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之一·高考改革需要标本兼治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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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之一·高考改革需要标本兼治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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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之一 作者按： 此文是《观察者网》编辑给作者布置的作业。已经于6月7日2014年高考的当天在该网刊出。 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对中国高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梁晨、张浩合作出版了《无声的革命》一书。李中清教授认为，与哈佛等美国大学相比，中国的高考要公平得多。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并不公平，中国的高考是一个例外，是最公平的教育安排。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具有积极作用。 在“中国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的认知方面，博主与李中清教授高度一致。不同的是，李中清认为“由于高考很公平，改革要慎重”。博主则认为：中国高考虽然相当公平，但不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发展，不利于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因此，高考改革应坚定推进。 作者在6月2日刊于《观察者网》的《后义务教育阶段可以给学生更多的个性发展空间》一文中曾指出，“应试教育”使中国在大众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掉队的孩子”比美国少。在“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方面，中国教育成绩显著；在“一个都出不来（no child go ahead）”方面，中国教育问题严重。 如果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如果“英特纳雄耐尔”已经实现，我们可以考虑保持目前的“应试教育”局面不变，我们可以考虑为了避免一些孩子“掉队”而压缩一些优秀学生的发展空间。但是，今天中国面临着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如果不能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如果不能培养出转变经济结构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局面，我们还可能面临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一样被肢解的局面。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向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必须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给学生留出更多的个性发展空间。 因此，当务之急是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是保护创造力，是保护优秀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在3中全会《决定》中说：“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见《决定》第42条） 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尤为重要。能否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遇见困难绕道走，使许多问题累积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高考改革就是一个被“绕道走”了30年的难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批评，在《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从那时起，高考改革就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3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学的升学率已经大幅上升，“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那时，应试教育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结束。今天，“应试”已经向下延伸到幼儿园，向上延伸到大学本科教育。
在高考改革方面，或许，我们可以从美国的“高考改革”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 学术评价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是美国的“高考”，是美国大学招生和提供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依据。2013年有160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参加了SAT考试。近年来，许多中国高中毕业生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SAT考试，不少人通过SAT考试进入了理想的美国大学学习，获得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 SAT于1926年开考。SAT的主持者是美国的大学理事会，具体的命题和考务工作的承担者是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ETS组织的考试还有托福、托业、GRE等中国学生熟悉的考试。 在2014年3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学理事会主席科尔曼公布了SAT大胆的改革方案，宣布将于2016年正式开始实施全新的SAT。大学理事会和ETS为什么要对SAT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呢？这是由于市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大学入学考试这一领域中，ETS面临着另一家考试机构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merican College Test，ACT）的强烈竞争。ACT于1958年成立，在60年代末期，每年有150万人参加SAT考试，仅有40万人参加ACT考试，那时，多数大学只承认SAT成绩，只有美国中部的少数大学承认ACT的成绩。今天，多数大学既承认SAT成绩，也承认ACT成绩。2012年，参加ACT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参加SAT考试的人数。这是SAT下决心进行改革的最根本因素。 由于“联通”和“中国移动”的出现，“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大大提高。竞争导致优化，竞争带来质量，竞争形成制约。今天中国教育发展固然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但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远不尽人意。今天的情况是，不论多么糟糕的校长或教师，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当校长、当教师。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再多的投入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与此相仿，高考改革长期“绕道走”的症结在于缺乏必要的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考试的科学化水平高低，考试质量的好坏，考试改革进度的快慢，与考试主管机构和主管人员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考试科学化水平再低、质量再差、改革进度再慢，有关的机构和人员仍然可以继续主管考试。这才是高考改革迟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任何进步和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对于SAT来说，改革的风险是失败，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对于我国的考试主管机构来说，改革存在风险，维持现状却没有风险。不同的风险机制造成了改革的不同进度。 据笔者了解，高考的主管人员们在改进完善高考方面是很努力的，也是很辛苦的。这种努力的动力是“觉悟”而不是“压力”。我认为，仅有“觉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机制”。
根据2003年第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于2004年7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精简机构搞了许多次，每次都下很大决心减肥，但不久又重新“发福”，原因就在于没有转换政府职能，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利存在太多“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一些需要政府进行管理的事情，政府却没有尽到政府的管理职责。一些本来不需要行政干预的事情，政府又干预太多。这种现象，在考试领域中尤为突出。 政府该管的是考试质量。考试是一个衡量人的能力的“天平”或“体温计”。这个“天平”或“体温计”，本身存在着质量问题。有的质量较好，可以基本准确地反映人的能力水平。有的质量较差，在测量的过程中存在很大误差。“高分低能”的考试就是存在质量问题的考试。这个体温计的质量如何？这个考试的质量如何？何以见得一个人没有通过某项考试就不能完成未来的学习任务？证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政府该管的，但是没有管。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己任的政府，虽然兢兢业业地监督着关系人民日常生活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质量问题，但对关系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考试质量却在长达30年的时间中几乎是不闻不问。 政府不必直接管的是考试的编制和使用。在美国，政府对考试的编制和使用几乎是不闻不问。考试的编制和使用由大学理事会、ETS、ACT等民间机构承担。这些机构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需要凭借自己的产品质量立足。 《行政许可法》的第十三条指出：“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的第二十条指出：“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大学以什么样的方式招生？确立怎样的招生标准？应该是大学“能够自主决定的”，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是“能够自律管理的”，也是“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并不需要行政许可。政府的过多干预，违反了《行政许可法》。 3中全会《决定》中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应该允许大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来选择学生。 中国30年发展的最重要成功经验是：改革为中国注入了发展动力，引入了优化机制。改革以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儿，改革以后则干好干坏不一样。干不好的要“让位”，要“下课”，要“退出“。一样的地，一样的人，以往是打出的粮食不够吃，现在是打出的粮食吃不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展动力”和“优化机制”。为什么高考改革30年“绕道走”？原因就在于缺乏动力，缺乏优化机制。 文理是否分科？学术型与技能型大学怎样分流？高考与学业考试各自怎样影响招生？高考科目怎样调整？是否降低英语的分数比重？英语一年几考？这些问题固然需要认真对待，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今天，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贯彻3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怎样落实3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高考改革需要“标本兼治”，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是“本”。只要在“治本”方面有所推进，“治标”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今天，高考改革反对者的一个最重要、最堂皇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维护公平”。这些人认为，在今天中国的信用环境下，现行高考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好方式。但是，这些反对者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这些反对者，并没有想清楚，进行高考改革并不是为了追求公平。 世界闻名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17世纪传教士将中国的“考试取人”方法介绍到西方，得到西方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大都源于中国的科举。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在朝野的一片批评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猛烈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科举被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它既没有为中国带来政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带来国富民强和国家尊严。科举失败的原因在于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压力，才取消了科举。 1977年，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之前的“推荐方式”相比，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农村孩子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下降。 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发表《对高考试卷的统计分析》一文以来，我本人已经专门从事考试研究30多年。作为一个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考试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呢？首先，是为了挽救中国教育的“传道”功能。夏丏尊先生在他为《爱的教育》一书写的“译者序言”中批评当时的教育：“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笔者历来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谢小庆：《心理测量学讲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6页）20多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这种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愈演愈烈。这种忽视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面，与30年来高考改革的脚步迟缓有很大关系。 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同时大量存在“企业找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里固然有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今天，在我国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有很大的需求。但是，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愿到非常需要他们的欠发达地区去工作。显然，这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不仅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关注人格发展问题，关注“非智力因素”问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关注人际关系因素在组织效率中的重要影响，有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专家开始关注“情商”或“情智”。对于那些能力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决定其成就大小的因素往往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不论是治学、经商、从政，许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 近年来，一些管理学家通过对丰田、索尼等成功企业的研究发现，市场营销策略、技术开发、管理水平等固然是这些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使这些企业保持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因素却是其“核心价值观”，是其“服务社会”的企业文化。 但是，在今天高考指挥棒主导的应试教育，普遍存在着“重才轻德”的问题。“以分数取人”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强调知识记忆的高考，不仅损害着学生能力的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着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所损害的不仅是教育“授业”的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着教育“传道”的效率。在这种应试教育中，“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其次，进行高考改革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是为了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 1949年以来，被世界公认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中一大批最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学习科学。近30年来，许多北大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系的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深造，进入了美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迄今尚没有一个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是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被摧残了，是孩子们从小就受了“童子伤”。“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应试教育”，不仅浪费了学生宝贵的生命，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学生汲取知识的胃口。 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是培养不出来的。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小心翼翼地呵护下，才能存活，才能发展。非常不幸，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早早地就被应试教育摧残了。这是63+1年来北大、清华、复旦的物理、化学、生物系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我国的主要领导人反复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低技术含量、低效益、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要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能靠人才。培养人才，要靠教育。没有可以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没有杰出人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一句空话。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人才。今天，我们必须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必须对考试进行改革，必须逐步扭转“学以应试、教以应试”的局面，必须弱化考试对学习活动的约束力。 我们进行高考改革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而是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为了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 像百年前废除科举一样，像30年前恢复高考一样，高考改革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今天高考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公平方面的问题，例如地区间录取率的差异问题，地区间名额分配的不平衡问题，等等。这些，都属于高考改革的任务，都需要认真予以解决。但是，这些并不是高考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想清楚了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才可能正确看待今天降低大学招生中考试比重的种种努力，包括引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扩大自主招生比例，增加面试，校长实名推荐，更多地参考平时成绩和成长记录，等等。
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以权谋私现象。一些人以此为口实，反对扩大高校招生的自主权。这种反对是因噎废食式的反对。 实际上，从2003年教育部赋予22所重点大学招生总名额5%的自主招生权以来，绝大多数大学对自主招生过程进行了高度严格的监管，保持了很高的透明度，出现腐败现象的比例是很低的。 为了使高校合理地使用招生自主权，需要一条完整的约束“链条”。今天，在这个约束“链条”中还缺少一些环节。这是产生个别腐败现象的原因。我们应该理解，“链条”的各个环节不可能同时形成，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予以打造和完善。坚守住“链条”中的已有环节，可以为其他环节的打造创造条件。实际情况是，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已经对高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2001年开始的“新课程改革”也已经将高考逼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已经对长期改革迟缓的高考形成了合围之势。约束“链条“的一些重要环节今天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应该通过加快改革来促成约束“链条”早日贯通，而不应该放弃已有的进展。 高考改革长期进展缓慢的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学缺乏“抢生源”的动力。很长时间中，国家包销产品（毕业生），大学校长基本不对办学质量承担责任。那时，在高校中不仅没有人关心“原料（生源）”的质量，也没有人关心“生产过程（教学）”和“产品（毕业生）”质量。本来，一个“厂长”不该随便将原料的采购权交给外人，但是，在很长的时期中，我国那些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任职的大学校长们，对基本放弃招生权力的状况却泰然处之。 这种状况已经发生变化。在就业的压力下，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在高校招生中已经出现了“抢生源“的现象。在媒体上，也时而可以看到对大学“抢生源”的批评。今天，校长们已经感到了压力。校长们开始关注“产品”的销路问题，开始关注毕业生的质量，开始关注“生源”，开始致力于改变“原料采购”方面大权旁落的现象。 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问题上，我们不可因噎废食，我们需要以“前进”而不是“倒退”来解决今天存在的问题。
反对高考改革的另一种说法是：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将不利于农村的孩子。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高校中农村孩子比例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注意：这一事实是发生在高考“岿然不动”的情况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这是僵化、陈旧高考制度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高考改革的结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在1977恢复高考之前，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这些人真是想为农村孩子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主张取消高考，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 为了给农村的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必须放弃体现在现行招生制度中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如果仅仅以考试分数取人，农村孩子并没有优势。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一流大学，绝不讲什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明确说，对来自经济地位低下家庭的孩子，对少数族裔的孩子，对女孩子，要降低分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就是要保持学校文化的广谱性，就是要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在童年没有得到很好教育的人提供机会。 罗蒙诺索夫出生于俄罗斯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直到19岁，他才第一次走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正是这个小时候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渔民的儿子，后来成为“俄罗斯科学之父”，成为俄罗斯的“文化彼得大帝”，创建了莫斯科大学，为俄罗斯民族的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孩子中，也可能存在一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重点高中”、没有能够考出高分的“罗蒙诺索夫”。只有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只有放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才可能为这些潜在的中国的“罗蒙诺索夫”创造机会。 如果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基本解决了教育不均衡的问题，从城市到农村，从土豪的孩子到屌丝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时，我们可以重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综上所述，笔者殷切地期待着3中全会决定可以尽快得到落实，期待着《行政许可法》可以逐步得到落实。那样，考试的主要功能将不再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管理”，而是一种基于考试自身质量的“服务”。伴随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的引入，那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高质量的考试将得到鼓励，那些导致学生“厌学”的、质量低劣的考试将被抛弃。那样，使学生“厌学”的考试到处泛滥、使学生“爱学”的考试寸步难行的荒唐局面，将得到扭转。只有使“爱学”的孩子们获得更多的机会，中国才可能在今天激烈竞争、烽烟滚滚的世界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2014-06-09
高考改革需要标本兼治 （按：本文已发表于国务院发展中心主办《经济要参》2014年第17期，4月23日出版。） 18届3中全会给人印象最深的改革信号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见《公报》） 在3中全会《决定》中说：“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见《决定》第42条） 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尤为重要。能否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遇见困难绕道走，使许多问题累积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高考改革就是一个被“绕道走”了30年的难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批评，在《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从那时起，高考改革就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3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学的升学率已经大幅上升，“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那时，应试教育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结束。今天，“应试”已经向下延伸到幼儿园，向上延伸到大学本科教育。 在高考改革方面，或许，我们可以从美国的“高考改革”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 学术评价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是美国的“高考”，是美国大学招生和提供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依据。2013年有160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参加了SAT考试。近年来，许多中国高中毕业生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SAT考试，不少人通过SAT考试进入了理想的美国大学学习，获得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 SAT于1926年开考。SAT的主持者是美国的大学理事会，具体的命题和考务工作的承担者是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ETS组织的考试还有托福、托业、GRE等中国学生熟悉的考试。 在2014年3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学理事会主席科尔曼公布了SAT大胆的改革方案，说明了将于2016年正式开始实施的新SAT的详细情况。SAT的改革主要包括：满分将从2400分重新回到1600分；考试设计为“2+1”，两个必考部分：基于证据的阅读（Evidence-Based Reading）和写作，另加一个作为选考的单独的50分钟的作文。作文成绩单独报告，不计入总分；考试时间将从225分钟缩减到大约180分钟（不包含选考的50分钟的作文）；同时提供纸笔和计算机两种考试方式；以往，对于选择题不答题不计分，如果答错题要倒扣分。在新SAT中，对于答错的题目将不再扣分；以往，数学部分考生可以使用计算器。在新的SAT考试中，数学部分的某些题型仍然可以使用计算器，但某些题型将不再允许使用计算器。 实际上，大学理事会和ETS一直不断地对SAT进行着改革。1982年，SAT用基于现代项目反应理论的新的等值方法取代了原有的基于经典测验理论之上的线性等值方法。2005年，SAT从原来的言语和数量两个部分改为审辩式阅读（critical reading）、写作和数学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满分是800分，将SAT的满分从1600分改为2400分。放弃了原有的反义词、类比等题型。 大学理事会和ETS为什么持续地对SAT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呢？这是由于市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大学入学考试这一领域中，ETS面临着另一家考试机构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merican College Test，ACT）的强烈竞争。ACT于1958年成立，在60年代末期，每年有150万人参加SAT考试，仅有40万人参加ACT考试，那时，多数大学只承认SAT成绩，只有美国中部的少数大学承认ACT的成绩。今天，多数大学既承认SAT成绩，也承认ACT成绩。2012年，参加ACT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参加SAT考试的人数。这是SAT持续改革的最根本因素。 由于“联通”和“中国移动”的出现，“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大大提高。竞争导致优化，竞争带来质量，竞争形成制约。今天中国教育发展固然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但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远不尽人意。今天的情况是，不论多么糟糕的校长或教师，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当校长、当教师。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再多的投入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与此相仿，高考改革长期“绕道走”的症结在于缺乏必要的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考试的科学化水平高低，考试质量的好坏，考试改革进度的快慢，与考试主管机构和主管人员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考试科学化水平再低、质量再差、改革进度再慢，有关的机构和人员仍然可以继续主管考试。这才是高考改革迟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任何进步和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对于SAT来说，改革的风险是失败，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对于我国的考试主管机构来说，改革存在风险，维持现状却没有风险。不同的风险机制造成了改革的不同进度。 据笔者了解，高考的主管人员们在改进完善高考方面是很努力的，也是很辛苦的。这种努力的动力是“觉悟”而不是“压力”。我认为，仅有“觉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机制”。 根据2003年第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于2004年7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精简机构搞了许多次，每次都下很大决心减肥，但不久又重新“发福”，原因就在于没有转换政府职能，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利存在太多“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一些需要政府进行管理的事情，政府却没有尽到政府的管理职责。一些本来不需要行政干预的事情，政府又干预太多。这种现象，在考试领域中尤为突出。 政府该管的是考试质量。考试是一个衡量人的能力的“天平”或“体温计”。这个“天平”或“体温计”，本身存在着质量问题。有的质量较好，可以基本准确地反映人的能力水平。有的质量较差，在测量的过程中存在很大误差。“高分低能”的考试就是存在质量问题的考试。这个体温计的质量如何？这个考试的质量如何？何以见得一个人没有通过某项考试就不能完成未来的学习任务？证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政府该管的，但是没有管。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己任的政府，虽然兢兢业业地监督着关系人民日常生活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质量问题，但对关系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考试质量却在长达30年的时间中几乎是不闻不问。 政府不必直接管的是考试的编制和使用。在美国，政府对考试的编制和使用几乎是不闻不问。考试的编制和使用由大学理事会、ETS、ACT等民间机构承担。这些机构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需要凭借自己的产品质量立足。 《行政许可法》的第十三条指出：“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的第二十条指出：“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大学以什么样的方式招生？确立怎样的招生标准？应该是大学“能够自主决定的”，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是“能够自律管理的”，也是“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并不需要行政许可。政府的过多干预，违反了《行政许可法》。 3中全会《决定》中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应该允许大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来选择学生。 中国30年发展的最重要成功经验是：改革为中国注入了发展动力，引入了优化机制。改革以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儿，改革以后则干好干坏不一样。干不好的要“让位”，要“下课”，要“退出“。一样的地，一样的人，以往是打出的粮食不够吃，现在是打出的粮食吃不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展动力”和“优化机制”。为什么高考改革30年“绕道走”？原因就在于缺乏动力，缺乏优化机制。 文理是否分科？学术型与技能型大学怎样分流？高考与学业考试各自怎样影响招生？高考科目怎样调整？是否降低英语的分数比重？英语一年几考？这些问题固然需要认真对待，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今天，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贯彻3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怎样落实3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高考改革需要“标本兼治”，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是“本”。只要在“治本”方面有所推进，“治标”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笔者殷切地期待着，3中全会决定可以尽快得到落实，《行政许可法》可以逐步得到落实。那样，考试的主要功能将不再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管理”，而是一种基于考试自身质量的“服务”。伴随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的引入，那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高质量的考试将得到鼓励，那些导致学生“厌学”的、质量低劣的考试将被抛弃。那样，使学生“厌学”的考试到处泛滥、使学生“爱学”的考试寸步难行的荒唐局面，将得到扭转。 在2014年3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学理事会主席科尔曼说：今天美国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考试，而是更多的机会。SAT的改革，带来的不仅是评价，而是更多的学习和就业的机会。笔者相信，伴随3中全会精神的落实，中国的学生们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只有使“爱学”的孩子们获得更多的机会，中国才可能在今天激烈竞争、烽烟滚滚的世界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201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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