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五那天上午，老熊送我上飞机。天尽管很冷，阳光还是挺灿烂的。机场高速路上停了许多警车，我们当时就猜测，大约有什么大人物光临机场了。及至飞抵桂林，给老熊报平安之时，才知道他回头时真给堵住了，人家封道。再到晚上，电视给了答案，原来是总书记去法国，堵了老熊的，显然是那些送君送到机场上的同志们，他们要回家。

封道的场景老熊没认真汇报，我猜想他只能守候着待警察大叔们挥手，否则老熊绝对没那个胆量闯“红灯”的，其实啥灯也没有，他照样没法走。不过我可以设想，上次也是从北京飞桂林，弟兄们开车到桂林接我，同样也是“西风烈”的时候，他们说不知哪个大人物驾到，从南宁到桂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路上整个戒备森严，所有的路口、油站、过路天桥上都是警察。次日一早，我就亲自领教了“森严”的滋味：桂林市中心干道中山路全部戒严，所有车辆都靠边停下，甚至被驱赶进小巷里；行人也必须离开大道，根本不许穿越马路。未几，一片警灯闪烁，车队过去时，我认出那部中巴车里坐着一个管政法的政治局委员。

又记得那年我们公司员工到泰国旅游，恰好在大王宫前预见英国女王，车照跑，行人照走。女王下车处离我们不过十米多点，只是她实在太老，没法激活我们的荷尔蒙，不然也许会惹出些麻烦，明处的警察是闲不住的，暗处的便衣也不会无动于衷。只是全部警卫都处于不动声色的境地罢了。

今年的春节是在北京混过去的，浑浑噩噩的便失去好几个钢崩。每次到北京，首先的感觉就是厚重。不光那些高墙飞檐的古建筑给人以压抑，就连空气里也似乎飘溢着厚重的气息。于是就有民谣唱道：“不到北京不知官小。”其实北京的改革开放也真够意思，那些体量巨大的新潮建筑，混杂在红墙黄瓦里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倒不如五九年的“十大建筑”，虽然已经显得矮小却不失和谐。

古老的建筑文化是传统的官文化的体现，新建筑体现的潮流做派怎么说也敌不过官文化的气势。开放了那些倒腾货物的渠道，不时会领教“肃静”、“回避”仪仗之威严。时至今日，仍能够发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新意思。伟人的确是伟人，说那话就像百年老汤似的，可以不断加水加作料，但那老汤锅底是万不能换的，据说一换就走了味且事小，还有许多人便会闹肚子甚至闹出大毛病，那就更麻烦了。

七七八八扯了一通，柳州的哥们聚了几拨，折腾到昨天刚回到家。说是三十岁以后还喝醉就更没出息，结果还是醉了一回。好在还没有达到又哭一次的地步，却也“昏睡百年”地呼噜到天光，手机上便多了十几个“未接来电”。昨晚本公司自己人吃“开年饭”，在《老北京》涮羊肉，许久不见的北京店主照例拉着“唠嗑”。比较起年龄来他小我一岁，于是习惯地问他“在哪儿插队？”回答说人家本来就是农村人口，于是“就没了插队这一说了。”

我忽然感觉到一种失落，眼睛看着的是官文化的上沿，其实这文化还有下沿。当我们把插队当成人生一大磨难之时，更大一个群体却仰望着这些城里学生来下乡。他们没有盖房子、买粮食的补助，更没有招工回城的机遇。只能沿袭着父辈的足迹，在田野里躬耕劳作，世世代代。据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中国有一亿二千万“打工仔”、“打工妹”，这是一种地道的解放。春节前后，几乎没有人不在抱怨旅途之苦，乃至于“春运”成了共和国一大景观。构成其主流的正是这个庞大人群，于是它成了城乡交流的主旋律。当那些回到家乡的打工一族眉飞色舞或唉声叹气地描述一年来的经历与见闻之时，这个民族的深层意识又有了些许悄悄的改变。功莫大焉！它远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比拟的。

官文化的传统模式，首先是把人限制于三六九等的格局里。即使在骨肉至亲的家族里，也有着“君君臣臣”之外的“父父子子”。无数的“家法”维系着“王法”的香火，使之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知青是我们这些人不可遗忘的情结，那是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如今乡下的知识青年到城里来“插队”了，比较而言，他们应该比我们进步，因为他们是从落后的地方到先进的地方来“接受再教育”，可我们却正好相反。

过年应该属于“国粹”，不过就连CCTV也评论说这年过得越来越没有年味了。那意思无非少了点传统。北方人也许还坚持着包饺子的习俗，南方人早就纳闷那玩艺怎么成了过年的主食？它至多不过只是喝早茶的一例小点而已。人们常把不可实现的东西放到“猴年马月”里去，这猴年总算到了，但愿所有人都会在今年有所斩获，只是别过了“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