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合历史留下的斑斑伤痕

作者：陈道明  《南方周末》专访

来源：凤凰网 发布时间:2014-05-22

对陈道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钱锺书。一段时间，他们都曾是在中国“什么也不是”的知识分子。陈道明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像，就是一张很像自己父亲的脸——戴着相似的眼镜。

对我们来讲，绝对不能忽略《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

小说相当于《归来》有一个一共500页纸的小传，我们只演它的460页之后，但小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用。

电影和小说精神上是一致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一个普通妇女的坚守。

不是在控诉，没有怨言。这是一个愈合的故事，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

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陈道明

张艺谋看美剧《纸牌屋》，是陈道明推荐的，推荐并不是因为有多好——甚至他觉得第二季剧情“有点离谱”，推荐是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故事的另外一种拍法。

和《纸牌屋》的主演凯文·史派西一样，陈道明也是舞台剧出身，无论面对影视作品的镜头，还是面对南方周末的采访镜头，陈道明都保持着自己的舞台节奏，这是一种难以攻破的气场。

影片《归来》，是陈道明和张艺谋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英雄》——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的标志性电影。也是从那部影片起，人们开始用另一种姿势“批判张艺谋”。

“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的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陈道明一直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一个词的重要：愈合。

“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粘接它，愈合它，这会产生感动。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今天的陈道明，受到两个人影响：一位是他父亲，一位是钱锺书。

1989年，陈道明面临两个选择：拍《围城》，还是做《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正大综艺》第一期找的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面临职业选择。按理说那个节目利益大，知名度也大。”

众所周知，陈道明选了《围城》，此后也从未涉足过电视节目；姜昆做了《正大综艺》第一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后来捧红了杨澜。

1990年代演完“方鸿渐”，陈道明处于浮躁之中，他去钱锺书家三次，至今记得钱家惟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在钱家能闻到的是书香。他感觉到，在文化面前自己“什么也不是”。

有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是什么”。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然后运动、牛棚、五七干校……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文革”的这些“标准程序”：“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

陆焉识是和陈道明距离最近的人物：“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他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类似父亲的脸——戴着同样的眼镜。

“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上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陈道明说，《归来》能和观众“说点事儿”。

“我经常能看到‘仇恨’”

南方周末：我们从“批判张艺谋”开始。

陈道明：张艺谋一定也有不好的片子，我就在咱们《南方周末》上说过，我说逼着张艺谋都去拍“三枪”了。我也觉得他不应该拍出这样的电影，但是我不觉得该让他如临重锤。

我们的社会确实宽容度不够，所谓的尖锐和犀利，往往是基于生理的释放，不太考虑释放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南方周末：不是改变吗？

陈道明：有的是不改变，有的是更差。我陈道明演了很多差片子，说实在很差，并不是我不用心，也不是我用功，创作作品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觉得这个片子不应该这么差，但它就是这么差。

南方周末：为什么“就是这么差”？

陈道明：我归结为能力。第一不能赖编剧，第二不能赖导演，第三不能赖团队，就是你自己解读人物的能力不行。你有没有解读这个人物的本事，包括体现人物的能力。

作家写文章，也不能说字字珠玑，谁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态度，看待一个事情的态度要大于他所谓的能力。我们太结果论了，说这个片子不好，这个人就是王八蛋了，这个人就是无能了，这个人就阳痿，谁又敢说自己在行业中，事事是光彩，件件是标准呢？

我首先看他执行这个片子当中是不是认真了。如果他根本是在玩忽职业，开骂，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他很认真、很用心，但是效果不好，我们是不是该采取另外的方法呢？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方法？

陈道明：讨论式的、提醒式的。现在我经常能看到的是“仇恨”。对于一个作品，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我特别奇怪，这些人的戾气从哪儿来？而且挥之不去，互相感染着，激发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拍一个坏片子，对我们演员来讲，对一个导演来讲，都是有职业代价的。你拍了一个坏片子，下次请你的时候人就含糊了，说给你投资8000万，人说你有这个能力给我赚回来吗？给你投4000万吧。这都是代价。

“来了”，你想吧

南方周末：剧本《归来》什么东西打动你？

陈道明：原因就两个：我们写知识分子的电影很多，《人到中年》、《太阳女人》……很多很多，包括《芙蓉镇》，但我始终觉得没有一个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陆焉识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比较典型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跟我的生活有相当契合的东西，我的父亲。我看到陆焉识，我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

南方周末：一个背影？

陈道明：不是，背影是另外一个。我第一幅画是一张脸，像我父亲的脸。陆焉识的造型里，有几副眼镜，我挑了最像我父亲当年戴的一副眼镜。

张艺谋在找我之前，我就看过《陆犯焉识》，他一来找我，我就说，那个人物形象我有。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画人物的习惯？

陈道明：从开始拍戏就有这样的习惯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演的人物，看完剧本的时候，我就会先勾画这个人物的基本轮廓。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穿长衫，这个人物坐的时候是这样的，形体应该是这样的；我演的时候，会复原这个人物的文学形象和我想象中的画面形象，把他们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对我很有用。

笔最勤的时候是我在学员队里，虽然我只是群众演员，但我会把全剧的角色都画出来，比如说《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大大应该是什么样的，童阿南应该是什么样的，春妮应该是什么样的？特别可惜，那些画现在找不着了。现在画画其实很功利，只是用时才提笔，非常荒芜无力了。

南方周末：说说你当时认为的陆焉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道明：当时一边讨论剧本我就一边在想，这个人物到底从哪儿入手为上？

借用形象、借用细节、借用情绪、借用想象力……在形象和文字中间磨来磨去，琢磨出来一个我想象出来的陆焉识和我父亲的结合体，此乃画中人。

我只有通过我经历过的、体会到的，从小记事以来能够想起来的，在各种运动面前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这是谁都不会代我体会的。

我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特别瓷实。陆焉识是我演过的数十个人物中，跟我生活距离最小的，我想起陆焉识，就能想起我的父亲。不管是《围城》也好、《末代皇帝》、《康熙王朝》、顾维钧，角色其实离我生活挺远的。我只能是照猫画虎描着来，唯独这个人物是我可以体验着来。满目皆是陆焉识。

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这都是通的。这个人物我没有觉得在创作上给我造成剥离感，没有距离。一部电影不可能去还原历史、解读历史、认定历史，但一个电影可以记录历史当中典型且永恒的一瞬。

南方周末：你父亲的命运如何？

陈道明：还算庆幸，起伏不算很大。我父亲的经历也蛮丰富的，还是我父亲相对老实吧。命运多舛有时候跟自己的性格有关，他还好，起伏属于丘陵式的，不像陆焉识是悬崖式的。我父亲的焦虑、恐慌可能大于苦难，没有太多具体的非常苦难的过程，当然，“五七”干校、牛棚，这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焦虑和恐惧大于苦难，怎么理解？

陈道明：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不焦虑吗？你一听见敲门，是不是抄家来了，你不恐惧吗？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那时候睡觉睡得早，“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们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这个“来了”，你想吧，正是抄家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

反正我把苦难当经历，把经历当财富了。这是我们转换基因的一个最好方法。

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合，这里头有悲悯的东西，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人还在愈合。这个电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给它扣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但希望从此你对张艺谋电影的看法能有所改变。

“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

南方周末：《归来》的开篇，是那个特定年代里，亲人的背叛和出卖，但是几笔带过。

陈道明：背叛和出卖，只是情节的增递，情感的一个交织，它形成不了一个层面。我也跟导演讨论过，我们到底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每个电影都期待感动别人，其实感动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感动的目的是想改变别人，改变别人的思维方式，改变别人的情感状态，改变别人的人物关系。比如说看完电影出去，对别人好了，对别人善良了，哪怕是一时的，也都算改变。

我跟导演说，所谓的眼泪有三种：第一种叫喜极而泣，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梦了，现在中国电影从剧本到演员，一直到导演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是妄自菲薄，做不到喜极而泣，太高级了；第二种叫伤心的眼泪，比如说《苦菜花》那种，特别惨，把挺好的东西弄碎了，哭啊，伤心啊；还有一种叫愈合，叫感动，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在粘接它，在愈合它。这种会产生感动，也是眼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南方周末：而不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怎么被砸的？

陈道明：告诉别人一个东西砸了、坏了，很简单；但是我们把别人砸了的东西，缝上，把它愈合好，这很难，也很伟大。

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这是陆焉识最大的坚持。我们这个电影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

有场戏，女儿跟我说：爸，是我告发的你。我当时就琢磨这个应该怎么表演。按通常的表演，会很丰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性事实，女儿终于跟我说我有罪了，是我出卖你了。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我什么都不想演，你不要给我脸，你拍我的背影就行了。

最后这个镜头就是我的侧后背，她跟我说完了这件事后，我稍稍一扭头，这事我知道，很平淡。任何表演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过去历史的大度。

还有一个细节，我去我的同学家，去找大卫的照片，他的太太告诉我，大卫自杀了。按照一般的状态就是：“啊，自杀了？”会突然间很悲天悯人的那么一种状态。我的处理就是：“哦。”完了，连头都没抬，都没看对方一眼。为什么我这么处理？陆焉识见过太多的死人了。他已经是“曾经沧海”的一个人了，他到底怎么表现这个？我用的是减法，陆焉识只考虑明天该怎么办，昨天的事情一概不记得。

南方周末：忘了昨天？

陈道明：过去说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我们很多在国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这个电影——不是！这个电影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坚持，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在坚守。在任何国度、在任何制度下，他们都是伟大的先辈。

有些文章说，张艺谋又拍过去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根本不是。

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没有。你看陆焉识念信，我为什么这么处理？很美！我一点没处理他是苦的，而是很平淡的，我近乎于播音速度来处理这段戏。什么叫播音速度？就是理性速度。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创作，累就累在这些细节上。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南方周末：有一场比较激烈的戏，当你终于知道，谁害了冯婉瑜，你去他家找他，身后拿一个锅铲。

陈道明：知识分子的懦弱，还是心灵上的那种。不管怎么着，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经历，对于他来讲会造成一定不完整、不健康的性格和心态。到底怎么处理，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这个侧面，也是花了一番功夫。他理直气壮地去找对方算账，结果发现这个人也被关了起来，自己被这人的老婆臭骂了一顿。谁也没有想到，害我的人最后也是一个受害者，这是命运多舛。

要说体会这个电影，你可以体会很多，这个电影有很好的文学基础，选择的角度有一定的哲学思辨，又有社会观照，又有人文关怀。

《归来》一定也是给年轻人看的电影，它不是一个特定环境才能产生的情感的简单表述，它写了一个通古的人们的精神，没有年龄差异。

南方周末：这个通古的东西是不是人性的力量？

陈道明：对。一个人情感也好、信仰也好等等，坚持何等可贵？知道有结果的坚持可贵，知道没有结果的坚持更可贵，因为那叫信仰。

南方周末：但人性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陈道明：这就是电影和生活的区别。不管哪个电影，它都要对生活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精神上的扩大，或者是力量上的扩大，或者是情节上的扩大，或者是表演上的扩大，这就是一个电影所应该做的事情。

电影不是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提高、集中，形成一种别人觉得“没有这么可能大的力量”。

南方周末：你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如果你身处那个年代，你女儿背叛了你，你也会像电影之中那样原谅自己的女儿吗？

陈道明：最好不做这种假设，我不去体会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会叫你心情不好，我为什么非得假定我的女儿出卖我？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和你父亲都经历过“文革”，你们当时亲历或者眼见过什么记忆犹新的出卖和背叛吗？

陈道明：太多了，我们家没有，但是我见过，包括同学的家里都有。正常吧，只能这么说。他出卖了他哥，那个出卖了他爹，还用什么深刻吗？已经很深刻了。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你不平静又怎么样呢？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鬼子来了还是有汉奸，对吧？如果真的再来这么一次运动，还有没有人出卖自己的亲人？我相信会有，只不过可能出卖的方式不一样，出卖的角度和后果不一样。

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中国的历史不能再是循环史了，希望永远都是发展史。

南方周末：在你真实的“文革”记忆之中，有像影片这样坚持、坚守的吗？

陈道明：我相信有，而且我相信为数不少。那时候人们的风骨要比现在硬朗，不然“文革”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自杀？自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算是风骨吧。

南方周末：自杀是风骨还是熬不下去？

陈道明：熬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妥协、完全可以投降、完全可以出卖、完全可以背叛，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自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不能简单地说，他为了逃避现实，为了解脱。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砸烂简单，粘合太难

南方周末：现在中国的影视作品，反思类的越来越少，愈合类的越来越多。

陈道明：我爱看这样的，尽管我觉得那句大标语还在我脑子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作为我的文化期待，我还是希望愈合为主。这个我不强求别人，有人就愿意看血淋淋的，有些人就愿意看花前月下，没有对与错。

南方周末：你自己都主动愿意看愈合型的东西，是不是说明，大家不愿意拍反思性题材，跟市场有很大关系。

陈道明：不是，愈合的东西说实在的，挺难拍的。你仔细想，撕开的东西好拍，比如说这一家子我们想办法让他们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好写。从父亲、母亲打，然后到子女打，再到邻里之间打，把好端端的人物关系弄得支离破碎，靠这样的故事吸引观众不难；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愈合，这个可就难写了，砸碎一件东西容易，要把砸碎的东西一片一片粘起来，还原——尽管它完全还原是不可能了，但是还有人坚持去努力地还原，恢复到一点痕迹都没有，是难上加难。

南方周末：调查、指正，谁把这个花瓶砸烂了呢？

陈道明：那是另外一个电影，或者说不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承担的使命。

南方周末：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张艺谋，现在中国现实题材少，到底是政策上不允许，还是市场不允许？

陈道明：我不觉得一个好电影跟审查有绝对关系，它是相对的，这方面是有影响的，我不否认，但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给自己的无能当挡箭牌。就像我没演好戏，不能怪导演、怪编剧。

南方周末：喜剧的忧伤？

陈道明：确实有它的条框在那儿。但我觉得很多人是拿这个来当说辞。国外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是人性的主流电影，跟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当然，放开了可能会题材更广博，但是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民生故事、不牵扯到敏感问题的故事，能不能写出感人的、好看的东西呢？问题是我们不会写，我们写不好，于是乎怎么办？我们得找一个挡箭牌。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保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能全躺在一个理由上给自己做挡箭牌。

南方周末：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现实题材的本子？

陈道明：有。

南方周末：你没有选择，为什么？

陈道明：只能说跟我的喜好相左。我还是希望给我送来的，是一个好的文化作品，能够和观众说点事的东西，不是让观众纯粹拿生理来看电影，哭、笑……出门，没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作品符合自己的观念很重要。符合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你拍起来会很顺利，你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剧本的基本理念，并传递给观众。跟自己相悖的时候，你就会去提出很多跟剧本相对立的想法。我现在一看着剧本是在我的美学范畴、文化范畴、情感表达范畴的，我继续看下去，如果不是，我就不看了。

南方周末：你的审美观是什么？

陈道明：比如刚才我说的“三种眼泪”，我选最后一种，感动的眼泪。你现在给我一个特别惨的电影，叫人哭得能把眼珠子哭掉了，我不想拍；那些胡闹的，比如说现在那些打日本人的戏，所谓的神剧，我也不可能拍，已经超出我的范畴了。这些戏不能怪编剧，因为公司需要；公司为什么需要？因为电视台需要。至于观众需不需要，我不知道。只有那些演员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演得越认真就越可笑。

南方周末：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你一定熟悉杨绛。《围城》讲述了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洗澡》讲述了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干校六记》讲述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杨绛的作品有可能被电影呈现吗？她的故事都不是“尖叫式的”。

陈道明：我都看过。你要说从精神内核，从文学角度来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它变成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所有好的文艺作品都是好电影坯子。

第一，从文学到电影的适应性，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适应的表现形式，不知道；第二，从众性，作为一个电影去展现那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变成人物、变成故事、变成人物关系交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编织起让观众注意的东西。因为我们拍任何东西，目的就是要让人看，你这个东西才有价值。

我手里有一个夜明珠，世界上除了我知道，我太太、我女儿知道，谁都不知道，这夜明珠就等于没有意义。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通常讲叫有价值的事。不管这价值大和小，但是要有。

南方周末：你说的愈合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像杨绛那样很平静地讲述那个残酷年代的故事，那个东西是不是会更有力量？

陈道明：也很难说力量的大和小。所谓的力量感，这力量感冲击角度不一样。你说打脸疼还是打胸疼？很难说。打胸能把人打死，打脸巧了也能把人打死，你说哪个力量算大呢？

“别吹，实事求是”南方周末：很多中国演员看了《纸牌屋》后都在感叹，自己别演了。

陈道明：那也不至于。如果我们编出这么一部戏来，我们再有这样的制作环境和制作经费，我们也未必一定拍不出来，真是未必。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好剧本，可读性的剧本、可观性的剧本，再有这样的经费，有创作的相对从容。当然还得有一批捧场的观众，因为不是所有好的作品，观众都是捧场的，反而国外一些很扯的作品，观众会去捧场。我们的创作其实很不从容、很慌张。

南方周末：慌张是市场造成的吗？

陈道明：因为钱，那还不容易吗？更多的是因为名和利。所以创作本身只有疲劳，兴奋鲜于快乐，真的鲜少快乐。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跟钱锺书接触的时候，他改变了你的文化观和处事态度。

陈道明：1990年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三次天，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让我想了很多问题，我跟我父亲也聊过这个问题。我父亲当时不愿意让我干这一行的，但我当时如果不干这行，是必定要上山下乡的，于是就这么着干了这一行。

明白了这个职业，你的存在可以老实一点，这是一个夸张的职业，你的优点容易让人夸大，你的缺点一样容易让人夸大。你惟一的方法就是既不求人表扬你，也争取叫人家少批评你，你做到平稳，别没事总坐过山车。

钱老先生他们家，你知道惟一响的东西是什么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惟一响的东西是药锅子。煎药的药锅。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在他们家可以感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真实。你突然感觉，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思考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南方周末：现在从容吗？这么多年来。

陈道明：比那时候从容多了。从容不从容其实并不重要，你少了一些焦虑。

我们的焦虑大部分都是自找的。你在马路上、你在单位里、你在饭桌上、你在歌厅里头，一天到晚听着一些不该听的事，跟你无关的事情灌到你脑子里，这些垃圾你总得消化。你看我们现在饭桌上谈一些东西很多都不是美好的，你一天到晚这样焦虑，自己能好得了吗？

我女儿跟我说，网上说我在海南打球输了三千万。我说我特别想见见这个人，跟他聊聊，你怎么知道的？还有人说陈道明拍广告耍大牌、迟到，说我耍大牌，这行，但是你说我迟到首先就是错的。我这个人痛恨迟到，甭说拍广告，我跟别人打球吃饭都不迟到。我如果真是迟到了，我一定会很郑重地跟人道歉，而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们基本的都不了解我，就敢造这个谣，你说他是不是成心制造焦虑呢？不要理他，一笑了之。有太多哗众取宠的闲人了，这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代。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演员，你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家所敬爱的演员，而这个敬爱……

陈道明：里头有想象。

南方周末：敬爱多过于热爱。

陈道明：就这种敬爱也是有很多想象的，在替我完美。我没有这么完美，我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我的情绪，别给我想得太好，只是别把我想得太糟就行了。我始终认为，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让天下太平。

你要往好了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伤害和危害，对别人没有威胁，我也不想威胁别人。至于给别人有多大的帮助，我尽我的能力，于人、于家、于社会都是这样。

南方周末：我理解的敬爱更多的是从你表演的角色来看，大家能够记住每一个你，而多过记住角色。

陈道明：包括演得不好的。我的孩子，我也知道有些很丑。但别人一说丑，有时候我心里面不太舒服，就这么简单。我自己可以说我孩子丑，你说我孩子丑的时候，虽然你说的是实话，我心里还是别扭。我有很多丑孩子，或者是不完美的孩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孩子里头也有短处，就像我们的《归来》，我们说得天花乱坠，里头一定有疵点，一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定有叫观众觉得做得还能更好的地方。别吹，实事求是。

 

 

附：

我看电影《归来》

作者：不知道分子

来源：网易 2014.5.12

早听说张艺谋在沉寂一段时间以后拍出了一部让人瞩目的新片《归来》，根据中国著名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又听说美国的知名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归来》以后哭了整整一个小时。我不免心动，于是也经不住诱惑而走进电影院。

起初，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动情，要认认真真地看《归来》，可是看了不到几分钟眼泪就下来了。越是认真越是掉眼泪。明知是表演却依然被剧情深深打动……

影片讲述那个苦难的文革年代，一个男人被冤枉打成右派，后来他获得平反之后意外归家的故事：“老右派”陆焉识（陈道明饰）与妻子冯婉喻（巩俐饰）因历史错乱多年未见。到等平反的丈夫再次归来时，失去亲人记忆的妻子却已认不出他了。光阴失去、英华无存，他们各自怀着内心执着的爱，在痴情的等待中一起慢慢变老……

影片浓缩了一个苦难的历史，在那个荒唐而畸形的年代，人性被扭曲、人心冷酷、整人者自己又被人整。同一个家庭的夫妻与儿女在大时代的特殊背景下，亲情被彻底分解，纯真善良与邪恶对抗，所有这些被血淋淋地展现出来。人性要么被压抑，要么被埋葬，要么被异化。

巩俐与陈道明的表演是极其出色的，不愧为大明星。两位演员最为出彩的是善于用眼神、和面部表情传递心声。其中一个情节是全剧的高潮，达到了撕心裂肺的程度——陈道明在劳改中逃跑回家，他却有家不能回，而留言要与巩俐在火车站一个天桥下会面。那知道因为女儿丹丹（张慧雯饰）的出卖告密，使得陈道明再次被抓而最终未能与妻子见一面。妻子却受到严重刺激从此失去记忆，悲剧进一步深化。

《归来》中新谋女郎张慧雯的表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张艺谋的确是调教培养新演员的高手。张慧雯来自于北京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她把在文革家庭中成长起来那种单纯而充满理想的革命青年的气质演的入木三分、不留痕迹。可惜，也许是原著就如此或是张艺谋的意图，丹丹也像样板戏中的英雄一样不食人间烟火，至始至终不见一个伴侣和家庭出现。

张艺谋删除了原著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与社会关系，取其认为精华的部分，并采取极简主义的表现手法。让人很容易看懂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但也许又显得过于单调。而只要用心去看，也能受到剧情的极大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