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理想主义和反省

 理想主义曾经是我们知青一代鲜明的历史风貌。當我們还戴着红领巾高呼“時刻準備著”的時候，我們就真誠地胸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當我們积极投身文革時，我們曾真誠地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着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壯麗事業；當我們奔赴廣闊天地時，我們真誠奉行着縮小三大差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执着信念。

一些知青非常珍惜并肯定自己是在逆境中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度過難忘的青春歲月的，他们至今坚持认为“这种理想无论属于哪种意识形态，虔诚度如何，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极为可贵，就都很有意义”。“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

我們不否认当年我們對自己青春奉獻與理想追求的真实存在和真誠付出，但理想的追求应该具有个人自由选择的主体性，更应该符合人性需求和客观实际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否则，理想越虔诚就越具悲剧性。

当年一些知青的确是自愿下乡的，有的还为此写了血书；也有一部分是被逼无奈的；更多的是在毛最高指示的感召下没有太多抗拒，怀着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憧憬欢欢喜喜上路的，但当他们看到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残酷现实与自己被灌输的理想强烈反差时，有的甚至第一天就失望后悔了；绝大多数特别是69届以后的知青，则已经没有多少激情和幻想，而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了。实际上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汹涌而至之时，除了像蔡立坚那样极个别者，自愿下乡的知青只是较为主动而已，和被裹挟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在全球向工业化、都市化潮流中出现的反动逆流，它一开始就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常轨道，与人类社会应有的运行模式背道而驰。这场运动使知青们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荒蛮流放，导致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信仰以及价值观的崩溃，它的悲剧性后果需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一些知青中的成功人士把过去的苦难当作了财富，可是对于那些众多非成功者，苦难就是苦难，他们的苦难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被浪费和吞噬，他们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平等受教育、平等就业、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力，先为毛乌托邦式的理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又为邓的改革开放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成了数十年受双重损害的一大群体。

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但最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当年金训华仅仅为了两根电线杆便献出了他19岁的宝贵生命，内蒙兵团只是为了扑灭每年都会发生几次的草原大火就牺牲了从未经过任何灭火训练的69个之多、年龄最小的才15岁的花季知青。这些殉难者正是怀着那虚无缥缈的理想慷慨献身的。之后，这个重大事故的责任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我们见不到深刻反思的文字，见到的却是对这种无谓牺牲的一味浓墨重彩地渲染和弘扬，结果只能是鼓动更多的年轻人延续这种只重政治挂帅、不以人为本、极度轻视生命的荒谬，从而继续成为各种灾难的殉葬者。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兵团、农场以及广大农村这类无谓牺牲的知青绝不在少数。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理想主义必然选择和制造实现它的楷模。有的知青至今以当年自己胸怀革命理想，表现积极，成了先进、模范为傲；对今人嘲笑、厌恶他们当年的“极左”持批评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无可非议”。

然而，“先进、模范”的树立是为了号召大众学习效仿的，一个时代主张什么样的榜样就是指明什么样的前进方向。那种出于谋个人出路的动机，没有“破罐子破摔”好学向上的人生态度固然无可指摘，但谈不上什么理想主义，而众多因出身不好前途一片黑暗、不得温饱、没有尊严地苟活着的知青不可能以此为榜样。如果知青们都对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运动逆来顺受，都学成了这样的模式，无异于让整整一代人为文革错误买单，掩盖时代的败笔。如果历史成了这些榜样折射的镜像，历史就被幻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是“榜样”就不可能“不伤害别人”，在我们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榜样”也就难免不被“非议”。

实践表明，靠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所树立的榜样不会持久，“向知青英雄金训华学习”的活动当时就未能像预想的那样很好地扩展和延续，正如后来向为救火而牺牲的少年赖宁的学习被迫停止一样。如今知青邢燕子、朱克家们的“先进事迹”也早已失去了其典范意义，现在的青年已对其人其事闻所未闻。

当知青从最初的亢奋到最后的理想幻灭，再加上招工招生无望时，病退、困退、离婚、造假、贿赂、献身等等便成了包括当年为下乡而写过血书在内的知青们五花八门的回城手段，直至最后“胜利大逃亡”。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绝对无可鄙薄，结果绝对值得庆幸，但显而易见的是,那时知青们的理想主义已经荡然无存。

可是有些知青至今不去探究产生当初那种“理想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动因，更不愿正视那时的所谓“理想”只不过是在那扭曲的时代荒诞政治中煽动起来的畸形政治狂热。因为他们一味强调“理想”的抽象精神品性，结果不仅不认真反省，反而产生出堂·吉诃德式的悲壮，继续用自欺欺人的“崇高理想”掩盖他们灵魂的迷茫和彷徨，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建立在他们“理想”的空壳上，规避了对自身经历的“抉心自食”，自然也无法完成自己灵魂的救赎。

梁晓声的电视剧《知青》之所以遭到不少知青的批评，我以为原因之一是：他用浪漫主义的风格过分表达了知青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是像叶辛的作品那样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那些作出“青春无悔”结论的知青也是源于担心如果脱离了精神层面的理想主义，就失去了他们当时的生活意义并因此迷失了自己。

一般来说，每个曾经服从或哪怕是被迫迎合了那个时代潮流的个体，其实都是那个时代自觉不自觉的合作者，这也正是文革发生并得以延续的土壤和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知青都应对上山下乡运动和我们当时的“理想主义”有所反省。

无疑，知青的坎坷经历为我们后来的学业、事业、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阅历也成了我们的优势。但是无可否认，由于当初理想的破灭，使我们变得不仅现实、功利、讨厌被约束，而且程度不同地世故甚至投机，正如钱理群先生所担心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当今，我们知青一代在此历史转型期能否真正具有环球视野和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反省的深度和广度。

（发表于2013 08 22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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