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重返国内语境看领袖崇拜已不合时宜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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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重返国内语境看领袖崇拜已不合时宜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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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重返国内语境看领袖崇拜已不合时宜 ——与亦忱就理性评价历史上大人物进行的一次凯迪《夜话》 著名的自由撰稿人钱文军先生（wenjunq），潜心中国近代史研究且造诣颇深。虽然他在自己的博客签名档中自称为“写作者·思想者·追问和历史探寻者”，但其著作颇丰远甚于众多历史学教授。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不仅两岸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不同寻常地热了起来，而且网上的领袖崇拜风潮又成复燃之势。深究本源，其实从毛崇拜到蒋崇拜，就其本质上而言，却属殊途同归。为此，明晚夜话，我们特请来钱文军先生，结合当下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问题，专谈一次“领袖崇拜为什么不合时宜”这个话题。 照例，在此先向钱先生请教几个问题以作为本期夜话预告和开篇，然后请网友深度参与、我们再请钱先生倾情发挥。 亦忱问：钱兄，最近见你对蒋介石研究的话题又重返当今中国语境而多有著述，且言人所不能言和说人所不会说。为此，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首先，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我们该用什么心态和学术立场来研究那些历史上的大人物？你对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的评价和描摹，为何可以做到不亢不卑，信手写出诸多评价文字，且能做到如此通俗流畅又旁徵博引，而给人感觉耳目一新呢？ 答：谢谢亦兄夸奖！先别说请教，大家探讨，寻求共识。要不就会成课堂式说教了。交流是进步之母，我从互联网的交流里获得的长进，远比从书本里的获得要多得多。 凡是群体生活的动物，都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头领。狮群、狼群、猴群都有头领，即使羊群也有领头羊。人类也是群体的，层级式的群必然会有各层级领袖，物质的精神的都难免，到了社会大群，那些左右能历史进程的领袖算是大人物。 我曾经有言：历史就是现在对过去的认识。进一步补充说明的话，人类历史进程基本上取决于各个时代那些大人物的作为。因此，对于过去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评价，求真求是只是评价他们的依据。刘少奇临死前不久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绝对错误。历史是大人物写的，人民或曰芸芸众生或曰乌合之众只是替大人物出力卖命的“农民工”。这当然不合理，但却是无情的事实，我们今天有网络这个平台，大家有机会参与对过去的认识讨论中，为的只是获得尽可能真的共识，慢慢地改变既有的不合理。 关于领袖或大人物的论述，我推荐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出版于１８９５年的《乌合之众》，这本不厚的书应该算是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它把群众与领袖之间关系剖析得痛快淋漓，弗洛伊德从中获得莫大启迪，拓展了自己的研究；据说希特勒也从中学来的掌握大众心理的技巧，才把德国人哄得屁颠屁颠的。我们这些草根网民，认真读它一遍（最好多读两遍），哪怕只懂得一二，当然不为掌控他人，却能有效地防止被大人物哄得团团转。 尼采说：“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窃以为这句话道出一个真相，即芸芸众生对“伟大人物”的崇拜，是自身“精神瘫痪”的症状。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评论大人物的是非得失，以求对过去有清醒的认识，这不但是破除教科书式谎言的必须，也是谋求自我人权实现的途径。 历史产生领袖或曰大人物，根本原因在于即时社会有这个需求。所谓“乱世出英雄”或者“时势造英雄”，讲的也正是这个“供需关系”。这跟市场经济差不多，没有市场需求就不会有人生产那种商品。领袖也好，大人物也好，都是政治市场所需求的“商品”；世道越乱，民众期盼结束乱世的愿望越强烈，各式各样或真或假的大人物也就越多，大人物都是民众愿望滋养出来的。 社会能提供品性达到何种层级的大人物，也取决于那里的民众有什么样的愿望，或称之为文化土壤。愚民的文化性状必然导致“大救星”出来救世，相对先进的文化氛围里就不会有这种愿望。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法国人一百年前唱《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一百年后唱《东方红》，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这种文化氛围的差异，导致我们“两千年停滞不前”，所以希特勒才会说：“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斯大林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３日复信“致拉辛同志”，说：“不对那些著名权威人士的过时了的原理和见解进行批判的分析，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推进科学。不仅对军事权威人士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甭管斯大林作恶多少，他这段话说得很对，可惜不包括他自己。我们要做到尽可能真实地认识过去，就必须采取“批判的分析”态度而不是歌功颂德，不管是什么人。只有在否定不了的情况下得到的肯定，才具有真实的可能。 同时也要意识到，人民书写历史是在文明进程或者说人权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比如前不久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改变。它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在没有大人物引领只是芸芸众生的喧嚣中改变了历史进程。此前已有类似的案例了，例如东欧国家那场颜色革命，但还不像现在这样特色显著。归根结底可以这样说：人民书写的历史是一部宪政民主史，或者说是一部人权史。因为只有把大人物“关进笼子里”，人民才能获得书写历史的权利。中东之变无论还有多少变故，都预示着：不靠大人物引领的历史新时代开始了。 亦忱问：与你上述表述密切相关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不知你是怎么看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大人物？ 钱文军答：大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比如北美独立，涌现出以华盛顿为首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优势互补造就了美国。而这些精英人物推举华盛顿作为他们的领袖，他所起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尽管他对于美国宪法制定没拿半点主意，但没有他出席那个制宪会议都开不成；开起来也争吵不休达不成共识，更别说制宪了。或许正是他的“无主见”，全凭战功以及“打天下不坐天下”之高尚，才得以服众从而立了宪建了国。我们只要闭目养神，顺便想一想：那可是跟我们的乾隆皇帝同时代的人！我们那会儿的文化精英是纪晓岚、刘罗锅这等人，对比一下总该明白点什么的。 华盛顿决定性的贡献是出任首届总统，接着第二次全票当选总统，这时方显示他的政治才能。有评论说若无华盛顿出色的治国示范，美国根本维持不下去。这就是大人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正面影响的极端案例，时间越久，探究越深入，华盛顿就越显得伟大。徐继畲《瀛寰志略》评价他：“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应该说很准确，美国能有今日，华盛顿开了个好头。 但美国各界对他的认识是清醒的，绝无“大救星”之类肉麻吹捧。美国国会议员HarryLee在他逝世后评价说：“他是一个公民。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也是和平时代的第一人，也是他的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至今仍被美国朝野一致认同，可算是主流评价意见高浓度概括。他是唯一全票当选的总统，却拒绝领取国会批准的２．５万年薪；善于采纳各种意见和建议，奠定了美国廉洁高效政府制度的基础；确立了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制度的法律；任职两届（其第二届还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苦劝的结果）后开创了主动和平移交权力之先河。 但也很容易读到揭短文章，比如论军事才干，他并不算天才，只不过他的对手更差；论雄才大略，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都胜过他，他甚至在宪法条文上没留下哪怕一个字的印迹；他还是美国的奴隶庄园主之一。等等。美国人哈特排名“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个人物”,只将其列为第26位。 反观南美独立，包括与美国一线之隔的墨西哥，基本上皆取共和国制度，却产生不出类似的人物来，只有“佐罗”。结果是瞎折腾一二百年。又比如非洲，南非出了曼德拉这样的人杰，其它独立国冒出来的大人物良莠不齐，甚至有阿明、博卡萨那样的吃人屠夫，非洲人民遭遇的灾难远甚于殖民地时期。我在南非参观时，有介绍说曼德拉自己说是在英国留学时，参观韦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有一块无名氏的墓碑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那无名氏碑碑文挺长，记不住，大意是说碑主年轻时立志改变世界，中年时立志改变国家，老年后立志改变家庭，全落空了。临死前才发现最应该改变的是自己，那样或许可以逐渐影响家庭、国家甚至世界。曼德拉说几十年他都在照此碑文行事，也才获得成就。 我们中国的文化氛围是无缘出这个层次的大人物的，近世之大人物如袁、孙、蒋、毛、邓，与华盛顿、丘吉尔等完全不在同一个境界。他们都是权力迷恋者，而华、丘那个境界是在黑暗中辟出光明之路的境界，绝非贪恋一党之利一己之私者可以达到的。文化作为温床的功能可见多么重要，美国那些开国元勋们，无论赞同独立的多数还是反对独立的少数，权力公有是他们的共识，诚信是他们言行之准则。“枪杆子里出政权”之类陈腐观念,在他们那里连影子都没有，华盛顿留给后世的离职演说里有：“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汉文化里属于愚蠢的“宋襄公之仁”。自古以来，我们的大人物没有一个离得开“足智多谋”，也没有一个不是“随机应变”也即出尔反尔的。 亦忱问：蒋介石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人物，是任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都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蒋重返中国大陆学术界，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据我所知，国内有些不自重的蒋介石历史研究者，却以一种匍匐在这个历史上大人物的阳痿心态，隔着浅浅的那湾海峡，来为蒋介石大唱过期的颂歌。你对这种中国社会之前将老蒋踩在地上“永世不得翻身”，而如今似乎大有捧在天上下不来的情形，有何独到的评论？ 钱文军答：现在说蒋介石。我从小就是在“蒋该死”、“蒋光头”这样的话语环境中长大，所见到老蒋的画，太阳系上都贴着块狗皮膏药。大概在上初中时读了第一本专门说蒋介石的书，就是《金陵春梦》，作者唐人。那时可是拿戏说当正史读，对老蒋的印象不言而喻是敌视的。 但也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我生长在柳州铁路局这样一个移民小社会里，父辈那一代人基本上都是逃难来的，原籍遍布大半个中国，皆为修筑湘桂铁路而聚集。他们都是天涯沦落人，都经历过抗战硝烟熏染，属于共过患难的一代。还有一些解放后随四野南下的东北铁路员工，或大或小大致都是干部。家属区都是平房，他们闲聊往事我们这帮孩子也听了不少。 久而久之就凝结成两个印象：一是父辈们谈起打小日本的故事全是国民党的故事，无论胜败。没听他们说过教科书以及电影里那些抗日故事。比如昆仑关作战时，我父亲曾被派到铁路上组织的支前队，那时他还是干苦力的“农民工”，送物资运伤员短时间涉足战区地域，说起昆仑关他总是精神头很足，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的。二是东北南下的那些叔叔伯伯，提起苏联红军就摇头，虽不敢大声说啥，但我们也知道东北被抢走不少机器设备。到反苏修时准说苏联的坏话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事逐渐时有耳闻，尽管这些内容的话语仍有分寸，奠定怀疑的基础却足够了。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历史真相逐渐排开宣传泡沫，不但长辈们敢于说出从前不敢说的故事，报纸杂志书籍刊载抗日战事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以杨奎松、杨天石、高华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专家，陆续揭示了越来越多的历史真实，我们所受到的老蒋“消极抗日”的谎言教育可以说彻底破灭。 包括我自己在内，借用当年老毛的话说：“蒋介石一下子变得漂亮起来了”。 一度也产生了恍然大悟甚至崇敬之意。唐德刚说：“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在初识抗战那些正面战场的故事后，我也属于赞同此论者。 “蒋介石一下子变得漂亮起来”，无可否认还有借以宣泄对几十年谎言宣传的逆反心理。加上台湾几十年现状摆在那里，就算“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老蒋比老毛好得多也是不争的历史真实。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要害：民众之命运被大人物主宰，灾难总是必不可免的。 随着阅读的增加有个问题日益清晰起来：如此牛逼的领袖，怎么会屡战屡败，最后逃到台湾去了呢？后来才意识到，老蒋抗日是不假，但那也是他不容推卸的责任！既然不辞艰辛爬到“最高领袖”之位，领导抗战就是应该的。何况，日寇入侵中国为的就是倒蒋，抹掉这个符号，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才有机会充当亚洲盟主。当初毛诬其躲在峨眉山上，日本投降便“下山摘桃子”纯属颠倒黑白；但倘若如唐教授那样恭维蒋，那么给历史的仍是假象，另一面的假象。 还是通过阅读与思考，最后也认定，老蒋跻身大人物的圈子里，亦属滥竽充数。他一辈子基本上是被历史大潮推着走，就连“４·１２”也是被逼着干的，力挽狂澜改变历史进程的事基本没有。1929年3月就在蒋桂战争的硝烟里他召开国民党“三大”，他正式确立“一党专制”政体，圣化孙中山，废止“约法”，将其“训政”绝对化、法律化，老蒋正式被封为“最高领袖”也在这个会上。这是蒋介石败亡的起点，如果他那时行向宪政之路，中国绝不会是后来那样的发展。 反对者并不少，首当其冲是胡适，写《人权与约法》檄文一篇，点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指责其党部机关和政府机关有了侵犯人民身体自由及财产的权力，完全罔顾人民的权利保障。要求实行法治，即法律不能只对人民，也必须对政府、党、军队以及所有官员。一批文人纷纷发文围攻胡适，是否老蒋授意不得而知，但有识之士在中国不得志则是有传统的，至少从商鞅就开始了。 据美国学者易劳逸考证：“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它已能对25%的地区和66%的人口实行统治。”就这点本事也侈谈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再说了，孙中山几乎抄完了世界上所有的主义，杂乱无章自己也没弄明白该“主义”什么。老蒋把孙扶上神坛，为的是替自己专制搭台阶，连朱元璋那个“缓称王”都不如，结果只能替老毛做嫁衣裳，葬送了中国自清末以来极其艰难地获得的、初步的民主成果，人民遭受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此乃其历史罪责，无论怎样都赖不掉的。 他早年并无出将入相的业绩，充其量不过混混一个。蒋自己也在日记中猜测，老孙之所以重用他，大概是他暗杀了陶成章的缘故。后来还有孙中山避难于中山舰时，跟老孙耍小脾气的蒋介石赶来护驾。但老蒋爬上高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苏俄提携。老蒋读马列比老毛还早，一度认为只有杀光资本家中国才有救。１９２４年老蒋顺应孙中山的胃口表现左倾，高调拥护联俄联共。老孙还只是“容共”，是蒋介石把它演化成“联共”的。当时蒋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话：“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鲍罗廷认定蒋是左派。孙死后，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许崇智受株连下野，蒋介石这才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权。 然后是东征北伐，靠着苏俄大量财政、军事援助的支撑，尤其是加仑将军为首的苏军顾问团、苏军“志愿空军”直接参战，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荣耀等身。但是，自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在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压迫下，汪精卫出走放弃了党魁地位；蒋迫于自身地位受到威胁，一举用兵逼走了苏俄顾问头目季山嘉。提出“整理党务案”把中共党员请出国民党中央机关。然而他在５月１４日的日记里却写下这样一段话：“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还有其它记述，反映出来他当时有一种矛盾心态，显然是为维护本党权益，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变中共掌控国民党中央这么一种现状。“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在黄浦军校演说：“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习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这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而老蒋从来就是“孤家寡人”，国民党那些要员，若不是阳奉阴违之徒就是唯唯诺诺之辈，缺乏个人魅力的蒋介石并没能笼络或者压服国民党高层，他的领袖地位是孱弱的。１９２７年“４１２”之后，本该实现了这个目标的他，却被党内反对势力逼得“下野”了。接下去又是蒋桂战争又是中原大战，战争的惨烈程度远甚于“军阀混战”，不但使得中共割据大发展，还导致日本制造“９１８事变”。历史证明，蒋介石既不能以政治手腕服众，又没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所谓领袖地位他根本名不副实。冯、阎反蒋时居然获得包括国民党左右两边在内的广泛支持，举国一片倒蒋之声。再下去的两广事变、西安事变证明了他其实很无能。同时也证明，国民党“三大”时若走宪政之路是可行的。 钱文军答：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尤其糟糕的是，老蒋竟然指望抗战来重塑并拔高他的“最高领袖”地位，这不但荒唐可笑，而且祸国殃民，终于导致或曰奠定了日后的败局。 蒋的根本利益决定他必须抗日，至少客观上这个利益与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一致。另一方面，蒋既然不择手段爬到国家统治者高位，就应该承担领导抗日的责任，他承担了，没有逃避，算是负责任的行为，值得肯定。1940年，鉴于德国节节胜利且对华友好，孙科、白崇禧等大部分要员主张联德，老蒋坚定不移地拒绝了德方《中德军事秘约》之邀，使中国免除了与德结盟成为战败国之可能性（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II》，P131-151）。这也是老蒋一大功绩，也值得肯定。否则依孙、白等国民党大员建议与德国结盟，中国必将陷入“扁担没扎，两头打塌”之窘境。 说唐教授的评语过分，最简单的案例就是：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总共17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蒋手中失去，比“大清卖国”割地还多20余万平方公里。无论怎样辩解，历史责任是推不掉的。现在有一种议论说中共对于失地如何如何，那不对，至少直接责任与中共无关，应该由老蒋来负。 有资料显示，雅尔塔秘密协定签字两三天也即1945年2月中旬蒋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处得知此协议之基本内容。他本可以立即采取强硬举措向三大国提出严正交涉，并不惜采取极端行动，例如召回驻三国大使并要求三国召回驻华大使、中断一切与盟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要求驻华美英苏军事人员撤走，公开宣布要单独同日本媾和之类。为什么要抗日？无非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如今那些被称为盟国者干着与日本侵略同样的勾当，蒋却唯唯诺诺忍声吞气，怕的就是失去美援。 到７月５日，鉴于斯大林要求在波茨坦会议上落实他出兵对日的要价，杜鲁门令赫尔利向老蒋全文递交了雅尔塔秘密协议。7日赫尔利致电杜鲁门告知老蒋的答复：“中国同意战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假若苏联完全同意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的话。”这个意见遭到在莫斯科谈判的宋子文反对。蒋又提出一个折中建议：假若斯大林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并同意撤销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疆叛乱分子的一切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蒋就同意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该地区的地位。 此折中意见本质上跟原来意见没啥区别，蒋并非不知道，苏联红军刺刀下的“公民投票”意味着什么。宋子文找借口回国，7月20日，蒋致电杜鲁门：“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虽没有代表参加，但您，总统先生，应当体会到我们我们已最大限度地履行了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做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我们的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付的范围。”倒是杜鲁门着急了，他赴波茨坦之前就已经“厌倦继续讨好俄国人”了，23日杜从波茨坦致电蒋介石：“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如果按照雅尔塔协议“维持现状”，外蒙古独立不会获得法律承认，最多拖到苏联解体时，中国仍可以收复这块土地。结果是按照老蒋的折中办法签订条约，斯大林多费了点事玩了一次“公民投票”顺利地肢解掉外蒙古。至于唐努乌梁海，老蒋连声也没吭。至于兵败台湾才宣布废除中苏条约不承认外蒙古，于事无补了。 再说抗日作战，当初没有美援之时，中国的抗战打得并不屈辱，台儿庄、昆仑关、上高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还都是胜仗。老蒋自重用共谍刘斐掌控军令部以后，国军基本没胜仗可打了。要知道，三次长沙会战是薛岳违抗军令打成的，薛岳还走了“夫人路线”，利用其妻与宋美龄的金兰关系，打电话请宋帮吹“枕头风”，蒋这才批准薛岳保卫长沙。滇西缅北反击战以及之后反攻战，皆是军令部不能染指的情况下取得的。“八年抗战”，蒋指挥无方，用将不善，谈不上有多少伟大成分。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蒋不插手军事，抗战必将更加有声有色。亲蒋的美国作家熊式一曾明示，如果老蒋死在“召回史迪威之前”，就会更伟大。 比如，台儿庄之战，国军将士浴血奋战击败日军精锐板垣的第五师团，由防御转为进攻。“台儿庄大捷”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不但中国军民士气大振意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就连时任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也深受鼓舞，宣称中国会赢得抗战胜利。蒋之首席军事顾问、德国的A.F.法尔肯豪森将军建议蒋下令乘胜追击溃逃之日军，以汤恩伯部为主的国军援兵并未损伤，士气正旺；日军则为残兵败将，极好的战机。蒋拒绝了。该将军极其愤怒，说：“我告诉委员长挥师前进、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不久日本人就有八到十个师团进逼徐州，那么，一切都晚了。”无独有偶，1939年冬季昆仑关大捷，仍是第五师团遭重挫。白崇禧等在来宾县迁江镇指挥部制定作战计划，欲乘日军兵力空虚士气低落时一举攻取空城南宁等地，蒋批准后即返回柳州。当晚，正当白崇禧等部署好各部兵力准备乘胜追击时，老蒋下紧急命令取消攻击。国军士气顿消。直待日军援军抵达反击，昆仑关胜绩顿时化作乌有。史迪威愤怒老蒋“头脑中连进攻的概念都没有”，并非冤枉他。 再就是1942年4月１８日，美军杜立特突击队奇迹般轰炸了东京、名古屋等地后部分飞机降落三战区在衢州的机场。日本忽遭轰炸民心混乱，裕仁震惊，更使牛皮吹破天的军部颜面扫地。杉山元下令停止进攻四川计划，改行打通浙赣线作战，目标在于摧毁浙赣境内国军机场，以杜绝美中联手再次轰炸日本本土。9.6万精锐加上地方守备队从东面攻击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日第十一军则出动4万兵力由赣西向东配合夹击。 顾部制定了诱敌深入金华、兰溪地域，集中兵力合围歼敌之计划。5月3日顾报蒋统帅部电称：“决以确保金（华）、兰（溪）要点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金华附近及东阳、浦江、建德各既设阵地，予以打击，尔后依固守金、兰及切断敌后，诱致敌人于金、兰要点前，以主力由金华东北、西北地区合力围击而歼灭之。”10日蒋复电批准，并提醒顾防止日军由淳安方向攻衢州的可能性。顾即立即按照蒋已批准的兵力部署安排金兰作战。 16日日军中路前锋深入金华地域，接近预设围歼作战区域。顾祝同命令各部准备实施围歼计划。谁知当晚军令部忽然以蒋名义下令三战区终止金、兰决战，各部后撤转移改行“衢州决战”。电令曰：“务将王铁汉、王耀武、丁治磐三个军皆集结于衢县附近，切勿控置在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耗，我军方针决在衢县决战，不得变更此作战方针。”稍有常识便不难发现，将三个主力军远置于金、兰战场百公里开外，恰恰是“被敌逐次消耗”的部署。次日日军进入预设围歼作战区域，而手忙脚乱的顾祝同却在命令各军放弃金、兰地域既设阵地，按军令部令西移至衢州地域匆忙准备新的“衢州决战计划”。 由于此项突变，日军未遭坚决抵抗占领金、兰、龙游等地。6月3日逼近衢州。而三战区亦总算部署完毕，顾祝同遂下令：“战区决确保衢州阵地，消灭疲惫敌人，着衢州南北控置之主力于明日拂晓前完成出击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消灭敌人”。谁知命令刚下达，顾又收到军令部“避免衢州决战”电令，连日部署的仗又不准打了！顾祝同不是薛岳，没那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魄力，遂不顾实情及严重后果，于4日撤销前令改下达“避免衢州决战”令，各部由“准备出击”变成仓皇撤退，堪称战争史上少有的荒唐事。 实战是顾部撤退时东线日军已开始进攻，无所适从的各部根本无法有序作战，全凭各部自行散往铁路两侧仓促抵御消耗追击之敌。在军令部两次临战变令之混乱调遣下，参战各部皆不知所措，除招架之外只能各自为阵阻击日军。最终，日军东西两线于7月1日在上饶地区会师，浙赣线被打通，三战区总部仓皇乱逃。日军随即乘乱打通了温州地区各出海口，摧毁了可供美军潜艇浮泊的码头设施。此役，日军夺占44个县城，17万平方公里地域，这些地域的飞机场悉数遭破坏，636公里铁路也通畅无阻。 顾祝同于7月24日致电军委会“失利请惩处电”，禁不住也要发点牢骚：“此次浙赣战役时，遵照指示与敌应战，终以计画（划）变更，诸种准备及后方区处，未及遵时完成，大军转移之际，适逢霪雨，路崩桥圮，行军极感困难，以致影响士气，并损失一部物资……,抚哀循省，咎实难辞，拟请从严惩处，以资整饬，临电惶悚，伏候示遵。”牢骚只管发，惨败无法挽回，中国民众又付出25万伤亡之惨重代价，国军各级忠勇将士经历统帅部如此昏庸的指挥，还有多少信心去拼死作战？ 纵观整个抗战史，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几百万忠勇将士流血牺牲，很大一部分是老蒋无能之代价！ 蒋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那种“疑人也用，用人也疑”的禀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之所以国军越战越没劲，盖出于老蒋的赏罚不公。一个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抗日名将冯占海将军。此公“九一八”以后在吉林揭竿而起，成为吉林抗日义勇军的首领。这支军队无论规模还是战绩，都不是那支抗联可以比肩的，曾经发展到攻打吉林、长春的地步。他与北满的马占山将军成为当时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曾有“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之上联，始终无人对出下联。而今那首国歌，也是为这“三马”的东北义勇军所歌。 冯部后转移到承德，张学良将其部队编成国军第63军，下设第91师，辖4个旅12个团，冯占海任军长兼师长。承德抗战浴血拼杀，却不予补充。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即下令整编，减为3个旅6个团不说，还安插了军、师职军官。这些安插者根本没把冯放在眼里，逼得冯主动报请军委会取消了第63军的番号，仅留91师番号，以免再被安插中央军派钦差。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91师首先被急调至前线与日军精锐土肥原师团激战，战损不予补充却缩编为2个旅4个团。武汉会战时91师在南浔前线战绩斐然，损失亦巨大。上梁不正下梁歪，深得老蒋真传的汤恩伯诬告说冯部作战不力，呈请军委会撤其职。冯万念俱灰于是率亲信副官二人请辞，转入香港、广西等地经商为业。冯部师级长官除参谋长留在军队外其余皆辞官离队，汤委亲信王毓文任师长收编了该师为嫡系。 第91师是和日军精锐关东军多次激战打出来的抗日劲旅，抗战伊始，全国大部分部队皆未与日军交过手，而第91师已在东北、热河和察哈尔同日军进行了运动战、守城战、攻城战、阵地战、山地战、伏击战和游击战等多种方式的作战，可谓经验丰富。冯将军带得出这支劲旅，实属不易亦有大功。国府本应奖励补充，并使其发展壮大，在抗战中该部必将会发挥更大的旗帜作用。但老蒋的“宗派理念”竟会将冯占海排挤出局，影响极大而且只能是负面的，谈何振奋军心？ 实际上，第91师在武汉会战中战功卓著，当时的《申报》、陈诚致蒋密电、现存第二档案馆当年军委会万家岭战役资料、《前线战报》等均记载了91师英勇作战的事迹，老蒋理应知道，却任由亲信汤恩伯胡来，把一位杰出的、知名度极高的抗日战将挤走，实乃愚钝不堪。在这种状态下，岂有不败之理？ 汤嫡系之第85军军长吴绍周后来披露:“汤恩伯对于非黄埔系统人员的歧视和打击的事实，多得不可胜数。”曾任汤第31集团军副官处处长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一文称：“凡是归汤恩伯指挥的杂牌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害怕被他吃掉。如1939年原为川军的第193师归汤恩伯指挥，没过多久，汤就把该师师长李宗鉴调任第21补训处处长，该师师长缺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马励武接充。这个师经过一个很短时期就变为汤恩伯的嫡系部队。”说几句题外话：抗战胜利后，何应钦会见冈村宁次，冈村告知说满洲国伪军二十余万人，系经日军十余年精心训练出来的劲旅，文化素质高，战斗力不下于日军精锐关东军，万不可忽视了这支部队。谁知此意见经何提出，被蒋否定，熊式辉到东北即奉命解散该部队。曾有30个团派代表请求国军收编以谋出路，被拒绝，于是就有歌谣：“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仅剩两个编成保安队的团未解散，陈诚视察东北时亦下令一律遣散。结果这支队伍大部分皆成林彪四野的主力，一直打到南疆边界。 令人不可思义的事还有，国军将领打胜仗者贬，如孙立人、陈明仁。打败仗者升，最典型莫过于卫立煌。其统辖中条山数年，学习延安歌舞升平一派祥和。就连日本的便衣队也出入自如，在其辖区内经营生意，把各部驻防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就连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内部设置都了如指掌。卫曾邀请苏俄驻华总顾问视察其“东方马奇诺防线”，结果崔可夫将军看过那些简陋战壕之类嗤之以鼻，谓之不堪一击。 1941年2月，老蒋获悉日军近日有围歼中条山之计划，3月急招卫氏赴重庆述职，并根据各种情报指斥卫只顾跟中共交往而忽视中条山防御。卫氏干脆撂挑子去峨眉山休养，中共的学者们则称蒋逼卫上了峨眉山。月底日军即对扼守中条山门户翼城以南、绛县以东的范汉杰、武庭麟两部给予严重打击，使中条山直接暴露于攻击矛头之下。4月中旬，蒋急派何应钦赴洛阳，召集一、二、五战区高级将领作防卫中条山之作战部署，卫氏躲在峨眉山不予理睬。 现在的文人们说是何应钦打乱了卫立煌原来部署，只排共不抗日，始导致中条山之惨败。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无妨查阅国军原档案资料。何氏4月26日确定的“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指示提要”（全文略）。这个计划并无可指责之处，它的基调是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的“要旨”，要务在于立即夺回中条山北部中路区域，具体作战计划仍归第一战区做出。卫立煌居然在峨眉山安坐至五月上旬才返回洛阳。5月5日始遵照“作战指示”制定“具体之计划”，尚未下达各部，日军已于7日开打。其主力恰在何应钦作战计划部署防御的地域开始进攻，因卫立煌延宕时日，防御其实落空。曾万钟的集团军司令部不到一小时即被摧毁，下属师以上指挥部也差不多被摧毁殆尽。指挥部首先被毁，电话线基本被剪断，国军成无头苍蝇，根本失去任何调配，只能各自为战，溃不成军，战不及半月中条山尽失。国军此战阵亡四万二千余人，被俘三万五千余人；日军仅战死673人，伤2292人。日军参谋本部称其为“中国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 日军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在第一军对重庆军的这几次作战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作战前退避着的中共军，在作战开始后当日军转向追击时，和日军并进急追重庆军，目的是当重庆军败退后，很快扩大其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让精锐军队互相打仗，而从中取渔翁之利。因此，若从方面军的作战成果来看，则击败重庆军并不难，而对付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中共军却不容易。这样，中共军在第一军地区内特别巧妙地躲过日军而把冲击力卸在重庆军的头上，或者也参加攻击重庆军方面的势力以扩大地盘，并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扩军活动等，努力使党的势力更加扩大。”（第三卷，第二分册，P56） 中条山之败应负主要责任的卫立煌却平安无事，只因他属老蒋的开山门下，只革去本兼各职调西安行营办公厅主任了事。而这位上将军在西安派亲信到成都筑好新巢，自己随后也就躲到那里去休闲。后来蒋又任命卫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何德何能，堪予此重任？在滇西反击作战中，十六万美械远征军，约万余受过美国教官培训的官佐，打两万人的第五十六师团，卫立煌除了死拼硬打之外毫无战术可言。我军阵亡3.7万余官兵，始得收复滇西，且本属收复任务的芒友镇还是孙立人新一军代劳的。 反观缅北战场，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强攻日军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三万两千余人（廖军后奉调芷江，只留孙军作战）。以少胜多击毙日寇20300余人，攻克于邦、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坚固据点，日酋田中新一两次侥幸逃脱。田中在战事报告中说：“进攻于邦之敌军，总是逐次渗透到我阵地侧背，突然进攻，使我军障碍设施和正面火网完全无用武之地。我军本来具有善于热带丛林战的特长也被粉碎，不得不被迫后退，情况不断出现逆转。”比卫立煌那种只知道用命拼正面的战法，无疑高明得多。 此外，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时，各部队及百姓控告信很多，主要揭发中央因作战给部队增拨的米、罐头等物资，卫立煌不但未发，并且还克扣军方正常补给，在昆明市内开了多家粮店、杂货店销售营利。何应钦上任陆军总司令之后，组织调查组彻查，结果属实。按国军军法，克扣军粮者枪毙。此时，蒋已发表卫立煌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却借口养病去了成都并未到职。蒋接到何应钦的报告，亲自到昆明了解实情，亦无话可说。何建议依法查办，蒋说了一句：“北伐的老同志现在都凋零了！”闻此言，何立即明白蒋并不打算重办卫立煌，只得退一步将卫所开的店全部没收，并枪毙了远征军兵站总监陈劲节中将以息众怒。就这么一位脓包将军，蒋后来依旧委任其主战东北，直至把国军全部折腾殆尽为止。 亦忱问：我们知道，在一个开放的宪政主导的社会中，根本就不会产生荒唐的领袖崇拜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年率领大英帝国赢得二战的邱吉尔首相，在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他作为名声显赫的战时卓越领导人，竟然被英国人民用选票决赶下了台。以此反观我们中国社会，如果说毛泽东当国近30年，其大搞领袖崇拜的流韵彻底消失尚有待时日可以理解，可蒋介石也居然搭车作为领袖崇拜的老黄历，也被加以翻新的架势而卷土重来。你对当下中国有人大搞这种一红一黑的领袖崇拜新景象，如果我们希望你在语境的天花板之下发表一些简洁的评论，你会怎样评价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象呢？ 钱文军答：说起丘吉尔落选，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叫做《罗斯福当选与丘吉尔落选》。有资料介绍说波茨坦开会期间斯大林讥讽丘吉尔落选，说老丘领导了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并获得胜利，结果却被罢免了。瞧咱那儿，谁敢罢免俺？丘吉尔回答说：“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拥有罢免我的权力。”这句话的分量极重，它甚至使斯大林震撼。斯大林评价丘吉尔说：这是“一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而丘吉尔后来说起他落选，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这就是一种境界！我们如果再联想起华盛顿，接受亚当斯推荐出任北美民兵总司令，整合乌合之众成军，最终打败英军获得美国独立之后，声望如日中天。推荐他当国王者众，但他却坚决辞去军职，回家种地去了。靠着他无与伦比的声望，坐镇制宪会议使之避免了流产。而且许多州仅仅因为华盛顿在宪法草案上的签名，这才批准通过的。全票当选只肯做两任总统，又回家种田去了，以后美国总统都有样学样，最多只玩两届。唯有罗斯福因为二战关系突破惯例，很快，１９５１年国会干脆以宪法第２２修正案把两届给定死了。 这种大人物既不可能产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不可能产生在马克思主义信徒中。中国也有个成语叫“功成身退”，那是首领以下那些辅臣战将的选择，皇帝老子、革命领袖全都是当仁不让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尼采说：“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你所说“一红一黑”应该不是“新景象”。这其实是皇权崇拜在中国的流弊，关键是官僚阶级统治需要一个“承天命”的核心。辛亥以后，皇帝是不存在了，一群貌似开明进步的文人搞“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他们认为非如此不能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孙中山不称帝却要当大权独揽的总统，其实不过换个称谓的皇帝老子，理由还是一样的。蒋介石资历薄弱，只得靠高抬老孙为自己壮行色，“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最终成老毛的铺垫。 我不大相信现在老蒋能够取代老毛填补领袖崇拜的窟窿，一是权力不会允许，它所垄断的各种资源就不可能为蒋造势；二是最广泛的人群不可能对他有仰慕感。现在有一些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搬出老蒋来说事，一方面是把被颠倒了的抗战史再颠倒回来之需要；另一方面是为发泄对于现在权力“民主不作为”的不满。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真心崇拜无论老毛、老蒋都不可能成气候，经过在互联网平台上大约十年的广泛交流，中国民间思维能力的进步是十分喜人的，没多少人还愿意跪倒在死人脚下。亦君大可不必操心，讨论过后会有更多的人明白更多的事理。如果凯迪有存档，无妨对比一下，只须看五年前网民所论，就不难看出来变化有多大。再过五年、十年呢？所以我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人意识到自我权利是一种本能趋势，谁也阻挡不了的。 如果要用简洁的话语表达，我愿意借用两句话。其一是丘吉尔引述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另一句是19世纪瑞士作家、哲学家H.F.阿密埃尔在《日记》中说的：“伟人的时代行将过去，芸芸众生的世纪正在到来。”亦忱问：有人一直认为，只有在一个前现代的非开放社会中，才会产生大面积的国民崇拜领袖现象。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历史性地被互联网一举就带进了全球一体化的开放世界，可为什么还有许多政治常识混沌不清的群体，在这样一个日渐走向开放的时代，依然不乏那些铁杆的领袖崇拜者，怀抱着那些早已走进历史深处的大人物后退而依依不舍呢？你想对这些精神状态令人忧心的同胞们，能说些什么语重心长的话呢？ 钱文军答：我想说的话是：人权也是一柄双刃剑，剑锋一边指向权力，威逼它就范。鉴于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都处于相反状态下，各种论说大抵集中在这一面。不应忽视的还有另一面，人权之剑锋还指着权利这边，迫使芸芸众生自尊、自省还要守法。大人物的淫威与小人物的奴性脱不了干系，总是同比增长的。小人物同样也存在损害甚至践踏人权的情况，搁置毛时代那些“群众运动”中为虎作伥的恶行，跪倒在大人物脚下是必须以鄙弃人权为前提的。 现今中国，“还有许多政治常识混沌不清的群体”，“不乏铁杆的领袖崇拜者”，并不奇怪，要是没有倒反应该感到奇怪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不对，顾准先生总结过：“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也就是说，中国从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陷入专制主义文化的泥沼里了，而西方文化则进入民主主义轨道。 顾准还认为，西方的历史出现了两个奇迹：古希腊的文化奇迹以及中世纪英伦三岛的制度奇迹。这两个奇迹基本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当然不乏曲折和反复，也没少流血。关键在于人家总是能够把握住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您瞧，马克思先生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完成了他的主义，还断言英国会首先完成他期盼的革命。结果是在那个举世最多“无产阶级”的国度，马克思主义连个泡泡也没冒出来！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他还评述孔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中国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专制堡垒，中世纪欧洲与近世中东还只是政教合一，中国则是权力与文化合一，至今如此。爱因斯坦说：“教学的自由和书报上的言论自由是任何民族健全和自由发展的基础。”请注意，岂止这两项，中国整个文化都已“衙门化”，即使互联网这个无法控死的缝隙，也是常遭割刈的。这个教育体制虽然没指望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却有能力培养出可靠的接班人。前几天瞧清华百年盛典的一个帖子，我跟了一句：“不能培养大师却能培养大官，我们的教育衙门已经排除民国干扰回归传统了。”如今权力的继承者显然已经丧失了毛时代那种咄咄逼世的进取之心，却未失恪守祖制的顽态。有文明的国际大环境庇护，“韬光养晦”，安心地建设“小康社会”不遗余力地“维稳”，乐不思蜀。 马克思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借助几千年传统文化难以清除的惰性，维持中国式二元社会还是比较成功的。你所说“怀抱着那些早已走进历史深处的大人物后退而依依不舍”的现象应该算是必然现象，但绝不会恒久如此。 只有那些忧患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能动性、不满足于安享“人口大国”虚荣的少数人，还在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但相对于垄断了一切国家资源的权力面前，作用有限。撒切尔夫人１９８４年抛下那句话可以算是入木三分：“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谁说不是呢？思想衙门、文化衙门的最高调顶上天也不过是人家不要的马克思主义，“搞搞新意思”都属大逆不道，遑论“新思想”？ 权力者并不在乎我们民族的尊严体面，也无所谓为人类文明贡献点什么，一门心思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多捞一天是一天，多捞一点是一点。说老实话，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孜孜不倦地交流，我隐隐地感觉到，世界上某日只剩下一个专制堡垒，那一定是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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