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徘徊的幽灵/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作者：于一飞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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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徘徊的幽灵/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作者：于一飞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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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徘徊的幽灵 作者：章立凡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来源：作者博客 2013年一个雾霾的冬日清晨，一个幽灵穿越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陵寝，在中国上空徘徊。他生前对自身的历史地位极为焦虑，迫切地想知道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他所参与创建的党仍在执政，他的头像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五星红旗照样朝升暮降，参观他遗体的人流络绎不绝。长期为失眠所苦的他，生前曾率领群臣在一份自愿实行火葬的文件上签名，死后却无法入土安眠，被封存在冰冷的水晶棺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观，长期忍受骚扰至今。自从走上神坛后他便不再摸钞票，理由是“那东西很脏”；如今他的头像印在从一元到百元的钞票上，每天被无数只脏手摸来摸去，成为国人膜拜并咒骂的流通工具。他生前利用并折腾所有的人，现在全国人民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他。 一切变化源自三十七年前那个中秋月圆之夜：伟大领袖尸骨未寒，一场宫廷政变悄然袭来，令他的妻子、侄儿及其盟友成为阶下囚；“打不倒的矮个子”随即重返政坛，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迅速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将东方大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以党内决议的方式，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结论，成为日后试图为毛翻案者难以撼动的障碍。 考虑到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三七开”的评价，并宣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整个80年代，“非毛化”一直在静悄悄进行，没有爆发激烈的争论。朝野间都希望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并达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光环褪去之后，毛成为一个时代符号，静静地躺在纪念堂里接受参拜，人们的心情半是好奇，半是敬畏。作为长期洗脑的后遗症，对毛的信仰日渐世俗化，他被民间奉为一尊气场很大的神祗，如此而已。 如果政治改革没有被1989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所阻断，继续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并使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受益，对于毛的争论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激烈。他可能像老对手蒋中正那样，仅仅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接受奉祀荣典并任人评说。问题恰恰在于，***启动的改革，仅仅摒弃了毛氏阶级斗争路线，带领中国走出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却没能走出斯大林主义，也不可能舍弃毛所建立的一党执政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恶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日见凸显：不受监督的公权力造成了体制内普遍的腐败，以往的腐败仅限于毛泽东及权力圈内的高官，如今当上村长就能成为一个土皇帝；以改革的名义产生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权利受到侵害的边缘化人群，由于资讯有限，开始怀念绝对平均主义的毛泽东时代，成为拥毛派的分母，毛泽东的幽灵重返人间。 只有在失衡的社会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才会有市场。高举毛像的反日游行、砸日系车宣泄的仇富情绪，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异曲同工。符号化的毛泽东，已经成为部分弱势群体合法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工具。毛粉们看到“文革”中批斗、抄家的影像很是兴奋，希望官员和富豪也遭受同样的惩罚；和土改前的农民一样，更有人企盼出现一位毛版魅力型领袖，率领他们砸烂旧世界，来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个别政治野心家和投机者，恰恰利用了这种情绪，成为毛左派系的首领。 只有在失控的体制内，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才会有需求。符号化的毛泽东，同样可以成为当政者维稳的工具。中共政治家族的“红二代”们，往往既是毛时代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又是毛所创体制的受益者。身为革命党人的后代，执政后最担心的就是“革命”和“共产”。他们对教主怀有复杂的感情，既担心否定毛会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又担心毛派壮大对体制造成威胁。他们希望借鉴毛式铁腕和语境挽救政权危机：利用民粹主义增进政权向心力，利用国家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利用反腐败名义整肃异己派系，集中权力一统江山。 马克思曰：“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今年有两位重要人物官方纪念活动：第一位既是毛时代的元老，又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驱，前后三十年的合法性通过血统一并继承；第二位是毛泽东本人，一百二十年来的神性通过代际禅让接力加持。民间与官方都有召唤亡灵的冲动，相互利用而诉求各异，但不会有人蠢到甘愿倒退回毛时代。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无论从人类文明史、世界史或中国史的角度，造成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毛泽东，都是人民的大灾星和执政党的负资产。当今中国的所有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泽东路线的结果；当今中国的所有体制问题，都与毛泽东的基因有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舆论导向，从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屏蔽毛时代的历史，禁止自由评说，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送走毛泽东的幽灵，让他的遗体入土为安，中国梦才不会成为噩梦。 2013年12月25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章立凡 来源：凤凰网博报 导读： 2012“青年中国说--你可以改变世界” 凤凰名博校园行活动第四场(总第14期)在美丽的深圳大学举行。这一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2012-04-27 15:54:37 活动主题：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活动地点：深圳大学科技楼2号报告厅； 活动日期：2012年04月24日 19：30-21：30(因天气原因推迟半小时）
信息传播的走向在近十几年来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打破了权力对于真理的垄断。以往一个特别重要的资讯，可能首先是报给最高层的领导，然后再传达到省部级，县团级，最后到最基层。但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互联网，他就能获取最重要的资讯，获取以后用自媒体的方式，很快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开来。 此外还有一点，信息传播的走向在近十几年来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打破了权力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个怎么说起来呢？以往我们说一个资讯、一个特别重要的资讯，可能首先是报给最高层的领导，比如说主席、总理，再逐步传达到副总理、四副两高，然后再传达到省部级、县团级，最后到最基层。 过去重要资讯，比如说林彪事件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传播模式，它是由上往下走的，最后到的居委会，然后大家都知道林彪是叛徒。但是这种传播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就被颠覆了。一个学生也好，一个都市的蚁族也好，只要有互联网能上网的话，他就能获取最重要的资讯，有可能他首先获取，获取以后用自媒体的方式，以几何级数的传播速度，很快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开来。 我可以举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例子，就是在今年2月6号这一天，中国西南部某个城市的一位副市长突然走进了一个国家的领事馆。在2月7号晚上，我在微博上注意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天晚上的18：48分有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很简单，说今天说领事馆路是怎么回事？突然公交车都没有了。第二个微博紧接着说，怎么好象出现了交通管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军车、警车？说我们这一带全部坐不上公交车了，据说公交车也改道了。 这一晚上网民们都没休息，大概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出来了，某人到了哪儿了。这件事你说它是谣言吧，在当时来看可能就是一个谣言，但是很快就被证实了。第二天的上午，我正好去开一个团拜会，有很多是学术界和媒体界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个个都是人物。 我就问其中的几位很有名的媒体人，我说昨天夜里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你们知道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有一位还跟我说，这个肯定和藏独有关。他们都坚持我说的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在这个城市的政府网站上就出现了这么一条消息，说某某人因为压力过重，现在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 这个突变是非常快的，我当时问一位著名媒体人的时候，他说不可能，某某人昨天晚上刚从这个城市回来，而且见到了他们的市委书记，还谈起过这个人的职务变动，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可是，这事儿就这么出现了。而且一下子就看出来一个问题，这套新闻传播方式突然被微博给抢了风头。这些媒体大佬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但是网民先知道了。
我们中国是瓷器之国，鉴定瓷器有“民窑”有“官窑”。民窑怎么就变成官窑了呢？是烧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窑变”，原来上的釉彩变了色。窑变在瓷器学里是很珍贵的，突然这个东西就有价值了。我现在也在反思，我们常常说要抵制网络谣言，但是也有些谣言其实说的是事实，只不过是暂时没有被官方证实的事实。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以往权力对于资讯的垄断在这一刻被打破了，而且这种打破是很令人恼怒的。过去在只有平面媒体的时候，报纸、宣传可以随便说，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亩产万斤都可以相信，因为你一遍一遍强化这个东西。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特别容易相信纸上印成文字的东西，中国人对于文字有一种崇拜，日本人好像也有这种毛病。你看以往中国人对有字的烂纸应该怎么处理？过去正规的做法，一定要把这些烂纸收集起来，只要是有字的。收集起来要拿到庙里焚化，有字的纸是要敬重、爱惜的东西，这中间就包含了一种迷信，就是对于印在纸上的谎言有迷信。一旦这种垄断被打破以后，我觉得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没法维持了。
还有，解构一个偶像的话，速度也非常之快。我经历过文革，我们那个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树立了他绝对的权威，这中间大概经历了21年才达到成功。毛主席的威信在文革中应该说是达到了绝对的权威，全国人民疯狂的拥护他。后来忽然有一天，大家觉得毛主席说的是不能全信的。 这个事从哪儿开始呢？从林彪事件开始，因为他树立了这么一个副统帅，也把副统帅继承人的地位写进了《党章》，后来在1971年“9.13事件”，一下子副统帅自我爆炸了，也把统帅的威信爆破掉了，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 再看刚才说的西南这座城市就不太一样了，从2月6号发生这件事到3月15号，这个城市的第一把手被解除职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变化就这么快，虽然他也用将近五年的时间经营这个城市，也经营他自己的形象，经营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但是这套东西的解体，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也发展非常迅速。 同样是副手出逃这样一件事，你想解构毛主席威信的话，这个过程就比较漫长，到现在也不能算是解构了。解构一个小毛泽东的威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威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苏联的解体。后来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的时候，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总结了一下，“三个垄断”导致他们政党的解体。他说，一是意识形态的垄断，一言堂；二是权力垄断，搞政治暴力；三是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位领导人，后来被铁托拿下了，这个人叫吉拉斯，他在50年代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新阶级》。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斯大林式的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靠什么控制呢？一是权力，二是所有权，三是思想。这两个人的总结虽然中间相隔了几十年，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不过一个人早一些，一个人晚一些。 我觉得权力的垄断、思想的垄断和资源的垄断，这三个东西是配套的，如果其中一种垄断被打破的话，另外的两种垄断维持也不会太久。所以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有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网络。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判断是会实现的。
我们再来谈一谈信息时代的中国人，如何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每天产生的海量的信息？有很多是垃圾，我们如何筛选，如何判断，如何变成独立思考的人？ 我想我们需要把宣传和新闻、资讯做一个区别。有些人因为掌握的资讯太少，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洗脑，也有很多人他没被权力洗脑，也可能被民间的宗教团体或是迷信团体洗脑，这和传销是差不多的。 我们还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如何能不被人家忽悠，不会被一些海量不靠谱的资讯忽悠？我在做这场演讲之前，曾经在网上征求意见，问说大家希望聊点什么？有一个网友说，是不是可以聊一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讨论一下。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现在清华大学还有块碑，是纪念王国维的，说到一句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永不磨灭的。 我们不要忘记，陈寅恪先生写这篇碑文的时候还是民国年代，到了1949年以后，陈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变化的。虽然他强调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他也声明，他不跟体制作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宣统三年在西方就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他认为不应该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说我要请个人，带个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就不是我的学生。 我在想，陈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不愿意介入到政治里，所以他不想和体制作对。但是他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当时中国科学院请他到中古历史研究所当所长，他说要允许中古所不学习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他居然说想请毛泽东、刘少奇开一张证明作为挡箭牌。我们只知道有句话叫“法律不是挡箭牌“，现在翻开历史来看，可以做挡箭牌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毛主席、刘少奇开的证明，也是可以作为挡箭牌的。
陈先生这种思想，我认为对于多数不愿意介入政治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底线。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讲，我并不赞成年轻人都去参与政治。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去关心政治，而不关心我们的经济，不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健康的社会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搞得不好，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也有人在网上说，章先生可不可以讨论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本来是不想讨论的，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学校是学校，政府是政府，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教育，学校也不要跟政府发生过多的关系，相互之间应该是有自己的范畴。现在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确实是很难处理的。 还是重复陈先生的底线，如果你是来学习的，你是要做学问也好，或者是要学到知识将来去拓展你的人生也好，不一定要走一条和现行体制完全格格不入的对抗道路。我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多数人来讲可能是不适合的。但是不等于你对社会的现实没有你自己的见解，而且我认为，你愿意表达的时候你还是有权表达的。 所以，该属于你的权利你应该坚持，但是你不一定拿它作为你的职业，我往往觉得，职业化的政治人物有的时候是不太可信的。这点我也承认，是受上一代人的影响，他认为政治运动应该是有职业人的运动。比如说你是服务于商界，或是服务于学界，你去关心某些政治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政客。
我个人也是这么一种态度，我自己是一个学人，会去关心很多的社会问题，而且对于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批评，但是我并不需要、并不愿意一定要发生某种正面的碰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制非常强大，这种碰撞的结果对我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不等于我不说话。 当然有很多人也不赞成我这种态度，甚至觉得我做得很不够。我发现，所谓的左派经常指责说我是右派，为什么我是右派呢？因为你爸就是右派，所以你一定是右派。还有一部分右派也指责我，说你不够右，为什么你不够右？因为你对他们有批评，但是你没有站出来公开的对抗，所以你不够右，我们比你要彻底。 我自己始终认为，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是独立思考的学者。这个立场并不需要采取某种很极端的方式，来去实现一些主张，而是用一种理性的态度进行表达。我也确实认为，现有的表达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最近我也在反省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反省，就是对于我自己所经历的这几十年的反省，主要是从文革的角度来反省的。文革这么一场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温总理这次在人大结束的时候回答记者的提问，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还会不会发生？就这一点，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分析文革的基因有五个，一是政治体制的垄断，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垄断”，不容政治异己，不容分享利益，也不容异质思维。 二是民粹主义的基因，民粹主义这种东西是很有伤害性的，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价值观。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一个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是反智反精英的，但是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需要反对什么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发动民众的方式，来反对特定的对象。 胡绳曾经指出毛泽东建政以后就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在革命成功以前就已经在中共内部存在，所以老百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发动群众斗富人、斗知识分子、斗干部，最后没得斗了，就挑动群众斗群众。你看毛泽东讲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斗”。在重庆模式上，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 还有第三点，国民性有一种暴力的基因，这种暴力的基本特征就是蔑视人权。你看历史上以“均贫富“为号召的，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利用这种口号，这种以暴易暴的周期性的动乱，在中国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是长期的生活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人格常常是处于分裂状态。 一种是太平顺民，就是从圣、从众、从权，听圣人的，听大家的，是听权力的。还有集体无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到暴力事件大家冷血围观，这是一方面。人格分裂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乱世暴民，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讲立场不讲是非，依附权势，一旦出现动乱的时候，迅速的由顺民变身为趁火打劫的暴民，这是文革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蒙昧主义和个人崇拜，蒙昧主义从哪儿来的？从教育来的。美国有一个例子，一个中学老师曾经做过一个法西斯实验，他用希特勒的办法，用纳粹的办法来训练他班上的学生。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成功了，他成功掌控了所有人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学生中间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种东西在美国，算是人格相对独立的民族中间也能够出现，也能够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就更容易。有句话叫“魅力型领袖“，魅力型领袖大家都会崇拜，因为他有个人魅力。这种个人崇拜往往是产生于后发型的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你看魅力型领袖，像卡扎菲也好，萨达姆也好，这一类的人在他们的国家特别容易得逞，而且特别容易在当权的时候受到大众的拥护。
在中国也是这样，40年代有一种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再加上50年代开始的苏联式的教育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而是为培养臣民设计的。基本特征就是排斥独立思考，把人作为一个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来进行生产。这是50年代以来教育最大的弊端。这种弊端也是产生文革的基因。 第五是封闭社会下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1949年之后是把社会变成二元结构，就是农业户口、城市户口，直接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所以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是受到抑制，一直是受到压抑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享有特权。这种情况下，原来建国承诺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泡影。这种民间积蓄愤怒的情绪被利用，被伟大领袖利用起来作为打倒他政治对手的工具，这是文革形成的第五个基因。
现在我觉得，要再出现文革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互联网，在网络上你想宣传一个东西，你想宣传某种主张，马上会有很多人来跟你争论。你想制造一种舆论，有很多人会冲出来表达不同的意见。互联网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平等，章立凡这人有一点号召力，他说的话有很多人信，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也有很多人专门来挑你的毛病，来找你的差错。其实反对我的那部分人，在互联网上和我是平等的，章立凡是一个ID，反对你的人也是ID，他也有同等的发言权。 这种情况下,资讯的垄断和权威的树立,都不像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么容易了。刚才我们讲了某一个偶像的解构，还有现在网民们经常在说的，某一个青年作家的偶像解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对他是有批评的，但并没有认为他不应该存在，我认为他也是有权存在的。只不过他这个偶像也确实是通过互联网被解构了。当然，解构后面的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太容易出现像“伟大领袖”那样的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讯不再被垄断了，而且资讯的传播走向已经改变了，从自上而下的传播，变成了自下而上向四周立体的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很容易把资讯的垄断打破。 在前一段我也曾经跟袁伟时是先生有过讨论，也是就韩寒讲的这几个问题，自由、革命、民主这些问题。后来我提了三个命题：1、改良是革命的解构，革命是改革的清盘。2、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3、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我们这个讨论最后有点共识，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传播的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启蒙的手段变得更加便捷。举例来讲，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包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他们都没有见证过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我认为韩寒“素质论“的提法是站不住了，认为中国人素质不行，不配享受民主，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刚才历史上这些国家的人民。 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享受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最后我想小结一下，这个小结是一个抄袭，因为我在来之前，正好在看凤凰台，吕宁思先生有一段小小的插播，我就专门到网上找了这段插播，把它录入并打印出来了，给大家念一下。 十种有益的思维方式： 1、逆向思维，帮你突破教条。 2、批判思维，帮你突破桎梏。 3、联想思维，帮你突破尝试。 4、换位思维，帮你突破主观。 5、系统思维，帮你突破片面。 6、开放思维，帮你突破僵化。 7、形象思维，帮你突破枯燥 8、逻辑思维，帮你突破表象。 9、前瞻思维，帮你突破短浅。 10、简单思维，帮你突破烦琐。 我觉得他讲的这十点，概括的来讲就是一个独立思考，只不过他把独立思考分解成十个不同的层面来说。至于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说了一个“碎片化”？我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自由讨论。 自从有了微博以后，自从变成了微博控以后，我觉得我很吃亏，为什么很吃亏呢？就是我的思想碎片化了，原来我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写成一篇篇文章，可以码成1500字到3000字的文章，还可以收点稿费。但是我批发改零售了，就在网上和网友交流的时候，在140字以内把我的思想给零售出去了。这个零售我还一分钱没赚到，只不过分享了一种愉快。 我分享到了跟大家交流的快乐，严格来讲，网上聊的可能出一本、两本、三本书的，最后就没出。我自己反省，是思维碎片化的结果。这个结果，我有后悔的地方，也有不后悔的地方。后悔的地方无非是自己的蝇头小利丢了，不后悔的地方，是我分享到快乐了，而且这个快乐是很多网民和我一起分享的，我觉得值。 今天也是这样，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半天，可能你们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我讲的过程也希望是快乐分享的过程。你们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的，都可以把砖头扔过来，我就说到这儿。
谢谢老师。刚才我也看了，微博上很多同学提问，现场不仅仅有提问，你可以说一些你在现场听了这次演讲的观后感，或是现场有意思的照片都可以分享到微博墙上，最后也会以专题呈现这期的活动，我们可能会收录同学们微博上的信息，希望同学们可以踊跃一点。活动最后我们将会抽出幸运观众获得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给理想一点时间》。“一念山水间”在座位吗？您问章老师，独立思考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又怎么看待信仰缺失的问题。 章立凡：这个问题很重大，你一说信仰我倒退三步。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真是个没信仰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存在很多年，可能是以往的过度信仰（其实过度信仰就是迷信）造成的一种恶果，就是最后变成大家什么都不信，谁心里也没有权威了。 我我个人觉得，你认准一个东西相信它，某种主义也好，某种宗教也好，最好不是因为大家都信了你也去信，而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它是对的，你沿着它这套思维框架去继续深入，如果你把它称为信仰也行。我认为起码是自己脑袋重新走过一遍，通过独立思考认同了以后，才能谈得上信仰，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不是满意。
还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到独立思考，不得不联想到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方韩之战，使得公知变成讨论的热点话题。 章立凡：我很不幸，被评为公知好多回。韩寒说过公知是和公共厕所同义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很气愤。原来我就有这观点，而且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谈学术到底是公器还是公厕的问题，我说的时候没人理，为什么韩寒一说你们就都来关心了呢？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嫉妒心，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有影响。 前一段有一个讨论，也是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批评界都不认同王小波，虽然有那么多的读者都认同他，但是从主流来讲，就没有人对王小波表示过什么，大家对王小波这个人都沉默了。我自己的回答，是有文人相轻的成分。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公知，现在好像发动了一场对公知的围剿，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也同时认为，公知做得也不怎么样。我们平常所说的公知，他们的作为还不到位，所以才有对他们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批评后面是有怎么样的手在推动，这个我只能猜想，没有证据，所以没法说。 至于说公知和独立思考之间有没有关系，我想肯定是有关系的。季羡林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聊天，曾经说过什么叫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好像“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没有人用，季先生就跟我说，“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站着思考的人”，他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我想，“站着思考”还是指独立思考这一点，他说的知识分子没有专指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专业领域已经没有能力发展的人，会转向公共领域，用一些公共话题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这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批评或是攻击的言论，我认为也有说到痛处的地方。公共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不是够水准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够水准，而向公共领域去发展，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同时也是很不够的。 我个人特别欣赏赛义德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流亡感”，知识分子要有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态，一种自我疏离于主流的心态，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学生：刚才你提到过一个命题，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行的体制，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能滋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土壤？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我们所面临的基础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机器，我们制造出来的是统一思想，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的一群人。那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逐渐跟不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我们面对的是海量信息，基础教育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应该做出调整呢？是逐渐改良还是一蹴而就能发生革命是火山爆发式的改变？ 章立凡：我个人特希望火山爆发，但是我认为是做不到的。我一向说坚持改良立场，保留革命权利。 学生：我们保留革命权利，我们坚持改良，但是我们改良的步伐迟迟停滞不前，我们在等待，不停在观望，这个时代是快速向前发展，我们站在原地不断的观望的话，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又迟迟拿不出合理有效的方案，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 章立凡：我有一个观察，任何改革多少都是被迫的，能够维持现有的利益机制，维持既得利益和原有体制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愿意改革。所以任何改革，一个是由于它无法再持续下去，一个就是有太多的外部压力来迫使它改变。 我个人愿意做这种外部的一分子，我觉得更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非改不可”。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现在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是所谓的底层也好、群众也好，已经认为现行的体制不可能再被长期接受了；另；一个就是上层也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统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所以我想，未来的五到十年间，不仅是教育，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改变是会出现的。但这种改变是一种和平的、渐变的方式，还是火山爆发的方式，取决于双方对这件事的态度。 学生：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章立凡：对，我想是这样。如果说是双赢的话，当然改良应该是双赢。 学生：我双赢的两个主体是什么？ 章立凡：以往的改良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拿君主立宪为例，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保持统治者原有的利益，同时也放弃了相当一部分既得权益，他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长远利益，和更多的人分享原来专属于他的利益，共和基础就是妥协，如果是革命就是推翻重来。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好像每次革命都是变成一种死循环，我本人不太看好。但是也出现过比较好的例子，革命也是可以以温和的形式进行，比如说光荣革命，比如说天鹅绒革命等等。我们回过头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流血比较少，基本上是和平的权力交接，这主要是看：统治者有没有这样的见识，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它做出这样的改变。
深圳大学老师：章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文革十年的历史是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我想请问您怎样看待这样设立的禁区，这个禁区在最近什么时间或是几年之内有没有打破的希望？谢谢。 章立凡：我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写过“宜粗不宜细”的问题。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些主管部门强调：小平同志讲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把它变成一根棍子，凡是你要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说法。但是经过我的考证，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是专门针对当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件事，当时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需要尽快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需要尽快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把历史问题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作一个结论，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但是他也谈到了，将来对这些问题，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认真地总结。 所以我认为，宜粗不宜细只是政治上的一种策略，而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是宜粗不宜细的，如果你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肯定不是宜粗不宜细。遮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有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但是这种遮蔽对于这个体制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呢？你认为遮蔽了历史的耻部你就很体面了吗？其实不是，你遮上了这一块以后，大家不知道这一块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隔多少年之后还会出来。 十多年来，特别是90年代末开始，文革的书，文革的话题是出不来了。80年代是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的书和文章，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基本上成为禁区。这种情况导致对于文革的反省和文革的记忆逐渐地淡化。这种淡化就给了某些野心家以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对于现实、对于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不满，重新提出搞“二次文革”。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线性思维，我们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红楼梦》里的话。利益集团“身后有余忘缩手”，为所欲为；被侵害这部分老百姓，由于遮蔽了文革的历史，觉得“眼前无路想回头”，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是不是毛时代就一定好？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座各位凭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毫无法制保障的、以暴力手段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方式，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我想你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你们都是文明人。但是文革确实是让我们回到了蒙昧时代，回到了野蛮时代，文革本身是一个反文明的东西。由于遮蔽了这段历史，这种东西沉渣泛起，最后不是也形成了对现有体制的重大威胁吗？这就说明遮蔽历史的办法最终会是自己害自己的，当然也会害大家，把我们再重新拖入一场血海，重新拖入一场浩劫，我觉得这是不能承受的。
学生：中国的网络即使开放了、自由了，那些独立思考也不过是一些网络屁民们发泄自己的不满、抱怨等等一系列的，还有一些获取和发布自己信息的宣泄口，可是并不能做些什么。比如参与网络大讨论，西南副手那个事件。那天晚上我也和大家一起讨论，感觉很兴奋，觉得第二天会发生点什么，结果网上是刀光剑影，各个凶神恶煞。第二天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了。我就觉得其实网上再怎么着，你在网下的时候很多在网上发出咄咄逼人的语言，可能网下都唯唯诺诺，追求无为而治的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我觉得比较迷惑。大家就说说，发泄发泄就没事了。 章立凡：我确实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存在，我一直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些批评，现在很多基础教育教给大家的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甚至在学校、学生时代所被灌输的这些东西，一旦进入社会马上就崩溃了，马上就被现实给否定掉了。甚至用不着等到你进入社会，你回家以后，可能家里人，你父母，他们的价值观，就把你在学校所教育的价值观给否定掉了。 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浪费了大家大好的青春时光不说，还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我说这个话，不知道是不是对大家有点不敬，你在老师、领导面前说一套话，在自己人面前说一套话，或是在网络上有豪言壮语，但是在行动中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人的角色变换和人格的分裂在我们中间都是存在的，有一句话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想起这句话很悲哀，我和你一样悲哀。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有信心呢？即使你在说假话的时候，你连你说的假话都不信，包括很多领导在说瞎话的时候，他也不信他的瞎话。他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受教育，送到美国受教育，他把他的老婆、孩子和财产都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他对他说的那套东西，他自己也不信。既然是大家都不信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不大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它没有可持续性。 学生：章老师您好，我觉得像现在很多所谓领导像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人可能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受到负面的迫害，当年他们走上仕途应该很少人发誓我一定要当一个贪官，但是当他们到了权力的位置上，他们就这样，而且不是个体，导致整个中国又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压迫我们这代年轻人。我们在场坐的这些，现在听了这些讲座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话，您觉得有独立思考这个方向是在哪里？现在坐的这些人，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又是站在中国的权利位置上面，他们会不会又陷入这个循环，又使得这个社会变成这样，这个根源在哪里？ 章立凡：我刚才讲到一点，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我的同龄人，也就是你说的现在在台上的这部分人（当然我没在台上，我只是在这个讲台上），他们实际上也是从资讯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我感觉这中间有很多人，他们管理的思想还是那个时代的管理思想，就是我讲的，在一个立体传播的时代，用一种平面媒体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和他们经历欠缺所造成的。 像毛泽东没有留过洋，你说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物也行，但是毛泽东的教育结构是有欠缺的。他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教育制度，有深切的仇恨。因为他曾经被那些学者、教授们蔑视过，他觉得很受侮辱。所以他获得权力的时候，就要报复一下。我这样揣度好像有点小人之心了，但是我总是禁不住要这么想。 至于你说你们这些人，未来变成社会主流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经常想，我可能跟别人想问题不太一样，我喜欢从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以后的角度来想现在。我经常在想将来的人们会怎么样评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盛世还是停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还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 你你们这代人，现在的发展机遇对你们来讲不是很有利。恕我直言，现在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政府、企业的重要位置，都在60后、70后的手里，他们还不会很快的退出历史舞台。你们进入社会的时候，获得升迁和发展的机会不会特别多，因为好的位置不会有很多空出来，除非有更多的创业机会，有更多社会发展的空间，你们才有自己的天地，否则你们只能向体制内去谋求仕途、找出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我爸是李刚”之类的。如果不幸你没有好爹好妈的话，现有的体制对你们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 其次就是企业，如果你自己没有资金，或是你爸爸不是富爸爸，是穷爸爸，这个社会的空间也不大。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中国“愤怒的一代”就在你们或者比你们更晚些的代际出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找不到发展的机遇。用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蚁族”了，想结婚没房，想工作没好工作等等一系列的困扰，用当前的一句话，你们可能变成“维稳的对象”。当然，这里说的是个人未来发展的问题。 当你们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会怎么样？在座大部分应该是独生子女吧？估计不是独生子女的人也会有。现在大家都在批评独生子女的政策，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没有亲戚了，大家没有堂、表兄弟了，就没有横向的亲戚了，只有姻亲、直系血亲。这种情况下缺点当然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比较自我。我有时候也想，中国人本来就是太缺乏个性了，所以有可能那些很有个性的人出现在你们大家中间，而且不乏一些人成为人物，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更有可能造成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官方是这么看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希望，是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哪一位我不敢说，但是是这群人。
学生：刚才说到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人格独立。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人们在走向体制还是体制在收编人们的问题，好比知识分子要做调查，你的来源在哪里，你的教授一个月只能证2000块钱，政府说给你3000块钱你搞这个调查，你的生活就有了保证。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平台，体制在不停的收编人们，你不接受收编将失去你的生存空间。在中国也涌现出了这样一批人，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时候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样体制的审问？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特别有意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毛泽东给驯服了。当然大家会说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知识分子受打压，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单位制度。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单位，户籍决定你的口粮，单位决定你的工资，这两样被控制，基本上知识分子就被控制了。毛时代之所以能建立那么强的思想控制，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么两张王牌。 在文革中，我去看一位学长，我那个时候是初中生，他是高中生，这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文物鉴定师，当时我们俩也不知怎么说起我父亲的情况，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就范就有饭，整到你服了你才能有饭吃。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你不就范你就可能没法活，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被整到最后自杀了，他不光是思想上的痛，他确实生计断了，他没法活了，这种情况导致要么就就范，要么就死掉。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还是有变化，现在活路比较多了，我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一个是生计手段比较多，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还能活。所有的单位都不要我了，我卖文还可以卖出稿费来。你刚才说那几位的活法，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活法，他还能把他的文字变成他的生计，这是一种。 多元化首先是经济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有了，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存在。我可以坦白的讲，现在在中国这种非常低稿费、纳税还非常高的情况下，如果单靠写文章来为生，过得是很紧巴的，不会有什么太富裕的日子过。除非你是一个畅销书作者，但是不等于不能活。 你你说平台的问题，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某几个平台在某一天同时没有了，同时不能发声了，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这些平台，我没有靠它吃饭，这是第一。二是平台太多了，这儿的平台没有了，我翻墙以后还有平台。网络媒体的平台暂时没有了，我还有其他媒体的平台，这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在一个信息时代要想彻底封杀某种声音或是某个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但是总体上来讲，很不容易做到。 主持人：谢谢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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