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可不可以称作“失落的一代”
作者：知青记者、北方、翁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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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可不可以称作“失落的一代”
作者：知青记者、北方、翁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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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可不可以称作“失落的一代” 知青记者按： 这场老知青间的争论是因为法国学者、中国知青问题研究者潘鸣啸的书名引起的。 说实话，我很少介入知青议题，因为我知道我是知青中的异类，不仅现在是，过去也是，因此我还吃过苦头。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博客几年前就挂在上海知青网上，互动或共鸣者寥寥。相反，我同更为年轻的一代常常有互动或共鸣。 卷入这场争论，是因为我的中学同学、好朋友葛天琳将一位陌生的知青北风的信转给我，似乎是要我发表意见。于是，我先说了几句，第二次说了更多，当然也没有展开。让我高兴的是，无论意见多么相左，所有的知青都秉持真诚。而且，通过这次争论，我还认识了几位很有想法的知青朋友。 知青这代人，无论身居高位的，还是平头百姓，都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譬如，“不否定知青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与“不否定前三十年”就很相似，似乎在上下呼应。我觉得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现象。我希望我自己有别于这种所谓的主流。因为没有不同意见，这个国家就是死水一滩。 现将截止于前天的争论双方的意见转发如下。 北风： 恕我直言：我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复杂的，有人自愿上山下乡，也有人不自愿的，我觉得在文革中有许多人由于没有选择而上山下乡了，对上山下乡是有一定看法的，他们心中如有“失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把个人的这种“失落”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称为《失落的一代》，因为这样说，我觉得从根本上抹杀了抹杀了那个时代许多像董加耕那样的同志的行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那个年代确实有些青年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很多像董加耕，以及雷锋、焦裕禄那样的先进人物，在他们身体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成了那个时代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着重宣传，以至于把它说在是错的，那么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自动报名上前线？ 知青记者： 不认同北风的意见。要看大多数人是否失落，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挺失落的，事实上他们失落的东西也挺多的。为国家牺牲知青的利益这种高调也是不合时宜的，何况这代人长时间下乡对他们对国家都不利。所以还是可以叫失落的一代。 北风： 所谓一代，当然指的是全体，大多数人是不能称为一代的，所以用在这里是不妥的！如何看失落，难道这一代年青人就没失落吗？我觉得我们要多宣传正面的东西，如雷锋精神，尽管只是少数人，但他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我们社会不可缺少的正能量，也只能说时代精神，不说一代精神！ 翁某： 赞成北风的意见。首先，潘鸣啸的书名就有问题，如果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青是失落的一代，那么怎么解释新中国建国65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伟大成就？知青一代人在新中国65年建设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高。旧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是多么一穷二白、愚昧无知、原始落后。没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哪有全国农田、水利的大开发大建设、哪有科学种田、基础教育、医疗服务、文化娱乐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甚至哪有亿万农民个人日常卫生习惯、身体素质和人均寿命以及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哪有城乡联动、举国一致关心三农的大好局面？哪有全国城乡日后改革开放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呢？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站在知青个人或家长、或城市的角度看问题，应该站在全国建设发展的大局、站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高度看问题，这样才比较全面、比较深刻、比较准确。 有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非常重要。同样是利用国务院知青办编辑收集的《上山下乡大事记》、《上山下乡运动始末》的资料，却可以得出几种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结论。潘鸣啸是西方学者，很不了解东方，很不了解中国，他是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西方的价值标准、价值理念来看待中国，必然得出中国是极左、毛泽东是极左的结论，必然得出知青一代是“失落的一代”的结论，我们可以理解他，也感谢他所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知青问题的关注。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捡起别人的牙慧呢？ 可惜，鉴别对错、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长远利益的体现，并不是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所能左右、抹杀、蛊惑的。新中国6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正确。18大以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已经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自信，我们将前进得更好、更稳。最近，央视一台每晚在播放《十送红军》电视连续剧。该剧所讲的一批普通的红军战士是怎么从左倾失败的阴影中，重新树立了自信，重新捡回了自己的灵魂。对我们当前学习贯彻中国梦论述，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仰，加快实现中国梦很有帮助。 任何历史研究都要面向现实、服务现实。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从知青历史的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本质的而不是表象的、理性的而不是冲动的，来科学地研究知识青年的历史，开辟出中国特色知青学的新思路、新局面。而且，应该鼓舞包括三千万知青在内的全国人民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中，获得收益、受到鼓舞，为加快实现中国梦做出各自的贡献。 知青记者： 由于工作忙，也由于分歧太大，几乎想放弃回复。但想到我们是战友，以及各位的真诚，我还是再说几句。 希特勒的德国、波尔布特的柬埔寨，都有过这种以抹平阶层差别为理由的强制性的“类上山下乡运动”或“类知青运动”。同样的，早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就有贵族青年知识分子自发的而非强制性的“类上山下乡运动”。这正如中国毛时期的上山下乡，既有强制性的，也有极少数自发的。 我认为，凡是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都是逆文明潮流、反人类的疯狂之举，尽管它也会把一些文明的碎片带到穷乡僻壤，也会激发许多知青的理想和激情。只有那些自发产生的上山下乡才是可以称道的，而且彰显了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这正如，一位城市知识女性自愿嫁给一位农村的既贫穷又没有文化的男性是可以称道的，强迫城里的知识女性一律嫁给这样的农村男性就是野蛮之举。 可以参照的是，美国似乎没有这种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美国的城乡差别却非常小。想想吧，我们年轻时如果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学有所成，不是更能推动国家的包括农村的进步吗？我无法想像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徙的受害人，怎么还会这样热情地讴歌它。 一位青年朋友看了我们双方的讨论意见不无尖刻地对我说：“我觉得他们错得很厉害，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否认那段历史，就等于否认了他们的一生。” 我宁可相信，我的知青战友不是因为肯定自己才肯定这段历史。但是，我认为应该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看待这段历史和自己的一生，这对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青年也是很重要的。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不等于否定我们自己。相反，不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会否定自己的过去，还会否定自己的余生。 翁某： 是站在个人是否获利的角度看问题，还是站在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看问题？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不是像你所说的只是局部地把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建议你看看各地对大规模上山下乡现在的反映。 你讲“人权”，考虑过农村广大同龄青年的“人权”吗？美国的发展是建立在欧洲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谈美国的发展应该是印第安人的发展，他们才是那里的原住民。美国靠掠夺其他国家，屠杀印第安人，完成的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国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间很长，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不能去掠夺，只能靠农业来积累资金发展工业。城乡一体化现在都没有完成。 不管你是否自愿上山下乡，这毕竟是一条正道，是为了祖国的发展。 尚祖玉： 一场持续近20年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两年内大潮汹涌般的终结了。 成长30年左右、一直服从需要、响应或服从号召的近2000万知青第一次以自己做主、自觉自愿的态度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回城了，同时主动终结了这场运动。我认为这场运动基本不是胜利结束的。有些人形容为胜利大逃亡， 作为运动主体的2000万知青，是不是失落了？即使其中感觉不失落或者一直没有失落的一些知青们，如今也不在运动中了，也没有在乡下或山上。仅仅作为个人的经历，我对这场运动的感受也是百感交集的，而不仅仅是有悔、无悔或两掺的这样单一的结论。 如果这2000万知青在1978、1979年那时候不回城，在几年后的逐步开始壮大的几亿农民工进城的队伍中，也一样有我们大批的知青，包括知青的子女们。更何况如今兴起的改变中国城乡结构的城镇化变革。 作为普通的知青，我们很少能知道策划运动的内幕，确实也没有资格。幕后的东西多在历史的封存中。感觉不到中国官方的学者们相关的系统研究工作。所以，我没有条件去明白宏大叙事的来龙去脉，就只能凭自己的经历去感觉去理解：什么运动都是复杂的，有度的，都是有期限的，都不是一个人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也不是一种知青、一伙知青、一个地方的知青能代表所有知青发话下结论的。 还是要谢谢潘鸣啸，那些老外们，似乎不怀好意的帮我们千百万亲历者挖掘着真真假假的历史，给一直最讲“认真”的我们补补课。 当然，知青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即使当时也不是一样的身份，不是一样的背景知青的经历千差万别，如今知青整体已经分化进社会的所有层面，包括在海外。对历史的经历自然不会发出一种回声，在回声共鸣中，我分辨着觉醒或蒙昧，从容或盲动，深刻或肤浅，独尊或宽容，暴力或和平。比如一些知青对潘鸣啸的专著表现出的敌意、反感，或者拒绝补课，甚至不必翻开书就马上义愤填膺。 希望求同存异、民主议事。 王雁： 同意和支持尚祖玉老师的观点。我觉得上山下乡的运动正确与否是一回事，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那应该又是一回事，人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生存和生活的，不能以知青当年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迸发出的能量来确定这场运动的正确与否。如果不是这场运动，这些知青们对祖国的贡献毫无疑问会更大。作为一段历史，是需要总结和思考的，老外率先迈开这一步，对于我们只应该是一种督促，而不应该是一种抵制。 知青记者： 我认为王雁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也有新意，那就是将决策者和参与者分开，肯定参与者即知青的理想、激情、牺牲和贡献，不轻易肯定决策者。如果我对王雁的理解没错，那么，我认为叫“失落的一代”无大错。 201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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