间里，广岛原子弹的阴云一直在他头上翻滚着。他看到20世纪的技术，给人类带来种族灭绝的能力。我在回忆1958年时，在《哲学家和原子弹》一文里，写到他1958年在广岛和长崎的调查。“自从1945年8月6日——广岛日起，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随时都可能将任何地方变为广岛，不，整个地球都可能在瞬间被我们变成广岛。”在此之前，未来是开放的，人类相信他们可以持续生存。但现在呢，种族自我灭绝的能力有了，人类社会生存的信心没了。安德尔斯说：“无论持续多久，无论是否会永久持续，这都是最后的时代。”比他更早去广岛调查的，是美国新闻杂志《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约翰·理查德·赫尔西，他的纪实文学《阿达诺之钟》，曾获得1943年的普利策新闻和文学奖。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年时，发表了他采访广岛六位幸存者的纪实文学《广岛的灾难》，又获得那一年的普利策奖。他认为只有写出灾难的受害者，描述他们当时和过后的种种痛苦感受，才能使读者有切身的体会。我读这篇三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后，佩服他对六条线索精确、冷静、有条不紊的把握能力，佩服他敢说真话的勇气，但更多的感觉是毛骨悚然。原子弹爆炸后，近处的平民一瞬间就被蒸发，远处的士兵的眼球被融化了只剩下空洞。读到这些场面，我为了压住心里的恐怖感，一口气吃掉一大块面包，又灌了一肚子凉水。

其实在读到安德尔斯和赫尔西之前的很多年，我就对原子弹会造成的强光、高温、冲击波、核辐射、粉尘污染等伤害方式，有过完整的认识。那是我读中学时，中国正准备同苏联打仗，据说是会扔原子弹的大型战争。双方都有原子弹，扔来扔去，一定会扔到我所在的城市鞍山，那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为此，我们学会了怎样防护原子弹的各种杀伤方式，还挖了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防空洞，城里的几座山差不多都挖空了。

后来，我从网上的一些文章里，读到苏联和中国在1969年准备的那场战争，确实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并且苏联的原子弹可能是中国的数十倍之多。文章还有鼻子有眼地说，美国人出面干预和化解了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对中国是个不小的帮助。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当我以后回忆到1969年时，再说得详细一些。

不管怎样，都是幸运，那朵很像蘑菇的烟云，没有在我们城市的上空升起，然后随风飘散。但幸运之中又有不幸，我们城市没有因为爆炸原子弹而毁灭，但因为可能爆炸的原子弹，死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我们城市有一座公园，始建于满洲帝国时期，规划的面积很大，与杭州的西湖相似。我读小学和中学时，学校经常到那座公园组织活动，走了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也不能走遍整个公园。我们也不觉得它怎样大，因为那时候消息闭塞，我们误以为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有那么大的公园。我们的公园里有山有水，并且山是真山，是长白山的余脉；水是真水，有高低错落的五六处宽大的湖泊。那两个无辜死去的年轻人，就死在公园的山里。

是在挖了防空洞的第三年，火热的夏日。有两个恋爱中的青年人走进公园，看到防空洞的铁门敞开着，钻到里面去了。他们刚开始谈恋爱，经验不多，不知道那个防空洞一周只打开一天，换一换里面的空气，不知道他们必须在天黑锁门之前出来。还有，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城市也没有几个人谈恋爱。他们不敢公开谈，只能往公园的山里走，弄不好就会被锁在防空洞里面。就这样，一个星期以后，两人的尸体抬了出来，是渴死和饿死的，好像一个人身上的肉，还被另一个人咬过，血也流出来了。这件事情，我们城市很多上年纪的人知道，但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没有原子弹，不会有防空洞，不会有两人被锁在里面，渴死和饿死。如果没有原子弹，那两人会活下来，生出孩子，他们的孩子会长大，不论就业或失业，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恋爱，甚至在大街上拥抱深吻。

说到中国人对原子弹的感情和认知，现在更复杂，更对立了。复杂到谁也说不清楚，对立到没有办法和解。有的人把第一颗原子弹看成是毛时代留下的伟大遗产，保护了国家几十年的和平；有的人不能忘记国家动用巨额财政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正是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年代。

究竟谁是谁非，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有一次想到去世的我爹时，忽然和这个问题有了一点联系。我想到的是，我爹脾气暴躁，曾经打过我的大哥、二哥、三哥，有时打得挺重。我爹又是一家之主，负责家庭的安全，需要的话，会把很多钱用于进攻和防卫的武器。但假如我的哪个哥哥，这时因为没钱买粮食，已经饿死或就要饿死，我爹肯定会把花在武器上的钱撤回来买粮食，只要理智还正常，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理智不正常，那就很可怕了，我爹的武器越厉害，我爹以外的人越睡不好觉，以至于吃饭都没有了香味。用安德尔斯的话说，他们生存的信心没了，到了最后的时代。

 

红太阳光芒万丈

我出生以后，直到二十一岁，几乎没有听过真正的音乐。这让我有时觉得自卑，有时觉得不幸，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很深的遗憾。

家里有一台收音机，路边有很多高音喇叭，它们每天播放的，都是清一色的政治歌曲。那些歌词也是从人的嘴里唱出来的，但是缺乏人的情感，像是从机器里发出来的。而那些从各种乐器发出来的伴奏，根本谈不上旋律，像是一些噪音。比起来，还是电影里的插曲好一些。同样是为政治制作的电影，偶尔也有好听一点儿的插曲，但是，离真正的音乐还差的很远哪。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音乐，是1976年，最高领袖去世了，广播里传出的低沉、缓慢、悲壮的《哀乐》，突然让我震惊，原来音乐可以这样直入人的心灵，撼动人的魂魄！

认真说起来，《哀乐》也是一首政治乐曲，最初是为政治人物制作的，与中国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后来有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我终于打听到了它的来源，是由两首陕北地区的民间音乐改编而成，让速度拖得很慢就显出了哀伤，造成了悲怆。它的第一次正式使用，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放，然后又收起来了，直到中国最高领袖去世才重新响起。这样一来，那首乐曲的名字，完全可以叫做《领袖哀乐》或《神的哀乐》。可是，如果领袖或神，也要像普通人那样死去，他们与大众的距离也就拉近了，也就通过大众能够欣赏的哀乐，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联系。

由民歌改编成需要的政治乐曲或政治歌曲，可能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这些政治歌曲之前，肯定有根据民歌改编的宗教歌曲，在赞美诗中占了不小的比例。那么，这二者有多少相似之处呢？当某种党派推行的政治信仰，纯然脱离了人间生活，进入空想、神秘、高远的乌托邦境界，要人们完全信奉，要人们顶礼膜拜，与宗教的区别又有多大呢？

我最早听到的由民歌改编的歌曲，是嘹亮、庄严、雄壮的《东方红》。它原来的名字是《骑白马》，出现于中国的北部。它原来的歌词看不到了，能看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填的歌词：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哟，　　
    打日本就顾不上。
    要穿灰，一身灰，　　
    肩膀上要把枪来背，　　
    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哟，　　
    家里留下小妹妹。

它原来的曲调也听不到了，但是我们把改编后的《东方红》速度加快一倍以上，差不多就回到了原有的节奏，就会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那马儿在土路上慢步小跑，轻轻松松，跳跳荡荡。按照这样的曲调把原歌词哼唱一遍，我们的心也会回归当时的情境：轻轻松松，跳跳荡荡，好像感受到那时的特殊情境：因为有外敌入侵，曾被国家认为是需要围剿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忽然收编成国家军队的第八路军，有了新的枪支和马匹，同时离主战场又远，暂时还可以快乐逍遥。

暂时，是一种时间概念，终将结束，不会长久。因为战争的形势、政治的形势都会发生变化，那《骑白马》的曲调也会填入新词，删去姑娘和妹妹，加入领袖和革命：

山川高，天地平，
    毛主席来到陕甘宁，
    领导穷人把身翻，呼儿嘿哟，
    咱们边区一片红。

接下来，那曲调因为政治歌曲的需要而速度放慢，有了庄重的意味，然后又因为这种意味的需要，再一次修改了歌词，革命领袖不再是与山川同在、与天地平齐的高大形象，而是腾身一跃，高高升起，成了俯瞰山川、照亮天地的红太阳：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家里有一台收音机，路边有很多高音喇叭，它们每天播放次数最多的，就是这首《东方红》。我读小学时，学校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是歌颂最高领袖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按照中国古代诗歌传下来的写作方式，第一句写到的景物，是对第二句写到的人物的比喻，红太阳就是最高领袖，最高领袖就是红太阳。按照老师告诉我们的，以后再用红太阳比喻别人，就不行了。

学校教给我们这首歌曲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像一枚火箭一样直冲云霄。如果还像以前那样，用一首或很多首赞美歌到处传唱，显然达不到新的高度。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达到呢？世界上有没有更先进的办法，达到顶级的个人崇拜？这时，中国东边的邻居朝鲜，那个音乐感很强、能歌又善舞的民族，几乎把所有的歌舞长处，都用在歌颂自己的革命领袖上。他们首都最大的剧院里，每天都演出大型歌舞，三千演员，载歌载舞，乐音嘹亮，色彩缤纷。唯一的不足，是歌舞演员表情木纳。

关于他们脸上的木纳表情，我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因为国家食物不足，很难表达出内心没有的喜悦。但这个想法后来被我否定了，因为我有一次在鸭绿江上泛舟，对岸就是朝鲜。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中国大饥荒那些年，我们这边的山上是光秃秃的，朝鲜那边的山上一片葱绿，还没饿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种植粮食的程度。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压力太大。他们的革命领袖不叫红太阳，也不叫老大哥，而是叫慈祥的父亲。他们可能是怕合唱唱得不齐，跳舞跳出差错，慈祥的父亲一下子翻脸，变成严厉的父亲，他们一家人可能会从首都永远消失。

那一年，中国向朝鲜虚心学习，搞了一台歌颂最高领袖的大型歌舞演出，但是比朝鲜的规模还大。他们用了三千演员，我们用了三千七百演员，并且用了更漂亮的演出名称，叫做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但我们的歌唱和舞蹈演员和他们一样表情木纳，看那场演出的视频，这也让我觉得奇怪。我们毕竟度过了大饥荒年代，粮食不那么紧张了，他们应该感激照耀着他们的红太阳，脸上的喜悦像花儿一样开放。查了一些资料，我才知道，他们的大型演出，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分昼夜排练成的，那是军事化管理下的一场特殊战斗，免不了紧张，免不了疲倦，如果镜头推到特写，他们眼睛里的红色血丝，一定会非常醒目。当然我的猜想也会出错，他们脸上的表情，可能是当时需要的标准的政治表情。这种表情很复杂，我真的不能确定。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历史经典，中国革命的创世神话。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一场极为重要的仪式，帮助完成了中国最高领袖从人到神的最终转变。自那次演出后，那首叫做《东方红》的改编歌曲，不仅是最高领袖的庄严颂歌，也是中国国歌的替代歌曲——国家所有的重大会议、重要集会，都是以齐唱或演奏《东方红》开始，以齐唱或演奏《国际歌》结束。

实际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已经被挤到一边，只在接待重要外宾的狭小范围内使用，快要被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

 

谁能治好精神病

前面说到，一台大型的音乐舞蹈演出，演变为一场极为重要的仪式，帮助完成了中国最高领袖从人到神的最终转变。在神州大地上兴起的造神运动，轰轰隆隆，惊天动地，与地球在三十多亿年前的造山运动有些相似。

造山运动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读过大学以后回到故乡，我从别人收购的旧图书里，找到一本地质学的教材，读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了我的故乡，中国鞍山。四十多亿年前，鞍山地区是地球上最早升起的陆地之一；三十多亿年前，这里又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造山运动，地质学称之为鞍山运动。从此以后，我为我的故乡感到骄傲。

而与造山运动相似的造神运动，最早出现的不在鞍山，也不在中国。但在1960年代，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造神运动已经停止，中国正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提升到与神一样的位置，一贯正确，无比伟大，不仅崇高，而且万能。

回到1964年，一本被中国叫做红宝书、被世界叫做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出现了。这两种称呼，首先来自于它红色的外观：那种64开的可以揣在口袋里的小册子，没有结实的纸张做封面，必须使用塑料薄皮，套在封面的厚纸板上。这塑料薄皮，当然要选择红色，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观念里，只有红色代表革命。

红色塑料皮里面的厚纸板，确实不够结实。一种原因是当时的造纸技术不够先进，另一种是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当困难。1960年代，我们能生产出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可是没有钱发展轻工业，为了制作红宝书的塑料薄皮，也要全国协调，把生产塑料雨鞋的大部分材料拿来。那时我正读小学，学校发下来的教材，都是用很差的纸张印刷的。好一些的纸张，都去印刷红宝书了。

红色塑料皮里面的厚纸板，确实不够结实，甚至是很糟。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翻不了一两个月，厚纸板就折断了，红色塑料皮脱落下来，小册子就不能再用了，只好换一本新的。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那几年中国制造、发行了大约五十亿册《毛主席语录》，从印刷数量来说排在世界的第二位，仅次于《圣经》。我知道这是一种谦虚，那《圣经》可是好几百年里印刷的，怎么能比上红宝书或小红书呢？它在短短几年里的印刷数量，绝对是、永远是世界纪录。我相信这份资料，中国制造了五十亿册红宝书，其中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书皮的质量，几个月就要换一本新的；二是公费购买免费发放，要多少有多少；三是都用它来送礼，我大哥结婚时就收到了一百多本。我大哥结婚时，大家都来祝贺，吃一块喜糖或抽一支喜烟，留下一本红宝书。除了一百多本红宝书以外，他还收到十多个毛主席石膏塑像。他和我大嫂有两个大柳条箱，一个用来放衣物，一个用来放红宝书和石膏塑像。那时候，世界大约三十亿人口，中国大约七亿人口。如果每人都像我大哥那样，每人都有一百多本红宝书，仅仅五十亿册的印刷数量，还远远不够哪。按我的计算，大约需要三千亿册以上，或者七百亿册以上。

我大哥结婚时的革命化婚礼，还收到几套珍贵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有一套四卷合一的合订本，也是1964年出版的，也是红色塑料皮的封面。1964年，《毛主席语录》编辑出来，在军队里人手一册，军队外面还没有公开发行。那一年印刷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比起来，它是一种体积较大的红宝书。它用的纸张和塑料比较多，为了保证它的印刷，那一年全国其它印刷品和塑料雨鞋的生产数量，都大量削减下来。据说，中国古代，洛阳城内，有人写了一篇绝妙文章，大家争相传抄，一段时间里造成纸张涨价。但这种盛况，无法与中国现代相比，这次是全国的盛况，不仅纸张变得紧张，连塑料都变得紧张了。

我看到的另一份资料，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只是说1964年和其后几年，印刷这两种红宝书使用的纸张，超过了1949年至1964年中国所有印刷出版物用纸的总和。在我看来，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批评，好像它们用的纸张太多。可是，当时中国百姓没有电脑和电视可看，电影也不多，还要做好革命宣传，只好多印刷一些红宝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的少年时代，把那几卷《毛泽东选集》看了不止一遍，受益最大的，一是汉语语法，二是历史知识。第一点很重要，1949年以后形成的现代汉语语法，是以鲁迅和毛泽东著作中的语言标准为标准的。我在大学里读的现代汉语语法，几乎所有的例句，都来自我熟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点也重要，当时书店里买不到历史书籍，而这套红宝书的每篇文章都有详尽的注释，包含了从古至今的大量历史，虽然大都经过歪曲，但那时我还小，接受的往往不是观点，而是一些素材。那套书里，我最喜欢看的注释部分，对以后我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在1960年代，如果你不小心提到“我的思想”，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1964年前后，中国有些人想形成自己的思想，并且新建了很小范围的党派，三五个人，十多个人，都被警察破获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以至死刑。我工作过的一个车间，有个姓乔的人，脸色惨白，凸凹不平。他初中毕业回到农村，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关了十五年。在我工作的那个车间里，他算是有文化的人，还想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辽代的历史。我读大学第二年，他从厂房顶上摔下来，死了，四十多岁。

当时的中国只有一种思想。思想多了会造成混乱。新华书店把印刷装订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上百万册，放在库房里，没有上级命令就不敢拿出来，怕影响到革命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等到它们拿出来时，可能是许多年后，没有了销路。

一套《毛泽东选集》毕竟太厚了，能像我那样认真学习的人不多。《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解决了毛的思想在群众中普及的大问题。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学习和使用都非常方便，按照当时的话说，可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按照另一种说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这些说法的道理在于，世界上的各种思想信仰，都曾有类似的例子，比如相信佛教的人，无法学习大海一样浩瀚、一样深邃的佛学著作，能够掌握、运用其中的一些经典语言，也是一种较好的学习，也是一种较高的程度。

有了《毛主席语录》，接着有了为它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又有了为它编排的毛主席语录操，形成了可以学、可以唱、可以跳的完整仪式。还有手执红宝书和手挥红宝书两种方式，在不同的仪式上分别使用。手执红宝书的标准方式，是右手擎住书的下部，露出书的大半部，然后放在肚脐上方，使书的上端与胸口平齐。手挥红宝书的标准方式，也是执书的下部，把右手举过头顶，在头顶正中和右侧的60度夹角内摇动。每人上街都要带着这本红宝书，随时可能遇到相关的仪式，遇到了就必须参与，无论老幼，不能躲避。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使用语录的时候也越来越多。

比如你到商店买东西，和售货员的对话，双方的每句话都要用语录开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我要买刀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要买几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买一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刀鱼今天没有。”你不说什么，转身走了，还听见售货员的声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下个月你再来吧。”我还记得那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宣传读了红宝书的奇迹般的效果。那些文章的标题，大都套用了一种格式：某某某思想治好了我的某某病。文章都是假借第一人称写的，内容也千篇一律，都是说得了这种疑难病以后到处治疗，没有治好，后来医生经过政治学习，提高觉悟，想到了解决这种医学难题的办法。流传最广的是《某某某思想治好了我的聋哑病》，很多省市报纸都报道过，都是他们省市用针灸方式治好聋哑病的例子。有个作者依据这种方式，写了一篇文章《某某某思想治好了我的糖尿病》，报社编辑皱着眉头给发表了。后来那作者又拿出一篇《某某某思想治好了我的精神病》，编辑皱紧了眉头，说啥也不发表了。可是没过几天，这篇文章在更重要的报纸发表出来，弄得这编辑十分被动，大会小会都做检讨，越来越深刻，以免被打成反对某某某思想的反革命分子。

这件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是，他的过度紧张，终于让自己患了精神病。他想找那作者，让那作者介绍能用某某某思想治疗精神病的医生，给他看病。后来，他没有找到那作者和那医生。

再后来，他手里握着一张报纸，在大街小巷到处飘移，还向很多人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某某某思想，能治好人的精神病，你知道谁能给我治好吗？

 

他们伟大的幻象

我小时候读到的第一个寓言故事，是位九十岁的老汉，想把挡在家门前的大山搬走。他要搬走的，还不是一座大山，而是两座，太行山与王屋山。他带着儿子孙子，每天跑一趟海边，把每人背的一筐山石扔进大海。后来这件事惊动了天帝，就派了神仙过来，把两座山背走了。

寓言和民间传说相同，有合理与不合理两种。但寓言又和民间传说不同，可以有两种以上的寓意。比如这个寓言，它的第一个寓意是民间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地做下去，就有可能成功；第二个寓意是官方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改造自然的惊人毅力，中国小学的语文课就是这样说的；第三个寓意是古代的，讽刺那些做事死板、一成不变的人，他们很容易到海边去，用不着与山较劲儿；第四个寓意是我最近想到的，不要人为地改变已经习惯的事情，活在山里有什么不好，把山搬走，那老汉的儿子、孙子们都能活到老汉的年纪？

还有没有第五个寓意呢？——所谓的改造自然，可能在破坏自然。把山石扔进海里会破坏海的环境，扔到其它地方也会破坏那里的环境。按照寓言里的说法，太行山被力大无比的神仙背到远处，也就是现在太行山所在的山西高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让那里的人承受很差的自然条件罢了。

所有像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太行山区，也知道太行山区有个叫大寨的村庄，自然条件很差，并且离海十分遥远。1950年代，村里的几十户村民修了梯田，把山下的土担到山上造地种庄稼，在山高皇帝远的环境里，平安度过了大饥荒年代。这应该是个奇迹。这件事让国家非常高兴，如果中国农民都像他们那样，不要国家投资又能交公粮，该有多好。1964年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寨事迹，指令全国农村必须向他们学习，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由此形成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多个年里，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那个村的带头人一步登天，进了政治局，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国家领袖集团的一员。那时候是副总理最多的年月，安排了十几个，再多一个也没什么不好，就让他领着全国搞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吧。

可是，在1964年的政治气候里，一场生产运动也会变成政治运动，而一场政治运动又会变成极左的恶搞。最高领袖认为，先前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是由于各地大大小小的权力部门，混进了敌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权力在敌人手里，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夺回领导权。1964年，四清运动搞到第二年时，把农村经济领域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的四项清理，扩大到城市和农村的政治领域，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怎样清理呢？通用的办法是让干部们人人过关，“洗澡下楼”，也就是洗净错误和污点，才能从悬着的空中放下来。据我看到的一份公开资料说，到处都搞了隔离室、拘留所，用罚跪、捆绑、吊打等方式逼迫他们交待问题。这让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一个发明：人民敌人，也就是在人民中寻找敌人。就这样，在需要清理的532万多人中，查出了5760个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和团体，有27万多人定性为敌我矛盾作敌我矛盾处理，有55万多人定性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场运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农村有73432人被迫害致死。没有看到更详细的资料之前，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具体身份和情况，于是免不了有些担心：在百姓单纯的目光里，干部可分为好干部和坏干部两种，如果被整掉和整死的是那些好干部，可就糟了。

我对好干部的这种担心，可能像是杞人忧天，也可能像是墨菲担心他手中的蛋糕。那蛋糕的一面抹了果酱，不慎掉在地毯上，往往是有果酱的那一面朝下。

比如，前面说的那位大寨带头人，从北京开会回来，看到与他一起艰苦奋斗、改变山河的村干部，一个个垂头丧气，像暴风雨后的庄稼。原来，他们受不了四清工作队的逼迫，想和他见上一面然后自杀。他愤怒了，用最高领袖倡导农业学大寨做武器，把极左的四清工作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但是此后由他主持的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是走上一条极左的道路。在我读到后来对他的评价里，有人把他当作一个左倾甚至极左的人物，说是那个极左时代的必然。

有位朋友大学毕业后，就在我的故乡，参加四清工作队，也参加了农业学大寨。他从市级领导岗位退休，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起那个年代，全国都要“以粮为纲”，他去蹲点的山区，拔掉经济价值高的果树，种植粮食产量低的庄稼，还搞了人造平原。他把那里的事迹整理出来，宣传到省里，宣传到全国。

全国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大寨，认真参观和学习，再像潮水一样退去，到各地推广大寨的经验。他们不要政府投资，利用农民劳动力兴修农田水利；他们要求农民垒坝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以便好看；他们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营养成分低但产量高的杂交高粱；他们提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进行农业学大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他们“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把学习大寨当作用来整人的政治工具，向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施加罪名。

他们相信“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但他们了解农业学大寨的真正方向吗？他们是否知道，建立不久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其后连续几年的大饥荒关系密切，因而其合理性受到质疑，和最高领袖一起受到挑战。那么，怎样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管理集于一身的人民公社制度坚持下去？怎样通过精神鼓励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怎样不依靠国家投资、只依靠农民劳动摆脱农村发展困境？怎样培养农民的国家观念，自愿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牺牲？恰好这时发现和加工出来的大寨经验，为最高领袖解决这些难题找到了出路，似乎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农村发展模式。于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了一场极为重要的社会进程。它从1964年开始，在文化大革命后接近尾声，到1980年代初期才正式结束。它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不久，人民公社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在1964年，四清运动形成高潮，农业学大寨刚刚开始，很多人异常兴奋，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幻象之中，没有料到他们的幻象，带给中国农村的，除了贫困，还是贫困。

 

世界比远方更远

早已告别诗歌写作的我，还在诗意生活中停留，还有诗歌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偶尔在不是诗歌的文字里涌出来。几天前我站在路口，看见我们城市的工人，在修一条永远也修不完的道路，忽然对眼前的道路有了感慨：世界比遥远更远。

我要结束对1964年的回忆，一直没有题目，可以拿这句话做题目了。

和以前一样，我在结束对某一年的回忆时，总要拖延一些时间，由对文字的敬畏，变成对时光的敬畏。好像结束那一年的回忆和写作，那一年就真正离我而去，像我的几个朋友，由于各自生活方式的影响，近年来相继去世，真正离我而去，使我的朋友数量越来越少。

其实在1964年，我人生的第一个十年就要结束了。在那种闭塞的国度和年代，外面的世界不仅十分遥远，而且支离破碎，形象丑陋。那时的世界没有互联网，那时的中国百姓没有电视机，那时的电影和书籍不介绍外面的世界，好像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清朝，自得其乐，自欢其缘，纵然是一片世外桃源或一潭腐臭死水，也都与世界无关。

比如说，那一年世界教科文组织评选出世界五大伟人，据说有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位文学家，名字叫屈原。很好的一件事，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估计知道这件事的，在中国不会超过十几个人，也许仅限在情报部门罢了。那时中国报刊上隆重宣传的世界五大伟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挥手之间令天下变色的人物，怎么能理解文学家成为伟人呢？

这种影响一直波及到今日。这几天我在互联网上好奇地搜索一下，1964年世界教科文组织评选出的世界五大伟人到底是谁，在互联网的中文平台上，竟然没有人说得清楚。能够确认的有写作《源氏物语》的日本作家紫式部，不能够确认的有屈原、但丁、莎士比亚，另外一个干脆没有人提名。这样的搜索结果，即使不是诗人也会感叹，中国与世界之间，真的比遥远还远，是那种虚幻与真实的距离，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虚幻与真实的距离，甚至不是一个距离，而是一种差别。

比如说，真实的事件是，1964年，中国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在中国的台湾省，从基隆通至台北。虽然只有双线车道，标准也不高，但被看作是台湾步入现代化的象征。修成之前碰巧世界上一位著名人物去世，他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领导盟军战胜日本，具有勇敢、坚定、忠诚以及永不动摇、为自由献身的意志，享年八十四岁。台湾那条高速公路，取名为麦克阿瑟公路，想必是以纪念的名义，获取在世界上的影响。

而虚幻的事件呢，同样在互联网上，你搜索到的文章，几乎都说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辽宁省沈阳至大连的高速公路，1984年开始修建，其中沈阳至鞍山路段1986年建成通车，至大连路段1990年通车。后来人们发现，修建高速公路的贷款，可以通过对过往车辆收费很快收回，然后继续收费，获得高额利润，于是到处修建高速公路。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收费数量都排在世界前列。据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数字，全世界有14万公里的收费高速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

辽宁修建的高速公路经过鞍山，距离我家大约七八公里。它建成通车不久，有人邀请了两位作家，晨哥和我，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住了几天，编写关于高速公路的一部短篇电视剧。那时我还不知道台湾几十年前就修了麦克阿瑟公路，相信辽宁沈大公路是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说法，好像也在电视剧里写到这件事。现在想来，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尽管知道什么是真实，也要写得虚幻一些。比如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的许多事情，都没有被中国的宣传部门看在眼里。报刊上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从广东的改革开放算起的，如果算上台湾的改革开放，那就不是三十多年，而是六十多年了。

说到高速公路，我又联想到高速铁路。1964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条高速铁路，是日本修建的。这条铁路从东京直通大阪，全长515公里，时速230公里。这条东海道新干线快速、安全、准确、方便、舒适，乘客不断增加，以致日本航空公司的部分班机停运。后来我才知道，这条高速铁路的修建，是为了迎接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一年，第十八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奥运圣火首次在亚洲国家点燃。奥运会上，美国黑人运动员鲍勃·海斯成为第一个在不到10秒的时间里跑完100米的地球人，可惜因为风速超标没有得到承认。还有一位掷铁饼的奥尔特尔也让人感动，当时他由于颈椎间盘突出，还戴了一个颈部护具参赛，而在一周前他的软肋骨还有撕裂伤。更让人感动的是两位瑞典划艇选手，在比赛中，他们为救其他两名翻船的选手而放弃了赢得比赛的机会。

那一届奥运会，中国没有参加，不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好，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好。回溯1950年代的奥林匹克运动，需要面对3个分裂的国家：德国、朝鲜和中国。分裂的东德、西德可以抛弃政治冲突，组成一个体育联队参赛。分裂的南北朝鲜可以派各自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但中国的情况复杂一些，大陆与孤岛都认为自己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点让奥委会特别头痛，因为奥委会觉得人类的利益高于政治、宗教、种族的利益，当然也高于党派的利益。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上只有中国大陆参加。1956年的第十七届奥运会上海峡两岸全部参加，但大陆很快退出比赛。过了不久，中国大陆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1960年代所有的奥运会都没有参与。但是在1964年，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遣返了三名日本战犯，或许可以看成对东京奥运会的致意。他们三人，是最后一批结束改造的二战战犯。

让我更有兴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二十年，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是奥运圣火燃起了日本人的民族激情，鼓起了他们重新开创历史、重回国际社会的勇气。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一样，东京主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他们不惜国力举办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最狂热的奥运，但他们不是一般的精明，投入奥运经费的百分之九十修建大量的高速公路、地铁和高速铁路，彻底改变了日本的交通状况。结果是奥运会之后，那些交通建设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仅用百分之十的经费扩建原有的体育场馆，他们的场馆使用的还是煤渣跑道，组委会因此不得不每天为场地浇水。

在我看来，比奥运会还要重要的是世博会，两者都能促进人类的沟通，促进人类精神的成长、文明的完善，但前者是间接的，后者是直接的。1964年的世博会，算起来是第四十届了，地点选在美国的纽约，是纽约第三次举办世博会，有庆贺纽约建成三百周年的意义。世界上许多城市，具有一千多年、两千多年的历史，相比起来，纽约的三百年历史短得有些可笑。但这是个富于创造性、善于吸收各种优秀文化的城市，在相互融合之中产生了纽约文化的发展动力。他们讲求实际，抓住举办世博会的投资机会，把一大片沼泽地和垃圾场，改造成优美的人间乐园。

1964年，纽约世博会的主题是通过理解促进人类和平。那一年世界上只有小范围的局部战争，虽然也有人哭泣，有人伤亡，有人离开习惯了的家园，但是，比起几千年来人类遭受的硝烟战火和惨重损失，已经算是和平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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