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

之一：

寻找文革真相，从记忆的碎片开始

（最近，我写了几篇文革往事，事关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年8月5日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多年来校友对事件真相的追溯、反思和集体道歉，在网易、搜狐两个网站浏览量达20多万，转载量更是难以统计。关心文革话题的人如此地多，但是我却发现一个意外的现象，譬如在1000条跟帖中，可能就有800条与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关系，是两派人在对掐，一方说文革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错误之处只是细微末节，另一方则说文革是浩劫，是国家、民族万劫不复的灾难。持前者观点的居然还是多数！

时间已经掩盖了文革的整体真相，当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消失后，恐怕连碎片也无从捡拾。那时，关于文革，剩下的就只有演义，而没有真相了。作为一个退休多年赋闲在家的主妇，除了家务，我知道自己还能做一件事，就是写下“我的文革纪事”。）

那个冬天特别冷。距农历“立春”很近了，空气依旧十分冷冽。我们五个从偶尔见面的一家背静的四川小饭馆出来，在路边分手。这次会面的主要工作，是把我们所收集的记忆碎片再做拼接，关于发生在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8-5事件，已有了基本的轮廓，大家为此很兴奋。

刘进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黑棉袄，斜挎着我们每次见面都背的大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大厚本的书籍、卷边的笔记本、A4纸打印的一沓沓调查资料和她随手画的一些素描，沉甸甸地压歪了肩膀，她向我们挥挥手，沿着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坐公交车去了。看着她脚步匆匆的背影，我会蓦然间想起她1966年夏天留给我的印象，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斜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那时全校的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如今刘进的头发已经灰白，剪得更短，一年四季都不用梳头。

她也和我们告别，把黑色羽绒服的帽子拉到头上，只露出了脸，推着一辆旧自行车下了马路牙子，片腿上车，渐渐远去。她每次来见我们都是骑车。和40多年前一样，她高挑瘦削、眉眼善良，有这个年龄常见的随和诚恳，还有这个年龄少见的单纯。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一如她的名字——宋彬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骑车走在马路上，谁会知道，她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行星科学系的女博士，也是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给国家领袖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个18岁女中学生呢？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分钟的特殊经历，几句玩笑式的问答，使她在那一瞬间成为一个文革符号，有关宋彬彬的各种传闻如影随形地跟随她走到今天。

我们，是文革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刘进、宋彬彬、于羚是66届高中生，我和叶维丽是66届初中生。刘进、于羚和我都已退休，生活在北京。宋彬彬2003年回国定居，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叶维丽于80年代初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历史学博士，目前在美国波士顿某大学历史系教书，是终身教授。

2008年1月24日，叶維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对母校文革初期做专题采访，那天是我第一次见于羚，第一次和宋彬彬面对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厘清1966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段特殊历史。说特殊，是因为当时学校发生了两起日后被视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是8月5日部分学生揪斗校领导，暴力致使卞仲耘校长遇难；二是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会，高三3班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戴了红袖章。前者是文革初期北京市第一个遇难的教育工作者，后者则成为文革暴力的符号。

其实，叶維丽的调查早已开始。2001年暑假后，叶維丽开始休学术长假，整个学年都在国内。秋季的一天，她登门看望王晶垚先生，叶的父母和王先生、卞校长是新华社的老同事。见到旧友的女儿，老人很高兴，给她看文革后卞校长骨灰安放仪式后的合影。里边有叶維丽的妈妈，新华社老同事唯一参加仪式的老人。王先生还给叶看了一些他保存的手抄文革资料和照片。看着那些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纸片，叶維丽痛感到保存的不易。后来，她建议一同在雁北插过队的好友也是学姐的于羚，帮助王先生整理那些资料。刚退休不久的于羚当即表示责无旁贷，为此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从2002年3月到2005年4月，于羚不记得从北京城的东南到西北，从她家到王先生家，究竟往返了多少次？王晶垚先生保存的资料，不管是字迹模糊、潦草的信件、字条或是手抄的文章，全部经过她的辨认整理成为电子文本。一次叶在电话里问王先生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王说，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与此同时，叶维丽开始做8-5事件的调查。2002年夏天，我们曾经邀请同班同学在我的办公室做过两次座谈。叶的问题是：8月5日下午你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看到了什么？当时“红卫兵”组织是否已经成立？我当时觉得太琐碎了，这事儿反正就是干部子女干的，干部子女等于红卫兵，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头头就应该负责。后来，她和于羚一同去找刘进和宋彬彬。刘进是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是四个副主席之一，对她们的采访必不可少。后来，叶维丽利用假期多次回国，于2007年公开了她的调查报告《卞仲耘之死》的中、英文版。

1996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心灵的疮疤》，收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当时我以非常尖锐的批判和追问，来表达我作为文革中师大女附中的在校生，对八五事件的认识。我一直觉得非常恥辱，对行凶者深恶痛绝，后来陆续写过几篇文章表达我的感受。不过，我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了解，我需要了解真相。

师大女附中是文革前的著名女校，集中了北京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最优秀的女生，却在文革之初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谁干的？为什么？动机和背景、传说和真相，作为该校亲历那段历史的学生，我们有责任去寻找、去厘清、去反思，以警醒后人。于是，我们五人走到了一起。

起初只是单纯的采访，叶维丽、于羚和我已经占领了道德高地，带着“原罪”的刘进和宋彬彬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那也是宋彬彬第一次面对本校校友，正式谈到她的文革经历，她顾虑重重，害怕牵连到别人造成新的伤害。最长的一次是在我家，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几乎12个小时，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毕竟年龄都不轻了。我对叶维丽开玩笑说“你怎么像法官似的？！”是刘进和宋彬彬的坦诚、善意、毫不做作的纯朴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其实，刘进在几年前就开始做自己的调查了，或单独、或与宋彬彬一起，逐一访问当年在校的老师、相关的同学和8-5事件中受害校领导梅树民老师。在受访者中，也不乏闻讯主动约谈的亲历者。几年里刘进走访了三百多人次，有名有姓的老师同学120多人，做的记录就有二百多份。不理解、不谅解、不合作的情况时有发生，钉子也碰到不少。刘进在和老师的沟通中，多次道歉，2006年还给梅树民老师写信道歉。她的执著、诚意和责任心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愿意向她敞开心扉。采访的过程也是刘进反思自己的过程，她常说：“我当时是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每次见面，她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帆布大书包，装着各种采访笔记，打印的、手写的、复印的，林林总总，我们问到的问题，大多有据可查，在她的资料里找到答案。如果不够清楚，她一定会再去采访，无冬历夏，不知疲倦。从2008年1月24日开始，几年走过，我们五人在多次聚会中增进了了解，激活了记忆，同时也认识到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只有不断质疑或否定，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样的聚会，成为我们交换信息、补充资料、观点碰撞、还原真相的必要经历。

从2008年1月我们五人的第一次相聚，至今已过去了6年，我和叶維丽都已满头华发，三位学姐已是奔七的人了。常言道：往事不堪回首。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奋斗与挫折、收获与付出、喜怒哀乐之后，我们以平静的心绪回到40多年前的那个喧嚣的夏天去寻找自己，依然是不容易的事情。

                                                                           2014-02-18

 

之二：

最后一课

阶级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3年9月1日，我怀着好奇和自豪的心情走进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门。在我就读的那所平民小学，我和小惠同时考上了女附中，成为200多名应届小学毕业生中能给学校增光添彩的孩子。我们的小学每年能考进男四中和女附中的学生凤毛麟角，有的年份还会剃光头。女附中的校园很大，教室都是楼房，即便是平房，也都高大宽敞气派。校园里有许多树，我能认出其中的钻天杨、洋槐、枣树、核桃树和柿子树，东楼后面还有一个果园，种的是桃树。开学第一天在大礼堂给我们训话的教导主任刘秀莹老师出口成章，声音悦耳，像是电台的播音员。当我胸前戴上白色珐琅质的校徽，摸着上面七个红色毛体字“北京师大女附中”，心里别提有多美啦！

没想到我的自豪感很快就荡然无存。全班45人个个都是拔尖人物，小学里不是大队长就是中队长，和大家比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初中一年级的代数应用题特别绕脑筋，尽是些狗追兔子、鸡兔同笼，读起来像微小说，做起来像迷魂阵。一次数学竞赛，应用题除了狗追兔子，还有人在水里追漂远的军用水壶，我立马蒙灯，只能留下空白。成绩出来，最好的同学得了90多分，既教代数也兼班主任的张老师，老远指着我说：“你，60！”那一刻的耻辱刻骨铭心，至今难忘。当然，还有比我更糟的，一位小学当过大队长的同学，因为不及格一直趴在桌上哭，把脸都哭皱了。

升到初二，学习刚缓过气来，学校开始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永远要站稳立场，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家庭出身突然显示出重要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是最好的五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五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是可以教育和团结的对象。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知道了党的阶级路线叫做“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重在阶级表现”。什么意思呢？第一，阶级出身是重要的，不同的阶级会打下不同的烙印。第二，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只要表现好也可以加入革命队伍。

班级里出身好的同学，一到15岁，就自然加入共青团。她们入团的会议是不公开的，但是她们的名字和入团的消息会出现在黑板上。女附中一直是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女的首选学校，她们也都是凭考分进来的，个别落榜的，会在下个学期转学进来，每个班都有这样的插班生。前几年听说一件事，高年级某班有个高干子女人缘差，迟迟不能入团。卞仲耘校长找团支书谈话，让她们通过那个同学入团，结果，她们口头答应，后来还是不同意，最终也没有让那个同学入团。都是高干子弟，谁怕谁？对于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入团就有了难度，刻苦读书，学习雷锋勤做好事，经常写思想汇报，是少不了的。有的还把日记送给团支部委员看，有的会在星期日专程跑到团干部家里去汇报思想。而出身不好的，譬如资本家、右派、反动军官家庭，你把思想汇报写成书，入团也没有指望。假如有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光荣吸收入团，一定会表扬她和家庭划清了界限，意味着暗地里不知交了多少份批判揭发父母罪行的思想汇报。

新学年一开始，学校会单独组织干部子女开会，我们班干部子女不算多，大概有十二三个。我的同桌叶維丽，父母都是三八式，在新华社供职。她曾在自己的一本口述实录《动荡的青春》中写到：“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同学，怎么就这样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常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叶維丽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家族中几位长辈更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科学界著名的人物，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她从少年起就具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意识。

加强阶级教育，请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做忆苦思甜报告，也是一项重要活动。有时是全校性的，有时是班里自己组织。听忆苦思甜报告，有不少同学会哭，也有的趴在桌子上把脸埋起来，好像哭得更厉害。我个子高，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看得很清楚。记得有一次忆苦思甜刚下课，一位同学就从前排座位冲到我面前，指着我鼻子严厉质问：“你为什么不哭？”她对我的类似指责时有发生，我心里特别怵她。文革初期她成了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立即创造条件组织了全班对我的批判、斗争和孤立。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阶级报复”。出身不好，如果胆敢冒犯上述“红五类”，弄不好就给你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在法院宣判罪犯的布告上，时常可以看到“阶级报复”这项指控。出身不好，生就的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血统论和等级观念的根基已经坐实。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在15岁到16岁之间，常常在报纸社论或批判文章中看到这句话，它让不谙世事的我浮想联翩。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那些文章铿锵有力的节奏和犀利的文风。我对政论文的喜好大概是从“九评”（中共中央反击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9篇政治评论，第9篇最著名）始，一直持续到中年以后才摒弃。初三那个学年，我们的作文课学习的是议论文，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教我们班语文的老师叫柯莱，听上去是个作家的名字，或许柯老师年轻时也做过作家梦吧？老师须发灰白，不苟言笑，说话带着山东口音。写叙述文成绩平平的我，时来运转了。我的议论文得到了柯莱老师的赏识，几乎篇篇都是范文，每堂作文课一上来，老师就在全班学生面前带着山东腔朗读我的作文。后来，念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或许是对议论文的偏好，使我对“社论”特别关注，喜欢里边一环扣一环的逻辑，也关心暗示性很强的句式，譬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隐隐带来的是紧张、激动和不安，或许还有期待。

初中三年级留给我的记忆碎片，是看了不少被批判的电影，譬如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全是宣扬小资情调和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北国江南》、《不夜城》、《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等等电影各有各的罪名，譬如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阶级调合……等等，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这些当年是大毒草的电影，如今均被视为经典之作。没错，那样一群大师级的编、导、演，是不可能复制的。

我们就要初中毕业了，政治时局也越来越紧张。学习、讨论报纸社论，加进了期末的课外活动当中，后来则是整堂课的学习和讨论。先是通读、学习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是历史学家。他奉上之命写于几年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害是罢官。谁被罢官了？彭德怀！敢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不是向党进攻吗？与此同时，批判的矛头直指“三家村”，与吴晗有关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另两位成员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和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他们联名写的杂文《三家村札记》，我们一篇一篇地念，念完了就捕风捉影地分析，那句话影射了党和领袖，然后就上纲上线地批判。那或许是中学生在文革大爆发前夕的演练吧？接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反党集团，被华北局进驻，改组。好家伙！原来，阶级敌人不光是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代理人早就潜伏到党里面了。

我的学姐、1967届高中生罗治保存了文革初期的笔记。在她的笔记里，记载了1966年5月12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卞校长绝想不到，85天之后，她会被自己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卞校长在女附中的提前动员，想必是上面的“内部”部署，先走一步。

那时，初中毕业要经过两次考试，毕业大考和升学大考。毕业大考已经结束，所有的课程都进入了自己复习的阶段，课代表会把问题集中起来，请科任老师集中解答。再过两周，就要中考了。

6月1日上午，我们照例坐在教室里“自习”。最后一堂课时，教室里的扩音器破例响起来。学校用广播的方式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各种通知，我们习以为常。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开场白“重要通知”后，在鸦雀无声中等来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播音员是夏青，国家广播电台的王牌。

现在依旧能够体会当时的心情，我头皮发紧，全身僵硬。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词，莫名的激动、紧张和不知所措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紧紧地闭着嘴巴，生怕自己的心从里面蹦出来。

那天，当我们忐忑不安地收拾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时，自己并不知道，我们这辈子再也回不到中学的课堂了。就这样，我们初中毕业了。再过两天，我就到了16岁的生日。

 

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邪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

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