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祖父周作人的手稿事关文革流毒

作者：周吉宜 采访撰稿：安德烈

来源：百度贴吧

周作人与鲁迅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兄弟俩当年情同手足。后来，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导致两位文坛巨匠从此分道扬镳。然而，几近一个世纪后，一部突然出世的手稿又把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周作人撰写，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失踪了很久之后于2012年现身。手稿现身，并未给周作人的后人带来惊喜。文革被抄家，手稿从家中不翼而飞，法院至今没有能够确定它的归属，其中的痛苦和曲折一言难尽。63岁的周作人长孙、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吉宜先生向我们讲述了这段在今天的年轻人看起来极其不可思议但却极其真实的一段历史，一段充满血腥的暴力但却至今没有得到清算的文革故事。周吉宜认为，追索祖父的手稿，确定它的归属，对于他家，对于中国的文化，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意义。中国大批的珍贵物品珍贵文物，在文革中以违反宪法的方式，以暴力抢占的形式大易其手，换了主人。鉴于中国有这么一段特殊的历史，国家应该对这些珍贵物品持有者的变卖活动予以特别关注。假如对文革抄家的东西，任由非法拥有者在市场上洗白的话；假如让文革中不法获得的东西还在继续让占有者获益，还在继续向人们展示它的一种暴力的魅力的话，那说明文革还在继续。

手稿的价值

这部手稿是周作人1918年在北大一个文学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大体是说对日本30年来小说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因为中国原来有一种文化自大，藐视日本的这样一种倾向。其实，日本近代小说的发展有很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稿子写好后，住在一起的兄长鲁迅读了，就把自己的一些修改意见写在这部文稿的稿纸上。

在周吉宜看来，这部手稿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出周作人跟鲁迅在表达习惯和一些细微处的差别，具有比较文学的意义，而且手稿极其罕见。至今在其它稿件上没有看到两个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同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写在同一部稿件上。另一种意义就是这份稿件和鲁迅的修改意见都是用毛笔写的，这意味着这部手稿本身具有了作为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有一个意义恐怕就是这部手稿从细微处体现了中国文化人某种悠远的绅士传统，某种对生活之美的体验和创造。这部书稿是周作人亲手装订的。周作人经常买一些线装书，买来后，把它拆开，整理、展平，然后加上一页自己的说明，重新用丝线把它装订起来。对自己的手稿也是整理好，用锥子锥口，然后把它装订成线装书那样。这种装订有时是丝线装订，而这部手稿是用纸钉装订的。纸钉这也是当时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审美，用纸做成纸捻，然后用它当线来装订手稿。一丝一毫都体现了文人的情怀、体味、审美和追求。当然，这样一部手稿，无疑自有它的经济价值。

遗失经过

这部手稿是如何遗失的？周吉宜表示，严格地讲，并不能够知道这部手稿是哪年哪月具体什么日期遗失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文革前这部手稿一直在祖父的屋子里。文革开始，周家第一波就赶上抄家了。因为周作人的历史，加上周吉宜的父亲又是右派，用周吉宜的话说，“政治上所有的污点我们都有的”。文革伊始，周家首当其冲，红卫兵把他们从房间里赶出来。冲到里屋，翻、砸、抢、拿，甚至捅房顶，刨地，撬开床，又是要破四旧，又是要找黄金，又要找枪支弹药，还要找电台。不同的红卫兵来，都有不同的目的。然后把房间全部封了。

周吉宜当时上初三，16岁，就这样目击了全家被抄，祖父被赶出房间的场面。红卫兵把周家封了以后，贴上封条，只给了两间半让一大家子居住。他的父亲是独子，原来祖父和他们家是两套独立的房子，虽然是联通的，但祖父有自己的书房、卧室、客厅。红卫兵把他住的三间完全封死了，周家的任何人不准进。周作人所有的手稿，藏书，被褥，家具、日常用品，纸墨笔砚、文玩统统都被封在他的房间里。封了以后，周家的人无权过问，但经常看到有人来了把封条打开，骑着自行车或开着汽车来拿走一些东西。当时到他们家抄家的有好几拨人。有学校的红卫兵，有什么街道组织，还有什么房管局的组织，轮流来，把东西拿走，这些人到底是谁？拿走了哪一样东西？什么时候拿走的？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只要了解文革过程的人，都能理解。后来法院跟周吉宜要抄家清单，周吉宜很吃惊，当时怎么能有抄家清单呢？

文革后期开始落实政策，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政府不断地有相关政策出台，但整个过程执行得非常不彻底，而且难度非常大，绝大多数东西的下落根本无从知道。有些东西还给他们了，有些很意外地发现了。但还回来的非常非常之少。比如周家的家具当时就在胡同里给红五类出身的人拍卖了，谁愿意要，出两块钱，就拿走了。还有些当场抢走了。周吉宜父亲一边被红卫兵毒打，红卫兵一边勒令他把手表摘下来，谁拿走了，不知道。至于周作人其它一部分手稿的下落，有些是在出版社找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通知周家，他们那里有一部周作人的手稿，问周家要不要，不要就作为垃圾处理了，他们知道消息后赶紧去取，北京的鲁迅博物馆给周家讲，他们那里有周作人日记，还有家里的一些书信，照片，周家赶紧去人取来了。但一直找不到『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部手稿。

手稿落在了谁的手中？

2012年，这部消失的手稿突然出现了，谁是这部手稿的新主人呢？周吉宜先从他怎么得知相关消息说起。2012年五一节放假的时候，他从家里订的『读书周报』头版看到一条消息：嘉德拍卖公司5月12号要拍唐弢藏品专场。原来这位唐弢不是别人，就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唐弢。藏品目录上第一个介绍的就是鲁迅批改，周作人的手稿『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显然，他们把这部手稿作为拍卖公司的重点宣传项目。那么，这部手稿到了唐弢手中，但唐弢已过世好些年了。唐弢跟周作人比起来是晚辈，他是如何得到这部手稿的？他曾经跟周作人有过交往吗？周吉宜认为交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的祖父跟文学青年交往面很广，但不太可能赠送自己的手稿。说到唐弢，周吉宜说这个人经历很不一般。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么多次政治运动，唐弢没有一次被触及。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有一套，也可知这个人的生存技能很不一般。最后去世的时候，唐弢大约是副部级干部。周作人有没有可能把这部手稿赠送给唐弢？周吉宜认为，在理论上也许有十万分之一的逻辑存在，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他的祖父有一种文人的观念和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他们那些人有一个信条：失意之人不访得意之人。跟谁要交往吧，但不会去巴结谁。你说唐弢那么一个共产党的红人，他能够把手稿送给他，去讨好还是去贿赂他？这从人格上来说根本不可能”。

谈到周作人的为人，周吉宜说祖父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非常睿智的、性格上又是敢做敢为的人，而且具有很高层次的审美。由于这些特点，使得他与众不同，以至于现在还有不少人在羡慕的同时也表示很难理解。周吉宜觉得只有通过认真地去读他的著作，然后了解他的生平，才能够逐渐接近他。周吉宜觉得自己现在也是在逐渐接近的过程中。

追讨经过

发现手稿出现在拍卖行以后，周吉宜找到嘉德公司，声明这部手稿是他的祖父的遗产。他对嘉德说，文革前，他小的时候，也就是上初中阶段，他在家里见过这部手稿。他要求嘉德公司先确认一下谁委托他们拍卖的手稿，委托手稿的人是不是有所有权或者处置权，假如没有，他要求停拍。嘉德公司要他拿出证据，周吉宜说除了我能证明自己是周作人的合法继承人之外目前我拿不出其他证据，文革抄家的东西，怎么能拿出证据。嘉德公司说既然是抄家抄走的，那你应该有一个抄家清单吗。周吉宜说实在没有抄家清单。嘉德公司就说你拿不出任何证据，我们不能受理你的请求。周吉宜了解拍卖法，反问他们，拍卖的委托人他当时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他的？嘉德说他们不审查这个问题。周吉宜说国家拍卖法要求审查，必须有所有权才有权拍卖。对方回答说，如果像您周先生这样要求的话，我们拍卖行也没办法往下发展了。结果，周吉宜无法阻挡拍卖，这幅手稿第三天拍卖了，成交价184万元人民币。

周吉宜决定去法院打官司。从去年5月12号拍卖之日算起，一直到2013年5月17号，才立上案。立案的过程非常曲折。之前法院始终不肯立案，法院对周吉宜说，你的诉求是要回手稿，那么你一定要知道此时此刻谁拿着这部手稿。如果不知道，我们不能立案。谁知道这部手稿现在在谁手中，当然是嘉德公司。周吉宜又去了嘉德，嘉德以保护客户为名拒绝提供信息，并说只有法院要求的情况下他们才可以提供信息。周吉宜又到了法院，法院说你如果没有这个信息，我们就不能给你立案。周吉宜说法院有权向嘉德索取信息，法院回答说在立案之前法院不能要求嘉德提供这一信息。结果就成了一个死结。后来周吉宜上诉到上一级法院，又上访到东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几经周折，5月17号法院通知周吉宜可以立案，一立案就可以要求嘉德披露信息。然后把买卖双方加为被告，案子就可以开审了。可是，8月26号法院通知他们去谈话，周吉宜讲述了前因后果，希望法院确定一下这部手稿到底归属于谁，拍卖者有没有拥有权或者处置权，嘉德公司在接受拍卖过程中不去审查委托人是否有资格拍卖，这样做到底有没有过错？周吉宜说：“假如说我们有道理，我们要求追回手稿”。按原来的设想，既然法院已立案，法官就可以要求嘉德披露谁买谁卖的信息。但法官的回答很奇怪，说法院不支持你们的这个要求。周吉宜提交的要求法院调取相关资料的申请法官不接受。11月22号正式开庭，他们再次把申请书递交给法官，法官又退回来。后来，周吉宜说你们怎么判是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不能不接受我们的这一申请。这是我们的权利。后来法官把申请递交给书记员，让记录在案，但法庭不支持。周吉宜觉得很莫名其妙。法院到底是打算解决，还是不打算解决？现在的情况是，法官宣布休庭，至于什么时候宣判，法庭让他们等候通知。

感觉又被抢了一次

周吉宜真有一股穷追不舍的精神。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就是要确定这个东西应该是谁的，如果应该是我们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还给我们。其次，这部手稿本身已经超出一般的物品的意义了。对于我们家，中国的文化，民族的文化传统它都是有意义的东西。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出面来维护这一正当性。再一个就是这件事涉及文革流毒的问题。文革我们家受到很大的损害，我容忍这样做的话，那实际上是在容忍什么呢？如果是抢来的，偷来的东西，不合法拥有的东西，经过几十年以后就可以拿出来在一种合法的场合洗白，或者获利。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做的话，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诱导，它会给出很多暗示：你当时抢来的东西，你只要放一段时间，将来就有人保护你，将来就有拍卖公司保护你，将来就有法律程序保护你，所以不容易被追究，那么，这个社会安定性怎么样才能维持？”追索这部文稿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对文革的清算。周吉宜说，当国内一些媒体问他看到祖父的手稿被拍卖的感受时，他说他的感觉就是文革时候他们家被抢了一次，现在他又被抢了一次。如何看文革造成的后果，周吉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国家应该承责的问题。他认为，假如对文革抄家的东西，国家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任由非法拥有者在市场上可以洗白的话，那说明文革还在继续。因为像文革中不法获利的东西现在还在继续让占有者获益，还在继续向人们展示它的一种暴力的魅力的话，那文革不是还在继续吗，怎么能说文革已经彻底结束了呢？

不可淡漠的文革历史

对于文革这样一场浩劫，不能用抽象的文字概括。文革很具体，由好多具体的暴力行动组成，抄家就是其中非常恐怖的一种。只有从这些被抄走的东西一件件的查找、追索、退还的过程中，才能对文革的流毒一一地去清算。周吉宜认为文革对中国老百姓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都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家跟政府不能不有一个态度。这样的问题一旦出现了，必须要有一个办法，不能够用所谓的不予立案，你怎么才能够证明这是抄家物品等等借口来搪塞。周吉宜很欣赏犹太人对纳粹追究到底的精神。不少纳粹份子后来已经很老了，对社会也没有危害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追索呢？这就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体现。在中国，现在很多人关心这件事，周吉宜认为这也说明文革记忆不应该被淡漠。但今天很多年轻人实际上已经搞不清了。“比如年轻人问我，那你的抄家清单呢？怎么会不给你抄家清单呢？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实际上很可怕。可怕就在于对历史的淡漠”。

周吉宜认为，文革10年浩劫，凡是当时的文化家庭，或是殷实的富有家庭，他们的财产恐怕很少没有被抄家抄走的。而这些抄走的东西得到归还的只是极少数。假如真是这样，可以想想，中国的珍贵物品，珍贵文物，在文革中出现了一种大易手，换了主人了。这是以违反宪法的方式，以暴力抢占的形式易主了。现在可以看看，在北京有好多拍卖的场所，政府是不是应该对此更加留意一些？由于中国有文革这么一段特殊的历史，由于中国经历了这么大的动荡，所以对社会上这些珍贵物品的来源更应该谨慎。对这些珍贵物品的持有者的变卖活动，国家和社会各界应该特别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