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自己”的许广平不会被忘记(外一篇) 作者:震亚


 


“忘了自己”的许广平不会被忘记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已经去世46年了。

作为20世纪初的一代新女性,许广平的性格自小就是坚毅与倔强的。母亲最讲究缠足,据说刚过门时,花鞋可以端立在酱油碟子内。因此,她也要为女儿缠足。但8岁的许广平用大哭来做坚决的反抗,最终迫使母亲妥协。

及至长成,她先是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后又参加天津学界的爱国运动。1922年,担任教职不久,为继续深造而于次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敢斗,无论在1924─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中,还是在1926─1927年的广州,始终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她敢爱,敢爱深受旧礼教之害的鲁迅。“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风子是我的爱》),“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同行者》)。她也能写,1925年前后,经常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撷取题材,源源不断地为报刊写稿。她要独立地服务于社会,同鲁迅结合之初,曾与友人合办妇女刊物,又请许寿裳为其设法在教育界找事。

但1927年鲁迅到上海后,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需要做的事情、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不能缺少许广平的支持和助力。因此,他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鲁迅回忆录·我又一次当学生》)

这话的内涵和分量许广平是清楚的:

1906年,鲁迅接受了母亲的“礼物”──朱安,但自始至终以母亲的礼物待之。

自日本回国后,几年间,他除了教学,日复一日地沉湎于汇集、抄录、校勘古代逸书的工作之中。每天晚上,绍兴府中学堂他那间卧室中,灯柜上铜质煤油灯总要亮到更深夜尽。然而,他果真喜欢这辑录、整理的工作吗?在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他透露了心底的秘密:“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目,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原来如此。这是何等不幸的生活,何等惨痛的自白啊!

1912年5月,鲁迅北上,住进北京城里的绍兴会馆。这一住,就是7年零6个月,其间,只回绍兴探亲三次,总计不过80天。其余的时间,便是他一个人独居。

社会实在黑暗,生活更是孤寂,灵魂只能在佛学典籍与墓志拓片中寻得一时的麻醉。是新文化运动的惊雷把他震上文坛,从此挥戈上阵,为前驱者呐喊助威,但内心深处仍有浓重的悲凉化解不开。

1919年12月,鲁迅将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八道湾居住。不久又先后搬到砖塔胡同及阜成门内的西三条。虽与朱安同处一院,却仍分居两室。不光日常生活缺乏照料(他根本不要朱安照料,曾将朱安手缝的棉裤扔掉),而且“一切几乎都要亲手处理”(《从女性的立场说“女性”》)

一方面,他在五四退潮后的沉闷空气里,即使“两间余一卒”仍不停止对黑暗势力的鞭挞与针刺,勉为其难地以希望安慰后生。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还在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矛盾冲突中苦苦挣扎,而至于“彷徨”、“颓唐”。

苦斗的战士,需要希望的旗帜永在前方高扬;苦斗的战士,亦需要相知的慰藉随时抚平伤口。但社会的黑暗已到了极处,一时尚看不到光明;家庭的寂寞也使他如古寺僧人。所以,嗜烟(每日总在五十枝左右)、纵酒,常说些“恐怕我自己看不见了”、“寿终正寝”一类好像走到尽头的话。

终于,他有了相知,有了同行者──许广平。

在北京期间,许广平已常去鲁迅寓所,帮他校对、抄稿(如《坟》与《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就是她抄的)。这自然能为鲁迅节约出不少时间、精力。但更重要的是给因苦斗而精疲力竭,且又处在孤独与寂寞中的鲁迅以精神上的慰籍,使之稍稍知道爱惜自己。其作用之大,正如1926年6月17日鲁迅给李秉中信所言:“……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

正因为深知鲁迅,挚爱鲁迅,所以许广平认识到,在残酷和艰苦,持久而广大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她的全力支持与帮助,于是最终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鲁迅回忆录》)

在长达十年与鲁迅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替鲁迅购买参考书籍,奔走于开明书店、中国书店等地;替鲁迅查找相关材料,并帮鲁迅校对译著、文稿的清样。此外,她还收信、会客,照顾鲁迅的饮食起居,尽量使他不致受到太多无谓的烦扰。鲁迅自然是伟大的,他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做出的贡献是许广平所不能企及的。但谁又能说鲁迅的贡献中,不包含着许广平的一份付出呢?

自1906年起,至1936年止,30年里,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10年间的著作成绩超过了此前20年的总和。尽管许广平申明:“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说有什么帮助的,只不过在琐碎事务上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就是了。”但鲁迅是明白的,生前曾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后人也是理解的,理解她在那10年里“不过做了个家庭妇女”的“悲不自胜”;并铭记,铭记她在做出了“忘记自己”的牺牲之后,亦“间接地替社会人类工作”了。

                                                                     2014-03-01

 

“忘了自己”与“悲不自胜”的纠结

写了《“忘了自己”的许广平不会被忘记》一文后,仍觉意犹未尽,遂又补上个续篇。

在与鲁迅共同生活的10年里,许广平一直是充当底色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然而,人是复杂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怎么可能完全地“忘了自己”呢?毕竟,她也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有理想、有能力,独立地服务于社会。所以,“不过做了个家庭妇女”的“悲不自胜”(《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1939年《鲁迅风》第十期)也会油然而生。

于是此二者的矛盾与并存,成为她长时间里的内心纠结。在鲁迅生前,这纠结大多压抑在心间;待鲁迅过世后,便陆续诉诸于笔墨。

有自立自强的真心渴求:

“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回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1939年《鲁迅风》第十期)

有出于理智的得失分析:

因为她清楚,鲁迅能够给予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自己。所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的二重奏往往是:“他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班而更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这两部机器就这样地工作着,一个月内出产了《奔流》《语丝》和《朝花旬刊》之类,《近代木刻选集》,以及《近代美术史潮》的按期翻译都是证据。总计他后期生活,在上海十年的出产,超过前期二十年来的收获,几乎占全部的过半,自然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说有什么帮助的,只不过在琐碎事务上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就是了。”(《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1939年《鲁迅风》第十期)

显然,渴求自立而不得,就难免“悲不自胜”;而面对客观现实,又不得不“忘了自己”。但最终让身心获得平衡的,是建立在相知基础上的相互关爱:

“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地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当然,两个人日夕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会有正面冲突的时候。只是,鲁迅与许广平的冲突别是一番情景:

“偶然也会例外,那是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繁纷,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这时候我真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我不是伤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弃。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跑到空地去躺下。……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我能这时候把他丢下不管吗?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侯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后来看到海婴的对我时常多方刁难,更懂得了为什么对最关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会上许多磨难的他,一有感触,会千百倍于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时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明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惆怅,彷徨,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1939年《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

应当说,许广平的描述相当精彩,让我们后世读者有机会真切地感知她与鲁迅的真性情。

更重要的是,现实中,同样好强的男女在结为夫妻后,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生活中的一系列琐事,如日常杂务、儿女教养与社会交往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都牵扯精力,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各自的事业发展。在此情况下,天平很难平衡,重心必然要有所偏移,而“谁当底色”的问题就会突显出来。就此而言,许广平的纠结对于同样处于围城中的人们来说,也许是有启迪意义的。只要真心相爱、为对方着想,即使不能完全化解,那纠结所带来的伤痛还是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的。

                                                                     201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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