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一代培英人的足迹——广州培英中学（八中）文革史初稿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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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一代培英人的足迹——广州培英中学（八中）文革史初稿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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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 一代培英人的足迹 ——广州培英中学（八中）文革史初稿 本文介绍的“一代培英人”，是指在校期间经历了文革风暴的那一批培英人。在中国，习惯将他们称为“老三届”，即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和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文革”风起之时，他们正逢高考之际，正常年景，他们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65年跨入中学校门，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3、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一九六八年秋天，这些15、16岁的孩子，和其余两届学长们一道“毕业”，奔赴农村……
颖社、驼社、文社三届初高中学生分别于63、64和65年先后进入培英（一九三五年“广州培英中学”定址白鹤洞，一九五三年改名“广州市立的八中学”，一九八四年恢复旧称），至66年夏天文革运动开始前，他们都有过一段值得怀念的相对稳定的校园读书生活。 培英一向只设高中，由于资格老，师资强，环境好，当时要考入这件排名“前十”的中学很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正是“新中国婴儿潮”开始涌进中学的第一年，培英第一次扩招初中五个班。第二年六个班。第三年八个班。到文革前，全校共有初中十七个班，高中十二个班，在校学生达到规模空前的一千四百多人。与此相应的，是一批批“新中国”培养的青年教师陆续进入培英，他们大都有朝气，具献身精神，和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相互配合，先后在廖晃欣、诸兆祥校长等的带领下，把学校办得也算有声有色。 学习风气浓厚。那时的学生大都比较刻苦，早上六点三十分起床钟还未响，已经有不少早起温功课，背单词，记公式的学生出现在校园。晚上十点打了熄灯钟以后，许多学生还不愿离开课室，有的人回到宿舍后还躲在被窝里用电筒看书……学校科学馆设备一流，图书馆藏书丰富，各年级还组织了不同的科研和阅读等兴趣小组…… 文体活动活跃。由黎乔南老师指挥的培英管乐队是当时广州中学生管乐团的主力，常被邀出席市内的重大庆典。每有游行，学校都由一式制服的管乐队前导，路人皆驻足引颈，培英师生焉有荣光。当时广州许多中学连一个小型足球场都没有，游泳池更是不敢奢望。培英不但有正规大型足球场，还有江边游泳场。体育老师也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因此培英的体育活动一向开展蓬勃，每年的校运会成为一大盛事，屡破纪录。足球队六十年代初还曾夺过广州市中学冠军。 劳动生产出色。六十年代“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除了高年级每年都要下农村（抢收、抢种、抗旱和抗洪等），校内每班都拥有自己的菜地，稻田，有的班还分别负责养猪、养鸡、养兔……每天下午第七、八节课，校园到处可见赤脚挑粪担水荷锄忙碌的学生。65年全校师生齐出动，一次又一次从广钢挑回一筐筐废煤渣，用自制的打砖机将其压制成型，自力更生完成了浩大的围墙工程，既保证了学校的安全，更明确了地界，维护旧培英的土地不再被附近农村蚕食……这些劳动锻炼，使得培英学生特别能吃苦，有意无意为这些学生后来毕业下乡预打下基础。 校风严谨，师生友爱。当年师生关系都非常融洽，学生尊敬老师，对班主任老师更是言听计从。教师大都有奉献精神，许多老师往往把学生视作自己的子女，关怀备至，没日没夜和寄宿的学生打成一片。六十年代中期，培英和全国所有的中学一样，已经被改造成一个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的“军营”。培英这一千四百多正处于叛逆年龄的青少年学生，思想单纯，勤奋向上，遵纪守法，几年保持“零犯罪率”（每学期末，学校的公告栏都会公布一些对犯错误学生的处分通告，无非是打架，小偷小摸和考试作弊这几项，且比例非常少，大约就是千分之几的数。刑事犯罪更是闻所未闻）。学生个个艰苦朴素，人人“学雷锋”争做好事，给烈军属五保户搞卫生，帮搬运工人推车上坡过桥，让位给公车上的老人和妇孺，路不拾遗……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青少年能够被调教成如此“理想状态”,夫复何求？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文革前的一切，不仅仅是学校的风气，也包括社会风气。甚至有人认为，65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头。如果文革前的教育真是成功的，确是理想的，那么该如何解释接下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发生的一切……？ 前期的正面教育成果，和传统文化潜在的积极影响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培英校训“信望爱”的人文传统也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教师身教言传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但是，错误的教育方针所带来的负面的效果也日益扩大。 一九五八年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文革前三年，中国政治走向越来越左。学校强调“政治挂帅”，灌输学生对党和领袖要“无限忠诚”，对帝修反要“无比仇恨”（例如对这一代人成长有极大影响的“学雷锋运动”，所谓“做好事”只是表面形式，其实质，正如当时歌词所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对学生“又红又专”的要求，“红”是最主要的。许多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只要不是工农革干家庭出身，就可能动轧引咎，被批走＂白专道路＂。强调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结果是，所谓“出身好”的学生逐渐占据了班团干部的位置，被明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六三、六四和六五年的全国大学招生，愈来愈以这些“接班人”为主要对象，出身“剥削家庭”的学生，就算学习成绩再好，上大学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学校的老师更不能不紧跟形势，突出政治，特别是一些刚大学毕业走上教育岗位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团干部，政治教员等），由于各自不同的背景原因，往往都比较容易接受认同当时“左”的一套，以很大的热情贯彻推行。例如颖社302、304两个班的班主任，就都很强调在学生中抓“阶级斗争”，布置班团支部主要干部将全班学生秘密划分“左中右”，重点监视汇报“问题学生”的思想言行。影响学生前途的年终鉴定或毕业鉴定（思想鉴定）主要就看无产阶级立场是否坚定？阶级觉悟高不高？斗争性强不强？所有学生都明白，“红”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表现得越“革命”越有“斗争性”，才能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暗潮汹涌的校园，正在酝酿文革风暴的到来……
通常所说的“十年文革”，真正以急风暴雨“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只是头两年半的时间。所以许多老三届人习惯上只把六六年夏天学校出现大字报，开始“停课闹革命”，至六八年底全体“毕业”上山下乡这一段称之为“文革时期”。培英文革运动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斗牛鬼蛇神”，“红卫兵运动兴起”和“两派群众组织对立”阶段1．斗“牛鬼蛇神”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出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总动员令。根据此前中共中央制定的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精神，这口号应该包含两个主要斗争目标，一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前者是重点。但当时实际从上面层层贯彻下来的运动精神恰恰回避了前者，一律以批判斗争群众中的“反党黑帮”为目标，摆明要把这次运动搞成第二次“反右”运动。 六月五号，培英党支部召开教工党团骨干会议部署开展文革运动，会上抛出准备批判的六人名单全部是老教师，不是有历史问题就是摘帽右派。 六月六号是星期天，家住华工的高二（3）学生朱振邦和同班同学潘瑞瑜傍晚同车回校。就在几天前，六月二号，《人民日报》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肯定和鼓励聂元子等人起来造学校领导的反。朱对潘说：现在不仅广州高校开始有大字报，连华师附中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运动不力。我们八中为什么还不行动？当天晚上将近熄灯的时候，朱、潘二人联名的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八中党支部”出现在“校友楼”下，顿时全校轰动。这段时间已经嗅到战火硝烟的学生们早就跃跃欲试，急不可耐了。当晚无需任何动员，全校学生人人自发地回到自己的课室（或宿舍）通宵达旦写大字报。 第一批大字报主要是声援或反对朱振邦的，很快批老师、揪“黑帮”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几乎所有老师都被点了名，尤其是一些老教师和语文老师更首当其冲，有的名字被红墨水打了叉叉，扣上“黑帮”“反党分子”的帽子。当晚高三资深语文教师朱帆等就被学生连夜押到食堂，胸前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头上戴着高帽，站在饭桌上被批斗。高潮时，有的学生往朱老师身上拨墨汁，有的从食堂旁边树丛里找来农民藏放的粪桶，装满水照头就淋，有的脚踹拳击木枪捅…… 第二、第三天，学校基本上处在无政府状态，批斗越演越烈，波及面也越来越广。除了朱帆等三人曾因为相聚饮茶自称“壶边社”，被指为“壶边社反党集团”以外，教工团委委员余柏茂也被作为“反革命少壮派”点名批判，继后关进“牛栏”。邱华声，齐廉与，等十几位老师被学生批斗。 当时在培英校本部通往宿舍区的唯一通道是由两块水泥方砖铺的小路，宽约1.5米，上下单独对行的人交会时也略显狭窄，若迎面遇到老师，学生往往会让到路旁，以示尊重。文革开始以后，一时所有老师都成了“革命对象”，一般被冲击的教师路上遇到昔日的学生尚且（双方）尴尬，那些被打为“牛鬼蛇神”的老师更惶惶不可终日，视这条小路为恐怖之畏途，因为他们常常会被一些趾高气扬的低年级的学生拦住捉弄羞辱，喝令停在路旁低头认罪，自打嘴巴，背诵毛语录，还要唱“牛鬼蛇神歌”……才能通过。 初期受侮辱迫害最严重的是英文老教师吴怀，同在本校念书的女儿被迫用木枪押着自己的父亲一同站上批斗台（表示自己与其“划清界限”）。后来吴老师更在南楼背后的升旗台前被批斗的学生拳打脚踢，断腿伤残。曾任足球教练，身体一向硬朗的吴老师，不久即含冤死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1.文革初期冲击批斗老师可以说是全体学生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基本上是自发的群体行为。 2.这种“自发行为”实际上是受双重引导——当时报纸电台等宣传舆论鼓动和基层党支部、工作组的具体引导（由于运动爆发前基层党支部都已统一口径，预先布置把这次文革运动当作为一场新的“反右”来展开，所以大字报一出现，有关方面立刻积极加以监控和导向，如秘密成立“大字报委员会”抄大字报存档备案和悄悄把一些老教师的档案抛给学生等。一周以后工作队进驻，更严格控制，引导斗争矛头“向下”）。 3.文革中“学生打老师”开始于此时，高潮在八月。前后不同的特点是，初期动手打老师的现象还不普遍，往往是个别低年级学生所为，和家庭出身也一般没有直接联系，甚至个别背景不“红”的学生表现反而更出格。两个月以后的“破四旧”，打人“升级”，成了某些“红五类”的专利，出手既重且狠 大约十一号，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学校，运动得到控制，打人现象被制止了，批斗则有增无减。一批教师被集中关进“牛栏”审查，运动的重点是审查批判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如果以“十年文革”期间统计，培英除了早期被迫害致死的除了吴怀老师（另有两位老师自杀未遂——杨民安跳楼刚好跌进沟渠缝被夹住。姚启东在石围塘火车站卧轨被救起），文革开始就受到重点打击的另一位生物老师梁钧堂也于七零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跳楼自杀。 文革初期被冲击的不仅仅是教师，还包括无意中点燃第一把火，被认为“矛头指向党”的驼社203班学生朱振邦。时任该班班主任的青年政治教师郭世思配合党支部，把朱作为运动中跳出来的右派学生典型，在班上组织批判，直接导致朱精神失常，三年以后用菜刀砍下自己父亲（华工著名留美教授）的头颅，不久自己也病亡。 2．“红卫兵运动”与“破四旧”中国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以燎原之势突然兴起，起因是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接见了写《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代表。毛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高干子女，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说“要武嘛”，建议她抛弃自己名字中“文质彬彬”的“彬”字（13天前的八月五号，正是该校红卫兵把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这段新闻通过照片和报道迅速传遍全国，毛向青少年学生传达了这样的三条信息：最高领袖支持你们的造反行动；这一行动可以是激烈的，甚至还可以是暴力的；主导这一行动的应该是出身好的自己的子弟。 红卫兵成立之初，除了更激烈、更暴力地批斗“黑帮”老师，还分别作了另外两件大事——在学生中鼓吹“血统论”和杀向社会“破四旧”。 培英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于八月中旬，早期骨干主要是军干、革干子弟。原来在工作队进驻以后，学校已经废除了旧的班、团和学生会的领导架构，重新按“党的阶级路线”，以清一色的“红五类”组建了各级“文革领导小组”。新兴的红卫兵在此基础上把“阶级路线”更发展到极端。风行全国的一条《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成了红卫兵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庆祝“十六条”的游行，取代原来培英管乐队进行曲的是叫嚣歌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要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所有学生被按出身血统分为三个等级：上等的是红五类家庭出身，可以成为“红卫兵”；一般出身子女视家庭面貌和个人态度部分被纳为团结对象，叫做“红外围”；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一律打入另册，被骂为“狗崽子”。各班的红卫兵有的主持了对本班“狗崽子”的批斗会，有的抄了“狗崽子”的家。 以反抗阶级压迫，追求社会平等为口号起家的毛革命，刚传到自己的后辈接班人，权力还未真正开始过渡，就已经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阶级特权意识！ 八月中旬开始，培英所有“红五类”，和其他学校一样，全部分期分批被免费送到北京接受毛的接见。 “破四旧”的提法源自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里面的一段话提到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企图用它们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达到复辟的目的。广州“破四旧”开始时间大约是八月中下旬，红卫兵上街砸菩萨，封教堂，改路名，换招牌，砍尖头鞋，敲高跟鞋，绞长发，剪裤腿……北京南下红卫兵来学校“煽风点火”以后，抄家打人之风大炽，培英北楼二楼小房间成了临时关押校外“四类分子”的私牢，墙上溅有鲜血，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芳村教堂的神父和基督教徒也曾被关在里面。培英红卫兵破四旧既抄本校同学老师的家，也抄校外“四类分子”的家，烧毁砸烂许多所谓“四旧”的旧家具，旧器皿，古籍书画、瓷器等，同时也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应该承认，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学生头脑都非常单纯，普遍以为自己是在献身一项“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很鄙视“私有财产”。过手的金钱物资在没有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也少有私贪私占的情况。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御突然从天而降的金钱诱惑力的。有人借口“革命工作需要”，把抄得来的手表瓜分个人自用。例如304班欧澈同学被抄家以后，他父亲的手表就出现在同学的手腕上。有人把没收的现金私下分作串联费。颖社305班一女学生向学校投诉：本班某红卫兵带同学抄她的家时，她祖母大约五十两金饰不翼而飞，事后没有任何人承认（文革后按50元一两的价格由国家赔偿了5000元）。一部分抄家物资被锁在校友楼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据传先后管理的学生和工友都有贪污行为，68年底校方还专门找回当事人追查，最后都不了了之…… 3．“大串联”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产生全国学生大串联，起因于毛想利用学生杀向社会，冲乱原有的秩序，以实现他重组政权的文革意图。从六六年八月八号到十一月号，毛在北京天安门先后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学生。全国学生大串联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各校的红五类学生，由当局组织上京，接见完毕即送回原地。比例大约不到学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时间大约从八月中到九月底。这期间一般都在各级地方领导支持下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习惯称“老红卫兵”，也有人将之划为“贵族红卫兵”。 第二阶段是中央允许所有学生可以上京，于是从九月底开始，直到来年春天，各地学生一波波涌向北京，继而分散到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这期间各种学生红卫兵组织纷纷自发产生，一般称为“造反派红卫兵”，有人划为“平民红卫兵”。 培英学生几乎都参加过大串联（初三级以上超过百分之九十），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人到过北京，很多人几乎跑遍全国，有的甚至跑到新疆西藏。开始，捷足先登者都能凭介绍信和学生证领火车票从京广线直达京城，很快这条线就爆满了，于是大家就抢长途汽车票，或者东上汕头再转水路北上；或是西下湛江，希望在湛江能弄到火车票，从西南往北走。最后还有一些同学放弃了车船，直接徒步长征北上。培英各年级各班都几乎有从两三个到十来个人规模不等的“长征队”（例如颖社605就分别组织了两支长征队，共有二十多人参加）有的出两广，穿蜀道，闯西北；有人翻五岭，过赣江，上井岗；有人越长江，跨黄河，直奔京城…… 对文化大革命整体的负面影响，人们已经有很多的批评谴责，但其中单就“大串联”这件事来说，不论倡导人的原始动机如何，不论实施过程付出了多大经济代价，甚至也可以不论当时自大串联而逐渐形成的“全国大乱”的严重后果，必须承认，她对这整整一代人视野的开拓，精神的解放，人格的形成，个性的张扬和毅力的磨练，其深远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大约从66年11月底开始，外出串连的学生陆续回到学校，由于受到北京和外地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的影响，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特别是那些有幸能赶上被毛在天门接见的学生，都焉有荣光，有一种类似被“开光”“灌顶”“洗礼”的宗教情怀）人人牢记毛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纷纷奉旨造反，自发地组建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这些新组织的名称前面一般都冠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示和原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区别。“思想兵”多以班为单位，一个班往往同时分有好几个不同的小组织。这一时期，全校大部分学生都以参加这种自由结社的形式投身运动。 老红卫兵中除一小部分人（以工农子弟为主）因各种原因分化出来自立山头或加入其他组织，也成为“思想兵”以外。大部分由于个人的家庭背景等影响，对文革矛头指向当权派感到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批判“血统论”更是抵触，同时也难以接受“成份不纯”的“思想兵”挑战老红卫兵“正统”地位的事实。而“思想兵”既是从血统论压制下起来造反的，很自然从一开始就和“主义兵”水火不容。66年年底，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组织“联动”被中央文革点名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广州各中学新兴的“思想兵”大受鼓舞，更觉得自己一派是毛正确路线的代表，仗着人多势众，纷纷围攻打砸时被指为“保皇兵”的主义兵总部（后来所说的“造反派打砸抢”，据说最早起源他的对立面“联动”的暴力行为。造反派崛起，“打砸抢”变得更具有“造反色彩”，一方面主要是指当时造反派全面冲击各级权力机关的人事部门，砸开保险柜抢走被指为“黑材料”的人事档案；另一方面也指两派对立，大打出手，互砸总部并有抢走对方电话机、油印机、纸张和自行车等掠夺行为）。两派结怨日深。此时期从学生而起的文革运动已扩展的整个社会。在学校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主义兵由于和实力强大的同观点的产业工人组织结盟，加上军队介入运动以后的暗中支持，很快重新崛起。两派对立顿成剑张拔驽之势。 培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科学楼”为总部，结合学校工友的“工人赤卫队”以及一些年轻的左派老师，代表了培英的“东风派”。 其余造反的红卫兵以总部设在宿舍区的“红色造反团”“东方红”和“红旗”三大跨班级组织为代表，加上“教工红旗”的几位老师，代表了培英的“旗派”。 从67年夏天至68年夏天，培英两派组织都卷进了当时社会的大型武斗（此阶段实际参加组织活动的师生已大幅减少，大部分人都成了逍遥派）。两派都有学生被打伤，炸伤或受枪伤。所幸无人死亡。相对于邻校真光教学大楼因武斗半毁，培英的建筑物等财产也算保存完好。 文革过后，两派学生教师相逢一笑抿恩仇，回首往事，都不胜唏嘘。 文化大革命是古老中华民族在骤然跨进现代工业社会前夕所经历的一次空前惨痛的裂变。从城市到乡村，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无从选择地被卷进文革的汹涌波涛。教育中断，文物被毁，交通停顿，生产萎缩，冤狱遍布，社会失序，全面内战，更有数以千万的无辜者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结束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进步运动。毫无疑问，它绝对不是一场革命。但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斥之为“浩劫”，又是极其狭隘，极其片面的。 同样是暴力，是混乱，是疯狂，法国大革命如果仅止于把国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没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没有《拿破仑法典》，没有启蒙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欧洲的广泛传播，那它只不过是历史上无数血腥的政权更迭的毫无意义的再次重复。 文革的发起者毛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他竟然在自己的垂暮之年发动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去推翻自己亲手创立的党和政权，甚至利用党外的群众力量，一度冲垮了旧制度的权力架构。 文革的造反派的产生有他们的历史必然性。革命，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生产力的解放，更应建立在人性的解放之上。造反派初期出于反抗压制，追求自身解放的本能，对旧制度的冲击和破坏，有其一定合理性。 毛对中国社会必然会向资本主义蜕变的洞察力是惊人的，而且他对这种蜕变将会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苏俄专制政治制度的方式结合，并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深为忧虑。在他看来，与其等到那一天人民起来再次革命，推翻这个变质了的政权，不如在他有生之年力挽狂澜，改变历史的进程。可惜毛只是一个天才的预言家而非一位能够推动封建中国转型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家。他对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怀有一个中国农民的偏见和疑虑，还包含了一个封建帝王的敌视和恐惧（“反右”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被形容为“波澜壮阔”“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达到了它的最高潮——夺取政权，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和极限——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毛和旧政权（以周恩来为代表）达成妥协交换，一方面以“三结合”的形式让老干部重新上台，另方面也接纳“革命群众”掺沙子，部分实行“新政”。毛和他的对立面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从来没有也不会愿意以（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权力。文化大革命虽然号称“大民主”，然而正如毛的名言，民主对他从来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精明莫过于毛，他何尝不知道他的“新政”，即那些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乌托邦试验，强行嫁接在旧躯干上是多么不伦不类的怪胎，最后不免统统都会夭折。但他没有别的选择，毛不可能超越他自身的历史局限。“一月革命”最终没有如先前虚张声势那样，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巨人原来是侏儒___这正是毛的悲剧。 至于中国文革的造反派，他们根本不能和法国大革命的造反派相比。聂元子之于圣女贞德，王洪文、蒯大富之于丹东、罗伯斯庇尔，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法国造反派对他们追求的社会公正的目标非常清楚，革命成功的标志不仅是政权的建立而在于制度的更新和民主思想的根植。所以法国经历两次革命，换了三个王朝，历时百年才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法国造反派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思想的实践者。中国造反派最根本的局限是它的先天不足，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资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和中国历代农民造反的失败下场一样——不是被招安，就是被镇压——上海造反派被招安，广西和各地的造反派被镇压。造反英雄原来是被侏儒操纵的傀儡，这就是中国造反派“义和团式”的悲剧。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这场空前的大混战，大绞杀中，文革都没有产生任何有积极意义的前瞻思想（体系），更无能为即将到来的社会转型指明方向。但是，文革却把“魔瓶”打开了，放出的巨人再也收不回去。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客观上最大最积极的效果——她“释放”了中国人的的精神，否则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不会有今天的“傲世成就”！笔者有保留同意“释放”一词，但释放的“巨人”到底是神是魔？ 近半个世纪以来，骤然一脚跨进现代化门槛的古老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症。如果说，文革，是歇斯底里的抗拒，那么改革开放，则是饥不择食的狂热接纳。连续两波的极端反应实际上是这个民族肌体的本能痉挛，前后有没有因果关系不说，共同的特征倒是非常明显——疯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九六六年的文革爆发成为一个标志，意味着被长久压抑的中华民族的巨大能量突然被释放出来了，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周期性疯狂的“能量场”。 这股能量是神是魔姑且不论，它的破坏力和它的创造力同样惊人，因为它威力无比却又是完全盲目。一代伟人如毛者，早在发动文革试图驾驭这股力量之前，就已经悲观地预言了自己不可能成功，因此才会有“七、八年后还会再来一次”一说。一代伟人如邓者，他比毛更清醒，把改革开放的大业建立在“摸着石头过河”之上，说明他完全放弃驾驭。 今日中国巨人，亦强亦弱，亦正亦邪，亦创造亦破坏，亦成功亦失败……处在一种非理性的自发躁动状态，完全不可捉摸。一旦和自己的传统断裂，又排斥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成果，古老的中华民族已经精神空洞化。 文化大革命是一代中国人付出惨重代价后留下来的一笔珍贵遗产，在历史的转折的严峻时刻，如果不赶快处理这笔遗产，消化他，将其转化为这个民族急需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就会错失最后的机会。因为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全部密码，就封存在文革的档案中。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未来的岁月中，终有一天会被世人所认识。中华民族能否找到从“能量场”中摆脱出来的办法，绝路逢生，进入一种理性的正常发展状态，最后将取决于解码之日的到来！ 老三届人，生理上正处在反叛年龄的叱咤风云的红卫兵，成了的当时最大最盲目的社会破坏力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族的青少年，可以集体被纵容鼓励，在学校肆意羞辱所有师长，在社会疯狂践踏人权。文革以后，老三届人不得不为自己所作的一切付出代价。潮起纵有潮落时，仿佛是天意的一种惩罚，老三届人几乎全部被赶出校园，集体送往农村“变相劳改”。
一九六八年秋天，培英“老三届”初高中全部二十九个班一千四百多人同时“毕业”。除了个别留校、留城以外，其余约占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没有选择）必须下乡。当时按照市革委会的统一划分，培英学生的安置点分别是海南岛保亭县和广州附近的番禺县两大块（另外有部分投亲靠友，回乡插队或随家人去干校）。 远赴海南的学生约三百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1968年11月9号这一天，因为这是他们告别亲人，告别母校，告别故乡，扬帆远航，漂向不可知的未来的日子…… “红卫轮”第二天在海口市靠岸，大家还昏昏沉沉，未从晕船呕吐中恢复过来，又爬上解放牌大卡车，沿着海榆中线公路翻山越岭，一直深入到五指山腹地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最后被分别安插到金江和南茂两个橡胶农场。（姐妹学校真光的同学也有缘被安排在一起） 海南知青属于“国家职工”，工资不高（第一年18元/月，第二年22元/月），但基本口粮（40斤大米）有保证，蔬菜由连队自己解决，有基本的劳保福利，还有公费医疗，也可以享受探亲假。相对到农村插队的同学而言，应该说是比较稳定，有保障的。 海南知青面对的主要困难是生活，劳动的艰苦和背井离乡，前路茫茫的苦闷。 由于种种原因，海南岛的经济长期落后，特别是在大部分还是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地区，连内地常见的农贸市场都难觅。农场以种橡胶为主，没有足够的米糠和杂粮养猪；地处山区，缺少种植油料作物花生的土地；台风暴雨不断，菜地常遭蹂躏……因此，工人只有逢年过节才可能有机会吃上一点肉，平时只好天天“吃斋”。没油做菜，有时甚至用工业用油——棕榈油代替花生油，吃得人嗓子冒烟。菜地被风雨山洪刷平了，就一日三餐靠萝卜干、豆酱甚至盐水下饭…… 农场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割橡胶，也有的连队以开山种胶为主。上山开荒是重体力活，要用大刀砍伐原始深林，烧荒以后，再用锄头，十字镐和炸药开成环山行，用铲和铁笔挖穴，几年下来，人人不知道砍卷了多少把钢刀，挖蚀了多少把铁锄，甚至手臂粗的铁镐都磨秃了……劳动过程中还不时要对付山蚂蟥、毒蛇和野蜂。割胶看起来不像开荒那么累，但每天都要四五点钟就起床，头顶电石灯踏着雾水穿行于林段，赶在天亮以前用特制的弯刀给几百棵胶树每棵拉一道口子，以便胶汁流出来。由于长年累月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加上夜间的树林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胶工一般都脸色不大好。有些知青熬不住这种艰苦（例如文社105的刘继志）而倒下，最终长眠异乡。 下乡头五年，由于70年改建兵团以后，过的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又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且平心而论，当时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可能比云南和内蒙兵团要好，捆绑吊打奸淫知青的事极少发生，文体活动异常活跃），知青暂时还比较安心。之后，知青陆陆续续通过各种方式回城，还未能走的人大受刺激，有的人精神失常。由于对前途绝望苦闷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培英中学下海南的知青中，精神病的比例可能相当高，仅就目前所知，除了文社103的戴锦光以外，仅仅是颖社605九位下海南的同学中，就有卢雁屏、罗莉、何名庄三位女同学严重精神错乱（该班还有另一下乡女生一度精神失常）。 也是解锚开航，也是哭声震天，几乎与赴海南同学的同一时间，另一批培英学生也告别了母校和亲人，乘“花尾岛”奔赴珠江三角洲的水乡沙田。 培英同学主要被分配在番禺县的南沙，榄核，灵山和万顷沙和四个公社（真光的同学也有缘被安排在同一地区）。珠江三角洲是一代代人围海造田开垦出来的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知青第一次可以放开肚皮吃香喷喷“新米”，比城里限量供应的压仓陈年米不知道好多少倍；蔬菜都是自留地种的，不用花钱且新鲜；每逢生产队刮鱼塘，杀猪宰牛时还可以打打牙祭；下乡第一年，国家每个月还补助10元/人，那时的物价低，油盐酱醋花不了几个钱；少管束，较自由，距离广州又那么近——当天都可以来回……相对于全国各地大部分下到穷乡僻壤的知青而言，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得天独厚，非常幸运的了。可是，当地知青偷渡香港的比例却相当高。仅据手头的资料统计： 颖社302班下农村的23人中，就有12人偷渡，超过一半。其中大部分都是从番禺过去的。 颖社605班，全班50人，现在可以统计到的偷渡成功定居在海外的就有9人（没成功的人数尚待查核） 颖社604班和603班，每班也有7——10人参加过偷渡。 从68年下乡到78年知青回城，这十年之间培英有多少下乡知青偷渡到了香港？精确的人数不可能查到，但要算出大体准确的数目也不难，因为当时在香港的培英和真光（偷渡）校友来往密切，经常聚会活动。根据当年的聚会组织者之一（真光）欧国梁学友回忆，两校参与聚会常有两百到二百二十人。加上一些不到会的，当时在港的两校偷渡学生应有三百人上下，约占两校总人数约二千六百人的十分之一强。另外，据过来人的经验，偷渡失败者（包括最后放弃偷渡和中途死亡人数）和成功者的比例大约是4：6,估计也有两百多人。两者相加，可算出参与偷渡人数占学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占下农村学生人数一半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知青觉得在农村没有前途。在当时不合理的制度下，番禺农村尽管有优越的自然条件，生产却十分落后，即使在个别算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的知青全年无休地辛苦劳动，年终能分到手的往往也就是百把块钱；实际上许多穷队的年终分配，扣除口粮等开销以后，就没有钱分了，有的甚至还倒欠。珠江三角洲本来就地少人多，当地农村是迫于无奈才按政府的要求接纳了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善良纯朴的农民帮助这些的城里来的学生娃安下家，关照他们的生活，手把手教他们农活，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很融洽的。可是每一个知青都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农村生活一辈子，而且当地农村也并不欢迎他们扎根。但城市又已经抛弃了他们，出路何在？少数家庭政治背景比较好的，可能努力表现自己，争取上调当干部以改善处境；有些初中低年级的同学，独立生活能力较弱，干脆就早早在农村成家，以便在当地有个依靠。但对大多数知青而言，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由于番禺在地理位置上正毗邻港澳，每天收音机播放的都是香港台节目。人人都清楚那边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因此，偷渡就成了许多知青自然的选择。 知青下去的头一二年，偷渡还是偶然的个别行为，大约从第三年开始，对前途感到绝望的知青开始三五成群分别从陆路翻山越岭或水路划船游泳突破边防封锁冒生命危险前往香港。一般情况下，参与偷渡的多为男生，不仅仅是因为划艇需要体力，更多还是迷信心理——认为女人上船不吉利，可能会沉船。有的人经历过多次失败，被关押释放后又再来，百折不挠，直到成功；有的人屡试屡败，最后不得不放弃；还有的人最终葬身大海。据随机抽样的七个班（105/302/304/603/604/605）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确证死于偷渡的就有：培英数学教师沈文茂的儿子沈南武（105）以及梁启光(107)傅瑞生梁城根梁启光（304）何荣祖（604）等共六人（失踪生死未卜的没计算在内）。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如果照此类推，全校29个班，可能会有多少人死于偷渡？要知道，文革期间培英两派学生卷进过广州几乎所有的大型动枪动炮的武斗事件，都不曾死过一个人。下乡期间，达到两位数字的鲜活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夫复何言？！ 文革后全国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违反当事人自由意愿的政治行为；也是当时执政者为结束文革的动乱局面，顺便安置因为经济发展停滞造成城市工业无法吸收的“多余人口”的权宜之计。 知青上山下乡，客观上对某些落后地区的教育、科技的普及进步；对农民世俗观念更新；对农村地方工业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等有过某些贡献。许多知青回城后，至今还怀念当年洒下青春血汗的那片热土，感谢艰苦生活对自己的磨练。但这场运动就整体而言，是完全应该否定的。 从国家来说，经济效益上得不偿失。全部停办大学，同时把大部分未完成中等教育的学生送往农村从事低智能的体力劳动，人为造成国家人才的“断链”（停办教育，即使在抗日战争那样的非常年代都不曾发生）潜在损失不可估量！且不说当时以政治挂帅，计划经济指令下的“大开发”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尚属疑问，光是毁林种胶，围海造田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一场浩劫性的灾难。 从个人来说，这一代人无辜成了一项不理智不人道的政策的牺牲品。他们被国家强行剥夺了正常的受教育机会，其中许多人甚至十五、六、七岁就被送往身心难以承受的严酷环境“劳动锻炼”，这完全是反人道的犯罪行为！返城以后，老三届的大部分人，由于知识结构老化和不足，跟不上时代，大多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基层工作，改革开放后许多人更首先被淘汰出局，提前下岗，又第二次成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 对知青运动的深层认识，只有在重评文革的大框架基础上才有可能。 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在整个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不为世人所知的被掩埋的一段历史，就是席卷南中国海的知青偷渡潮。这是一代老三届精英前赴后继，不惜牺牲生命的伟大壮举。有证据证明，它对中国后来最终打开国门，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另文） 当年为了自由不幸葬身南海波涛的勇敢的培英人，安息吧！ ——你们将成为培英永远的痛！永远的骄傲！ 2008年1月30日初稿/2月5日3稿
附注： 删节版曾刊登于2008年纽约《培英友声》，此为原文。笔者正在重写第三部分内容，题目《培英中学老三届在惊心动魄的南中国海偷渡潮中》，拟为参加今年12月份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知青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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