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悲剧到人性绝唱——《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改编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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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悲剧到人性绝唱——《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改编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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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悲剧到人性绝唱 ——《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改编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电影《归来》是一部标准的爱情绝唱。张艺谋把只有两个主人公（陆焉识、冯婉喻）、一个次要人物（丹丹）的情感戏，在一个几乎封闭的空间（冯婉喻家，外加少数几个外景）通过极度简单的情节演绎得这般感人，实属不易（这种处理方法让我们想起张艺谋的另一部“文革”题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众所周知，几乎所有长篇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后，都要大量删去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但像张艺谋这般大刀阔斧的改编还是不多见的。在我看来，电影对于小说情节、人物和主题所做的纯化处理的核心，是尽最大可能淡化其政治主题，把一个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人生悲剧改写为一首抽象的爱情颂歌。 为了达到让这个爱情绝唱变得纯而又纯的目的，张艺谋可谓煞费苦心，不但省略了小说前半部的几乎全部内容（陆焉识和冯婉喻充满坎坷的婚姻，陆焉识的海外求学经历和回国后在重庆的教授生涯，以及和两个女性的性爱纠葛），而且特别精心地剔除了陆焉识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他在监狱中漫长的非人生活，以及匪夷所思的逃亡经历，还有冯婉喻及其子女在漫长的20年中因陆的政治问题遭受的可怕牵连，她的传奇性的探监，等等。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因为极“左”政治错误而造成的爱情-家庭悲剧（陆焉识和冯婉喻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只有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深刻的阐释，也才能获得感人至深的力量），就被改写成了一个抽象的爱情传奇，其中虽然也有一些碎片式的时代政治符号（“右派”、红卫兵式服装、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排练现场、革命歌曲以及革命标语等等），但这些符号因为脱离了具体的情节故事和大时代的政治事件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漂浮的能指。特别是，对缺少“文革”时期的相关知识（比如家庭充分对于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的年轻观众而言，他们很难调动、补充自己的历史知识储备，把这个爱情绝唱还原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悲剧。 当然，《归来》在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中尖锐地提出了“文革”灾难的心理后遗症——精神创伤及其修复问题，为文艺如何反映历史创伤提供了一个与其他“文革”题材小说不同的切入点（这点在小说《陆犯焉识》中本来也有，但是被电影强化了）。《归来》重视了以爱情表象呈现的那些无法言说、迄今仍在隐隐作痛的历史秘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它以“心因性失忆”这个革命后遗症为切口进入历史，使得被大历史忽视的具体个体的心理和情感秘密得以重现。 但问题在于，由于留下了太多当时政治生态方面的空白，因此，通过观看电影，观众很难了解主人公的精神创伤由何而来，虽然电影提供了一些极度简化的提示时代环境的细节碎片，但它毕竟留下了过多的空白需要观众去填充（只有这样才能重建影片中仅仅是隐含的合乎当时历史情景的逻辑关系），而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年轻观众而言，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比如，不了解文革政治生态的观众，恐怕很难理解丹丹的举动：为什么因为有陆焉识这样一个父亲就演不了吴常青？为什么对父亲仇恨到要告发的地步？是什么使丹丹竟然剜掉了相簿里所有的父亲像？为什么她要如此坚决、用充满仇恨的语气向组织表态“我跟他没关系！”？这一切在小说中本来有充分的铺垫（小说写到丹丹很小的时候陆焉识就离开了她，既没有享受过父女恩情，又从尚未懂事时便背负着“右派”父亲的政治原罪，不断受到排斥，这个“父亲”带给她的只有无尽的羞耻与痛苦），因此读者可以充分理解丹丹的选择。但如果读者没有关于“文革”出身论的亲身经历或充分知识，看了电影却很难理解丹丹何以那么绝情。 电影倾尽全力表现陆焉识如何想尽办法帮助冯婉喻恢复记忆（修琴、设置和冯婉喻车站见面的情节、读信，等等），但最最关键的一点没有交代：冯婉喻为什么失忆？所谓的“心因性失忆”的“心因”是单纯的心理疾病吗？虽然电影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了政治灾难给人造成的创伤后遗症及其治疗（这是其他“文革”题材作品严重忽视的）。但遗憾的是，由于省略了小说中对于陆冯两人的一系列遭遇的具体描写（诸如：由于陆焉识的政治遭遇而造成的陆、冯两人的漫长分离，冯婉喻冒死探监、陆焉识冒死越狱等等），主人公精神创伤的社会原因就很难得到应有的揭示，小说所具有的政治批判主题、陆冯的旷世绝恋和精神创伤中包含的政治内涵，都在电影中被极大地稀释，“二十年”也就只是一个没有内涵的空洞数字。这样的简化也使得有些情节显得不好理解，车站相见的那个高潮因为缺少了一系列前奏而不再像是一个高潮（它和很多侦探电影中杀人犯冒死见一次女朋友的场景不乏相似性）。 让我们来看电影中的一个细节：睡梦中醒转的冯婉喻看到为她盖被的陆焉识，突然惊慌失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停地重复着：“方师傅，你不能这样！”“方师傅，焉识已经由死刑改判死缓了！”并疯狂地同椅子堵上卧室的门。没有看过小说的人很难理解冯婉喻的这个举动，因为他/她不知道“方师傅”是谁，也不知道他和冯婉喻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这段情节实际上是改自小说中冯婉喻和一个政委的故事：冯婉喻为了救焉识（从死刑改为死缓），曾经不得已求助于一个一个政委并被他潜规则过，这在冯的心理留下了极大创伤。在电影里不但政委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师傅”，而且没有具体交代他们的关系，这个细节于是变得疑窦丛生：“文革”时的一个“师傅”就能救一个犯人？他为何要用锅铲打冯婉喻？他难道是食堂里掌勺的师傅？等等。非常时期一个孱弱的女性不得不用身体去交换丈夫的性命，这本来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批判，在电影中却被改写成陆焉识拿着勺子去讨说法的迂腐闹剧。 就这样，一部特定时代发生的社会历史悲剧被改写成了浪漫而又抽象的爱情颂歌，其所给出的是治疗方法不是政治反思，而是个人化的情感疗救。有人认为，《归来》把性格悲剧改变成了命运悲剧。小说表现本来是陆焉识的性格悲剧，他“对自由的向往，让他忽略了对妻子的爱，最终将自己和家庭送上了时代的祭坛。”而“《归来》则写了一出命运悲剧，它用命运的滤镜将历史的特性转换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奇。”（参见杨早《张艺谋将性格悲剧拍成命运悲剧》，2014年5月19日《新京报》）窃以为这样的解读是不准确的，因为“对自由的向往”并不是什么“性格缺憾”（像奥赛罗的妒忌），社会不能容忍“对自由的向往”才是陆焉识悲剧人生的祸根。值得欣慰的是，电影的结尾告诉我们：这个疗救最后失败了：冯婉喻并没有因为陆焉识的种种努力而恢复记忆。有些观众认为这个结尾表明了爱情的伟大，但我却宁可把它解读为一个隐喻：再伟大的爱情也无法疗救因为政治迫害而造成的精神创伤。 当然，即使如此，这部影片仍然感动了不少观众，这一部分是因为演员的出色表现，一部分是因为即使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抽象的爱情故事也仍然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且不说大家都知道陆焉识是一个被冤枉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尽管不知道如何成为“反革命”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如果他还不是十恶不赦一无是处，他也可能会真诚、执着地爱一个人，并与她一起演绎出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绝唱（这类故事在大众文化中并不罕见）。但这样的爱情故事和《陆犯焉识》描写的故事是不同的。 201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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