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读到一段文字：“我们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硕果仅存的。其他三大文明都未能延续下来。” 挺自豪的气息洋溢出来，令所有华人乐滋滋喜洋洋。我忽然想，要是打一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方，一只猴子爬在树上感叹：“只有我们才是硕果仅存的，所有其他的类人猿都未能延续下来。”这只猴子大约也挺自豪。

罗曼.罗兰有句话，也许不算名言：“生活在一个太古老的民族，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我们已经领教得太多了。所谓人类文明，不过是人的思维摆脱动物禀性的过程。如果我们沿着历史的轴线竖着看过去，从动物界传承下来的专制体制逐渐转向人类的民主体制，这就是文明在社会关系方面的进展。理由其实很简单：只有民主才能顾及每一个人的权利；而只有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被顾及，这个社会才是公平的。

比较我们的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否可以允许成立这样一个区别：我们的文明是一个崇尚守旧的文明；而西方的文明是鼓励创新的文明。我们引以为荣的文明史，整个就是一部专制史。“君、臣、父、子”构筑了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僵化而且顽固；整个文化大致就是“官文化”，除了愚昧的感恩之外，没有“子民”的任何地位。

老毛有教导：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并且断言，站在这个立场上解释历史的，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我也曾笃信这个说教。不过也是他老人家的教导，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在那里统治。那么，无论胜利了的还是失败了的，都是同一个阶级自己在那里斗来斗去。由此类推，中国就没有历史了。硬要说有的话，也只剩下那一点农民起义算得上是历史，秦王扫六合；楚汉相争；三国等等，都算不上阶级斗争，只是封建地主阶级自己在斗着玩，如何算得上历史呢？由此看来，《共产党宣言》所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相反，我们似乎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维护专制与弘扬民主的斗争史。

竖着看中国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凡革新者，都没有好下场；凡守旧者，总是得意的。例如商鞅、王安石、李挚、谭嗣同等等。商鞅变法导致了秦国的兴隆，却使商秧遭车裂之刑；而商鞅遭车裂之后并没有废黜变法之要义。及至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突然“官运亨通”，尊的不是孔子的创造性，要的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从此国家人民就只是一块蛋糕，谋求统治权是唯一目标。

商鞅以后，时间浑浑噩噩过去了一千四百余年，到宋代始有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出现。虽然这次变法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铺垫，但变革总是不得人心，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一死，变法也就失败。于是我们不得不痛心地看到，我们引以为荣的文明恰是以守旧为标志的，“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成为我们文明的传统。

既然有人要变法，说明祖宗之法出了问题，至少有识之士认定它有问题。倘若大家都这么认为，变法就不会失败；而且变法之端一开，也会不断地变下去，中国也许就会换一个活法。遗憾的是，变法在传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社会只允许“照过去方针办”。更糟糕的是，许久都没有人再敢于轻言变法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于是蔓延开来：说不变的，是天经地义；说变的，一定居心叵测而且大逆不道。

书上的定论是说1840年我们开始挨打。不对了，我们的挨打应该开始于成吉思汗时代，是他的孙子忽必烈首先灭亡了中国。一个弱小的骑射部落灭亡了强大的礼仪之邦，这本身就证明我们的传统出了问题。我们的乏祖宗肯定不会如此认为，他们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祖制是不会错的，也万万改变不得；中国的百姓并不在乎谁统治他们，却在乎维持祖制。忽必烈也供奉儒家文化，于是他们的统治得以确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中国人从未有过的眼界由此而开。东西方文明遇到一次真正千载难逢的交流机遇，但在传统面前依旧碰壁。及至他的儿孙放任西方的文化引入中国，问题就严重了，造反便有了道理。八十九年的元帝国到此结束，农民领袖朱元璋就胜利复辟了传统，专制打专制，稍微开放的专制不敌顽固守旧的专制。

明帝国继续奉行专制文化，朱元璋大开杀戒把专制集权推向新高。接着昏昏沉沉混了几乎三百年。恰是在这三百年里，西方却在天翻地覆。而宋代就已经显现败落之相的祖制，此时更已病入膏肓。有已经看出问题的识之士还是有的，李挚便成为鞭笞祖制的第一人，下场自然不妙。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开始冒犯大中华，霸澳门、占台湾，中国的割地自大明始。

腐败的专制制度导致皇太极获得胜利，又一个更落后的骑射部落入主中原，没有文化的部落只能奉行汉文化，传统既然依旧延续，汉人也就心甘情愿地被统治。大清国的辫子直到今天还在电视剧里甩个不停。其实清国的胜利是中国最严重的灾难，元代开始明末又死灰复燃的中西交流被掐灭，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辉煌，这个短暂的辉煌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危机已经来临却毫无意识；躺在祖制的破船里却歌舞升平地不屑看一眼世界。

清国的辫子甩得再欢也甩不过近代西方文明，灾难于是开始了。鸦片战争的本质并非鸦片，是闭关锁国与开放自由贸易之战，升高一点说是专制与民主之战。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从谈判到基本条款都不提鸦片，而是强迫大清国开放口岸自由通商便是证明。从此，西方的文化、经济都得以涌入中国，直接的结果便是打破了传统的宁静。这不仅令统治国家的剥削阶级不满，就连被统治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也不满。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就是例子。尤其是义和团，“扶清灭洋”显示了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合作抗击西方文明的决心。

即使辛亥革命其实也是由抵制开放的“保路运动”引发，皇室被迫开了扇窗子，民间便掀了皇室的屋顶，略有讽刺意味的是，立宪派比革命派起的作用更大。不过专制传统依旧，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即为了专制借助民主、共和。《走向共和》确实不容易，对那些抵御西方民主势力不力的罪魁祸首，哪怕只是稍微的容忍，都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再往下，无论老蒋仰或老毛，本质上都是专制文化之佼佼者。借老毛的一句话：“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老毛的胜利是专制传统最辉煌的胜利，老蒋“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注定了失败的下场。

经过百余年的拼搏，中国的专制传统终于战胜了外来的民主势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可见非虚。老毛书写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描述了这种延续传统的内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所谓“民族独立”无非维护传统的另类表述；而人民倘若失去真命天子，那也就谈不上“自由幸福”。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怎么可能不“一边倒”呢？西方的文化根本否定专制，依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专制必定实行不下去；斯大林尽管割了我们的地抢了我们的许多东西，但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经济专制模式恰好补充了我们传统专制制度的不足。“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表述是恰如其分的，中国历代的专制传统，都未能顾及经济模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经济专制的法宝。“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把几千年皇帝老子都管不到的小农全管起来了。当一切人的饭碗都捏在专制体制手中，“德先生、赛先生”都只能投降。即使鲁迅活到领《作协》工资的年代，他肯定也会为“人民大救星”效劳。

反美是一切专制主义者的天性，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金日成直至萨达姆、本拉登、塔利班等等，无一例外。反修正主义也属理所应当，这些家伙们要走的议会道路终归是民主道路，结果依旧是专制的死对头。反帝反修是幌子，是坚持专制的必须。尤其是修正主义，那是变了相的否定专制。而修正主义是在阵线内部作乱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方式总是在诱惑着不坚定的革命者，否定专制体制或曰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轻而易举。时过境迁，人们越来越不喜欢专制的道路，道理其实也简单，独裁者毕竟只有一两个，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决定了民主势力必然受欢迎。

于是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下去，“文革”完全是无可避免的，它只能发生在世界上专制最肥沃的土地上。当政治的、经济的专制已经实现，文化的专制就成为必然。何况马恩列斯全都没来得及描述文化专制的理论与实践，即便有一点涉及也非常肤浅，创造性地发展便历史地落到老毛肩上，这是第三个“里程碑”。有了这个“里程碑”，人类的专制体制就完满了，至少也是飞跃了。

1967年5月16日深夜，当所有的御用文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老毛只好亲自命令并且亲自审定修改了《伟大的历史文件》，公布了“第三个里程碑”。直至他老人家去世之前，仍念念不忘地强调这个“里程碑”的重要，甚至比他君临天下还重要。只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坑灰未冷天下变，改革开放首先便砸了这个“里程碑”。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也是最辉煌的一位专制大师逝去久矣，无论还有多少宁愿跪着讴歌“圣祖先皇帝”的孝子贤孙，专制的气数实在无多了。孙中山至少有句话还是很中听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社会总是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进步的，它不会理会“圣经”、“佛经”、“古兰经”仰或“马经”。你无论封哪部经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社会都不会按照它行事。理由同样也很简单：傻子只会越来越少。

话题回到开头。树上那只猴子继续抓它的虱子，也许它脑子里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有朝一日当上猴王，一定要治理好所有的猴子。也许，与这只猴子同样的基因，一定还存活在某些人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