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上山下乡的说法依据何在?

                    ——致一位知青朋友之二

关于否定问题我会专门就此谈些看法。

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说过：“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对此，这位知青朋友在我的《不否定，你回来干啥》一文后留言认为：“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从来没有任何否定上山下乡的决议。上世纪80年初，国务院有过一个关于知青运动的总结报告，就总体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自己国内的艰苦地区搞生产建设，不是将自己视为‘优等民族’去侵略别国、去欺凌、压迫和掠夺别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纳粹与日本的战争和侵略混为一谈，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最起码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即使因为有文革，有一些过火或者不当的做法，也改变不了知识青年是在自己国内搞生产建设这一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

确实，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决议中没有一个是专门针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的决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问题决议里，对于“文革”是坚决否定的。

那么，作为“文革”中发生的上山下乡，难道要肯定？

在“文革”结束以后，当时的一些领导人限于当时客观环境以及历史局限性，对于这场运动采用的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

如何进行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呢？我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里刊登的这些领导人讲话中可见一斑——

1、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出解决知青问题的基本思路。邓小平说，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１亿人，平均１人不到１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很清楚，邓小平提出的上山下乡不能搞下去了和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难道是在肯定上山下乡？

2、胡耀邦７月３日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

大量的事实在证明上山下乡这条路确实走不通了，这难道不是在否定上山下乡？

3、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文件指出：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缩小、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也可以不动员下乡、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关键词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上山下乡这条路走到尽头了。这不是否定是什么呢？

4、1980年5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指出，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副总理万里说，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在搞上山下乡。赵紫阳指出，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

这些话已经彻底把上山下乡给否定了。

5、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才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这个总结限于当时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于上山下乡做了一个结论。在肯定这是一个“大试验”的前提下，承认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这位朋友所说的“国务院有过一个关于知青运动的总结报告，就总体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么这些话是肯定还是否定呢？

……

这些出于官方的讲话和文件说的清清楚楚。其实，我们已经不必纠缠于这些文字了。在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浪潮以后，上山下乡在事实上被终止了。如果是肯定的话，为何现在不搞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否定不需要一纸文件，不需要什么决议和讲话。老百姓一直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必须否定的。同样是官方的文件，一份由云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调查于1979年1月23日写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讲述当时云南各个农场的知青们是如何来否定上山下乡的——

“12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3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8]74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24000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丁惠民的复工电报于1月7日、8日传到西双版纳各农场，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只有两个场（景洪、勐养）复了工，有三个场（勐腊、勐满、勐棒）说是复了工，实际上并未复工；有两个场（东风、橄榄坝）仍然坚持罢工；有一个场（黎明）原来没有罢工，1月10日有400人宣布罢工。他们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形势还未稳定。现在，不少青年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场青年，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5、6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置之死地而后生！

难道我们忘记了？

这位朋友在理解历史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偏差。例如“即使因为有文革，有一些过火或者不当的做法，也改变不了知识青年是在自己国内搞生产建设这一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

“文革”仅仅是有一些“过火”“不当”？请好好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文革”是一场动乱、浩劫！这是有共产党正式决议的，怎么忘记了？有了决议不去对照，不和自己看法的非要人家拿出“否定上山下乡的决议”，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文革”还值得如此偏爱，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过火”“不当”？

我的一位署名“玉山云”的北京朋友，他也是云南农场的知青。对此在回复这位朋友的留言时是这样写的——

“对历史的看法，我们需要一个观察和认识过程。上山下乡的参与者也是如此。对此运动，我认为他的发生、发展到了文革出现了质变，已经成为对人权的疯狂践踏，完全是文革的产物了。所以否定他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不是那个有权的人可以解释说服的。奇怪你还有这样辩解的说法：‘当年知青代表没有否定上山下乡’。可笑！那是形势所迫，否则他们早已经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了。”

另外，这位朋友说，有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纳粹与日本的战争和侵略混为一谈，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最起码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真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来由在何处。只有智商很低的人才会莫名其妙地把知青上山下乡与纳粹与日本的战争和侵略混为一谈。这已经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事情了，而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污辱了。

 

不应抹杀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壮举

                  ——致一位知青朋友之三

我很难理解在我的博客文章《不否定，你回来干啥？》留言的这位朋友，究竟是怎样看待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的。

这位朋友在谈及当年的往事时说：“我还记得我的好友拿着丁惠民的第一封信找人签名时应者寥寥的情景。所以，我希望能够为文写作者特别是当年的亲历者能够正视事实，不要歪曲历史。因为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无可更改的事实，而且有很多实际证据摆在那里，歪曲不能永远得逞。”举出这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当年丁惠民写出第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以后是多么不得人心吗？难道还有其他什么介绍？那么是谁在歪曲历史呢？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实际证据”到底是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详尽地讲述了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的悲壮历程，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种种“证据”，不知这位朋友是否阅读过。即使没有阅读，那么当年的情景难道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为此，我特意摘录《我们要回家》一书的几个片段，看看当年是不是“应者寥寥”，还是一石掀起千层了。（摘录部分的小标题是我加的）——

滚雪球一般第一批约1000封公开联名信很快刻印出来，刻腊纸的是一个上海知青，名叫黎小弟。其父解放前曾是国民党校级军官，解放后家境不好，因为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在上海读书时一直受到歧视，心理长期受压抑，沉默寡言，他几乎就是个哑巴，很少议论外界的事。但这次参与讨论丁惠民发起的公开信，他却很活跃，因为公开信道出了他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他是学校的美术老师，素描基础扎实，钢板字刻得好，标准的仿宋体，有棱有角。油印传单的叫孙建喻，是一位身体壮实、忠厚的重庆知青，是十分场学校的体育老师，平时就是个热心人，总爱帮其它老师印考试卷和讲义，他人心细，油印技术很好，别人一张腊纸只可印七、八十份，他可印300份。

油印需要大量的纸张，好在这里不缺少纸，学校总务员丁惠民正是采购管理教学用纸张的。他几乎把所有的纸拿出来了，大张白纸用完了，用信笺，有一次甚至把一摞学生作业本拆开。很快，公开信印出来了，这件事传遍景洪农场10分场，各个连队派出知青代表来到分场学校，人们神情激动地守在油印机前，印出一份，取走一份，公开联名信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递到十分场各个连队知青手中。人们兴奋地读着这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纸页，它说出每个知青久久蕴藏在心底的话：我们要回家。不啻象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大胜，南方的农奴们捧读林肯写的奴隶解放宣言。

油印来不及，丁惠民索性派人将联名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景洪街头，景洪是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和景洪农垦分局的驻地，消息立刻像滚雪球般传开，景洪农场各分场的知青纷纷跑到景洪大街上传抄这封联名信。（232页）

我们要回家那天，我是在东风农场场部大楼墙上看到丁惠民写的这封公开信的，兴奋不已，立刻掏出笔记本将全文抄录下来，在场围观的一些知青以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误认为我是奉农场之命而来的“耳目”。

我们十四营九连是一个很偏僻的连队，我差不多是第一个看到这份公开信的，回去后立刻用白纸把它抄出来贴在连部的墙上，知青们闻讯都跑来看，一个个像过节般高高兴兴，终于有人出来为知青的命运说话了。

接连几天，各种消息传到我们这个远离公路的连队。有人告诉我，一团的知青正在我们一营发表演说，他就站在自行车上，有句话说得很刺耳，却道出实情：“农场不是个大熔炉，十年来没有将我们炼成钢，而是炼成了渣。”一天，6连两个知青跑到我们九连，要我们打开广播室播公开信，连领导有顾虑没有同意，他们央求我们写一条横幅，我毫不犹豫地铺开纸泼墨一挥而就6个字：“我们要回家！”这五个字没有一点政治色彩，但内涵很深，它包含着知青们多少血泪，这几乎是知青们众志成城的心底呼唤！（235页）

找知青的真理十分场学校很快成为版纳垦区知青的联络中心，各个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也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这说明知青同样也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仅仅局限自身利益。丁惠民所在的总务室时时刻刻挤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学校的知青老师们自发组织起来，帮着烧水做饭，接待远途来的知青，十分场下面连队知青们自发地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和蔬菜。真有点像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

有一天深夜，丁惠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六团（勐腊农场）两位知青浑身泥浆闯了进来，他们是受农场知青的委托，骑自行车赶了二百多公里，途中车坏了，他们就徒步推车；干粮吃完后，饿了就向傣家寨子乞讨剩饭，硬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进门第一句话：“你是丁惠民吧？我们找知青的真理来了”。令丁惠民感叹不已，热泪盈眶。

奇怪的是，十分场学校天天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农场方面却视而不见，保持着沉默。没有任何领导出面干涉过，但从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神判断，农场的头头们在等待上面的指示。终于有一天也是唯一的一次，农场党委书记来了，前后不过十分钟，对丁惠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中央领导都很忙，最好不要去打扰，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农场的组织部门逐级向上反映。丁惠民含糊地回答他：我们知青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央能解决。

第一封公开信发出后，两天之内，各个连队就将知青签名的名单送到丁惠民手里，全分场共有400多名知青签名，占该场知青总数的90%。（237页）

限于篇幅，我不可能把刘晓航教授的这本书全部摘录下来。也许在这位朋友的记忆中是“应者寥寥”，在你所处的生产队也许是这样的状况。但是这不能代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各个农场的知青全部。以我当年所在的云南东风农场为例，一个农场有十五个分场，每个分场至少有七八个生产队。那时没有网络、没有微信，是靠着知青们徒步把这个来自景洪农场的信息传递到有知青存在的地方,其艰难的程度是无法想象的。尤其是许多生产队居住于大山深处，消息蔽塞。当一旦得知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反映我们知青的问题时，不理解可以想象，惊讶一点也不奇怪，犹豫更加不足为奇。但是，我们要回家则是埋藏在知青心底的一种渴望、呼喊、期盼！最初的“应者寥寥”发展到了五万人集体罢工请愿说明了什么呢？这难道都忘了？这难道是没有“正视事实”？是在“歪曲历史”？

这位朋友说的对：“因为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无可更改的事实，而且有很多实际证据摆在那里，歪曲不能永远得逞。”问题是谁在健忘历史！

我摘录一段一位知青朋友在当年亲眼目睹云南知青上北京请愿一幕的记载——

说起当年的大返城，我那时正在搞病退。那时，我们基本上都不干活了。大家在忙着自己想办法回家的事情。最幸福的是那些能够顶替的人，天天在盼着邮递员送来顶替的调令。我没有顶替的机会，只好搞病退。我是以“心肌炎”为理由办的。记得在农场医院检查完以后，他们还要我到农垦分局的医院去检查一次。气的我与医生吵了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顶真的。再一想，其他几位朋友都要到那里去复查，据说是一路“绿灯”了。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了。也好的，去一趟景洪玩玩吧。没有想到来到了景洪，我还亲眼看见了我们知青北上请愿的一幕。现在想想真够刺激的，真够壮烈的。

那天我很顺利地在农垦医院办完手续后就跑到景洪的十字街中心的旅馆门口，找顺风车搭车回农场。街上到处是我们知青，场面上很乱，很无序。聚集在旅馆门前的许多人都在议论我们知青的事情。一时间找不到车，我就在一旁看热闹。

上午大约十点左右吧，我忽然看见在写着“云南省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字样的一面红旗的带领下，走过来一大帮人，像是游行的队伍。边上的一些人都在说，他们是从景洪农场那里走过来了。前面是十几个知青骑着自行车，就像现在外宾来的时候公安局在前面的开道车。紧跟着自行车后面的是我们知青的游行队伍，走的很慢。他们一起唱着《国际歌》，场面很悲壮的。看见这样的情景我的眼眶红了。我们知青的游行队伍来到旅馆前的地方停下了。大家围在十字街中心。一些人一个个站在中间发表演讲。说些什么我也听不太清楚。还是现在看了你的一些文章才明白，他们这些知青代表在进行上北京告状的告别演说。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实在是挤不进去，只是在旅馆的门口遥望。看见这些朋友慷慨激昂的演说，有的还高举起写的血书来表示决心……他们讲完以后，朝澜沧江大桥的方向走去。许许多多的知青们都尾随着他们，大家都神情严肃，仿佛这一去生死未卜一般。没有在现场的人是绝对感受不到的。

那天，我站在景洪的大街上久久不愿离去。我不敢想象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从内心深处我在默默地祝愿他们成功！

这位知青朋友，你当年也是亲历了这段历史。如今你存有这样的看法也是不奇怪的。建议你读读《我们要回家》这本书，建议你梳理一下尘封的记忆，建议你好好想想，怎样才是不歪曲历史的真相。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