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4（一）】：

梦境比现实更好

有一个中年妇人，嘲笑当作家的丈夫：每天憋得满脸通红，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还不如家里的老母鸡哪，下蛋时也是满脸通红，但是，能下出鸡蛋。

我想，她说出了最重要的那部分事实。像我这样的作家，在写完1963年以后，要不要把《自传与公传》继续写下去，不仅仅看我在严酷的写作环境里有没有足够的胆量，还要看头脑里的东西有没有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并且，那些东西是否已经成熟，像鸡蛋在鸡的肚子里成熟，一定要生出来，再快乐地歌唱。

比如，从1964年开始，我经常做的一个梦，好像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在我的心底已经翻腾了很多年，还要再翻腾很多年。

记得那一年元旦以后，天空阴暗无光，飘飘扬扬地下了一天大雪。晚上刮起了大风，把房顶上的雪刮到地面上，也把迎风处的雪刮到避风的地方，高高堆积着。我家附近的工人住宅，都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很多人家的门被雪挡住了，推也推不开。那年月，天上下大雪是很自然的事儿，没有人把它叫做雪灾。只因为街上的小轿车很少，大家都骑自行车上班，坐公交车上班，赶上大雪，路不好走，早一些从家里出来就行了。

大雪过后，我和小伙伴们上学去，遇到雪厚的地方，就躺在雪地上滚过去，留下深深浅浅的印痕，留下嘻嘻哈哈的笑声。让我们不舒服的，是雪把学校里的烟囱堵住了，火炉子排不出烟，弥漫在教室里面，让我们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让老师站在黑板面前，一边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一边大声的咳嗽。我们的嗓子里火辣辣的，用高高低低的、此起彼伏的咳嗽，配合老师的咳嗽，像是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

现在想起来，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的开始，是一片天空，蓝色的天空，像孔雀羽毛上的那种蓝，像夏夜开始时候的那种蓝。

我在透明的房子里。

透明的房子在天上飞。

我不知道我的年龄，也不知道那座房子的外形。但是我能看见无边无际的天空里，许多有着漂亮外形的房子在飞。每个房子里有一个人，向我远远地招手。他们飞得很快，刚刚打一个招呼就飞过去了，让我看不清他们的年龄和容貌。

还有天上的音乐，轻缓柔和的音乐，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的，一直响在我的耳边。那些飞过的房子，都有各自的音乐，都一样悦耳动听。

不知道在天空中飞了多久。我注意到那些飞行的房子，在天空中划着很美的弧线。有那么一两次，别的房子向我飞来，我也向别的房子飞去，可是我们互相穿越的时候，没有撞在一起的感觉，根本就不用躲避。

我们太快乐了。我们还可以想着最快乐的事情。

天空越来越蓝，越来越明亮。我觉得正在巨大的蓝宝石中飞行。

忽然，我在下坠。

然后眼前很黑，没有一会儿就降到地上。我坐在地上，看见四周都是巨大的白色冰块。我用力站了起来，想知道我到了哪里。

这时候，我醒了。我的梦结束。

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奇怪：那么美好的梦境，究竟从哪里来的呢？那时候是1964年，世界上还没有互联网，我家里也看不到电视。当然也可能来自电影，可那时中国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彩色影片还不多，并且是清一色的政治电影，打枪，放炮，开会，斗争，没有画面上的美感。只剩下读书这一个来源了，但那时我看到的书，封面上只有三四种颜色套印的简单图案，里面都没有彩色插图。那么，我梦里的美丽色彩和美好画面从何而来？

还有，那些音乐，从何而来？至少是在三十年后，我才听到那样优美的音乐。

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这个梦没有告诉别人。我悄悄问过几个我的小学同学，他们都做的什么梦，才知道他们梦见的大部分是吃好吃的东西，小部分是勇敢地和别人打仗。我不知道，我的梦告诉他们，他们会怎样想？于是，我的梦很难与人分享，只属于我自己。

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这个梦，是因为这个梦不仅仅出现过一次，而是许多次。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画面和音乐，每次都完全相同。从我九岁起，开始时每半年左右出现一次，后来是一年左右，反复出现了几十次，到了二十五岁，那个梦不再出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就是很想重温这个梦境，它也不再出现，算是与我彻底告别了。

在我童年到青年这一段时间，这个梦为什么反复出现，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重要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又不肯更清楚地告诉我？读了中国外国一些关于前世今生的书籍，其中也曾出现过神秘灵异的梦境，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我的梦，是不是用隐讳的方式告诉我，我的这一生从哪里来的呢？

大约七八年前，我翻阅一本佛学方面的著作，偶然读到一段关于佛家九重天的记述。说的是修佛有了成果的人，离开人间到天上去了，还要有很长的修行。在第一重天修行好了，才可以升到第二重天，在第二重天修行好了，才可以升到第三重天，这样不断修行，不断上升，最后升到最高的第九重天。但只有极少的佛能修行到最高境界，假如在哪一重天做得不好，会降到下面一重天继续修行，但只有第三重天例外，在那里没修行好，会直接下降到人间，重新开始。

我一下子愣住了。愣了好长时间。

这与我有没有关联？我反复出现的梦境。是不是要暗示我，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曾经有了第三重天的觉悟？再推进一步，如果从我小时候开始，就有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悟性，是不是来自前世特殊的机遇？再向前推进一步，是先有佛后有佛教，世界上最早的佛，应该是在佛教建立以前修成正果的，那么，我的这一生，是不是正在佛门以外修行，并且，我应该抓紧这一生，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再想下去。

一个梦证明不了什么。它不会提供充足必要的条件。

或许只是一个很好的梦境。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梦境，属于个人独特的经验。如果没有它们，我的《自传与公传》，可能不会继续写下去了。
                                     

脸上幸福的笑容

“奶奶！”小女孩叫起来，“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像那暖和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个样，就会不见的！”她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要把奶奶留住。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这是安徒生童话中的一个片段。我还记得小学时代学的这篇课文，新来的语文老师特别年轻，没等开口说话脸就红了。她神情紧张地站在黑板前面，提高了音量说，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是《卖女孩的小火柴》。一大片黑压压的学生，立刻发出一大片黑压压的笑声，然后黑压压地纠正她说，不对！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时候的书店里买不到《安徒生童话》。

小学课本里大多是有关革命者经历的课文，比如，苏联的革命领袖忘了带通行证，守卫战士不让他进门，他对那战士给予表扬。还比如，中国的革命领袖有的拎着两把菜刀出来造反，打出革命天下；有的在寒冷的夜晚，把自己的军用毯子盖在战士身上。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是1964年，当时一篇课文写的是井冈山革命时一位红军军长，用自己制作的扁担，与普通红军战士一样下山挑粮食。到了1967年，执政党内部的斗争，把那位革命领袖赶下台去，那篇课文的主人公就改写成另一位新发迹的革命领袖了，继续用那根扁担教育少年儿童。同样一条扁担，也被御用文人写到了最高领袖头上。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有些严肃的革命历史，好象是不严肃的革命童话。再推广开去，人类历史中看起来严肃的革命，许多像是童话的翻版。

有了革命童话，我小学时代的课本，是不需要真正童话的，但竟然选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这多少有些奇怪。我想，那不是因为安徒生的童话写得怎样好，而是通过那篇童话，可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对资本主义社会悲惨遭遇中的人民表示同情，教育中国少年儿童，从小就热爱社会主义，长大了去参加世界革命。

现在想来，是不是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都曾经被安徒生误导了呢？在童话的结尾，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了，但是她两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安徒生的读者，也许都以为真像他所说的原因，小女孩脸上才有了幸福的笑容。

如果他们看过冻死的人，就会知道，那笑容是被寒冷的气温，一点点儿在脸上画出来的。

1964年的一天，住在乡下的姑父来到我家，带来一个消息，我爷爷奶奶的墓地一个星期后要搬迁了，希望在迁坟那天，我们全家都能回到辽中老家去。我记得，姑父是在我出生以后第一次来鞍山走亲戚，他姓薛，中等身材，脸上的皱纹并不太多。在我家住的那两天，三哥和我，一左一右拉着他，听他讲过去年代的事情。

姑父脸上的皱纹不多，因为他那时还不到四十岁。算起来，满洲帝国结束时，也就二十岁多一点儿，可他当过满洲帝国的劳工。

在日本企业主投资和管理的煤矿里，他亲眼看过冻死的人。有一次太阳落山之前，一个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被剥光衣服绑在电线杆子上。那天晚上寒流来了，北风呼号，声音尖锐，像是警笛。可能没到第二天早晨，逃跑的人就冻死了。劳工们下矿井时从他身边走过，全都看见他的嘴角向上，笑得自然，笑得安详，有些开心。他们大家就很纳闷，他死得那样惨，怎么会满脸笑容呢？后来才从老矿工那里知道，凡是冻死的人都是那样的神情。

姑父还知道极其残酷的事情：有一个同样是逃跑的劳工，抓回来后被活剥了人皮。事情是驻在矿里的日本军警干的。就听几声惨叫，他们把那人头上的皮用刺刀挑开，再把井里冰冷的水从开口处灌下去。那人就失去了知觉，接着，整张的人皮就像脱衣服一样脱落下来。姑父讲到这里，我本能地捂住头顶，那里的血管在突突地跳动。

许多年后，我读到有关满洲帝国的事情。在帝国存在的十多年里，建设速度一直很快，矿山、铁路、工厂、水电建设、土建工程，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刺激了军用品的生产，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

那里的劳工分为几种：一种是一般劳工，即东北本土出来做工的人，最初的几年曾严格限制境外劳动力进入的数量，使得人力短缺，他们的工资待遇较高；一种是勤劳奉公队，由当时政府组织来的预备役青年，做工三年，每年做四个月左右，基本不拿报酬；一种是浮浪劳工，指社会上闲散和流浪的无业游民，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工作的，强制性安排劳动；另一种是境外劳工，指从帝国境外投奔来的、招募来的、蒙骗来的劳工，后期还有抓捕来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华北、华东；还有一种是特殊劳工，也叫战俘劳工，是从中国战场俘获的抗日军人、抗日民众，他们没有报酬，也没有自由，死亡率很高。

姑父说的那两个惨死的劳工，推论起来应该是战俘劳工。只有战俘劳工由日本军警看管，逃跑了抓回来要处死。其余的由帝国警察或企业保安负责，抓回来还要继续干活，人死了不能继续创造价值。

我也看过冻死的人，是在1978年。

那时我在一家工厂的轧钢车间上班，把烧红的厚铁板在轧辊上来回挤压，压成很大很薄的铁片。工厂附近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得了精神病，光着身子跑来跑去。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单薄的的劳动服送给他穿；冬天的时候，我们把棉衣棉鞋送给他穿，可是第二天，他又赤条条地来到我们面前。时间一长，我们车间几十个年轻工人，一件多余的劳动服都没有了。

那个冬天不算太冷，但不穿衣服不行。有一个晚上，工厂保卫科的人来了，不顾我们的劝说，把他从温暖的车间里赶了出去。第二天早上，细小的雪花飘下来，我们看见他冻死在马路边，脸上带着朴实憨厚的微笑，仿佛他这一生没受过苦，非常非常的幸福。

他不是我们城市唯一冻死的人。

昨天，我看报纸时无意中看到一个报道，在银行自动取款机那里，只差了一个星期，先后有两个人冻死了。我知道那种临街的自动取款机，有玻璃门与外面隔开，门里没有凄厉的北风，但温度和外面差不多，不是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对于穷苦的流浪者们而言，那个避风的地方会让他们睡上一觉，然后，在他们脸上画出童话般的笑容。

 

活着比健康重要

我的小学同学，很多都是我家的邻居。他们的爸爸，是进鞍钢很早的老工人，住在满洲帝国盖的工人住宅里。

1964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在同学家里写作业时，我看到那些房子窗户很大，房架很高，宽敞明亮，起码要比我家住的房子宽敞明亮，并且刮风的时候不漏风，下雨的时候不漏雨。房子的外墙有横竖交叉的突出部分，使它们更结实更美观，还用掺了水泥的灰浆做墙面。几十年了，墙面上只有很少的地方脱落下来，看出里面是暗红色的砖。那些邻居，习惯上叫它们小白房，那些在我看起来是灰色的墙面，当时还是白色的呢，在阳光下特别显眼。

一个同学的爸爸，我管叫李叔的，每到夏天就坐在门前的夹竹桃前面乘凉，摇着一把又大又旧的蒲扇，一直摇到他得了癌病去世。那种植物开着粉红的花朵，长着鲜绿的枝条。后来我才知道，它能散发出很强的毒性，并不适合栽种在房间和院子里。可是在李叔去世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夹竹桃有毒。在李叔去世十多年后，它还在很多城市的绿化里占主要位置。

从他们家的房里走出来，绕过夹竹桃，我看见了隔壁人家的小女孩，看样子不到五岁，不胖不瘦，长圆脸蛋，眉清目秀的。她见我注意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向后退了一步。

她这一步不要紧，退得特别吃力。先是把身体的重量偏到左边，让右边的拐杖后退，再把身体偏到右边，让左边的拐杖后退，然后把身体摆正，用双拐和一个脚尖支撑住身体。我就注意看了她的腿，两条腿都很细，其中一条腿略长一些，脚尖刚刚接触到地面。她的重量就压在双拐和这只脚的脚尖上。接着我注意看了她的表情，没有一丝笑容。

又过了几天，李叔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说，那个小女孩一两岁时还很健康，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有时还跑到他们家来玩，特别招人喜爱。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到医院打青霉素。国家生产的青霉素不够用，那批青霉素还是从苏联进口的。可是那一年，打了苏联青霉素的小孩子，很多都得了小儿麻痹，不再正常生长，不能正常走路了。

那个女孩的家，离我家隔一条不宽的小路，每个星期都会看见她。看见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再看见她，都会向她笑一笑，算是打个招呼。她也向我笑一笑，但从未和我说话。也就是一晃儿的时间，我在那里住了很多年，看着她渐渐长大，成了一位文静、可爱的姑娘。我二十四岁的时候考上大学离开鞍山，放假的时候，偶尔经过她家门前，还想看看她。但那个假期她没有在门前出现。第二个假期回来，听人说她自杀了，还听人说那姑娘从小到大，没有人见她笑过。

假如她真的离开人世，在遥远的天国里，我愿她的身体健康，愿她的心灵快乐，愿她脸上的笑容，花一样绽放。

另一位可爱的女孩子，是朋友的小女儿，认识她的时候她才八岁，比沙发的靠背略高一点儿。她的脸蛋很圆，她的笑容很甜，可是一张开嘴，就露出灰黄色的牙齿，过了十多年，那颜色逐渐加深，几乎成了深灰色。她也是一两岁时感冒发烧，到医院去了。那时候已经是1970年代初期，不从苏联进口青霉素了，改用国产的四环素治疗。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实行所谓的公费医疗，对一般百姓用的都是最便宜的药。青霉素、链霉素很贵，医生用得最多的恐怕要算四环素了。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在那个年代，全中国的医生对孕妇和六岁前的儿童使用四环素时，是否知道它的毒副作用，是否知道它会对胎儿和幼儿的牙齿和骨骼，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问题是即使他们知道了又能怎样？

早在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四环素刚刚发明了几年，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就发现了它对儿童的严重伤害，赶紧立下法规，禁止对孕妇和儿童使用四环素。中国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大量生产和使用这种药物，包括对孕妇和儿童的使用，持续了十多年时间。即使那时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世隔绝，但我相信研制四环素的药物科学家与推广四环素的卫生部官员，也很有可能知道它的危害。问题是，他们知道了又能怎样？他们能立下法规，禁止对孕妇和儿童使用四环素吗？与中国重要的政治事业相比，普通百姓的牙齿有什么要紧？

于是，在那将近一代人之中，数不清的亮白的牙齿从此便发黄、发灰、发黑，怎么去刷牙、洁牙，再也无法变白了。没有人统计中国四环素牙人口的精确数量或大致数量，只有人在网络上大胆地估计，那些年出生的人，五分之一强的人有四环素牙。在我看来，这个估计也许夸张，但即使是十分之一，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足够支撑现在的牙齿美容事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赚很多很多钞票。

十分之一，是我熟悉的一个数字概念，在我的心头隐隐作痛。记得1950年代到1980年代，普通中国人的主食是玉米高粱，副食是白菜萝卜，到医院去检查，缺钙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把一把地吞下医生开的钙片，再检查还是缺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在1990年代听到一种说法，说是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关于钙的计算方式出了差错，医院和药店里的钙片，实际含量只有它标示含量的十分之一。什么差错呢？据说是医药界把钙盐错误地当成纯钙（即离子钙）计算了，以致过去许多药用钙都起不了真正的补钙功效。幸好他们后来发现了这种谬误，加以纠正。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对于千百万中国缺钙的人，按照医生的药方补钙，仅仅补了他们需要的十分之一，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一个计量上的标示错误，两代中国人的健康损失。这好像对中国人长达四十年的恐怖袭击，但在我的印象里，不记得有人宣称对这件事负责。

如果你走在街上，会发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走路的姿势并不好看。这和缺钙可能无关，与我们小时候的肌肉注射有关。当年通常采用青霉素、链霉素合起来注射的方式，据说可以减轻孩子们屁股蛋儿上的强烈疼痛，但那种方式会引起腿部的改变，造成罗圈腿或者八字脚。

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带着环境的印痕。这种印痕不仅在我们的内心，也在我们的外表。

比如看见药物性小儿麻痹的人，看见罗圈腿或者八字脚的人，看见四环素牙的人，看见佝偻身材的人，基本上可以判定他或她的出生年代。那个年代，我们只是活着，不能奢求健康。我们好像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至于你们，在我们很久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也有你们自己的印痕。若干年后，人们看见你们的脖子或某个部位的改变，就可以判定是中国制造的多钾的一代。那个时候，由国家方式强制服用钾盐的做法可能已经停止，但人们身体里过多的钾，已经留下了抹不掉的印痕。

 

我们是谁的后代

我还记得，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那天，是1964年的清明节。

春风刮过大地，带起一片尘土。向阳又背风的地方，冒出新草的嫩尖，是那种偏黄的浅绿，再蒙上尘土，与遍地枯黄的干草颜色相近。中国古代诗人在作品里写到：草色遥看近却无。是说你的感觉里，有了那种朦胧的绿色，但是要清晰的看到它们，并不容易。

在这朦胧的春色里，西长甸小学的学生排成队形，向市中心的一座小山走去——山脚下有个解放鞍山烈士纪念馆，那可是抓住少先队宣誓的机会，用革命传统教育革命少年的好地方。我们那里有东、西、南、北四个长甸小学，差不多都一样，不管你加入少先队时是春、夏、秋、冬里的哪个季节，都要等到清明节那一天，排着队形到烈士面前举手宣誓。

清明，本是中国人怀念先人的日子，这种传统一旦和革命结合，就成了革命传统。这话是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说的。后来，他在一次政治运动里成了反革命分子，这让我有了奇怪的联想，如果传统和反革命结合，就成了反革命传统。但是我没敢说出来，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学生里，那些没加入少先队的，都被当作落后分子，有的还被大家开会批判，说他是个小反革命。

后来我看到我们城市的历史，知道在几百年前的大明帝国，这里有一座龙王庙。庙虽然不大，里面的钟很大，敲起来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响彻四方。满洲帝国时，龙王庙变成了天照大神庙，一座宽阔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很容易毁于战火。按照刚才的思路，如果它没有毁于战火，如果谁到那里举手宣誓，他继承的可能就是反革命传统了。1949年，新政权建立了，在曾经是龙王庙和天照大神庙的地方，为夺取新政权死去的人新建了烈士纪念馆，展览了一些旧枪支、旧军装、旧的饭锅饭盒搪瓷水杯，还在墙上贴满了烈士事迹宣传画，画面上的烈士，无一例外地淌着鲜血。

那些鲜血，最后淌到了我们胸前的红领巾上。在1964年的那个清明节，我挺起胸膛，伸长脖子，让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为我戴上红领巾。那红领巾是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大队辅导员严肃地告诉我们，它不是一块普通的红布，它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每个队员都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还要为它增添新的荣誉。

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红布吗？不是。那时候商店里普通的布，需要布票才能买到，但红领巾不要布票。我的一个邻居大婶给儿子买了三条红领巾，用其中两条改做一个裤衩，兜住小屁股，剩下一条戴在脖子上。还有，我们这些男孩子，免不了到野外的大水坑洗澡游泳，没有游泳裤衩的，找两条红领巾系在一起，就成了临时游泳裤衩，但是要特别当心，系在屁股上的红领巾很容易松开，让我们变成裸泳，引起一片笑声。

还记得那个清明节，我穿着厚重的棉衣，像肿胀的棉球。

那时候没有毛衣，也没有羽绒服，我们只有两种衣服：棉衣和单衣，各穿半年。学校和学生都很穷，没有统一的校服。每年的5月初到10月底，天气暖和的那半年，学校有重要的集体活动，才一律穿白色上衣和蓝色裤子，显得整齐一些。我说的显得整齐一些，其实是并不整齐的意思。虽然都是白上衣，有的新，有的旧，有的已经发灰发黄，至少有十多种白色。至于蓝裤子的颜色，区别就更大了，深深浅浅的各种蓝色。可是，由于必须在清明节才能宣誓入队，我们连穿那种统一服装的机会都没有，这多少让人失望。

好在我们一身破旧的衣服，陪衬那些红领巾，让那些崭新的红领巾特别醒目。

我和一大堆肿胀的棉球，举起的右手攥成拳头，在画着星星火炬的队旗下宣誓。誓词是全国统一的版本：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后来，我还在少先队里，担任了不到一个月的小队长。西长甸小学是一个大队，下面设了一些中队和小队，一个小队按规定由5——13人组成。每个星期一早上升国旗之前，整齐的队形排好之后，小队长要两手握拳放在腰间，小步跑到中队长面前，然后像军人那样行礼：报告中队长，我们小队全部到齐。或者是：报告中队长，我们小队实到九名，缺席一名。可是每当我跑到中队长面前，一开口就很紧张：报、报、报告中队长，我、我、我们小队全部到齐。后面就有人发出笑声，说我报告时的样子像电影里的反派人物。本来按照少先队的组织规定，每半年或一年才换一次小队长，但由于我紧张造成的口吃，实际上做了不到一个月，就被解除职务，由副小队长继任了。

除此之外，我印象较深的是少先队队歌。那时的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我还记得它的全部曲调和一半的歌词。那一半歌词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剩下的为什么就不记得了，可能是年龄大了的关系，也可能由于歌词写得不好，还可能因为那队歌在文革以后废除了，马思聪已经逃亡国外，被当局叫做叛国者，不能再唱他的曲子了。

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有一次私下里唱起苏联少先队的队歌，那歌词和曲调都很流畅。“燃烧吧，营火，蓝色的夜晚，我们全都是少年先锋队员。光辉的时代，今天已来到，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还有一段是：“大踏步前进，快乐地招手，全世界儿童，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永远站立在前哨，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他去过苏联，对苏联的感情很深。1963年到1964年，中国连续发了九篇对苏联的批论文章之后，和苏联的关系彻底完了，他还在维持对苏联的深厚感情，据说这是他成为反革命的原因。1950年代，中国有很多人说苏联的坏话成了反革命。1960年代又变了，不能说苏联的好话。我无法猜想，当他和他们关在同一间监狱，会不会脸红脖子粗地争论，应该说苏联的好话，还是应该说苏联的坏话。

我们少先队活动时，经常用到少先队的呼号。按我的理解，呼号就是用呼喊的方式说话。比如我们之中一个人激昂地呼喊：“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大家就一齐激昂地呼喊：“时刻准备着！”据说这呼号和苏联少先队的呼号一致。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1902年，俄国革命遇到了许多困难，列宁在发出了“时刻准备着”的伟大号召。1922年，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苏联莫斯科诞生，并确定“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少先队的呼号。他们培养的少先队员，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祖国的敌人毫不妥协，敢于斗争。苏联少先队的成员为十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和少年，这一点与中国少先队稍有不同，中国孩子加入少先队，比他们早了两年左右。

两年前，我读一本新翻译成中文的德国小说《黑白天使》，整部小说都在描述二战之前的德国，怎样从少年儿童开始，培养希特勒精神和思想的接班人。同苏联一样，那时候的德国孩子，十岁时加入少年队，然后痴迷于盲目的个人崇拜、陶醉于极端的爱国主义，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当1932年，已是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那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受到国家的全面控制，并且被灌输了国家需要的政治思想。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还有一种说法，说那时的德国人，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这种说法让人怀疑。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什么是从野蛮发展为文明，什么是从文明堕落为野蛮，这是永远说不清楚的话题。我的关心实在有限，仅仅想确认一点：理智、善良、文明的一群人在繁殖自己的后代，疯狂、邪恶、野蛮的一群人也在繁殖自己的后代，那么，我们呢，究竟是谁的后代？

 

小心将来拉清单

有一个小饭馆，开在西长甸小学墙外，白菜加粉条的菜包子蒸好了，热气和香味飘进我们的鼻孔。放学了，我和同学走过那里，伸长脖子张望，恨不得桌子上的菜包子、烧饼、馒头自己飞出来，落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饿的时候，即使口袋里真有零花钱，也不能走进去。买馒头、烧饼、菜包子都需要国家特别印刷的粮票，小学生手里怎么会有呢？还有商店里的饼干，虽然不要粮票，可是从大饥荒以后，饼干、糖果和其它卖得快的东西，比如手表、自行车等等，都被国家定为奢侈品，价格涨了好几倍。涨价就是爱国，让人们手中的钱更快地流回国库。我们是小学生，我们也很爱国，但是那么高价的饼干和糖果，我们买不起。

我们这些小学生，最潇洒的样子，就是什么也买不起。一个同学拍拍肚子，装出大大咧咧的反面人物表情：老子在城里下饭馆子也不要钱。一个同学用右手作出手枪的形状，理直气壮地指着他说：别看你现在吃得欢,小心你将来拉清单。

饭馆里的人，包括开饭馆的和下饭馆的，全都转过头来，朝我们瞪起眼睛，露出凶巴巴的神情。我还记得，离我们最近的那人，头上鼓起一条青筋，脸上很黑，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

我们吓得赶紧逃走，比风还快。逃走的一路上，还忘不了再喊上几句：

老子在城里下饭馆子也不要钱！

别看你现在吃得欢,小心你将来拉清单！

这两句话都出自电影《小兵张嘎》，我们刚刚从电影里学来的。

1964年春节前后，《小兵张嘎》到了我们城市，就一直住了下来，不再离开。1950年代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允许拍摄的少儿电影题材，不会很多，加上编导电影的人智商较低，每种题材都不会搞两个以上的片子。所以，前后几十年里，少儿题材电影数量很少，质量也不高，好看一点的，只有《小兵张嘎》了。在我看来，它有很多优点，情节含有生活趣味、语言符合人物身份、人物具有鲜明性格。

这部影片是1963年拍的，到了2000年暑假期间，我们城市的电视台要集中播出一批少儿题材的老电影，我在安排这件事时，第一个列入播出名单的就是《小兵张嘎》，之后再选的影片就比较勉强。具体说来，是《小兵张嘎》具有的优点它们没有，《小兵张嘎》没有的优点它们也没有。

参与《小兵张嘎》拍摄的人回忆说，当时苏联拍摄了一部通过儿童反映战争的电影《伊万的童年》，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中国的电影人接到官方指令，也要拍一部类似的影片，作为对苏联修正主义电影的批判，于是才有了《小兵张嘎》。

恰巧我知道《伊万的童年》，并且在以前的文字里描述过它的创作过程。现在要补充一些，是苏联这部经典少儿影片和中国这部经典少儿影片的比较，像比较两棵植物、两种蔬菜或者两种品牌的香水，尽量客观一些。

比较之一：它们在电影故事上非常相似，在创作理念上完全不同。

《伊万的童年》取材于描述少年侦察兵的小说，二战中，小伊万失去双亲成为孤儿，自愿为军方担任侦察工作，结果是牺牲了生命。《小兵张嘎》也取材于描述少年侦察兵的小说，他不仅没有父母，连相依为命的奶奶也被日本人杀死，他同样担任侦察工作，结果还好，把敌人消灭了。更多的不同在于创作理念，前者是苏联文学与电影解冻时期的作品，有意削弱了少年儿童在战争中的作用，增加了对战争、文明和人性的思考。比如苏联红军认为战争不是孩子的事情，几次安排伊万到后方上学，不让他参加危险的敌后侦察。他虽然坚持参加战斗，但内心依然保持着不泯的童心和对和平美好的向往。后者的创作背景也很重要，中国正在提倡全民皆兵，准军事化管理整个国家，所以在当时的电影里，需要把少年儿童当做重要的战争资源，还要燃起他们内心的仇恨火焰，加强他们奋勇杀敌的渴望。

我看到的几份资料，形成了另一种有趣的对比。苏联电影中的小主人公，内心充满和平与美好的向往，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少年儿童继承和平与美好事业的需要。这影响到那位扮演伊万的少年演员，长大后他成了职业电影演员和导演。中国电影中的小主人公呢，内心充满仇恨与斗争的激情，反映了国家对少年儿童继承仇恨与斗争事业的希望。这同样影响到那位扮演张嘎的少年演员，几年后他成了红卫兵斗士，从边远省份冲进北京，把与他一起拍摄《小兵张嘎》的老演员们，毫不留情地打倒在地。

这种情形，可能应了电影中的那句话，小心将来拉清单。培养仇恨与斗争的接班人，会尝到那仇恨与斗争的滋味。

比较之二：它们对梦境与现实的不同处理。

《伊万的童年》里，梦境的表现多于现实。比如伊万那些和水相联系的梦，第一个梦，他玩累了跑到母亲那里喝水；第二个梦，他和母亲在井边提水看星星；第三个梦，他和小女孩在雨中坐马车；还有一个梦，他喝完母亲提的水跑到海边去追逐嬉戏。导演有意采用梦境化的诗意镜头贯穿全片，用梦幻的温暖来反衬现实中战争的冷酷。

而《小兵张嘎》把所有的现实，都置于梦境化的表现之中。那些在二战中顽强善战、让全世界都感到头痛的日本军队，竟然被一个中国少年任意耍弄，比如佩带真手枪的敌方军官，被他用一支木头手枪活捉，再比如戒备森严的敌方岗楼，被当了俘虏的他用火烧毁，等等，等等。中国导演能把在日寇铁蹄下灾难深重、血流成河的中国人的生活，拍成一场中国少年搞得日寇狼狈不堪、焦头烂额的儿童游戏，可以看出他们用梦境代替现实的特殊才能。

用梦境代替现实，是那时很多中国电影的常用方式，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是这样，《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到处体现出这种创作思想的极致。现实中没有的东西，只能用梦境来实现。那些影片的编导们，了解当年的一部分事实以后，觉得没有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大型战例，无法拍一部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抗日电影。也许在无奈之中，他们只有放大敌后游击战的事实，藏在地道里打冷枪，用土制地雷恐吓敌军，骚扰敌军运输线，派游击队员和侦察兵杀死零散敌军，都可以放大，成为战胜强大日寇的主要方式。

我们非常聪明，敌人非常愚蠢；我们非常勇敢，敌人非常胆怯；我们非常荣耀，敌人非常屈辱；我们非常伟大，敌人非常渺小。

这就是那些电影制造的梦境。

这种梦境通过电影传播，到了我们一二年级小同学那里。《小兵张嘎》是我们看的次数最多的电影，年复一年，仅仅是小学和中学组织我们观看的，也有十多遍了。

于是，我们再做打仗游戏，扮作我方的一定要挺胸抬头、高大威风，扮作敌方的一定要弯腰低头、形象萎缩。

同样被假设的子弹打死，扮作我方的可以说一些英雄的豪语壮言，再大模大样地倒在地上，扮作敌方的什么也不能说，只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唯一相同的是，不管敌方和我方，倒在地上时，身上都沾满了同样的泥土。

 

没有愉悦的笑容

我的脑袋里装着很多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经过岁月冲撞，有的只剩下碎片。

一部中国电影里，有个台湾来的特务，登陆后没走多远，看见蓝天白云绿草之中，一个男孩放牧一群羊，场面很像油画风景。他带着笑容向男孩打招呼：小朋友，这是谁家的羊啊？那男孩立刻警惕起来，羊都是集体的了，谁家也没有羊了，问这话的人一定是台湾来的特务。然后悄悄报告给民兵，民兵就把特务抓住了。

还有苏联一部电影，抓的是德国间谍。那间谍经过严格训练，比苏联人还熟悉苏联的事情。比如，他和集体农庄一位女领导谈恋爱时，到城里去逛街，知道那苏联女人花钱节俭，走过一家又一家饭店，就是不和她进去吃饭，故意让她饿着肚子。那女人饿肚子时觉得他太吝啬，事后呢，觉得他是天下最好的男人。

现在想来，特务和间谍的水平确实不一样。那个台湾特务水平太低，不仅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前面的称呼也错了，不能叫小朋友，叫小同学还勉勉强强。他不知道新政权改造下的中国，人是分阶级的，阶级是讲斗争的，斗争是压倒一切的，朋友的称呼是绝对不能用的。连这些都不知道，肯定是水平太低。当然，还有他问话的方式，心情愉悦，面带笑容，一看就不像在当时中国生活的人，不被抓起来才怪。

那时中国人脸上真的没有愉悦的笑容？

愉悦的笑容到哪里去了？

下面说一个仍然是与羊有关的故事。时间是1964年春节之前，地点是茫茫无边的希拉穆仁草原，背景是一场突然到来的暴风雪。

有个叫哈斯朝禄的牧民，在离白云鄂博火车不远的地方，看到修铁路挖出的浅沟里，有一群羊挤在一起瑟瑟发抖，接着又找到了冻得神志模糊、奄奄一息的两个放羊女孩，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把她们送到医院。后来姐妹两人都救活了，姐姐冻掉了脚趾，妹妹的一条腿从膝关节以下截肢，另一条腿从踝关节以下截肢。医生说，幸亏她们送来的及时，再晚一些命都保不住了。

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并且关系到更大的社会背景，关系到更多的人。

在危急时刻互相救助，人类才能避免灾难，减少伤亡，保持繁荣。所以，在人类趋向正义、善良和文明的判断里，哈斯朝禄是位英雄，但是，自有人类以来，总有另外一种判断存在，站在文明和善良、正义的反面。由此看来，哈斯朝禄是不是个英雄，真要看他的运气了。

事实上，哈斯朝禄的运气一直不好。

先说救人之前。他小时候家庭贫苦，为了活命到处流浪，流浪到东北时，成了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满洲帝国灭亡后，他投身革命军队，1949年新政权建立时，已经是副团职干部，后来安排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1957年，他被按照某种政治标准划成右派,1962年开除公职,下放到草原上劳动改造。

再说救人之后。那时是1964年,按照1964年的中国政治逻辑,他那种政治身份的人不能成为英雄，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须彻底抹掉。于是在全国对两个放羊女孩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中，遵循“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事件被全部篡改，救了女孩的换成了别人。不久以后，对放羊女孩的宣传升级，不仅要和暴风雪斗争，还要和阶级敌人斗争，倒霉的哈斯朝禄就变了身份，成了“偷羊贼”、成了“反动牧主”，他“偷偷把羊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还有一种说法，想强奸她们。于是，救了两个女孩的他，开始了一轮新的苦难生活。他被反复批斗，因为到处上告、想揭开谎言被关进监狱。直到救了两个女孩二十一年之后，1985年，官方才确认了他救人的事实。再过二十年，2005年，他悲苦的一生结束。

如果我们说，在哈斯朝禄出生以后去世之前，脸上不会有愉悦的笑容，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

我看过的一些回忆1964年的文章，都说到1964年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那两个放羊女孩保护集体羊群。她们在当时放牧的羊有384只，暴风雪之后仅冻死3只，按照当时的价格，一只羊2元钱，生产队集体仅仅损失了6元。如果没有她们跟着羊群跑了三四十公里，落下轻重不等的终身残疾，羊群可能全都冻死，集体可能会损失768元。按照当时人们从中国官方那里接受的观念，羊群是集体的，损失再小也是大事；身体是自己的，损失再大也是小事。按照现在人们接近中国官方的观念，一个民族需要振奋精神，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按照我的观念，两个幼小的未成年人，在暴风雪到来时应该回家，回到她们的监护人身边，寻找羊群的事交给成年人负责。

两个放羊女孩保护集体羊群的事，显然被1964年放大了，并且在此后的一些年里，保持着放大的状态。出于一个作家的观察习惯，我像透过一柄放大镜，注意到与此事相关的人们，他们各自人性的变化，清晰地显现出来。

第一个出现在放大镜后面的，是放羊女孩的父亲。

我看到，他的老家就在我所居住的省份辽宁。在持续很久的大饥荒里，他的全家与许多普通农民家庭一样，缺少食物，很难活命，于是一路逃难，在遥远的希拉穆仁草原找到了落脚之地。他为生产队放羊，换取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但还是过着贫困的生活，以至于十一岁和九岁的两个女儿谁都不能上学，整天和那群羊混在一起，像那羊群里的第385只和386只小羊。他当然疼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当女儿和羊群失踪之后，他像疯了一样,留下一句“找不到俩孩子我也不回来了”的话,骑上马冲进了暴风雪。那时候，他并不缺失正常人具有的人性。

他不会不知道是哈斯朝禄救了他的两个女儿，还可能用最真诚的心表示过自己的感激。但是在官方让他的两个落下残疾的女儿加入少先队和上学之后，在官方给予他的家庭一些重要的物质条件改变之后，他一直不敢公开承认哈斯朝禄是他一家的救命恩人。这时候，他的良知已经被蒙蔽。后来在批斗哈斯朝禄时，他竟然上台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救命恩人，连正常的人性也看不见了。

第二个出现在放大镜后面的，是白云鄂博车站的一个年轻扳道工人。

我看见，哈斯朝禄想要把活着的羊赶走、把两只死羊暂时寄放在扳道房时，他不愿意也不耐烦，这只是人性的一点瑕疵，毕竟扳道房不是存放死羊的地方。当哈斯朝禄把冻伤的十一岁牧羊女孩抱进扳道房里，他和其他工人一起，用民间的有效方式帮助牧羊女孩减少冻伤，这时又恢复了他人性的优点。

以他正常的人性，不会把救人英雄的帽子抢过来戴到自己头上。但官方决定把这顶帽子戴到他的头上，还一连给他涨了四级工资，或许还有更多的荣耀和实惠，他接受这一切的代价，是把自己出卖给别人制造的谎言，他的良知退缩了。后来他在哈斯朝禄蒙受冤屈时不想出面澄清事实真相，为了保护自己还几次找到哈斯朝禄，希望后者认可社会上已经公开的虚假宣传。这时候，他的良知退缩的更远，无法让我看见。

这位扳道工人的脸上，会有愉悦的笑容吗？

如果他按照自己的良知说出真相，会有愉悦的笑容吗？

我愿意在这里说出一个名字，他叫陈长生，参与了对那个九岁牧羊女孩的搜寻，找到了那个冻僵的孩子。他因为替哈斯朝禄说了公道话，从此与官方的荣誉再也无缘，却可以活得坦然，没有心灵愧疚和良心折磨。

我在这柄放大镜的后面，还看见各类人物心性上的变化，其中当然有那两个获救的牧羊女孩，也有写虚假报告文学的作家，等等，但在这里，我暂时不想说到他们。

官方有官方的舆论，民间有民间的舆论。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成为民间舆论的传声筒，传递更远更快更广。那时候民间舆论对官方舆论的顺从，以及民间目击的事实，主动按照官方虚拟的事实加以修正，都是比较有意义的话题。

或许这些话题，我在以后还会说到。

 

跨度最长的童话

小时候读的童话，开篇几乎都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想说一个时间跨度最长的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没有等级，只有人群。他们地位平等，有事情互相商量，找出最好的办法。他们的财产也很平均，因为合理分配他们的产品。他们需要首领吗？心里并不需要。可是，每个人群免不了与别的人群打仗，抢夺食物、女人和奴隶。他们的首领在战斗中自然形成。他体力强盛、勇敢善战，因为冲杀在前容易死伤。还因为他不占很多好处，并且付出很大的牺牲，人们的心里就对他充满感激和尊敬。

人群越来越大了，有了新的名字叫国家。一个首领不够，出现了一批首领，或者叫一批官员。官员一多，里面难免有滥用公权的，谋取私利的，横行霸道的，腐败堕落的。人类先前所有的恶习，都在官员中泛滥；人类先前没有的恶习，也在官员中产生。就像一块玻璃被打破，如果不被制止，所有的玻璃都有被打破的危险。人们就用了几千年来考虑，怎样避免官员带来的灾难。他们也会想到，最好的办法，是民众能够控制国家，控制官员。

有个叫中国的国家，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名字，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比如那位夹在百姓和官员中间的孔子。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中国的古代文言，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要让民众能够支配政府，而不是仅仅让政府知道民众的想法。官方可不愿意被民众支配，孔子一死，就把他的这句话重新解释为：只能让民众被政府支配，不能让民众知道更多的事情。接下来，官方有几千年的时间，足够把孔子的所有想法重新解释，用作官方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如果你有时间读中国的古代经典，最好也要留到以后再读，因为它们被歪曲了几千年，一直得不到纠正。如果你现在还缺少强大的解读能力，仅仅看别人的解释，往往读不到它们真实的想法。

时间继续向前，不会因为谁咳嗽和说梦话而停止。到了1960年代初期，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民众能够控制官员，找到了有效的控制办法以后，好官员比坏官员多；一种是民众不能控制官员，而官员又不愿意控制自己，结果是坏官员比好官员多。于是，按照我的说法，在不能处理好民众与官员的关系之前，人类不够理智，不够成熟，更像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由此引伸出去，人类几千年来的社会历史，更像一部漫长的童话。

大的童话里又套着很多小的童话，形成童话世界。

下面要说到这部大童话中的一个小童话，主角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员，叫焦裕禄。在1962年底，他被安排到中国河南省兰考县，做执政党的县委书记，做了一年多，于1964年5月因病去世，四十二岁。

兰考县地处河南省东北部。五六千年之前，这里就有民众繁衍生息。孔子讲学时期曾到过这里，后来这里出过中国的文状元和武状元，以及三百多位进士、举人。它曾有过秦台烟柳、沁河桃浪、青陵樵唱、黄渡渔歌等名胜古迹，民间传说里有狮、虎、豹、狼和蛟龙等动物出没，一些民间习俗与桃树、李树、杨树、柳树等植物有关。在焦裕禄到来之前，这里有过人文与自然的繁荣和繁华。

焦裕禄看到的，是另外一种风景：凋敝和荒芜。他看到满天的风沙，遍地的盐碱，严重的内涝。就以风沙为例：走在路上的人们，要特别照看好自己的鼻子，那里随时都可能流血。他们不能随便活动嘴巴，那里的沙粒被嚼得嘎巴嘎巴直响。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这里还是林木茂盛，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没有内涝，没有盐碱和风沙。1958年和1959年，掌管国家的高层官员决定大炼钢铁，这里的大树小树都砍光了塞进炉膛，结果是没炼出来有用的钢铁，却毁坏了良好的环境。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大自然的报复来得真快。不到100万亩的耕地中，有24万亩变成了沙丘，36万亩被淹没，26万亩铺满盐碱，“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逃荒去；卖了儿和女，饿死爹和娘”。比如一个村子，270多口人，1962年种了240亩麦子，绝大部分被风沙打死，剩下18亩没死，加在一起，只收了40公斤。

那时候，他不可能看到几十年后解密的国家档案，也就不可能知道：1962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接近尾声，那一年全国各省市只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而1963年大饥荒结束，全国基本上不再有人饿死，但兰考县的一些村庄，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

他能找出办法，不让百姓饿死，就是英雄。

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先是撤销了县里的“劝阻办公室”，改变过去劝阻和禁止百姓逃荒的办法，允许他们外出谋生。因为他自己有过逃荒的生活体验，知道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劝阻和禁止逃荒都不是好办法。后来有一部名字就叫《焦裕禄》的电影，一开始就是刚上任的焦裕禄，看到火车站上挤满外出逃荒的饥民，大街上成群结队的乞丐。这种状况在1963年小麦成熟时节还在继续，以后渐渐好转。很多年以后，人们才觉得他身为执政党的县级官员，在允许百姓逃荒的决定里，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于1960年代的中国十分罕见。

接着是对内涝、盐碱和风沙的治理，把人为毁坏的自然重新修复。那个“劝阻办公室”，已经改为“除三害”办公室。这个名字可能并不妥当，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害处更大，还是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害处更大呢？但当时也考虑不了那么多、那么远，没有那么高的认识。焦裕禄来做县委书记之前，在生产机械的大型工厂干过很长时间，还和当年的苏联专家有过合作，知道怎样严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比如他需要一份详细准确的规划，就和他的属下跑遍全县，为８４个风口、１６００个大小沙丘编了号码，绘了图形。他去世以后，他的工作方式仍然留在兰考，成为人们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的基础。

更好的办法，是把一些荒僻土地分给百姓开垦，把一些零散土地交给百姓承包。这种做法不是他的原创，此前各省都有这样的尝试，包产到户，生产自救，并且在结束中国大饥荒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是不久，那种做法就在党的重大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说那是资本主义，是阶级立场问题，全国各地不得不立即停止，开始新一轮更激烈的阶级斗争。焦裕禄还敢这样做，当然冒着一定的风险。很多年以后，人们怀念他时，竟然为他感到幸运，如果不是他上任一年多以后因病去世，很可能会被批评，很可能丢掉官职。

人们为他感到幸运，也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以后的事情。焦裕禄死后，跟着他搞生产自救的官员和百姓，为他写长篇通讯传播影响的记者，都在日常的政治漩涡、突来的政治运动之中苦不堪言。

人们还看见那个年代，好官员和坏官员命运不同。好官员不会看上层官员的脸色行事，只是蹲在下面实实在在工作，遇到坏官员的政治陷害，或者仅仅给上面提些意见，就会丢掉官职或送进监狱。坏官员却不一样，搞好了与上层官员的关系以后，骑在下层百姓头上享尽荣华富贵，滥用公权，谋取私利，横行霸道，腐败堕落。一旦哪方面的问题暴露，还可以调到别的地方继续当官。

好官员的风险太大，坏官员的风险太低。

这样一来，坏官员就会比好官员多，回到前面说的人类社会大童话的框架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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