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自己”的许广平不会被忘记（外一篇）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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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自己”的许广平不会被忘记（外一篇）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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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已经去世46年了。 作为20世纪初的一代新女性，许广平的性格自小就是坚毅与倔强的。母亲最讲究缠足，据说刚过门时，花鞋可以端立在酱油碟子内。因此，她也要为女儿缠足。但8岁的许广平用大哭来做坚决的反抗，最终迫使母亲妥协。 及至长成，她先是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后又参加天津学界的爱国运动。1922年，担任教职不久，为继续深造而于次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敢斗，无论在1924─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中，还是在1926─1927年的广州，始终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她敢爱，敢爱深受旧礼教之害的鲁迅。“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风子是我的爱》），“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同行者》）。她也能写，1925年前后，经常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撷取题材，源源不断地为报刊写稿。她要独立地服务于社会，同鲁迅结合之初，曾与友人合办妇女刊物，又请许寿裳为其设法在教育界找事。 但1927年鲁迅到上海后，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需要做的事情、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不能缺少许广平的支持和助力。因此，他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鲁迅回忆录·我又一次当学生》） 这话的内涵和分量许广平是清楚的： 1906年，鲁迅接受了母亲的“礼物”──朱安，但自始至终以母亲的礼物待之。 自日本回国后，几年间，他除了教学，日复一日地沉湎于汇集、抄录、校勘古代逸书的工作之中。每天晚上，绍兴府中学堂他那间卧室中，灯柜上铜质煤油灯总要亮到更深夜尽。然而，他果真喜欢这辑录、整理的工作吗？在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他透露了心底的秘密：“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目，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原来如此。这是何等不幸的生活，何等惨痛的自白啊！ 1912年5月，鲁迅北上，住进北京城里的绍兴会馆。这一住，就是7年零6个月，其间，只回绍兴探亲三次，总计不过80天。其余的时间，便是他一个人独居。 社会实在黑暗，生活更是孤寂，灵魂只能在佛学典籍与墓志拓片中寻得一时的麻醉。是新文化运动的惊雷把他震上文坛，从此挥戈上阵，为前驱者呐喊助威，但内心深处仍有浓重的悲凉化解不开。 1919年12月，鲁迅将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八道湾居住。不久又先后搬到砖塔胡同及阜成门内的西三条。虽与朱安同处一院，却仍分居两室。不光日常生活缺乏照料（他根本不要朱安照料，曾将朱安手缝的棉裤扔掉），而且“一切几乎都要亲手处理”（《从女性的立场说“女性”》） 一方面，他在五四退潮后的沉闷空气里，即使“两间余一卒”仍不停止对黑暗势力的鞭挞与针刺，勉为其难地以希望安慰后生。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还在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矛盾冲突中苦苦挣扎，而至于“彷徨”、“颓唐”。 苦斗的战士，需要希望的旗帜永在前方高扬；苦斗的战士，亦需要相知的慰藉随时抚平伤口。但社会的黑暗已到了极处，一时尚看不到光明；家庭的寂寞也使他如古寺僧人。所以，嗜烟（每日总在五十枝左右）、纵酒，常说些“恐怕我自己看不见了”、“寿终正寝”一类好像走到尽头的话。 终于，他有了相知，有了同行者──许广平。 在北京期间，许广平已常去鲁迅寓所，帮他校对、抄稿（如《坟》与《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就是她抄的）。这自然能为鲁迅节约出不少时间、精力。但更重要的是给因苦斗而精疲力竭，且又处在孤独与寂寞中的鲁迅以精神上的慰籍，使之稍稍知道爱惜自己。其作用之大，正如1926年6月17日鲁迅给李秉中信所言：“……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 正因为深知鲁迅，挚爱鲁迅，所以许广平认识到，在残酷和艰苦，持久而广大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她的全力支持与帮助，于是最终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鲁迅回忆录》） 在长达十年与鲁迅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替鲁迅购买参考书籍，奔走于开明书店、中国书店等地；替鲁迅查找相关材料，并帮鲁迅校对译著、文稿的清样。此外，她还收信、会客，照顾鲁迅的饮食起居，尽量使他不致受到太多无谓的烦扰。鲁迅自然是伟大的，他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做出的贡献是许广平所不能企及的。但谁又能说鲁迅的贡献中，不包含着许广平的一份付出呢？ 自1906年起，至1936年止，30年里，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10年间的著作成绩超过了此前20年的总和。尽管许广平申明：“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说有什么帮助的，只不过在琐碎事务上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就是了。”但鲁迅是明白的，生前曾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后人也是理解的，理解她在那10年里“不过做了个家庭妇女”的“悲不自胜”；并铭记，铭记她在做出了“忘记自己”的牺牲之后，亦“间接地替社会人类工作”了。 2014-03-01
“忘了自己”与“悲不自胜”的纠结 写了《“忘了自己”的许广平不会被忘记》一文后，仍觉意犹未尽，遂又补上个续篇。 在与鲁迅共同生活的10年里，许广平一直是充当底色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然而，人是复杂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怎么可能完全地“忘了自己”呢？毕竟，她也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有理想、有能力，独立地服务于社会。所以，“不过做了个家庭妇女”的“悲不自胜”（《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1939年《鲁迅风》第十期）也会油然而生。 于是此二者的矛盾与并存，成为她长时间里的内心纠结。在鲁迅生前，这纠结大多压抑在心间；待鲁迅过世后，便陆续诉诸于笔墨。 有自立自强的真心渴求： “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回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1939年《鲁迅风》第十期） 有出于理智的得失分析： 因为她清楚，鲁迅能够给予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自己。所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的二重奏往往是：“他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班而更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这两部机器就这样地工作着，一个月内出产了《奔流》《语丝》和《朝花旬刊》之类，《近代木刻选集》，以及《近代美术史潮》的按期翻译都是证据。总计他后期生活，在上海十年的出产，超过前期二十年来的收获，几乎占全部的过半，自然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说有什么帮助的，只不过在琐碎事务上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就是了。”（《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1939年《鲁迅风》第十期） 显然，渴求自立而不得，就难免“悲不自胜”；而面对客观现实，又不得不“忘了自己”。但最终让身心获得平衡的，是建立在相知基础上的相互关爱： “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地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当然，两个人日夕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会有正面冲突的时候。只是，鲁迅与许广平的冲突别是一番情景： “偶然也会例外，那是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繁纷，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这时候我真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我不是伤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弃。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跑到空地去躺下。……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我能这时候把他丢下不管吗？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侯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后来看到海婴的对我时常多方刁难，更懂得了为什么对最关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会上许多磨难的他，一有感触，会千百倍于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时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明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惆怅，彷徨，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1939年《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 应当说，许广平的描述相当精彩，让我们后世读者有机会真切地感知她与鲁迅的真性情。 更重要的是，现实中，同样好强的男女在结为夫妻后，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生活中的一系列琐事，如日常杂务、儿女教养与社会交往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都牵扯精力，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各自的事业发展。在此情况下，天平很难平衡，重心必然要有所偏移，而“谁当底色”的问题就会突显出来。就此而言，许广平的纠结对于同样处于围城中的人们来说，也许是有启迪意义的。只要真心相爱、为对方着想，即使不能完全化解，那纠结所带来的伤痛还是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的。 201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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