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

第十一章 牧场众生相

二、大喇嘛野登扎布

野登扎布是挑头儿重修乌拉盖庙的人。他曾经是那座庙里的大喇嘛，地位很高。

文革刚结束不久，因为思想还不够开放，因为他挑头儿要修庙，公安曾经当把他叫去训过话。到了衙门里，他却一点儿不憷，据说还挺横，根本不买警察的帐，反过来倒把人家训了一顿。毕竟是少数民族地区，又开放了，知道应当尊重不同的信仰，怕事儿闹大了，当时就让他走人。吵一架回来，似乎双方达成了默契，他接着筹备盖庙的事儿，公安也不管了，他也不追究当初拆庙的事儿了。

庙的主体落成后，他又回到庙里，继续做他的大喇嘛。我每次回去，都要去看望他，我们的关系一直很铁，他的养子还是我徒弟，先跟我学开拖拉机，后来又学开车。

此后，他每年都去西藏朝圣，属于自掏腰包儿。根据他的说法，当喇嘛的人本身没有财产，也不能有财产。路费一般都是他弟弟额力出。当时每年卖羊大约能收入两万多元，给他拿走一万多，一方面是孝敬兄长，更重要的是对佛教的奉献。他每次都带回一大包东西：经书，法器，唐卡……一次他刚回来，我正巧去看望他，他还送过我一块糌粑和酥油，味道跟酸奶缸上浮着的油差不多，带股子酸臭味儿，我吃不惯。

同野登扎布打交道，要从1968年追溯。那年他被迫还了俗，更属于专政对象，头上的帽子是"封建上层"。他没有家，也坚持不成家，一直住在自己的亲兄弟额力家。额力原先和他在一个庙里当喇嘛。做了几年喇嘛后，他看上了一位漂亮姑娘，遂脱了袈裟，与心仪的姑娘结合，出了庙门立了蒙古包儿开始放牧。

在草原，牧民当喇嘛的多，这要从解放前的王爷说起。王爷就是王道，权力很大，说的话一言九鼎，没人敢不听。据牧民告诉我，那时的王爷要求两丁抽一丁去当兵（王爷的军队），到庙里做喇嘛则能豁免。政令执行得也不特别认真，不是永久性当喇嘛，几年之后还允许还俗。当兵有生命危险，为躲避当兵，更有穷的吃不饱饭的因素，为到庙里混口安全饭吃，而且庙里不仅学经书，还教授礼仪，道德，历史知识，以及各种自然常识，就是现在的所谓学文化，所以送男孩儿做喇嘛的风俗，被认为是件光耀门楣的事儿。蒙语中，"书"与"经"是同一个词，都叫"淖穆"。看书是"淖穆温习哪"，"看经"也是同一句话，可见蒙古文化与藏传佛教的紧密联系了。

牧区重新划阶级和抄家时，牧场牲畜最多的牧主蓝木扎布已经做了死鬼，只能斗他的老婆。他老婆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台上，白发随风乱舞，嘴却挺硬，几次为自己辩护，声音不大，却强调自己对贫下中牧谁谁如何好，又给过谁谁几头牲畜……牧民虽已把富裕人家的包儿都抄了，东西也分了，对批斗会却不甚感兴趣，知青也并不特别激进，没一个跳上去打这老太太的，只走走过场而已。既是走过场，也就没把大喇嘛拉上台批斗，甚至连陪斗的资格都没给他。

但既然属于专政对象，当然需要强迫劳动了。他没有放牧权，就命他干杂活儿：夏天剪羊毛，洗羊；秋天打草，给羊打针灌药；冬天打井，搭棚圈；只在最忙的接羔季节，允许他帮忙对羔儿。都是体力活儿，却也罔开一面，允许他骑马，当然是清一色的劣马，勉强可以代步而已。

在队里，我属于思想偏右、不求上进的主儿，也就难于划清界线，有时爱和专政对象、牧主子弟混在一起。好在只有知青内部有人指戳，说我立场有问题，屁股坐在了牧主的板凳上，牧民则对我屁股的位置视而不见。

我认识野登扎布时，他四十多岁，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高高瘦瘦，虽然总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却有种不凡的气质，与一般牧民迥异。他完全可以娶妻生子，却一直坚持独身。每当他从人前走过，就能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拉着他袍子的衣襟，紧随其后。后来得知，那是他亲侄子，从小就被送到庙里，原先是准备当小喇嘛的。可自从大喇嘛和庙被连锅端掉，这小子就成了他的继子，一直跟着他过。俩人情同父子，野登扎布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给他穿衣服，牵着他走路，搬家的时候，野登扎布在前头牵着牛车步行，男孩就被放在牛车上坐着，阳光下，一大一小的影子，不多的几辆破车，慢慢从地平线上消失……

野登扎布拒绝杀生，他兄弟额力也不杀生，我们住一个浩特时，他们总叫我去把羊杀死，等羊死了，他们才自己剥皮、剔肉。我问他们为何不杀生，这才知道俩人都当过喇嘛，而野登加布的一颗心更是安营扎寨在庙宇里。

我和他一起干活儿时，常坐在一块儿聊天，他也不避讳我。他曾告诉我，当初在庙里，牧民送去活羊，他们也是叫别人代杀。吃不了的，有时最多富裕几十只，就让小喇嘛走着放牧。我问他为什么不和内地和尚一样吃素，他的回答很简单：在这儿不吃肉能活吗？也是，天寒地冻，冬季又特别漫长，蔬菜瓜果那时也极难见到，不吃肉简直就没法儿活。

到底跟普通牧民不同，他挺关心历史，曾经问过我历史是否按唐宋元明清那样排序。他说他们蒙古族的历史只有500年，我说不对，他说指得是口口相传的历史。他特别以成吉思汗自豪。我就和他掰杠：你们从建立大元帝国，到被赶回老家，怎么一百多年就把江山给丢了？他把失败归咎于定居，说当年游牧时能征善战，定居下来后，子孙们吃喝玩乐，连弓也拉不开了，丧失了战斗力，人又少，（当时蒙古族不让与汉人通婚）自然被赶回了大漠。

我那时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曾问过他：你信佛有什么好啊？他回答说，有信仰的人伟大，是有灵魂的，人与人之间没那么多矛盾，关系处得好；而没有信仰的人时常有纷争，思想偏激；信教的人往往多想人家的好处，忘掉别人对你的不好，却牢记别人对你的好……而当时的形势是天天讲"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也就是人斗人都上瘾了。他没有跟我抒发对现实的不满，言谈话语间流露出的却是忍耐与宽容。这些个说法客观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间接批判吧！

他重回庙里做大喇嘛后，在我们牧场的喇嘛中，他的级别最高，可在我眼里，他却仍旧是当年那个野登扎布，我跟他严肃不起来，他也拿我没辙。

有一回去看他，我见佛像前供着水，就有意刁难地问他：水是给谁喝的？他回答是给佛爷的。佛爷也喝水？他说，当然喝了！喝了，到哪儿去尿啊？我在心里想，没敢太放肆。接着我又问了句：佛爷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痛快地说不分男女。另一回，他从西藏请回来一尊欢喜佛，我问他说：不是不分男女吗，他回答不上来了。我于是得意地坏笑。

他的养子逐渐长大了，没跟他当喇嘛，倒成为我的徒弟。刚开始跟我学开拖拉机，后来又跟我学开汽车。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眼睛泛黄，怀疑他得了黄疸型肝炎，这病耽搁不得，我赶紧嘱咐他去拿钱，打算送他上班车，到旗里或盟里瞧病。等了半天，也不见他转回，我只好去他家找。只见他头上缠着黄布条儿，盘腿儿坐着。大喇嘛正好在他家里，在他对面坐着，拿着个转经筒转悠，嘴里还念念有词……火儿"噌"地窜上我的脑门子，我冲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大喇嘛手里转得正欢的经筒抢过来扔到了屋外，小桌子也被我掀翻了，上面的经文撒了一地，我一把拉起徒弟就往外走。大喇嘛在我身后气急败坏的叫喊，说的蒙语我大多不懂，估摸着都是佛经上的话，在指责我对佛不敬之类，我也懒得理会……

在信用社凭我的信用就能支到钱，我给他支了一千元，直到把他送上班车，一颗心才落地。传染病不去找医院，求佛哪行啊！

大喇嘛相当生气，好几天没搭理我。不过他也没绷住，没过多久，我们又和好如初了。

还有一回，俩牧民骑摩托车，因为不懂左侧通行的基本法则，会车时同时向一侧避让，结果在若大的草原上迎头相撞。好歹没出大事儿，只一个牧民腿碰骨折了。腿没折的满头大汗跑了回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开车拉回来，找医生接骨头呗！没想到大喇嘛又正好在，便想插一杠子，说是鬼拿的，要用念经来驱鬼，那个断腿的牧民还真信了。不过，这档子事儿又让我给搅黄了。他又很不满意，照例用宗教语言指责了我一番。反正我也不懂，只当耳旁风。他当然又生了一回气。

虽然彼此的信仰不同，但我们的交情摆那儿，他对我没脾气，我也一直当他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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