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如同一张新的百元大钞，它总要被破成零钱，然后花掉。也许会物有所值，也许就白白流逝了。如果细究其不同之处，大钞是可以存起来不破开的，决定权在它的主人；而新年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自动破开，自动花掉。人们所能争取的，仅仅是物有所值的回报，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证明这个说法也简单，新的公历年已经被破开，花掉了几乎1/12；即使刚开始的农历年，也花掉了第一天。所有期盼的回报，都凝聚在贺年的话语中，给别人，也给自己。

从北京西郊的戒台寺下来，接到老伙计们拜年的电话。他们从1970年春节约定到现在，每年都会聚集在一起，总有那么十几个弟兄，也算难能可贵。不过今年提前了一天，年初一就聚了，出乎我的意料。邱九在电话里说，希望我能在春节大假结束以前回去，弟兄们再团圆一回，又是乌鸦嘴：“聚一次少一次”。我们这个情结是终身的，不过几百人的学校，早早就失去了九名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伤痛是永远的。而且还有那两年共同经历的出生入死，感情自然也是永远的。弗洛伊德的学说我粗略地领教过，幼年的心理烙印会影响人的一生，这是有根据的。希特勒幼年喜好艺术，尤其是绘画。及至其父母双亡，得以朝圣般地到达维也纳，两个犹太人教授却嗤之以鼻地拒绝了他。当他的事业需要牺牲无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犹太人开刀，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即使没有犹太人他也会选择其他的无辜人群作为牺牲的。

情结的不可解，还有毛。当胡适为代表的北大知识分子轻蔑地斜视毛的时候，仇恨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发芽。斯诺记录下他对北大时期遭受歧视的耿耿于怀，而猫戏弄老鼠般玩弄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人格就成了他终身之乐趣。至于那些无法忍受而“自绝于人民”者，死不足惜；更多人则在他煽动起来的仇恨浪潮里灭顶。

任何学问、宗教、帮派，倘若以煽动仇恨与暴力为宗旨，无视他人生命与权利的，只能归于邪恶。三妹妹猜测我有大恨，错了，我的恨已经尘封在那只水晶棺里，它只会接受愚昧的顶礼膜拜，却丝毫也不能提起我的兴趣。之所以还缅怀那个时期的亡友，仅因为他们也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也铭刻着惨痛的教训。如果那个时代不再有回归的可能，我也愿这怀念一起随风飘去。

新年本该说好话，友人却常发现我也是“乌鸦嘴”。新年已经开始被破成零钱，它又要一个钢崩一个钢崩地花出去，唯有企盼它能物有所值。当初铁托同志就宣布：“我们不愿被破成零钱，然后花掉。”他这话是说给斯大林同志听的，可我们的伟大领袖自报奋勇地充当零钱，弥补了铁托的缺额。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国家被破成的零钱是不值的，唯独可以安慰的，是这些零钱尚未被花完。于是也埋下了“龙种”，让那些孝子们得以继续收获“跳蚤”。

我们还可以看见尴尬：吃惯了鱼的猫，已经不会捉老鼠；可把懒猫废黜，老鼠们一定会欢呼雀跃。这使养猫的人两难。新潮装修的屋子里，中堂上挂着祖宗的旧画像，也算是一种不甚协调的摆设。那像尽管年年描色也难掩陈腐之气，整个儿妨碍“将装修进行到底”的计划。废了它又恐怕惹出兄弟分家的事情来，其实人家七邻八舍的分了家也未必不好。只是自家的兄弟素质低，一分就怕打起来，再说，分家了这个“长兄为父”也就不存在，为兄的与弟弟妹妹平起平坐心里实在难得平衡。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看见了许多希望：拆迁户的权利被认可；冷酷的收容制度被救助所取代；民工的血汗钱终于有了索还的渠道；社会保障体系也提上议事日程；村官直选基本确立并且进入高一层的试点；一直戒备森严的网上舆论也有了相应的反馈……。这一切都是人权的进步。其实人权仅指底层之权利，无论帝王将相，也无论高官显赫，他们的权利总是透支的，而且总要占底层权利的便宜。只有保障底层权利才算得上人权。

新年的气温少有的低，对于耳熟能详的温室效应似乎该算福音。寄希望于新的一年属于众望所归，于是各种形式的贺年声不绝于耳，北京所有的庙堂也都挤满了烧香的人群，各地大约也不会少。既沿袭了传统，也寄托了未来。

过年其实也就是过一个除夕之夜，那时有着“新桃换旧符”的激动。说来说去总是忧心忡忡的，怕扫了大家的兴致，于是迟迟不敢糊上去。既然大年已经过了两三天，那就斗胆贴了吧。年，还是新的好，它多少也还有些盼想。祝各位老哥老姐们健康、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