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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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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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整理照片，不经意地看到了几年前我的初中同学树琴从母校网站下载的全班照片，她还搜寻到了许多同学如今的照片，剪裁粘贴在一起做了比对，看过的同学无不感慨万千，我更是赞佩树琴的聪明勤谨和耐心，能把百张新旧照片搜寻到一起，是多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1963年9月1日，我们成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一3班学生，45人从此朝夕相处，1964年春天，又转来两个同学，即46号、47号（遗憾的是46号少年照片缺失，而47号现在照片缺失)，20号和34号随父母调动，分别去了太原和天津。我们仍旧是45人，一直到1968年上山下乡才各奔东西。我们共同拥有过一个漫长的初中（5年）。 大家在各自的小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小姑娘啊，要不怎能考上北京最好的女中？第一排5人中就有三个是大队长。 我依次端详着这些稚气可爱的小脸，往事浮想联翩，心情真的很激动。 再看现在的我们（个别同学没联系到） 48年过去了！有谁能不老？！岁月的沧桑改变了每个人的容颜。可是仔细端详，又觉得谁都没有变，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如果说人生是一部连续剧，我们中可有谁没有经历过来路上的曲折跌宕？可有谁没有品尝过生命中的苦辣酸甜？ 打小上学，我进过的正规学校总计七所，度过的时光有17年（包括文革），能叫上名字的同学总有几百人吧，可是，我和这些初中同学走得最热络，感情最亲密。究其原因，是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特殊的岁月。 最特殊的共同经历是文革。简而言之，文革就是人人受害，今天你伤害别人，明天就有伤害落到你头上，没有谁能够幸免，简直就是一个大魔咒。我班的同学大多性格平和、本分、善良、胆小，即便是红卫兵也没有做过出大格的事，譬如打校长、斗老师，更甭提组织、策划任何过激活动了。尽管平时大家不喜欢班主任赵老师的絮絮叨叨，却一致认为他不是革命的对象，连对他吆来喝去讽刺羞辱的事都从未有过。我们班做过的大事也就是把我揪出来，批判孤立而已。许多年以后，我了解到学校各班斗争学生的事，完全是工作组秉承上边的指示统一部署的，原因大抵是文革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日子里，刘邓二领导错误地估判了形势，以为又要搞“反右”呢！我虽被批斗孤立，却没有给我留下精神后遗症，除了我性格倔强不服人、不自我贬低以外，便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了。她们平和的目光对我就是温暖，就是援助，私下里很少有人对我疾言厉色或故意歧视，让我早早地摆脱了心灵的孤立。文革中的伤害，需要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几十年过去，我们有了更多样更复杂的人生阅历，再回顾文革中的个人遭遇，就有了多视角多方位的认知和感想。对于我个人，它早不再是精神包袱，而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就有了宽容、谅解的心胸。 第二个共同经历是上山下乡。这些稚气可爱的小伙伴，有18人和我一起去了北大荒，成为屯垦戍边的荒友。有7人和我一个连队，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马架子，在艰苦的劳动中一起度过青春时代。还有一些同学去了内蒙山西的农村插队。留在北京就业的同学，也是从挡车工、售票员、小学徒做起，劳动的艰苦并不逊于我们。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只是在起跑时被人为拖后了，艰苦的生活给予了我们韧性、爆发力、抗打击的能力、平常心等等，是不可多得的收获。 回城以后，我的同学人人都在逆境中奋起，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成为行业中优秀的人才。这稚气、活泼的一群小姑娘，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其中有引领时尚的纺织业老总，有多次在CCTV新闻节目中出镜的水文气象专家，有在钢铁、铁路、计算机等行业中与男性比肩的高级工程师，有金融界的理财高手，有业务精湛的医生，有外语流利的大中学校教师、有党政部门的领导，有出色的社会工作者，还有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有个同学，年过40以后居然考上了公务员，另一同学，今天仍坚持在美国边工作边读博士，不为了别的，就是要让人生更丰富。 我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因能力不行而提前下岗失业。 一条清澈的小溪，曲折迂回，起伏跌宕，终于变成了宽阔的大河，包容、平静、沉着地流过大地。我们人老了，心却大了，眼睛花了，路却宽了。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给了我们理解一切的能力，宽容心和恻隐心，还有生命的智慧。人生的得失，不是很公平吗？ 2007年秋天，母校90周年校庆那天，我们班来了26个人。班主任赵老师，这个在我们十三四岁时经常唠叨让大家例假期不要喝凉水干重活、小心抻出毛病来，让小姑娘们羞得脸红的物理老师，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了，他依然“唠叨”着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记住两点，一个，你们这辈子都要做姐妹，二，一定要孝敬你们的老人。赵老师说这话时，我的喉头突然为之哽咽。 我不会忘记，在文革初期我被孤立时，同学小六（出身不好，自顾不暇）私下里对我说，别人说什么你也不要背包袱，你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让我牢记一生了。我不会忘记，1968年6月，当我要去遥远的北大荒，母亲因为穷得买不起一顶蚊帐（北京夏天不用蚊帐）而团团转时，同学伍玲从她家拿来了蚊帐，后来我俩又在北大荒的一条炕上紧挨着睡过好几年。我不会忘记，当大批知青返城时，我因在边疆医院当医生失去了知青身份不能回城，我的同桌、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叶维丽，通过她母亲的战友关系帮我调到了离北京很近的华北油田。我不会忘记，我的另一同桌、已故同学小森，在90年代初从外地调回京后，特地找我道歉，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在文革中揭发过你。我并不需要任何同学道歉，但小森的坦诚，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姐妹。后来，我聘请她在我的单位做兼职会计，一直到她病逝。我不会忘记，90年代初，我因母亲患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而心力交瘁时，刚从北大荒调回北京，生活工作都不安定的同学榕年，这个从小就被我们戏称“雷锋”的姐妹，捎口信给我，希望帮助我照看母亲。………… 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边只有一个年长我十几岁的姐姐。我从小就羡慕别人有比肩成长一起玩耍的姐妹。这些同学，早已被我视为姐妹。如果说，20岁时会耿耿于怀自己受到的伤害，30岁时会挑剔谁不顺眼，40岁时会在心里比个高低，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后，的确一切都改变了。如今，我们都已年届花甲，更能以从容的心看待生活和世界。看着这些写满岁月沧桑的脸庞，我有了理解每一个人的能力。我看到了命运面前，人人平等。人生的路谁走过来都不容易。 耳畔响起班主任赵老师的语重心长的叮咛，没错，我们是少年同窗，终生姐妹。 201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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