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察哈彦知青纪事》随笔（上）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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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察哈彦知青纪事》随笔（上）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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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察哈彦知青纪事》随笔 【A】情不自禁的联想触发横向比较的念头 在新浪博客上，我连续看到几篇推介《察哈彦知青纪事》的博文，对该书展示了插队知青详细情况赋予相当高的评价。“容豪”认为它是“了解和研究知青运动的一个独特的范本”，“察哈彦是一颗金钉子，是因为这个点位折射了中国知青运动的共同轨迹”，“察哈彦知青走过的道路，也是散落在广阔天地里的广大知青群体走过的大体相同的历史轨迹”。但是，“陶象文”认为察哈彦是“一千七百万知青中破蛹化蝶、极为罕见的小分队”。而“滴水湖”（余杰）坦承“因为自己曾经是在军垦农场度过了知青岁月，对于那些插队落户的知青朋友当年的生活有极大的兴趣”。“小屏”说，“察哈彦知青纪事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岁月中，我们是如何在自我和自然之间找到了使我们激动的新源泉，这也是我们保持着年轻的身心健康快乐源泉。”十分巧合的是，上述几位都没有插队生活的经历，他们的读书体会引发了我对该书的注意。 该书是当年在黑龙江省呼玛县金山公社察哈彦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一个上海知青集体编写的回忆录。那个集体由207人组成，并且存在了十年之久。这不禁使我联想起自己曾经在江西插队，也亲历过知青集体生活，人数30多，历时六年有余，曾经被沪赣两地“知青办”视为难得的知青集体户形式。如今，我第一次知道，还有那么大规模、那么长时间的插队知青集体，不禁产生了一种横向比较的念头。 承蒙博友“老虎妈妈”（方振玉）馈赠一册《察哈彦知青纪事》，使我有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藉此机会，谨向方振玉朋友及该书的作者编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察哈彦知青的业绩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前提——1969年底到1970年初，二百余名上海知青的到来，使察哈彦这个仅三十来户住家、一百余人的村庄里骤然增加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原有的生产格局难以维持这三百多人生计。 看到这样的介绍，我觉得最惹眼的是其中的数字。“原住民”为一百余人，“插队人”为二百余人，二者的比例为1：2。如果按劳动力计算，这个比例估计在1：3左右。这样的“人数比”使我十分吃惊。毋庸置疑，知青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察哈彦知青集体的特点与特色。在插队知青中，如此奇葩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 我听我的爱人说，她曾经插队的安徽淮北一带，村子都不大，十来户人家，安排插队知青两到三人，这可以说是典型至极的“散养”了，成百上千的知青恍如“一盘散沙”撒进汪洋大海之中，波澜不惊。在那里，“原住民”与“插队人”之间的“人数比”大于10：1。按劳动力计算，大约是7：1。所以，插队知青的到达对劳动力的变化并不敏感。换言之，接收“插队人”对“原住民”来说并没有成为明显的负担。 从上述对比中仿佛看到了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而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时过境迁后言及往事时也很少关注当年的“人数比”对知青的影响。但是，我发现自己在1970年秋天曾经注意到这个“人数比”问题，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1970. 9.15星期二阴有雨今天是传统的中秋佳节。我班七个男生和徐、章、赵、程到林场同费一起欢聚。……有意义的是在最后的半个多小时里关于今后的打算之议论。不少人认为，在一些干部看来，接受再教育好就是劳动好，劳动不好，一切皆空。……在我们大队，条件要以一、二、五队为好些，青年的力量容易得到发挥，也比较容易看出来。相反在三、四队，就因为劳动力相对地来说比一、二、五队多，……故力量不易发挥……。 上述日记中，三、四队就是我插队所在的云庄村；一、二、五队分别是东岭背、洲老上、岭山三个村，均归云庄大队管辖。现在看来，1970年中秋节那次聚会上对知青作用的议论是很有意思的——知青能不能显示和发挥作用与知青在村里人数、尤其是劳动力人数中的相对比例有关，直言之，知青比例低使得知青的作用不容易显示和发挥出来。 那次议论没有留下具体记录，特别是没有具体的数字形成量化的依据。十分巧合的是，就在我1970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有云庄村民兵人数统计——基干民兵66人，普通民兵55人，总计121人。根据我1969年10月15日的日记所载，基干民兵为男16～30岁、女16～25岁；普通民兵为男在45岁以下、女在35岁以下。所以，上述民兵的数字121人可以认为是当时云庄村劳动力人数的下限。因为（1）民兵的年龄上限是男45岁、女35岁，而实际生产中的男女劳动力的年龄上限要比这高得多；（2）当时的“阶级路线”是把“地富反坏右”排除在民兵队伍之外的，而他们实际上也是劳动力。由此可见，当年云庄村的劳动力肯定超过120人。当然，民兵统计数中包含了30余名插队知青。所以，“原住民”劳动力至少是90人，与“插队人”的比例即“人数比”在3:1以上。 另外三个村与云庄村的最大不同是“小”，每个村都只有十户左右的规模。其“原住民”人数也可以从民兵人数中推断出来。我从1969年10月15日的日记查得，洲老上的民兵是1个排（男女各1个班，不分基干和普通）；东岭背、岭山分别设独立班（因为人少，不分基干与普通，也不分男女）。 从东岭背、岭山这两个村只设民兵独立班的情况来看，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兵人数最多也只有十多二十人，否则可以设排的编制了，而这两个村的知青人数分别为9人和11人。洲老上设立了由两个班组成的民兵排，那么，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兵人数为二十多人，而该村知青为11人。所以，这三个村“原住民”与“插队人”之间的劳动力“人数比”大致是1：1。 虽然1970年中秋节小聚会谈论的知青作用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从日记中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69年5月4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录——今天又去支援东岭背了。东岭背去年只种140亩早稻，今年则要种到250亩呢！ 当年为田多人少的状况（一个劳动力十亩田以上）而苦恼不已的东岭背何以如此“大跃进”？——把原来的140亩早稻一下子扩大到250亩！重要原因就是1968年秋末冬初一下子来了9个上海知青！当然，这样的“大跃进”并不是一个冬天开辟出那么多水田的，还是托了老祖宗的福，留下了许多由于种种原因撂荒的水田让人们垦复出来。 总之，知青的到来对这三个村来说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生力军”，每个村都突如其来地增加了十来个劳动力，相当于翻倍的力量确实很可观。相形之下，云庄村的知青虽然在绝对数值上相当于另外三个村知青的总和，但是，云庄村的“原住民”远多于另外三个村“原住民”的总和，所以，云庄村三十名知青面对的是三倍于己的“原住民”，在显现知青作用方面也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 其实，1970年中秋节的那番谈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而生活实际则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虽然在1970年初，云庄村插队知青就自发成立了知青集体户大食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插队知青没有人种菜烧饭给生活劳动带来的压力，很快得到上海慰问团和沪赣两地“知青办”的支持，但是，那仅仅停留在宣传表扬上，云庄知青“大食堂”这种模式始终没有能够“发扬光大、开花结果”。而社会大环境使云庄村知青越来越觉得“没劲”、自找出路的越来越多，另外三个村的知青也“难以免俗”，结果，他们在最初两年的相对优势也逐渐丧失。到了1974年下半年，无论是云庄村还是云庄大队，剩下的知青只有“鼎盛期”的三分之二。此时在沪赣两地“知青办”的支持下，几个村子部分知青成立了独立核算的东岭背青年队，当地政府指令生产大队无偿划拨水田、山林等生产资料，上海慰问团牵线搭桥获取价廉物美的机械装备，实际上与“原住民”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格局……。 回顾上述变迁，对比察哈彦的历史，不由得有感而发。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集体的人数变化渐降曲线图，但是我相信，察哈彦的知青集体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压到多数”的人数优势，这样的开局是它维持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说1970年中秋节在山村的议论是下乡将近两周年之际的一种自发的思索，那么现在是时隔四十多年后回首反顾那时那事的内幕真相的一种有意识探索。
几乎都由知青掌握在阅读《察哈彦知青纪事》的同时，我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了署名为刘琪的文章《从上海知青到察哈彦知青》（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9c431070100tvxx.html ），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知青刚下农村时，当地老乡内心并不真正愿意欢迎我们。……安排上海知青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又不是他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公开拒绝接受的。当我作为第三批上海知青来到察哈彦时，还能感觉到老乡对知青的抵触心理和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在这最初的纠葛中，我们知青要负大部份责任。我们思想一度“左倾激进”，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建功立业。自认为读过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而且钢枪在手（武装民兵的枪支几乎都由知青掌握），高人一等。…… 这使我又一次开始了横向比较与思考。察哈尔武装民兵的枪支几乎都由知青掌握，这一情况在那个年代是非同小可的。因为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还是在1967年11月，有一篇文章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的“大批判专栏”里争相转载，内容是阐述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重要性，题目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参见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201851645954/的插图。按照在百度搜索“两杆子”的结果，这个说法源于林彪，而且还有后半句“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我在整理自己1968年11月下乡插队以后的日记时，注意到其中有关基层农村民兵建设的内容。虽然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冲突，但是江西那里的基层农村民兵组织还处于瘫痪状态，直到7月初才开始重建工作，填报了武装基干民兵政审登记表，而正式恢复大队的民兵连是在10月中旬，人数达到一百数十人，其中有一个武装基干民兵班，仅十人，清一色的“原住民”，且分散在大队管辖的四个村子里。而插队知青全部编入基干民兵，最高职务是副班长。直到1975年9月我病退离开云庄，每年两三次民兵训练统统是人手一根木棍，队列操练加上刺杀训练，七年中我只见到过一次“真家伙”——民兵连长显示了一支空膛的“三八大盖”！ 两相比较，不禁感到，当年我们插队所处环境与察哈彦知青集体是大相径庭，云泥之别。他们虽然是初来乍到察哈彦，但是，他们既钢枪在手（枪杆子），又能言善辩（笔杆子），还占据了前文之（B）指出的知青占据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加上察哈彦那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知青下乡后才得以迅速立足并且“掌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插队知青的普遍经历，值得斟酌。
在《察哈彦知青纪事》中看到，那个200余人的知青集体是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分三批到达察哈彦的，同时下乡的还有4名带队干部。但是书中对这4名带队干部的情况很少提及。但愿这是我对其中的人物不熟悉而忽视了相关内容。 对带队干部一词，并不陌生，似曾相识。我在江西新干云庄插队的时候，也遇到过带队干部，当时当地称之为插班干部。不过，他们并非与插队知青一道来自上海，而是新干当地的下放干部。当年这一做法是昙花一现，我在1969年的日记中对此有一些“实况记载”。 1969.10. 2星期四晴大队举办了下放干部、五七大军班长、大队生产队干部学习班。据了解，会上发生了严重争论。上午是学习文件。下午，先是解决工分问题。根据程世清同志的14点指示，五七大军的工分一律不得低于5分。当然在社员中有许多人是不同意的。干部中也有许多人不理解，但公社刘主任在“压阵”，不得不把工分都评到5分以上。……后来，学习班在五七大军生活管理方面，五七大军与下放干部、大队生产队公社干部发生了争论。争论是因为下放干部即将插班、在各班实行吃一餐记一餐的方法引起的。公社的意图在云庄搞学习宜黄先进经验的试点。此也是宜黄经验经验之一。当然很明显，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下放干部考虑，因为他们的会多。五七大军内部防止“多吃多占”则是次要的。公社刘主任提出了之后，遭到了五七大军全体代表的一致反对。据说争论相当厉害。 这里的“五七大军”是特指知识青年，而不是下文中对下放干部与知识青年的合称。 在9月14日日记中就提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对知青工作有指示，令知青高兴。半个月后，在公社主任“压阵”下和“严重争论”中得到落实，大队生产队干部不得已同意给知青提高工分。在工分问题上，知青是得到了下放干部的支持的，似乎应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话。其实，深入思考就可以发现，下放干部是拿国家工资的，所以在工分方面知青与下放干部没有利害冲突。但是，这样的“同盟”很快就在“下放干部插班”问题上变成了对立的双方。所谓插班，最主要的一点，是让下放干部在知青班实行“吃一餐记一餐”，这等于是让知青班变成下放干部的食堂。明显不过的是，知青“吃工分”且难以自给自足，下放干部“吃工资”又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二者存在不小的差异。所以，推行这种下放干部“插班”方式遭到知青抵制，也就不言而喻了—— 1969.10.29星期三晴晚上大队召集各班班长开会。一个是出勤，另一个是干部插班。五七大军负责人吴说，干部插班是“党的政策”“党的指示”等等。同时还宣布，下放干部老赖将可以随时插到我班，只要我班表示了欢迎，马上就可以实现同吃、同住。 1969.10.30星期四阴昨天晚上的会上说，公社指示，下放干部早工可以不出，每天只要出工半天，一个月出工15天就可以了。我很奇怪，这种指示是什么意思？关于下放干部插班，女生和陆明确表示反对和不欢迎，其他男生也不大欢迎，也有人模棱两可。 1969.11. 2星期日阴三个班长晚上与老赖座谈了，接洽关于老赖插到我班的事情。老吴后来也参加。据他说，下放干部暂时不实行同吃、同住，先在七班搞一个月试点再说。 1969.11. 8星期六晴下放干部很不像话。插到七班后，很少出工，专门指定×抓生活、搞菜地，这比起其他各班来，是无法比拟的。昨天又别出心裁地说，“要砍些冬柴”，兴师动众，大砍其柴。原来，是专门烤火用的。 1969.11.17星期一雨转阴七班下放干部插班失败。双方都说自己吃亏，终于决定不再实行“同吃”了。原来决定19日杀的猪，现决定明天出售生猪。 上述记载没有面面俱到地跟踪整个过程的全部细节，而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如果说那年10月2日的“干部学习班”上只是为“干部插班”吹吹风，那么，到10月29日的班长会就是开始施加政治压力了。尔后确实有个别班接受了“插班”干部、成为同吃同住的“试点”。好在其他“婉拒试点”的知青班也没有遭到更大的压力。但是“试点”仍然很快“分崩离析”了，前后只维系了半个多月。由于下放干部“吃工资”而插队知青“吃工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种菜、砍柴等具体安排上，很快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插队知青不得不立足于“出工之余”，而下放干部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日常生活的压力甚微。所以，“干部插班”的“政策”“指示”无视这样一条无形的鸿沟，是很难不失败的。 我曾经试图在网上查找有关当年“干部插班”的资料。看到196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说的是一年前伟大领袖发出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社论说，“一年多来，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级领导机关，成千成万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扛起锄头，拿起铁锤，积极参加工农业的集体生产劳动。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城镇居民参加农业生产。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阶段的极其壮丽的新篇章。”接着说到，“在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实践中，各地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其中举例之一是“插队落户。有的还把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知识青年等等组织起来集体插队。”不知道这与当年此时江西正在推广的宜黄经验有无关系（关于“宜黄经验”未能查到资料）。不过，无论有无关联，1969年11月20日社论发表的时候，云庄的“插班试点”已经无疾而终，而且也没有人试图让它“起死回生”。 如今时过境迁，无论带队干部来自何方或是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毕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有过的一个“推手”，也是使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十余年的各方“合力”中的一个“分力”，所以，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史的时候是不能忽视他们的。退一步说，即使是他们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也需要有根有据地说明这一点。
从上述带队干部联想到当年上海派往外地的慰问团。据说当年凡是有上海知青的省份都有上海慰问团的身影和足迹，但是，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如今很少有人忆及。“当代修志”的上海方志里也没有专门的篇章。我的妻子曾经在安徽淮北的亳县插队十年，对慰问团的印象是“蜻蜓点水，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我的经历和感受则明显不同。至少是上海慰问团江西新干小组确实发挥过一些“维稳”作用，尤其是1974年四季度开始的成立独立核算的青年队的热潮中，他们可谓“劳苦功高”。是否所有的慰问团都是如此，如今以我的一己之力是无法考证的。但是，在若干青年队编写的回忆文集中，对上海慰问团的情况与作用只字不提。这就显得有失偏颇。与带队干部相仿的是，上海慰问团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诸多“分力”之一，不能忽视。 （未完待续） 201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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