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林思云先生有一篇文字说汪精卫。那意思被许多读者道破：鸣冤。本人在网站上读过此文，即兴跟了些许文字。日前又有幸读了另一篇文章，长篇的文字只露出前边一部分，但章节提示大致可以看出全文之端倪。有网友约谈感想，似这类大文字，感想需确有感才能想的，又查找了部分资料，以核对当年的历史概况。 林文是以历史评论的方式发的议论，本篇“入地狱”之长作则是以文学体裁细细描绘。两者的基本命题是大致相似的：汪精卫的另立国民党中央以及重设中华民国，乃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爱国举动。其本意系忧国忧民，以和平方式保全民族与国家，认定其卖国实在冤枉。 本人以为这种议论显然有悖历史的真实，是不可取的。汪精卫无论还有多少故事体现他的“赤子之心”，主流行为是无需挖掘的，白纸黑字的大量记载摆着，那才是给他的棺材封盖的钢钉！凭借着些许即使真实的秘闻，不足以使钢钉生锈。 汪精卫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行动，早已为国人熟知，于是他才得以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攀登高位。中国的革命史，常常应了恩格斯先生在生平最后大作中的描绘：“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汪精卫则是此类角色中的最终失败者或身败名裂者。这是中国以及一切暴力夺取政权的悲剧。英明的思想者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执掌政权；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只能在非狂躁的心态下选择他们的代表人物。遗憾的是，革命必须暴力于是只能造成狂躁的环境。 汪精卫以谋刺满清摄政王而扬名天下，后来则成为孙中山的左右。以此为资本，1925年7月可谓他一生之最辉煌时期，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不过半年有余，争权失利于蒋介石，被迫辞职。以后在苏联以及中共的压力下蒋只得迎汪回国，尔后便组织了改组派与蒋介石明争暗斗。 讨论的热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此时汪已经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堪称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主张和平解决日本侵华问题是可以的，因为那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的政治主张。至于这个主张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则另当别论。但汪先生选择的道路恰好是为日本效劳的道路，那就不是政治主张的论理，而是决定他荣辱的行为。 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是：日本要灭亡中国。这个说法应该不尽符合历史真实。日本人本来就是从中国的文明汲取营养发展起来的，到明治维新，又接受了西方文明，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文化。他们清楚地懂得，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倘若把中国如同朝鲜那样兼并掉，灭亡的只能是日本自己，元、清两朝就是例子。那么当时日本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其实只是肢解中国，使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样就解除了巨大中国对日本的实际威胁。也容易接受日本欺凌。 证明这一点很容易，张学良易帜，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打进关内，首先要求的是华北自治；日苏条约签订，苏联割去蒙古得日本承认，日本割去东北得苏联承认。还在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就极力促使混战进行下去，当然，再乘机割去一块两块地盘也是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例如从袁世凯手里拿去山东的企图。1921年到中国考察了七个月的“世纪哲人”罗素，便精辟地指出：“每当两派军队打仗而其中一派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扶持那即将败北的一方，以延长中国的内乱。”后来，当北伐军就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制造了“济南事变”，证实了罗素的论断。而蒋介石采取绕开济南的做法，保障了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他关于“不怕鲸吞，就怕蚕食”的说道，也是正确的。 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1934年日本又扶持建立内蒙古自治军政府；1937年10月，日本撮合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2月又建立了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拼凑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些个伪“政府”，几个能量不足的混混，其实都不成气候。日本迫切需要一个重量极人物，出面纠合这些混混，以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目标。日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它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企图依赖中国丰富的资源与人力，实现从美国以及英国手里夺取南洋的战略目标。 日本以美国为敌，有旧恨新仇。是美国人首先于1853年7月8日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接着日本就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噩梦。日本同样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西方列强在日本同样拥有治外法权、租界、海关控制权。新仇在于美国首先以华盛顿和会迫使日本放弃了在山东的特权，并接受了海军力量的限制；后来更进一步以《九国公约》强调要保障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限制日本军力，阻挠日本对华侵略。随即日本国防方针修改为：“自今之后帝国国防要以同我发生冲突之可能性最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军备之美国为目标”。（日本：《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93页。）石原莞尔更直言不讳：“日美战争的到来是必然的命运。” 日本的崛起首先在甲午战争，随之的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使日本充分体会到征服中国的甜头，于是，日本国内就有了“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结论性共识。但日本征服中国的如意算盘在蒋政府这里碰了钉子，“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成了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迫使中国屈服成了日本心头大患。汪精卫的叛逃与其说为使百姓与国家免遭荼毒，不如说急日本之所急，有助于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策。 日本要亡中国，其实不过就是要亡掉中国的中央政府。蒋公的抗日，是中国最坚决最真实的。首先在于利益决定，中央政府完蛋了，蒋公的利益就没有了。中国其他的抗日队伍，都不过是拉着抗日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趁着日本人打进来谋求自身的利益。1936年两广事变，日本人资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他们“抗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杨、共三位一体，高喊“抗日”口号，目的是建立西北政府，结果是演出“西安事变”，仅因苏联强硬干涉才得以和平解决。老毛就对斯大林派来的顾问说过，最好的结果是日本把蒋介石灭掉，我们再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中国。 其实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冈村宁次就报告军部：“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锋芒所向始终直指蒋公即是明证。 汪精卫的伪政府，与法国贝当政府之投降有重大区别：贝当政府原本就是法国中央政府，它为的确实是免于国家与人民遭战火蹂躏，它也确实保障了这一点。但汪精卫事前就派心腹干将与日本联络，取得日本方面配合之后，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次年4月由日军救护逃出河内投奔日寇怀抱。日寇得他投奔，如获至宝，立即安排赴日本晋见天皇及日本内阁。然后奉命捏合难于成气候的“临时政府”、“蒙古自治政府”与“维新政府”。一句话，汪精卫是日寇一手安排的走卒！ 说什么汪伪政府成立减少了大批战事，从而避免中国人民的损失与牺牲。完全是信口雌黄。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与军部要求侵华日军发动攻势协助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日军在南京成立以西尾寿造任总司令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而“第11军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乃于9月1日制定了以下作战方针，以期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见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长沙作战》第四页。）第一次长沙战役于9月14日打响，所幸薛岳领导的第九战区顽强奋战，以40个团的伤亡代价，粉碎了日军企图。而日本内阁原拟获胜即成立汪伪政权，因此不得不长时间推移。 无独有偶，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接着“还都南京”，日本却迟迟未予外交承认。在汪伪政权的一再催促下，日本内阁决定12月1日为“建交”日。军部命令中国派遣军，须以一个漂亮的胜仗歼灭国民革命军大批有生力量为“建交”贺礼。于是日军于11月23日以五个兵团主力发动了鄂中战役。第六战区陈诚沉着指挥，激战至30日，日军伤亡惨重而溃退。我鄂中军民亦损失巨大，这一切均因汪伪政权而导致。 更为甚者，自从汪精卫逃出重庆，在龙云的协助下飞到河内。有了汪精卫的叛逃，日军开始疯狂轰炸重庆。到次年7月6日的大轰炸为止，此类轰炸已达三十多次，造成无辜平民大批伤亡。就在各国报纸对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纷纷谴责之时，汪精卫对日本特务头子影佐提议：“第一，请贵国给予援助蒋介石的苏联施加一点压力；第二，继续轰炸重庆，直到把重庆政府彻底摧垮为止。”难道这也算“避免中国人民的牺牲”？ 汪精卫的投敌，其实根子在于与蒋介石争夺权力失败后的选择，他大约受到张国焘与毛斗争失败选择逃离的启发。所不同的是，张逃离后于1938年5月6日的《告国民书》指责毛：“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已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张主张真心抗日，而汪精卫则相反，他的“和平反共建国”也只是宣传手段，根本目标是借日本军力消灭蒋政权以实现他执掌中国。日本原来对他抱以极高的期望值，以为汪伪政权建立后蒋政权便会迅速垮台，至少会蜷缩于西南一隅沦为地方势力。结果适得其反，第一次长沙战役使日军首遭挫败，不得不承认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已不可能。不仅阿部内阁总辞职，汪伪政权也立即掉价。 首先是日本人嫌汪精卫不懂军事，尽管汪努力改变这个形象而频频露面于军事场合，但日本还是硬逼他同意请吴佩孚出山。只是吴太狂傲，日本人发现他日后恐难以控制，于是土肥原经与汪精卫商量毒死了吴。此后汪伪手下，自陈公博、周佛海起都暗中找退路。陈派员与宋子文牵线；周更是延安、重庆都挂靠；那个恶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更是早就与潘汉年打得火热。引荐潘汉年同汪精卫接头的是李士群；收罗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进入汪伪政权的也是李士群；把戴笠的特务网扫荡殆尽的还是李士群。恰如他对身边的中共党员关露所言：“我抓了哪个共/党？我杀了哪个共/党？”他甚至通过陈毅派来的冯少白、邵式军与新四军保持联系。 至于那种以汪政权统治区人民生活如何的议论更没道理，中华民族本不应类同蝼蚁，衣食所安便一了百了。荼毒总是只发生在战争进行地的。严格地说，在任何政权稳定统治的地区，都努力维持尽可能繁荣的局面，因为这是统治久远的基本。例如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在那里从事了史无前例的建设，到日本投降时，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否可以夸耀“九一八”或满洲国？ 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抗日战争，使中国和中华民族赢得世界尊重。当长沙战役胜利的消息传遍世界，舆论立即对中国刮目相看，即使美国国会也立即休会并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并立即通过决议以物资和精神支援作为向中国人民致敬的表示。中国的大国地位与中华民族的尊严，是数百万上千万的抗日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拚搏出来的！不是汪精卫投靠日寇舔出来的。试问，汪政权几曾何时得到过谁的尊重？就算是扶持他起来的日本，也不过视之如走卒而已。汪精卫病亡日本，天皇立即召开紧急磋商会议，要求寻找可靠的代理人。天皇说：“帝国总不能直接派人去南京任主席任行政院长。”此等奴才政权，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如果我们居然还要为汪精卫鸣冤叫屈，这个民族大概是不会有出息的。 汪精卫临死前赋诗《自嘲》一首：“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他已经看见了生前身后的一片凄凉，不会有人沿袭他的道路了。始料不及的是，今日却有些文人为之张目，不知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头子，九泉之下是否得着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