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正视历史 更应该正视自己

作者：木雁

来源：凤凰网  2010年04月09日
 
我们？我们是谁？前些日子，由济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栏目主办了一场“‘我们这一代’济南知青联欢晚会”，我们都参加了。不光“我们这一代”，许多人还带着孩子，带着“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也来了。
 
实事求是地讲，那场晚会还是搞得相当出色的。从演员到观众、从策划导播到台上台下跑前跑后的服务人员全都是当年下过乡的知青。大家都是那样的热情投入，氛围浓烈激奋。许多表演者穿上旧军装，外束宽皮带(尽管腰已很粗)，有的扎起了两只小辫(尽管头发已经苍白、辫子已经很细)，热泪盈眶地纵情歌、纵情舞、纵情诉说纵情高诵，表现着当年的我们是如何充满热情和理想；宣言着今天的我们是如何青春无悔、无愧人生。大家似乎又焕发(找回)了当年的青春，似乎在有意让人们感到当年的我们曾是多么自豪、多么浪漫、多么激情雍怀多么义无反顾地在完成着一段历史的壮举。
 
我坐在观众席上，在初始的亲切和激动之后，却很快在这声泪昂奋中十分复杂且沉重地陷入了一种忧愤甚至憎恶的沉思。眼前的毫无置疑的真挚顿时变得一片喧嚣滑稽。我几次忍不住想站起来冲着自我陶醉中的“我们”大喊一声：老知青朋友们，别再自欺欺人了！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这样做，我们应该正视历史，更应该正视自己！
 
“知识青年”这顶让人一想就揪心的绿帽子，难道我们还没戴够吗？它给我们留下的真就象当年鼓噪的那样壮丽辉煌吗？我们今天看似激情雍怀的再现的这些究竟是不是历史的真实？为什么非要“把那一块还带着血色的伤疤，稍稍修饰一下，将它变成了鲜艳的花朵”(作家方方语)呢？
 
无庸赘言，当年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已被证明它并非正确，更不是什么辉煌！它是一场大悲剧，大劫难！是的，听毛主席的话，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固然十分响亮和动听。但如果是听了老人家错误的话，响应了他的错误号召，那就如同我们的遭遇一样惨不忍睹了！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他一生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其中“文革”便最为严重和典型。就连毛泽东本人在晚年也有所意识，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后一件事是“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上山下乡”则是这严重错误的一个畸型儿！众所周知，它造成的伤害和祸害是深且广的。作家刘烨园曾撰文写道：“如果说1966至1968是一个爆炸的火球的话，‘上山下乡’只是爆炸后的余光，而且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余光，不伦不类的一地碎片，不伦不类的30年后令人心痛的‘阉割’闹剧……哪是什么十年浩劫、哪有什么民族苦难哟！不就是如何改天换地’如何青春难忘、如何锻炼成长的‘神话’吗？”此语不无深刻。小平同志在停止全国性“上山下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忧忿地说“(上山下乡)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学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村不满意。”够了，无须再例举什么，“我们这一代”本身就是见证。
 
也许我们中一些人心中不平：既然如此这般，那“我们这一代”岂不更冤了吗？是冤，且更是荒唐！但我们在审视历史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也正视一下吗？
 
众所周知，知青的前身就是红卫兵，两者一脉相承。知青下乡插队与红卫兵造反横行的初衷没什么两样！都是听了老人家的话，都是响应伟大号召；也都是热情、冲动、单纯、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也都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不过一个是折磨他人、糟蹋社会；一个是自己受了折磨，让社会糟蹋了。而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置前者与不顾，自己受了点折磨就非大喊大叫地为其涂脂抹粉、纪念称颂，这就不仅仅是可笑了，而且十分可憎！如果我们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缺乏精神忏悔的严肃；如果没有对自己精神和行为的解剖，没有对历史的完整描述，那种所谓的回忆只能是停留在表面的勾画上。这极易走进偏颇和自欺欺人，甚至把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记忆向世人和后人叙说。这显然不合时宜而又要跌入滑稽，最终仍将再一次被历史嘲弄和遗弃。我想，“我们这一代”如果再不从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陶醉中自省，而一味沉溺在狭隘的“自恋”泥淖中，势必并已经引起社会甚至我们下一代的鄙视和厌恶。那，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悲了！
 
我们应该正视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某些境遇而回避或逃避自我的内心省视和精神忏悔，更不能因此置历史大象于不顾。无论历史和社会对我们如何逼仄和宽容，我们也都难以推卸和逃脱这种责任。尽管我们为此曾蒙受了许多磨难和屈辱，须知“在不承认不清算（文革）罪恶的前提下，任何对‘文革’的‘沙里淘金’都是知罪犯罪！”(作家刘烨园语)。
 
正视自己，让我们平心静气地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究竟有多少人曾真正拥有过知识？当年的我们接受的教育很多成份都是“突出政治”、“阶级斗争”、“读书无用”、“甘当螺丝钉”等极“左”的教条，参差不齐或者娴熟的只是红宝书语录、样板戏唱词和声嘶力竭的大批判八股文章。极“左”意识形态曾不仅伤害而且毒害浸泡着我们。我们曾经几回回误入歧途却还自以为是。本人当年在农村当生产队长时就曾被当时也是生产队长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份令人深省的答卷”所感动过。而当恶梦过去，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已是“一贫如洗”。实际上“我们这一代”所谓的知识大多是在“文革”结束后，靠背水一战的顽强自学才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虽然我们中间不乏英才，也有不少事业上的佼佼者，但毕竟比例太小了！而在高新科技、高层理论和高层管理的领域，“我们这一代”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为那是我们难以攀登的高峰。知识和文化的“先天不足”注定了一代人才的严重断层，也注定了我们只能挣扎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座，且如今还正在不知不觉地或是无可奈何地凄然退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新一代拥有和掌握高新知识的年轻人正在或已经从我们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我们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维谷。历史是何曾相似啊！我们又在经受着当年我们曾经的失落和无奈的双重痛苦！
 
到了这个份儿上竟还有人高喊什么“青春无悔”？且还热泪盈眶！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了？我想，如果不是一种敷衍矫做或是别有他图，那泪水应是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无奈的宣泄才是。果真无悔吗？每一个下过乡的知青心里最有数。倘让“无悔的青春”再来一回上山下乡，再受一回当年那种愚昧、落后、盲目的“再教育”式的磨难，再“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还会有人去吗？
 
至于什么沟通城乡隔阂、了解和体验世间生活、和农民交朋友等更是和它风马牛不相及！“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世间处处有生活。强制性地把千百万人都赶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本身就是一种造孽！造孽便有了孽债，我们无法逃脱地都背上了它。
 
实际上，“我们这一代”始终惶惶然累累然。或意气风发或夹起尾巴为生存而拼搏、挣扎、苦斗，但毕竟已是昔日黄花了。我们丧失了太多的学习深造、选择职业和追求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上山下乡”造成了一个人、一代人几乎浪费牺牲了一生的黄金时间和生命，竟然还能用“青春无悔”——如此空洞、虚假和乏味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吗？很难相信这四个字能从一个真正历经了“知青生活”的人口中说出来！即便有人硬说，到底又有多少真实、多大底气？
 
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尤其是在今天。
 
我们不要再被所谓的“知青情结”所沉溺。我们不能再违心原昧良知地使用“无怨无悔”来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来掩饰甚至矫饰自己曾经的苍白和贫血了。诚然，让受过磨难的人在回忆苦难和尴尬的同时，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质询和拷问，无疑有些残酷。但我们不能不这样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知青”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好好掂一掂自己究竟有多重？找到了重心再想一想“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作家张抗抗语)
 
其实，人生正因有了不同的经历才丰富多彩。我们坎坷的经历实际上也在充实丰富着我们始终不屈的人生。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视自己。我想那样，才是真正的青春无悔和人生无愧。

 

我们可以无愧、无怨，但不可能无悔

作者：知青木雁

来源：凤凰网 2010年05月06日

回望那个岁月——《无愧岁月》编后记
 
感谢老知青同学们的信任和委托，使我有幸主编了这本书。尽管是完全的尽义务，但却义不容辞。因为我也是这个命运多舛的一代群体中的一员。
 
那个年代已经渐渐远去了，成为了上个世纪的一段历史。而对于我们这些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代知青来说，却又是那么的难忘，那么的刻骨铭心。那个年代，尤其是那个刻骨难忘的岁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磨练和考验，对我们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我们的思想情感、理性思维、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诸多方面甚至一言一行都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对于它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一代知青几乎一致地有着共同的感觉和体验，当然也不排除因人而异的所侧重不同。不必讳言，在冲破僵化的桎梏、解放思想的今天，实事求是地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每一个不愿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人都会认为：它的色调是极灰黯的、迷乱的。它是历史不假，但决不是辉煌！它只能引起我们反思和警示，而绝不可能让我们自豪和骄傲。虽然我们当初曾是那么激昂喧烈地投入了。
 
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总是被一种大悲怆大痛苦的氛围笼罩着，且常常遭遇到尴尬。无论我们再怎么硬着头皮高喊青春无悔无怨无愧，总显得那样力不从心，且常常捉襟见肘。是的，我们可以无愧、无怨，但不可能无悔。试问一下，那样一代充满理想主义、热情忠诚的青年学生，竟被如此这般地让他们忘情地把青春、热情、理想、追求甚至生命漫无边际地抛洒在一个荒谬的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含含糊糊避重就轻的事件中去，能无悔吗？有悔，但我们无从所怨。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在那个疯狂扭曲的年代遭受着史无前例的劫难。当时的我们并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存在和发生，那是一场置千百万人倒悬的大悲剧！时至今天，不管主动或被动、也不管有意或无意，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常常会有回望历史的时候。回望历史、顾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就不难发现，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和历史的链条时时处处在绞拧着。社会怒张着个体无法抗拒的霸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回望历史，扭曲年代里所谓的崇高和庄严，到头来不过是一地荒唐，是一滩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我知道这种说法，无疑也是对我们自己青春和生命的一种质询，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和鞭笞。它不啻于是让受过磨难的人在诉说痛苦的同时，也要直面自己的精神无知、缺陷甚至罪过。或许这太残酷了。但是我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几经生活的蒸馏，应该成熟了。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将来。
 
应该看到的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程，人性的异化也愈来愈触目惊心地冲击着我们。在历史交替社会变革的夹缝逼仄中，若然回首便也常常想起那个年代里人的一种朴实、忠耿、真诚的缕缕余香。特别是我们当年和处在社会最基层的农民结下的那种情谊，虽然已经遥远，却常常给予紧张疲惫的心灵一丝温煦的抚慰和追忆。许多下过乡的同学在提及这一点时总是情发乎于心，情溢于色。其实这是人性中共有的一种美丽。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终究是泯没不了的。她象一条金线，从人类的幼年始就一直风风雨雨地贯穿至今，并不管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是多么的大相径庭。
 
细细读着同学们的手稿，感到特别的亲切，常常读着读着不能自已，伏案掩卷、热泪长飘。待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我看到大家基于对自己经历的一种追思和反顾，都坦诚地敞开了心扉。吐露真言，倾诉真情，是我们这部书的最大特点。同学们都客观如实地写了当年的一些人和事，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非常可贵。其实今天，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对那段历史说些不疼不痒、假大空的违心话了。况且，结辑此书的本意和宗旨也并非想讨好谁取悦谁。实话实说，实事实录。从某种角度来说，倒确有一定意义的史料价值。所以，无论是写作还是编辑，一要对得起历史和社会，二要对得起自己（那段经历），三要对得起当年的同学们和父老乡亲们，当然也要对得起其他的读者。正因如此，我在编辑时更加格外用心。因为每一件文稿都是那样沉甸甸的，热得烫手；因为我们这部书不仅也不可能只给我们自己看（虽然这是我们这部书的主要意图）。它不可避免地要流入社会，接受公众的裁正和评判。对于所来的稿件，我本着尽量保留原作风格风貌的原则，也对个别文稿做了适当的删改。目的还是那句话，这部书要对得起我们自己，更要对得起有缘看到此书的朋友们。既要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也要避免不负责任甚至自暴自弃的偏颇发泄。我想这一点同学们是会赞同和理解的。
 
说实话，现在想要做点事，特别是真正要做起来并不容易。由于时过境迁，当年的同学们处境各异，联系起来彼此都很困难。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数的同学都十分关注这部书的情况。许多同学在百忙中赶写稿件、提供线索、提供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照片。更有许多同学不遗余力地牵头搭线、联络安排有关活动的场所、食宿等。在此特别要提及于国彭、赵日峰、巴子林、朱振涛、高宏、韩济生、谈正刚、王冲、康学禄等同学，还有我们当年的朋友现任茌平粮食局局长陶丙信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济南铁路局文联的编辑丁秀芳老师热情地把自己在全国铁路艺术大展中荣获一等奖的作品奉献出来，作为本书的封面。应该说，没有大家不辞辛苦、不厌琐烦的热情投入和支持，我们这部书是很难和大家见面的。大家心往一处想、甘尽义务，没有一点一息的经济酬劳而那么积极地参与和真正的无怨无悔，截然和当前社会上物欲横溢、无利不起早五更相悖。这再次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有真诚。
 
同时，借此书和大家见面的机会，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当年在茌平下乡插队的同学们，向曾经和我们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的茌平父老乡亲们、各界朋友们致意；向曾经培育我们的母校——济南铁路第一中学及母校的几代老师、新老领导和校友同学们致意！
 
当然，我更是由衷地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向当年一起下乡而几十年一直扎根生活在茌平的老同学们致意！
 
还有，我们深深地怀念着曾和我们一道甘苦、共同悲欢过的，却不幸已经去世了的王普济、李玉兰、肖岩、李冬生、林书岳、姜彩琴、李春晓、陈守政、李龙等同学。他们如地下有灵，应能和今天的我们再次悲欣交集、共同分享这部书中个味的。同学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坚信人的存在，便有其相应的价值存在。更况且，我们毕竟是整整一代人啊！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