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批毛者多是老人?
作者:狼头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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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批毛者多是老人? “为何批评毛**的人多数会是老年人?”——有网友发纸条给我如此发问。在此,我尽其所知回答网友,以诚谢网友对我的信任。 首先我要说,是因为只有全程亲历过毛时代的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才真正体验过什么样的统治叫“暴政”;他们将毛时代的社会真实状况讲给现在的中青年人听,有时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讲的怎与教科书上讲的相反呢”?或者说“你们都是反毛的右派分子”!再或者说“你们在讲寓言、神话、童话来哄我们”......于是,这些老人们百口难辩,干脆用极为有限的有生之年来重新评价“教科书”之外的那个老毛。 其次的原因是,中青年怕讲了“非毛”的实话会不被提拔重用、加薪升职,甚至会丢掉饭碗。然而,退休了的老人们一天天在接近火葬场,离死都不远了,他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他们胸怀时代责任感,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毛时代的真相毫无保留地揭露开来,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帮助儿孙们去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在这里,我首先要给中青年网友介绍由一批老人们创办的批毛左为主的《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 对古今中外、重点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给杂志撰稿的作者,有许多是过去曾经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的老同志和在理论学术界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学者,比如象于光远、李昌、杜润生、李锐、李普、杜导正、朱厚泽、袁鹰、戴煌、杜光、高放、高尚全......等老人。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很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们作为两头真的一代,大多数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还有的已是耄耋老人,有的甚至临近百岁之期。 因他们出于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爱,他们敢于说真话,敢发人之未敢发之言,用自己的笔头积极建言献策,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老同志们老当益壮,愈老而弥坚。他们的文章因事而作,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思想的火花喷薄而出。为了书写真实的历史,为了人民的福址与安康,他们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智慧和力量殊为可贵,功德无量,让人起敬。 他们带了一个好头,他们的存在是国家与人民之幸;他们的垂范无疑给我们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无穷的榜样。在这方面,我们年轻的同志反而显得落后了,思想僵化了,受制于这样那样的制约,应该向老同志们学习,迎头赶上。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老同志们思想的火炬,大胆建言献策,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实现民强国富。 另外,我要重点介绍一个现年84岁的“批毛干将”茅于轼先生。他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他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是货真价实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民主党。 1958年茅于轼被打成反党反社会右派分子,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得了平反。1986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建经济研究所,任荣誉理事长。2012年3月他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奖”。 多年来,茅于轼先生矢志不渝地公开批判毛**,他也因此而多次受到毛左们的侮辱甚至人身攻击,可他却至今不曾有过半点儿妥协,他真是个誓死要与毛时代暴政真相较真到底的坚强老人。 我们从他以往的著作和言论来看,他分析的大多是当前社会存在的疑难问题,他的有些论点,也确实很让“主流”思想尴尬。不过,也顶多算是有一点“激进”罢了。但在近年,茅老先生却突然地抛出一枚“重磅炸弹”——把毛**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 该文从各个方面多个角度分析批判了毛**,措辞之激烈,批判之深刻前所未有,几乎全盘否定了毛**。整篇文章用了大量事例和数字,深刻分析了毛**。有评论家说“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以后会后背冒冷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茅老会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可以说是人身危险)突然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有评论家分析称,茅老是看到重庆大力推行“唱红”......大家都知道,“唱红”只是一种表面形式罢了,其真正目的是通过“唱红”表明一个姿态:“我们是红后代,我们是红色政权的维护者,从而在政治上能后占一个先机。”一句“借尸还魂”成语,或许可以用来概括。 茅老认为,红色政权的最终依靠来自于毛**,而只要毛**还在神坛上被供奉着,唱红就能有根。所以,茅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正是要把毛**拉下神坛还原成人,让“唱红”彻底失去依靠,并遭到包括当前的执政领导人和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抵制。此文章在国内流传开后,对于重庆的“唱红”是个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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