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实录】：

蚊子

在鲶鱼哈，遇到雨多的年头，蚊子也多。周围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再加上几乎变成泽国的麦田，滋生出来的蚊子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其密度之大，是城里人绝难想象的。

我们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正值夏末秋初，是蚊子最疯狂的季节。刚从城里来，根本就没见过这么大的蚊子，而且叮人这么凶。那时，最怕上厕所大便。成片的蚊子“蚊（蜂）拥而至”，前仆后继。蹲在那里，两只手必须不停地上下左右摢掳，还是“顾头不顾腚”，狼狈至极。

到了1971年，我们已经有些适应了与蚊子斗争的生活。但到了麦收，每天泡在水里、长时间被蚊子包围，又腾不出手来自卫，还是全面败退。当时下地，袖子、裤腿都要扎紧、戴着蚊帽、手套，全副武装。即便如此，脚腕仍然是薄弱环节、即使穿着袜子。有人数过，两只脚腕被蚊子叮咬的包，经常有四十多处，最多时达到过七十处。

那年麦收的最后几天，我们机务排也下地和农工排一起割麦。一天下午，我被蚊子叮咬得心烦意乱，一刀下去，割伤了左手的三个手指。简单处理一下，继续干活。中指上的刀痕现在还依稀可见。

记得有一天收工，走在路上，看到每个人的头顶都被一群蚊子和小咬（一种比蚊子更小的飞虫）包围，形成一个滚动的黑色涡漩。我就猛跑几步，然后立即蹲下，这个黑色涡漩冲到前面，慢慢散去。继续前行，涡漩又逐渐形成。再跑、再蹲。

回到宿舍，也不能安生。麦收结束后休息的两天，白天也一直躲在蚊帐里。

时间长了，形成了拍蚊子（还有更凶狠的虾蠓）的条件反射。一有东西落在身上，立即拍过一掌，且准度极高。多年以后还能在睡梦中拍死蚊子，或许就是北大荒生活留给自己的“遗产”。

 

念书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们小学毕业。本应升入初中，却被文革中断。从66年秋到67年年底，赋闲在家。当时，在中学任教多年的母亲，借回《初中代数》，要我在家自学。她有时给我答疑、看作业。三本书念完，她认为我还是学会了。家中藏书不多，只记得读了《鲁迅全集》和几本小说。

1968年年初升入初中，69年秋天毕业。一年半时间里，多数都是在学政治、搞运动，还有三次“支农”、步行到北京郊区参加麦收、秋收。其间还“踢开教师闹革命”，我还上讲台讲过“数轴”。到初中毕业时，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只有高小文化水平。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文革期间是非常投入、非常狂热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我通读过多遍《毛泽东选集》，马列原著也读了许多。再加上报刊社论、时事文章，政治学习几乎占满了稀少的业余时间。读书、记笔记、写文章，多年坚持下来，语文能力还是有所提高。1977年参加高考，拿到了政治95分、语文90分的高分。当然，那时的文科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文史书籍奇缺，故时至今日，即使有了硕士学位，我还常有“文盲”的自我感觉。

记得是从1970年开始，我开始学习初中几何、初中物理和初中化学，妈妈给我寄来了文革期间的教科书。开始时，我还将作业寄回给妈妈看，但此法时效太差，后来就只能全靠自己了。业余时间本来就不多，再除去读马列毛著、为宣传队写节目的时间，用来读数理化的时间已是非常少了。宿舍里读书环境不好时，就去小学校看书。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读数理化是要被指责“不扎根边疆”、“大学迷”的。但现在回过头看，还是非常感谢4连的领导，没有给我这些压力。其他连队则不然，还有人为此受到过全连大会点名批评。

后来到团机关工作，学习条件就好多了。但又遇到了“张铁生”事件。此为后话。

 

“老蔫儿”

“老蔫儿”是郝志诚的外号，从中学叫到鲶鱼哈，又一直叫到现在。别人叫他的外号，他从来不生气，只是诚恳地一笑。

老蔫儿说话很少，每次开口想说，必先一笑，然后是不紧不慢的话语，时常抖出一些笑料。从来没见过他与谁红过脸，人缘儿极好。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从不惜力。两者加在一起就是“勤恳”二字，服务行业肯定做得好。

大概连领导也注意到这点。很早（从1970年开始？）就安排他烧锅炉。记得开水锅炉最初设在食堂门口，露天，旁边是一口井。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能听到老蔫儿摇辘轳的声音。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开水、洗脸水，都要在大家起床前烧好。

早饭后，大家下地了。老蔫儿要加紧打水、烧水，挑着开水桶下地送水。开水不是只送到地头，而是要追着每个干活儿的人，送到身边。松软的土壤上，空身走都费劲，更不要说挑着两个满桶的开水。数十人星星点点地分散在诺大的地块上，每个人都要送到，绝对是个累活儿。虽然累，却从来没听他发过牢骚，平静而轮廓分明的脸上，总是挂着诚恳的微笑。

上午送完水，下午还要送。傍晚，当大家收工回家、敲打着洗脸盆去打水洗脸擦澡时，锅炉里已经是装满开水了。

后来，在机务排宿舍西头盖起了锅炉房。老蔫儿的工作条件有了稍许改善。

我离开4连后，好多年没见过老蔫儿，直到90年代初北京同学聚会。略见沧桑，笑貌依旧。再后来，我做软件公司，请他给我们公司开车，领教到他高超而平稳的驾车技术、尤其是长距离倒车。他告诉我，回京后学开车，曾到日本做劳务。在东京，每天早晨给多家书店送货。其中有一家书店门前的路是一条细长胡同，必须倒车进去。

可惜，我们的软件公司不长时间就解散了。老蔫儿又去重操旧业，开起了出租车。有时我路过二环路西北角，看到那几排不高的住宅楼，就会想起他，勤恳的老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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