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我最惧怕的便是猫，每当耍性子或是哭闹时，只要母亲说“花狸猫来了”，就不敢再作声。母亲总对我们说猫有九条命，也就是说猫要死九次才会真正死掉。有九条命的猫，多少是有些妖气的！于是，我一直害怕黑暗中蹲伏着的狸猫，看到它眼睛，感到阴沉沉的，似乎在酝酿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春夜，野猫叫春的嘶鸣一声紧似一声，酷似婴孩啼哭，而母亲恰恰说过，走夜路如果听到婴孩啼声，千万不可近前，那是鬼在叫呢！因此，每当夜间听到野猫叫春，便用被子蒙在头上，觉得这样安全些，可在梦魇中还是被有九条命的狸猫追逐，惊出一身冷汗。

我害怕猫，是因为被猫吓过。记得五六岁时，百姓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过年了，家家户户多少也置办些年货，这就为游荡的野猫提供了机会。有天半夜，我被惊恐的叫声吓醒，只见母亲和姐姐们似乎歇斯底里在喊“打…打…打死你…”，她们围着一只花狸猫，嘴里发狠，可谁也不敢上前。那只硕大的花狸猫缩在墙角，一边“呜哇…呜哇…”地叫，一边用阴险的眼光看着大家。也许是“猫九命”的信条镇住了母亲和姐姐们，她们手里尽管拿着火剪、炉钳，就是不敢下手。狸猫大概看透了人的心思，瞅准大姐作欲扑状，吓的十一二岁的大姐放下家伙，跳到床上，直躲进被窝。狸猫的狡计成功了，它冲出包围，跳上窗台，在窗棂边一闪，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头母亲领着打扫战场，说这被猫吃了，那被猫啃了，就连悬在梁上的青鱼干，也少了半边。地板上是一地的爪印，它蹲过的墙角，竟有一堆猫屎，腥臭腥臭的，看来它也是吓的。从此，我再也不敢晚间一个人上楼，惟恐遇上花狸猫。

我厌恶猫，曾读到过一篇狗是“忠臣”猫是“奸臣”的寓言，说狗无论主人多穷，至死不离，而猫则谁家有吃的上谁家。这等无情无义的家伙只能令人生厌。偶尔遇见猫狗相斗，那狗威风凛凛，或扑或跃，招数经典。而猫则低首弓背，发出“嗤嗤”的声响，大有头抢地的架势。然而猫狗相斗多半无有结果，狗自以为嬉戏够了，常常就若无其事地跑开，那猫却似受了多大的耻辱和委屈，居然反守为攻，呲着牙追着不放，就象真的有九条命，拼死一条何妨，非惹得狗儿再次掉头相向才罢休。

终于，我要杀死一只猫了，严格地讲，是我们要杀死一只猫了，那是一只好大好大花狸猫，大的就如小狗一般。这只猫是甘草店的，它的主人叫甘草张，大大的块头，日日挎个细篾筐走街串巷卖甘草和橄榄。甘草张是个鳏夫，惟有这只花狸猫陪伴，主人日日在菜场买来新鲜的小鱼，加肉汤炖了喂它，直把它喂得和主人一般地粗壮。实话说，我们与甘草张没有一点过节，与这只肥猫更无宿怨，怨就怨在它长得实在太肥了。

“文革”期间，学校都停了，弄堂里的学生天南海北地跑了一圈，说是串联。串联之后，还是没有书读，大家开始喂鸽子的喂鸽子，养金鱼的养金鱼。几个正发育的初三学生炼起了杠铃，接着又是石锁、吊环、单杠……。我那时比较瘦小，很羡慕他们疙瘩般的肌肉，于是也在一旁举举哑铃，上上单杠。锻炼是很消耗能量的，况且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一天下来，就是想吃。虽然，那时的物质匮乏程度尚没有文革后期那样窘迫，但样样凭票供应，计划是有限的，肉、鱼、禽、蛋根本就不象现在想吃就吃。我们这些急需补充营养的年青人，指望家里一日三餐青菜萝卜是不能维持多久的，于是，大家到郊区去摸河蚌，捕小虾，顺便玩水。

六十年代，上海郊区的水面污染不是很严重，我们在河里玩上一个下午，摸到的河蚌多得搬不动，大的如脸盆一般。回家大锅煮了，放点盐姜，那味道鲜掉眉毛。玩时，我们将随手捕到的活蹦乱跳的小虾直接送入口中，它有一丝淡淡的咸味，味道同样鲜美。在郊区，我们吃桑椹，嫩葡萄叶，茅草心，有时也从农民的田里摘两根黄瓜或抠几个山芋，被农民围追堵截，狼狈逃窜。

尽管这样，我和伙伴们依旧很谗，毕竟没有肉吃。

大家看中了甘草张家那只肥猫了，几个人预谋数天，决定对它下手。猫和人一样，一胖就懒，它常常趴在阿林家门口的那块大石头上睡大觉，对来来往往的人连眼皮都不屑抬。它的这个习性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方便，也该它命绝，谁让它那么懒。

我们的行动计划应该是十分严密的：阿林负责用诱饵将猫骗到他家天井，我负责抻着面口袋，膀大腰圆的阿龙则负责抓住狸猫并将它装进口袋，直至将狸猫掐死在口袋里，然后剥皮洗净，连夜煮熟吃掉，最后将皮、骨头埋在阿林家的葡萄架下。这样，我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享受一顿美餐，且不留一丝痕迹，让胖子甘草张到处去找他的宝贝猫吧。

那天傍晚，甘草张远远地不知在哪个弄堂里叫卖呢，我们的行动开始了。如计划的一样，行动进展顺利，狸猫不费力气就被阿龙摁进了口袋，袋口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起初，狸猫在口袋里老实得很，也许它没有将人想得那么坏，以为这是在闹着玩吧。阿龙用手在口袋外面摸到狸猫的脖子，开始用力掐它，只听狸猫“啊呜”一声，突然猛烈挣扎起来，我吓得一松手，袋子掉下地去，乱滚乱蹦。阿龙扑上去，压在狸猫上面，一边喊：“快去再拿一根绳子来，勒死它”。绳子找来了，阿龙把绳子缠在狸猫脖子上，吩咐阿林拽着一头，他自己拽另一头，他俩使劲拽着，袋子悬在空中剧烈扭动着，足有五分钟光景才慢慢停止。阿龙说行了，将袋子放回地上，一边高兴地说“有肉吃啦”，一边去解袋口的麻绳。他刚解开，里面的猫突然又动弹起来，居然还伸出了一只爪子，吓的阿龙一把拎起袋子，大叫：“不行，它还没死！它还没死！”

于是，我们又重新缠上麻绳，足足又勒了二十分钟，确认它已死定了，才放心去解袋子，准备给狸猫剥皮。

可当阿龙将狸猫倒在地上的时候，一股浓烈的腥臊味扑鼻而来，熏得三人直恶心，见那狸猫，满脸狰狞，原来油亮的毛色已被它的粪便涂得不堪入目，三人此时惟恐避之不及，原本的食欲早已没了。我们赶紧将狸猫重又装入口袋，牢牢扎好，用阿林家的澡盆把它扣在天井，外面还做了些伪装，等到天黑，我们把口袋远远地抛进了北面的苏州河。

之后，我们将阿林家的天井彻底打扫一番，除了怎么也去不掉的腥臊味，基本看不出这儿曾是“凶杀现场”。不过，连着几天，我的心里就是忐忑不安，似乎干了杀人的勾当，也怕有九命的狸猫报复我，再是耳朵里老是甘草张的唤猫声：“喵…喵…，吃鲜鱼咧…”那声音一天比一天凄凉。听着甘草张的“喵喵”声，我有了一种负罪感，似乎我们勒死的不是狸猫而是他的孩子！

不过没多久，甘草张的“喵喵”声和他本人一起消失了，有人说甘草张回了四川老家，有人说甘草张偷渡到了台湾、香港，直到人们在苏州河里捞起他泡得肿胀的尸体，才知道他原来哪儿也没去。我们三人得知这个消息惊得不知如何是好，难道，他的死与我们的恶作剧有关？

后来，他门上的大字报把我们解脱了，大字报这样写道：反动军官张业民逃避斗争，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原来，街道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终于发现甘草张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怀疑其走街串巷肯定是执行某种特别的任务，于是，街道“造反队”抄了他的小屋并勒令交代问题。据说他的死是与抄家发现的一张照片有关：一张好几百人的集体照，大概是国民党某个军政要员接见青年军官的合影，见过的人说照片背景是几面国民党党旗，上面密密麻麻的尽是人头，几乎看不清谁是谁，可“造反队”的人硬是在里面找着了张业民。造反队认定照片上的人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逼着他交代同伙的下落，说就凭这张照片，定他个现行反革命绝对没问题。“现行反革命”，这在当时就意味着掉脑袋，极度惶恐的甘草张感到走投无路，一头扎进了浑浊的苏州河，与他的花狸猫作伴去了。

好在甘草张孤身一人，无人哭丧，无人守灵，火葬场的车开来，将尸体往里一扔，扬长而去。

十年后，插过队的我和阿龙从远方回到上海探亲，当兵的阿林恰好也在。我们相聚在阿林家，就着一大盘猪头肉，喝着我带来的通化葡萄酒，天南海北胡侃，不免重提当年的“杀猫”案，大家为甘草张的不幸唏嘘不已。

甘草张不该死，他是投诚解放军并随解放军一起攻入上海，在上海复员的。起先他在一家银行当职员，三年困难时期，他响应号召，为减轻国家负担，主动辞职到松江县喂猪，后因视网膜剥离视力受损，才又回到城市，靠叫卖维持生计，即使如此清苦的日子，也叫文革给毁了。

阿林不胜酒力，说是到门外吹吹风。可刚出得大门，就神秘兮兮地跑进来，说：“怪事！我碰见鬼了……”他让我们俩也出去看看。我们探头朝外望去，只见阿林家门口的那块大石头上躺着一只花狸猫，与十年前我们勒死的那只一模一样，无论它躺的地方还是躺的姿势，与当年的情景毫无二致。我们真的迷惑起来，难道没有勒死？难道又活了？即使没有勒死，即使活着，它又是如何挣脱口袋，爬上岸的呢？它真的有九条命？

狸猫发现有人在注视它，懒懒的微睁半只眼，不屑地叫了一声“喵”，就又呼呼睡去了。此时，裁缝店的阿婆端着一只小碗，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朝狸猫唤道：“乖囡，吃饭了”。狸猫缓缓站立起来，弓身伸了个懒腰，慢慢地朝阿婆走去。我们问阿婆，这猫几岁了，她嗔道：“才三岁半，就长得这么大，又胖又懒……”。

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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