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火石寨小学已经废弃，我们决定重返同心，再另找一所学校采访。
　　我们沿着乡村公路一路狂奔，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载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在当地，这是农民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一辆拖拉机上能坐二三十口子人，司机左右手成了“雅座”，经常看到两位长须飘飘的老者安之若素地坐在那儿。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人命轻贱，但当我用这种目光看车上的乘客时，安祥地坐在车上的人们也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这使我想起我在银川和摄影家w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所谓不幸，有两种，一种是外来人看到的不幸，一种是当地人感受到的不幸。事实上，在西海固，除了在马燕家，我所看到的人们脸上的神情基本上是安宁的、快乐的，或者是木然的。 
　　我们在同心县委院里给黄导打电话。黄导忙不迭地下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一迭声地说：真想不到我们还能再见，我还一直后悔该跟着你们一块去西吉哩。 
　　于是，在不认路的黄导带领下，我们去了一个叫喊叫水的乡镇。 
如果说贫脊和荒凉在马燕家一带还有山岭遮掩一下，在喊叫水这儿就一览无余，如伤疤一般惨不忍睹了。不要用我们对干旱的想象力去想象喊叫水－－干涸的土地裂着缝、庄稼和荒草在烈日下垂着头－－这一切喊叫水都没有。喊叫水的土地是干粉状的，上面寸草不见，烈日暴晒下，只看到远远近近散落着一些土坯房。汽车在不是路的路上如船只在波峰上一般起伏颠簸，沿途偶尔看到盖着盖的土窖，那就是喊叫水的水了。 
　　从这个镇的名字上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儿缺水的程度。但就在几十年前，斯诺西行曾经走到过同心，在马燕今天所在的预旺住过两个多月。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站在齐腰深的草丛中看着夕阳。 
　　西海固植被被破坏的原因有过度的开发、不顾一切地种植、盲目地发展畜牧业.......另外，还不能不提到一种被好吃的广东人炒做起来的植物：发菜。 
　　发菜这种东西我在南方饭桌上吃过，一种头发状的黑色胶质物，一般做在汤里。没听谁说有什么特殊的营养，它之所以成为餐桌上的珍品，完全是因为它的名字：发菜－－发财。 
　　马燕的妈妈给我讲过她当年抓发菜的经历：几个女人结伴，扒火车到内蒙，一路上历经艰辛。我问：为什么要去内蒙？你们怎么知道内蒙有发菜的？回答说：宁夏的发菜没了，只好到内蒙。至于到内蒙的，则是由近及远找去的，也就是说，在她们足迹所到之处，发菜已经绝迹。 
　　能想象发菜绝迹是什么景象吗？最初农民抓发菜是用手扯，后来用大笆子搂，再后来，马燕妈妈她们到内蒙抓发菜的时候，要带上一种特制的工具：用钢丝编成的如梳子一样的小笆子。可以想象，这种笆子所到之处，地上连根草根也剩不下。事实上，她们搂上一天，搂回来的就是成堆的草，然后用小摄子把头发丝一样的发菜从草里捡出来。捡一斤可以挣八十块钱。 
　　苦真是苦，可是植被也被她们彻底破坏了。可有什么办法？在马燕出名以前，她们兄妹三个的学费都靠发菜挣出来，还包括她们家几乎全部的花销。
　　我们到了喊叫水中心小学，镇上的教育专办早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在那儿我们听说，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慈善机构资助喊叫水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艾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会帮那些无力交纳学费的孩子上学，但提供的资金一定是用于孩子学习。基金会的人士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们不管孩子和家庭的生活，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基金会对自己的资金很负责任，对被资助的孩子审查十分严格。他们的人并不怎么到当地来，但对当地提供的资料会有很仔细的审查。在那儿我们看到，一旦提供的孩子资料有了疪漏，资金会就会马上来函询问，要求做出解答。但这样是否就能杜绝贪污或使用不当，我没有证据不敢枉说。 
　　我的本意，是想请当地几位教师谈谈，但那位说话夸张的教育专办一定要带我去参观几位贫困生的家庭。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也只好跟他走。 
　　我们的司机张师傅却很不高兴，因为在那么贫穷的地方，教育局的干部却开着一辆新帕萨特，而且因为车好，不愿意下去，借口底盘低想留在乡里。张师傅一定要他们一起走，于是我们的桑塔那带头，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上出发了。 
　　我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庄，进了一户农民家。家里只有母子三人。在我们去过的家庭中，这是孩子最少的一户，因为这家的男主人在和女主人几年前打过一架以后不知去向。女孩十三岁，长得什么样我已经忘了，但令我难忘的是她两条辩子上扎着两朵绢花，虽然土气，却可以看出女孩爱美要强的心理。这女孩今年考上了初中，但母亲无力支付她一个学期三十元的学费，要她辍学。这女孩哭着跑到镇上，恳求镇上帮助，表示就是要饭也要读书。于是镇上将她列入了艾德基金会资助的名单。但要镇上读初中，一个月要交十二块钱的生活费，她的母亲仍然表示无力支付。我问母亲：你自己没想想办法吗？母亲笑着说：想啥办法？今年没下雨，地里啥也没长。带了两个孩子到中宁县去摘枸杞，也没挣着钱。我坐了片刻，看着教育专办期待的眼神，拿了二百块钱给镇学校校长，申明这二百元，供这女孩读书，如果母亲让她辍学，这二百元就资助别的孩子。 
　　我讨厌这种现场掏钱的方式，有一种居高临下施舍的感觉，而且觉得自己很伪善。但在那种场合下，没别的办法。 
　　我不再想去第二家了，但教育专办忙不迭地又领我去了另外一家。这一家穷得连屋门都没有。家里先后两个女人都死了，两个女人留下了五个孩子。最大的女孩十三岁，已经辍学，在同心县城给人家当小保姆。我问了问，她连小学都没上完。没办法，我又掏了二百，同样交给了小学校长，用来让这女孩读完五年级。 
　　教育专办还给我准备了另外两家，我几乎是愤怒地拒绝了，出了这家回头就走。在马燕家，我觉得自己是猎物，在这儿，我觉得自己成了肉票了。 
　　回来的车上心情很不好，为自己被绑票和恶劣的表现。陪同的小s说：你不该再掏。我无奈地问：有什么办法？ 
　　关于那个辩子上扎着绢花的女孩，似乎还应该多说上两句，因为从今以后她和我们家有了联系：我从宁夏回来后，和先生谈起在西海固见到的一切。当谈到她的时候，先生听得眼睛湿润了。我家先生有许多的毛病，但美德之一是永远忘不了自己的苦出身，忘不了和他小时候一样苦苦挣扎的苦孩子。他对我说：我们把这孩子资助了吧，你听这孩子多要强多不容易。我当时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们六年前开始资助的广西的一个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一年的开支实在不是一个小数字。我说：还资助吗？仁健（广西的孩子）在上大学哩。这种事，资助一个就行了。先生却说：等这女孩考上大学的时候，仁健大学就读完了，我们再资助一个还资助得起。资助了吧，资助了吧。 
　　我得承认先生比我善良。我当天就打了电话，委托小s办我办理此事，许下的承诺是负担这孩子到大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