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3（五）】：

非暴力的世界远在天边

几天前在网络上漫游，看到一段马丁·路德·金的视频，《我有一个梦想》。我知道这是他最著名的演讲，演讲的时间是1963年，地点是美国林肯纪念馆前，听众据说有25万人。我在回顾1957年时曾经写过一篇《美国黑人咏叹调》，提到他的这次演讲，“让许多黑人的梦想，从晦暗到晴朗，从丑陋到美丽。但是，梦想终归是梦想，黑人依旧是黑人。”写那篇文字时，我只读过《我有一个梦想》的中文译本，没有看到那次演讲的影像资料。

演讲的时间不长，只有11分钟.开始时他的神态显得拘谨，到了后来渐渐放开，但是频繁地低头看稿子，低头看一眼，抬头说一句，还是有些紧张。那段录像用了几个机位拍摄，经过认真剪裁和制作，一看就知道是电视台专业人员的功底。他的胸前放了许多录音话筒，估计是演讲的盛况正在几家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我这样猜想，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媒体享有新闻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他演讲后，立刻邀请他去白宫，一起商量怎样才能解决种族歧视和保障黑人权利。那一天是1963年8月28日，他们的谈话很热情也很融洽。他们想做的事情很多，生命里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肯尼迪还有不到三个月，金还有不到五年。他们将要死于谋杀者的枪弹。

这段录像我反复看了三遍，一直到我快要打瞌睡了。

说来也惭愧，无论怎样精彩的演讲，我一听就想睡觉。这毛病是从1980年代养成的。那时，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译成中文又仔细修改之后，收进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而我正在中国的一所中学教语文课。有一天，我有了两个小小的发现：一是课本里的这篇演讲稿，文采飞扬，比我写的文学散文更像文学散文；二是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忽然就来了演讲的高潮，铺天盖地，名目繁多，且经久不衰，几乎把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变成了演讲的共和国。

演讲，对于金来说，是成为黑人领袖的基础；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获得各种利益的途径。那时候遇到有人恳求，或者是长官安排，我也帮人写过演讲稿。怎样写呢？还是先前报纸上那些假话空话大话的内容，但是变一下方式，把硬邦邦、没人性的假话空话大话，改成有文采、有情感的假话空话大话。很多中国人搞不清文学写作和其它写作的界限，你是作家，什么都应该会编写，什么都应该写得好。最近的一次参与，是一位高官的演讲稿。他去美国的哈佛大学参加级别很高的进修，结束时需要三分钟的演讲，只好用越洋电话求助。比较起来，那样的演讲还算重要，讲不好丢东方人的脸面。

说到演讲，我想起几乎忘记的一件事：二十多年前，正是草木摇落、白露为霜的深秋，我的一位同事的同事，参加演讲比赛，把四五岁的孩子锁在家里。孩子爬到窗台上去玩，不小心从六楼掉了下去，幸好落在人们为过冬准备的一大堆白菜上，只受了一点儿轻微的创伤。今年的某一天，我参加了那孩子的婚礼，看到隆重和愉快的场景，我又是高兴又是感叹：真是幸福啊，真是幸运啊，幸亏没有被当年那场虚空的演讲，夺去一条真实的生命。

黑人领袖金，其实有演讲的天赋和演讲的技术，比较真实，比较灵活，比较深入，比较有感染力，但是容易把话说到极致，难免沾上大话和空话的痕迹。我还记得他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仪式上他说：“总有一天，地球上的人都会看到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宇宙的哀号将变成友爱的诗篇。”我欣赏他表述的内容，但我觉得，一旦语言达到了极致，也会成为暴力语言的一种。金是非暴力运动的领导者，为什么使用那样的暴力语言？

金最让我赞成的，是他领导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争取平等待遇时，坚持一场非暴力的斗争方式。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

难在哪里呢？如果读过我那篇《美国黑人咏叹调》，你可能会记得其中的小石城事件，1957年9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派了一千名空降士兵，到那里保护九名黑人孩子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读书。平均一百多美国大兵保护一个学生，完全可以写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在那个事件里，我们看到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既不是国家法律也不是国家政府，而是美国南方的白人公众。白人与黑人的深刻冲突，仅仅在表面上是种族冲突，实际上是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白人文明与黑人文明的冲突，需要两种文化或两种文明到了比较接近的时候，才能消解。打个比方来说，大风呼呼地吹着，从南向北或从北向南，要等到南北两地的大气压比较接近，那吹过天空和大地的风，才会减弱，才会停止。

这样一来，我们都能想到，金领导他的非暴力运动时，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运动需要大部分黑人参加，否则就没有力量，不会成功；另一方面，运动的规模越大，黑人的暴力倾向就越强烈，越难控制。金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不能在云端呼风唤雨，也不能在大地施行神迹。我如果是金，几乎看不到非暴力运动的前途，也难于掌握非暴力运动的方向。我需要做的，首先应该是改变黑人群体的文化方向，提高黑人群体的文化品质，然后再争取平等待遇。但金很厉害，在暴力倾向严重的群体里首先提倡非暴力运动，然后在运动中一步步提高黑人群体的文化品质。我个人以为，不管金的努力有多少效果，都是那个民族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化身。

在我有些模糊的印象里，最早的非暴力抵抗出现于古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在他们武力占领的地方，一小群基督徒用他们崇尚善良、宽容、仁慈和忍耐的方式，对抗过执政者的暴政，拒绝过执政者的统治。不过那年代太久远，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到了近代社会，首先提出非暴力对抗的，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

我买过他的散文名著《瓦尔登湖》，翻了几页就放下了，希望以后出版更好的中译本，然后再认真欣赏。再细致一点说，对外国语言作品的翻译，有些像油画或国画的印刷品，一般都看不出细节的精妙之处，但是，假如你遇到一幅制版印刷非常粗糙的印刷品呢，往往连整体的效果也看不出来。20世纪的中国，由于文学语言长时期惨遭破坏，翻译梭罗的《瓦尔登湖》无能为力，翻译他的论文还算可以。我读他在1849年发表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不仅看得下去，而且看的很有味道。现在挑选几个片段，我们来一起欣赏：

——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权威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认可或赞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产行使权力。从极权君主制到限权君主制，从限权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进步。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敬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献身于根除一切邪恶甚至万恶之首的事业，并不当然是一个人的义务；他仍然可以从事其他一些合适的事务；但如果他不再关心铲除邪恶，那他至少有义务洗手不干，不给予实际的支持。

——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那么这场革命就成功了。就算这种作法可能会引起流血吧。当人们的良心受到创伤时，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流血吗？由于这种创伤，一个人将失去他真正的勇气和不朽的气质。他会如此流血不止，直至精神上的死亡。

马丁·路德·金在大学一年级，读到了梭罗这篇论文，并且同列夫·托尔斯泰和圣雄·甘地一样，被这篇论文深深影响。我阅读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领略了他“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觉得很有必要，以暴力制止暴力，带来的还是暴力。我还在后来的阅读里，多次看到人们对甘地非暴力对抗的描述，说他用这种方式，让印度民族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得到独立，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斯大林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背叛了人民，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

谁的说法正确呢？我看了更多的资料之后，觉得这两种说法都被放大了很多倍，并且忽略了一种时间上的巧合——甘地实践他的非暴力主义，英国想要放弃印度殖民地，都是处于同一段历史时间之内。放弃印度的理由有很多，比如看起来没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发展更快，比如对殖民地的经济投入大于它的经济产出，比如在战后美国影响下各国都在放弃殖民地，比如英国在战后无力经营众多的海外殖民地，等等。其中也会有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的理由，但很有可能，这不会是重要的理由。

由此我又联想到金领导美国黑人的非暴力运动，是不是也被放大了呢？如果，不是同美国政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处于同一个历史时间，他们会有多大的成效？由此我又联想到，20世纪肯定不是非暴力革命的世纪，那么，非暴力革命的世纪，是不是远在天边，看得我们眼睛也花了，还是没有看见？

有意思的是，当金领导非暴力运动时，美国并不缺少领导暴力革命的黑人领袖，活动还非常积极。比如中国人更熟悉的罗伯特·威廉，他搞了数不清的暗杀、绑架，以后逃到古巴，又在1963年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最高领袖的亲切接见。1963年，中国最高领袖还为他发表了一份《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然后他一边在中国长期居住，一边担任从美国分裂出去的新非共和国的总统。

据说新非共和国的版图是美国的五个州。据说新非共和国只有版图没有国土。据说新非共和国的国民很少，全都任命为国家领导，没有一个百姓。

据说，知道此事的美国人，都把它当作一个玩笑。

 

丢什么也不能丢了灵魂

我羡慕大多数的人，他们活在没有负担的今天，自得其乐，自欢其缘。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活在记忆的过去，活在幻想的将来，记忆和幻想都是心灵的负担。现在，我想终止对1963年的回忆。我在那个普通的年份，耽搁得太久了。那个普通的年份，还有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我眼前升起。

先从近处说吧。

我三哥读到小学四年级，放假时到乡下舅舅家住了二十多天，再回来时，带来了乡下人爱说的脏话。

我爹告诉他，把借老刘家的钳子送回去，他们家等着用呢。他顺口就接了一句：鸡巴毛吧。我爹一愣：你说什么？我三哥又重复一遍：鸡巴毛吧。

不许说骂人话！我爹把手一抡，结结实实地落在他脸上。他哭了：我大舅那堡子里，谁都这么说，我大舅他们也这么说。

我三哥说的是实话。辽宁农村里，很多人都这么说，在表示不耐烦、不相信、不以为然的时候。

我爹又给了他一巴掌：记住，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家的人，不说骂人话。

在那之前，我没有听大哥二哥说过骂人的脏话，从那以后，也没有听三哥说过骂人的脏话。在我的记忆里，我们那片工人住宅区里，很多孩子会骂人，孩子的老娘也会，她们像几年前住在乡下那样，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对方，身体向前倾斜，脚下一蹦一跳的，什么难听就骂什么。通常她们不会骂得很久，骂了几句就会动手厮打，就会有邻居帮助拉开。

这就是鞍山人的风格，喜欢动手打架，不喜欢动口骂人。离鞍山不远的大连就不一样，喜欢动口不喜欢动手。一次我乘坐大连火车站到马栏村的公交车，听到一场旷世精彩的对骂。先是一位女士的脚被踩痛了，她不由分说开口就骂，疾风暴雨一般，不容对方有插嘴的机会。车过了几站后忽然有个急刹车，她只是稍一愣神，被骂的女士抢了机会，立刻回骂，并且语速极快，骂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不管你有没有反响，骂得昏天黑地、痛快淋漓，骂得你再也插不上嘴。那一次体验，像是看一部四十分钟的独幕话剧，我应该在中途下车，却一直坐向终点，一直到她们在终点分手。

有些鞍山人到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给那里留下了东北人爱打架的强悍印象。本来按照当地的习惯，他们骂累了也不会动手，但是以鞍山人为代表的东北人，不等他们骂到第三句，一个直拳朝下巴打过去了。他们的嘴肿胀疼痛，第四句就骂不出来了。

国土很大，南方北方的差异很大。

美国也是一样，也有很大的差异，我在前一篇写到南方人和北方人对待黑人的相反态度，只是其差异的一种。其它的差异有时候被我们忽略，就像我们忽略了林肯、肯尼迪是坚定的民权主义者，这是他们两人与其他美国总统的重要区别。林肯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给予黑人自由的身份；肯尼迪正在促使国会通过一项议案，给予黑人公平的权利。

和肯尼迪相比，杰奎琳对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不会更深远，可能会更广泛。1960年代以前，欧洲人眼里的美国，虽然是经济上的暴发户，但还是让人瞧不起的土包子，没有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缺少修养也缺少品味。

可是在1961年，随着新总统继位，三十二岁的杰奎琳成为第一夫人，比先前的历任第一夫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多岁，让美国所有男人女人的眼前突然变得明亮。美国女人把她尊崇为时尚品味、艺术风格、健康生活的领袖，开始狂热地追捧和模仿，像她一样说话、着装、读书和运动。比如，杰奎琳每星期要读十几本书，带起了美国人都去读书的兴趣。实际上，杰奎琳使美国的文化、饮食、时尚，甚至音乐都焕然一新，使美国人在短短几年里飞快进步，彻底改变了不修边幅的牛仔形象。我读到的文章说，戴高乐、赫鲁晓夫、尼赫鲁等一些著名的领袖人物，看到美貌、智慧、自信、宽容、勇敢、坚强的杰奎琳以后，也改变了对美国的不良印象，觉得美国有品位、有魅力了。

谁能想到，就在1963年，杰奎琳成了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这一年她三十四岁，与肯尼迪结婚了整十年。这一年8月，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是个可爱的男孩，取名叫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出生时只有1.8公斤，是提前五个星期离开母体的。对于这早产婴儿，外面的世界太寒冷，太刺眼，太喧闹，也太痛苦。他在这世界上只停留了三天，匆匆忙忙到另一世界去了。埋葬了帕特里克轻飘飘的遗体，杰奎琳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接下来是1963年11月22日，德克萨斯州。这一天阳光充足，建筑物的窗玻璃和凯迪拉克车身反射的阳光令人头晕目眩，坐在敞篷车里的杰奎琳几乎睁不开眼睛。前排坐着州长和州长夫人，州长夫人手里捧着一大束黄玫瑰。后排坐着她和肯尼迪，她的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街两边的人群密密层层，他们身着节日盛装，有的让孩子骑在肩头，一边激动地挥手，一边呼喊着肯尼迪和杰奎琳的爱称——“快看，他们来啦！杰克和杰姬！”几个小时前，飞机在云端飞行。总统的一位私人顾问担心肯尼迪此行的安全保障，肯尼迪对他们说：“如果谁想从窗口用步枪向我射击，谁也无法防止，因此又何必多操心呢？”不幸的是，肯尼迪的预感真的应验了。下一条大街拐角处，有一支加了瞄准镜的步枪从窗口向他射击。他头部中弹，白色脑浆和红色血液四处飞溅，头颅的一部分飞出车外。那时候的杰奎琳，还想爬出车厢，把丈夫的那部分头颅捡回来，以为这样能挽救他的生命。

可怜的杰克。可怜的杰姬。人世间最大的惊恐，人世间最深的绝望，在她生命余下的三十多年里，很难离开她的梦境——假如她还有梦的话。

梦是什么？梦是星期一的清晨，梦是放一只风筝，梦是浅色的希望，梦是拥抱着光明。活在世上的诸人，如果心已经死了，还会不会有梦？梦与人的思维关系更多，还是与人的灵魂关系更多？

我想起196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发明奖的尤金威格纳博士。他大力支持量子学说内涵的哲学部份：人类具有一个非物质的意识力，能够影响物质的变化。

巧合的是，1963年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获诺贝尔医学奖的约翰艾克理教授，也在关注同样的问题。在他的获奖论文中说：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这就是灵魂的构成。人体内蕴藏着一个非物质的思想与识力的“我”，它控制着大脑，就好比人脑指挥电脑，它使大脑内的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这种非物质的“识我”，在肉体大脑死亡之后，仍然存在并仍能有生命活动形态，可以永生不灭。

我又想起来，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塞菲里斯，从少年开始被逐出自己的出生地，“他与被压迫和离散的人们遭受同样的命运，并不止一次地在他成年时期扮演着一个不可逃脱的角色——无家可归”（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但他真正的故乡，不是他的出生地，也不是他的祖国，而是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那是诗人灵魂的故乡，也是塞菲里斯漫长又艰难的回家之路。

一下子想到1963年的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我想寻求答案，又担心物质与非物质、梦与灵魂的范畴太大了，让我迷失其中，找不到回来的路。

这可不是吓唬自己。

尤其是在1963年。这一年类星体的发现，让浩渺的宇宙更加浩渺，让神秘的时空更加神秘。此后，无论我们是谁，只能谦虚地说是一位地球人了。

而我们每个地球人所关心的，在喜笑怒骂的生活之上，应该有爱、公平和幸福，还要有勇敢、善良和高贵的灵魂。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